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圖克圖

元明時期雖然有“呼圖克圖”一詞，但只是寫在人名、地名和佛經名前。其作為高僧頭銜始於1578年俺答汗與索南嘉措會晤於青海仰華寺之際。俺答汗在贈予索南嘉措“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尊號的同時，也對東科爾呼畢勒罕喇嘛贈予了“滿珠錫裏呼圖克圖”封號，對索南扎克巴呼畢勒罕喇嘛贈予了“邁達裏呼圖克圖”封號。有觀點認為，俺答汗授予的“呼圖克圖”的含義為“有果位”或“有道”。到了清代，呼圖克圖就成為朝廷冊封蒙藏地區活佛的職銜之一（此外還有諾門罕、班智達、堪布、綽爾濟等）。 ^[10] 

乾隆以後，“轉世”須經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籤確定。西藏的大呼圖克圖有些具有出任地方政府攝政的資格。《清會典事例·理藩院·喇嘛封號》：“乾隆二年議準喀爾喀額爾德尼班禪第達呼圖克圖、乍雅班第達呼圖克圖各徒眾甚多，凡官差出兵皆與扎薩克佐領下人等一同行走，應各給予管理徒眾印信。” ^[8]  清梁章鉅《稱謂錄·喇嘛》：“當呼畢勒罕未出之前，彼教於佛前誦經祈禱，廣為訪覓，各指近似之幼孩，於佛前納穆吹忠，擇一聰慧有福相者定為呼必勒罕，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傳襲其號，以掌彼教。” ^[9] 

在歷史上，藏傳佛教流傳各地（包括西藏、青海、甘肅、蒙古等地）的大活佛，只有得到清朝（1644—1911）政府的冊封和承認，才能稱為呼圖克圖。這些活佛都要在清朝專門管理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的機構理——藩院正式註冊，並且由政府發給印信。到清朝末年，在理藩院註冊的呼圖克圖共達243人。呼圖克圖與‘呼畢勒罕’一詞之意義，似同實異。呼圖克圖系受政府冊封的一種行政上之職銜。而‘呼畢勒罕’則為轉生而仍不昧本性的修行者。凡是呼圖克圖，必為‘呼畢勒罕’；然為‘呼畢勒罕’的行者，則未必盡受冊封為呼圖克圖。

根據清朝理藩院的檔冊，乾隆至道光年間，共計有呼圖克圖一四六位。其中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四位稱為蒙藏佛教的四聖。達賴統領全局；班禪輔佐達賴而領後藏；哲布尊丹巴領漠北蒙古；章嘉領漠南蒙古。又，漠南蒙古以章嘉為首，實際上有八大呼圖克圖，是清廷冊封的八位高僧。彼等各有領域及駐錫的寺院，平時常駐於北京，每年前往領域視察一次。

呼圖克圖有格魯派活佛，也有其他教派的，數量眾多。即使按地域化身，正如《中國藏學》所刊嘎·達哇才仁先生《論藏傳佛教活佛等級制度》所述的，也還應包括駐京呼圖克圖、甘青地區呼圖克圖、西藏地區呼圖克圖。其中僅西藏一地，就有37位呼圖克圖，涵蓋格魯、噶瑪、寧瑪都多個教派。因此，呼圖克圖的“系統”一説，牽涉龐雜（包括教派、所屬主寺、政教地位等），不能簡單劃分。 ^[2] 

呼圖克圖在蒙古地區為兩大系統，漠北蒙古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首，漠南蒙古以章嘉呼圖克圖為首。特別是章嘉活佛，與清朝政府的關係非常密切，主管着北京、山西、內蒙古等地的宗教事務。由於格魯派普遍實行轉世制度，所以呼圖克圖也實行這一制度。另外，一些中小寺廟也實行該制度，但不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而他們就不能稱呼圖克圖。

一般沒有“四大呼圖克圖”之説，而是有“四大活佛”之説（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 ^[10]  不過有“八大駐京呼圖克圖”之説，分別是章嘉呼圖克圖、噶勒丹錫哷圖呼圖克圖（賽赤呼圖克圖）、敏珠爾呼圖克圖、濟隆呼圖克圖、那木喀呼圖克圖、阿嘉呼圖克圖、拉科呼圖克圖、察罕達爾汗呼圖克圖。

此外，除達賴、班禪外，有八位影響巨大的呼圖克圖，可稱“八大呼圖克圖”，他們是被稱為“拉薩四大林”的丹吉林第穆呼圖克圖、錫德林熱振活佛、策墨林活佛、功德林濟隆呼圖克圖和蒙古地區最大的哲布尊丹巴活佛，青海塔爾寺的阿嘉呼圖克圖、佑寧寺的章嘉呼圖克圖，甘肅拉卜楞寺的嘉木樣呼圖克圖。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