布拉格之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捷克斯洛伐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就明確提出：必須探索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

“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提出是基於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國情的。二戰前，捷克斯洛伐克是歐洲十大工業國之一，經濟比較發達，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較高，民主傳統比較深厚，同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有較密切的經濟和文化聯繫。二戰中，在反法西斯運動中形成了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陣線，建立了民族陣線聯合政府。

然而，當冷戰的陰影開始籠罩歐洲，在兩大陣營對峙的格局中，捷克斯洛伐克“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面臨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一方面，西方國家千方百計想復辟資本主義，他們挑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陣線聯合政府中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製造政府危機，企圖將捷共排擠出內閣；另一方面，蘇聯也改變了戰後初期允許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寬容政策，迫使這些國家按照蘇聯的模式建設社會主義。

蘇聯模式是在帝國主義包圍的環境中形成的，並在蘇聯反法西斯的衞國戰爭中鞏固起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但是，二戰結束後，歷史條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蘇聯模式應當順應新的歷史條件進行改革，否則必然要引起困難和問題。

其突出問題是：經濟上，片面發展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滯後，生活必需品供應緊張，引起人民羣眾不滿；政治上，個人迷信、官僚主義以及肅反擴大化，更加劇了社會矛盾。 ^[2-3] 

1953年斯大林逝世，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哥特瓦爾德參加完斯大林的葬禮回國後不久也逝世了。繼任者是安託寧·諾沃提尼，他在親蘇、仿蘇方面超過了前任領導人。他沒有糾正前任的錯誤，反而在強化蘇聯模式方面層層加碼，繼續大搞個人崇拜，製造冤假錯案；經濟上依舊畸形發展，各種矛盾在積累。 ^[1] 

1953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比爾森斯科達工廠5000工人上街遊行，衝擊市政機關，成為戰後東歐國家出現的第一次騷亂。

但問題仍長期得不到改善，到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工農業總產值進一步下降，羣眾不滿情緒增長。由於民族問題處理失當，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大民族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在西方和平演變政策挑動下，國內反社會主義勢力也蠢蠢欲動。社會矛盾加劇了黨內鬥爭，黨內外要求捷共領導人諾沃提尼下台，要求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

在這一背景下，1968年1月，捷共中央全會選舉杜布切克為中央第一書記，開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探索，即“布拉格之春”。 ^[2-3] 

關於“布拉格之春”，長期來在國際上有不同看法。通過對其改革綱領的分析，可以看出：“布拉格之春”是探索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構想，集中體現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行動綱領》，以及杜布切克等人的講話中。

其主要內容包括：

“布拉格之春”提出改革的綱領，就其廣度和深度而言，是當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最全面和最徹底的改革。它的實質是徹底摒棄了蘇聯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徹底從捷克斯洛伐克條件出發”的社會主義模式。捷克斯洛伐克不僅要擺脱蘇聯模式的羈絆，也要在政治、經濟，甚至軍事上擺脱蘇聯的控制，維護自身的主權和獨立。

“布拉格之春”遇到的干擾，既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既有來自右的，也有來自“左”的。改革與反改革的鬥爭充滿了“布拉格之春”的全過程。特別是，捷克斯洛伐克位於“歐洲的心臟”，處在歷史和文化潮流的十字路口和兩種制度的衝突點，改革顯得更為艱難。

國內的保守勢力千方百計抵制改革；國內的反社會主義勢力企圖破壞改革；西方國家妄圖利用改革，推行和平演變；蘇共習慣於以“老子黨”自居，對杜布切克等人要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不能容忍，最後決定用武力扼殺“布拉格之春”。

1968年6月20日，由蘇聯發起，華沙條約國部隊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進行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後，蘇軍並沒有按約立即從捷境內撤出。

7月14日，蘇聯、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和波蘭人民共和國五國黨政領導在華沙舉行會議，在沒有捷黨政領導參加的情況下，專門討論捷克斯洛伐克問題。會議公報稱：

“與會者特別注意到力圖通過破壞活動來顛覆個別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帝國主義勢力正在加緊活動。”

會議通過了五黨給捷共中央的聯名信，信中説：五黨過去和現在都無意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內政，無意破壞各黨關係中互相尊重、獨立平等的原則，但決“不能同意敵對勢力”把捷“從社會主義道路上拉開”，這“威脅着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利益”，這“已經不僅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國的事情了”。 ^[2] 

1968年8月10日前後，蘇共中央選定於8月20日採取軍事行動，對捷克斯洛伐克實行武裝佔領。8月18日，準備跟隨蘇聯一起出兵的華沙條約締約國領導人飛抵莫斯科。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向他們作了即將開始的軍事行動的最後佈置和説明。瓦爾特·烏布利希、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卡達爾·亞諾什、託多爾·日夫科夫等都表示毫無保留地執行蘇共中央的決定。當天，他們都立即回國，作最後的部署和落實。 ^[10]  (來自《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 ^[11] 

1968年8月20日，蘇、波、匈、保、民德五國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 ^[4]  。當天晚上11時，布拉格機場接到一架蘇聯民航客機信號：“機械事故，要求迫降”，未予拒絕。客機一降落，數十名蘇軍突擊隊員衝出機艙並迅速佔領機場。6小時後，蘇軍控制了捷克全境。幾十萬捷軍全部繳械，北約也沒來得及作出任何反應。杜布切克並沒有組織抵抗，在這次事件中有80名捷克人被殺，與匈牙利十月事件相比大大減少。蘇軍佔領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 ^[2]  8月26日，捷蘇簽署協議，同意“盟軍” “暫時留駐”。直到1990年2月，兩國才簽署蘇從捷撤軍協議。 ^[5] 

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薩克代替杜布切克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 ^[2]  ，改革運動夭折。 ^[6] 

學者認為，東德應對“布拉格之春”的策略是：將對捷共改革的批判同西德“復仇主義”滲透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脅聯繫起來，以此加強陣營內部的團結；在蘇聯和華約峯會面前保持對前兩者的強硬態度，促使蘇聯對捷強硬和支持東德，並最終對捷動武。 ^[7] 

蘇聯佔領捷克事件一發生，周恩來總理就指示外交部研究對策。當時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建議發表政府聲明，配以《人民日報》專論，來表達中國政府的立場和態度，並草擬了《關於揭露和譴責蘇聯武裝佔領捷克的請示報告》。但是，就在這時，周總理從另一份外交部和對外友協關於慶祝羅馬尼亞國慶24週年的聯名請示中發現，正巧8月23日是羅馬尼亞國慶，屆時羅馬尼亞駐華大使杜馬將舉行國慶招待會。周總理抓住了這個天賜良機，當即果斷地作出決定，並在請示報告上批示，提高出席招待會的規格，把原來以郭沫若副委員長為首改為周總理親自出席並發表講話，闡述中國對捷克事件的立場。同時，確定出席招待會的人數也由200人增加到300人，並有意增加了出席招待會的軍方代表人數。 ^[8-9] 

1968年8月22日晚，羅馬尼亞駐華大使杜馬求見陳毅。受羅馬尼亞黨政領導的委託，向中國介紹羅馬尼亞政府就捷克局勢給蘇、波、匈、保、民主德國五國政府的通知。陳毅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見了他。杜馬大使介紹了羅馬尼亞政府在通知中指責五國軍隊佔領捷克領土，干涉捷克內政。並在布加勒斯特舉行了10萬人羣眾大會，齊奧塞斯庫強烈地譴責了這一事件，説這是國際共運的最大恥辱，並且宣佈採取一系列措施，準備保衞獨立主權。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