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藩院
鎖定
- 中文名
- 理藩院
- 外文名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 朝 代
- 清朝
- 機 構
- 院部、六司、司務廳等
- 職 能
- 蒙古、回族等少數民族事務;部分外交事務
- 性 質
- 民族及外交機構
理藩院設置背景
理藩院金蒙關係
天命元年(1616年),後金勢力迅速擴張,與明形成對峙。努爾哈赤認為,剛剛崛起的後金要與明朝抗衡,就必須與鄰近的漠南蒙古聯盟。努爾哈赤利用漠南蒙古內部分裂的弱點,採取了恩威並施的方針。對漠南蒙古的東部科爾沁和內喀爾喀等部落聯合爭取,凡率部歸順的一律從優款待,給以官職,並採取聯姻的政策,試圖把漠南蒙古納入後金的管轄範圍。天命十年(1625年),察哈爾部林丹汗發兵進攻科爾沁蒙古,努爾哈赤派兵前往救援,解救了危機。此後,蒙古科爾沁等部便脱離察哈爾汗管轄,主動歸順後金,成為努爾哈赤的屬臣。
皇太極上台後,為吸引更多蒙古部落前來歸順,巧妙利用蒙古各部落反抗察哈爾暴政的契機,採用政治鬥爭和軍事打擊的雙重手段,進一步孤立察哈爾汗,使後金與蒙古各部落緣由的簡單聯盟,最終演變成政治、軍事的全面同盟。清太宗就説過:“臣於諸國,懾之以兵,懷之以德,四境敵國,歸附甚眾…乃着,朝鮮素未輸城,今已稱弟納貢;喀爾喀五部舉國來歸;喀爾沁、土默特以及阿錄諸部落,無不臣服。察哈爾兄弟,其先歸者半,後察哈爾攜其餘眾,避我西奔,未至湯古忒部落,殂於西喇衞古爾部落打草灘地,其執政大臣率所屬盡來歸附。今為敵者,惟有明國耳。”
[3]
後金收服蒙古後,蒙古對清朝的入主中原也有提供了巨大幫助。清太祖努爾哈赤曾説過:“滿洲、蒙古,語言雖異,而衣食起居,無不相同,兄弟之國也”。
[4]
可見,他一直都把蒙古當做自己對抗明朝的有力盟友。在努爾哈赤去世前,漠南蒙古的科爾沁、扎萊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四部已先後和後金站在一起共同抗明。
[5]
到順治初年,清與漠南蒙古諸部的關係發展的非常快。賞賜、聯姻頻頻實行,進一步密切了與漠南蒙古之間的關係,贏得了漠南蒙古的大力支持。正如魏源所説:“世祖當草創初,沖齡踐乍,中外帖然,繄蒙古外戚扈戴之力”。
[6]
在清朝統一全國後,蒙古也一直與清朝保持着良好的臣屬關係,並以蒙古作為其駐守北部邊疆的藩障。康熙帝説:“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實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柔遠能邇之道,漢人全不理會。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耳。”
[7]
康熙帝説:“朕閲經史,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衡,自漢、唐、宋、明,歷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並令歸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
[8]
由此可見,後金與蒙古既是臣屬,又互為重要戰略合作伙伴,長期保持着良好關係,這點為理藩院的誕生提供了大的歷史環境。
理藩院直接原因
崛起於東北的滿族首領努爾哈赤,起兵反明後,實力漸增,天命四年(1619年)薩爾滸之戰,努爾哈赤大敗明軍。努爾哈赤揚言:“不要幻想漢人政權是永久的,我是暫時的”,
[6]
“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漢人輪流居住之地”,
[9]
反映了他入主中原的願望。皇太極即位後,欲得中原的心情更為迫切。滿洲首領把進攻明朝、奪取中央政權定位基本政策,對明朝構成了巨大威脅。
當時,除了中原地區的農民軍外,明朝、滿洲首領和漠南蒙古形成了鼎足之勢。在明政府和滿洲首領之間,漠南蒙古地理位置很重要,是緩衝地帶。漠南蒙古的向背,直接影響明朝政府和滿洲首領力量的消長。滿洲首領為了消除進取中原的後顧之憂,決心爭取和控制漠南蒙古。皇太極曾説:“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僕”
[10]
。清代理藩院的設置的目的,正是為滿足滿洲首領為“砍倒”明朝這顆大樹,以便進取中原而採取的戰略措施,也是滿洲首領為進取中原而與漠南蒙古關係發展的必然趨勢。從一定意義上來説,理藩院就是為滿洲首領為了更好得控制和管理蒙古所設,目的是為了更快地進取中原。
理藩院歷史沿革
理藩院蒙古衙門
努爾哈赤去世前,漠南蒙古科爾沁、扎萊特、特爾波特、郭爾羅斯四部已經歸順,但是由於當時還存在察哈爾和林丹汗的力量,漠南蒙古諸多部落又未歸順,努爾哈赤設置專管蒙古行政機構條件還不成熟。從以科爾沁為首的蒙古諸部落歸順後金至天聰五年(1631年),後金一直未設立管理其他民族的統治機構。天聰五年(1631年)六月,皇太極設立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各部中均設蒙古承政一員,負責處理有關蒙古的事務。至崇德元年(1636年),漠南蒙古歸順清朝,其管理事物也越來越多。此時,各部的承政已經遠不能滿足管理蒙古事務的需要,於是,於“崇德元年,設蒙古衙門,置承政、參政各官。”
[11]
“以尼堪和塔布囊達雅齊為承政,令置若干參政”,負責蒙古各部的編旗、會盟、賞賜、司法等事務。
[12]
至此,理藩院的前身蒙古衙門正式創立。“蒙古衙門初設時,有承政三四員,其餘皆為參政,官止二等”。
[13]
蒙古衙門的創立不僅使清朝有了管轄蒙古事務的專門機關,其作為理藩院的前身也對日後理藩院的發展和壯大有着重大意義。正如《清史稿》所述“理藩一職,歷古未有專官,唯周官大行人差近之。秦漢以降,略存規制。遐荒絕漠,統治王官,為有清創制。”
[14]
崇德三年(1638年)更名理藩院。
[15]
可見,理藩院開創了專管少數民族機構的先河。
理藩院職能完善
順治元年(1644年),改置理藩院尚書、侍郎;順治十六年(1659年),定以禮部尚書兼掌院事,侍郎銜協理院事。順治十八年(1661年),定官制同六部 ,理藩院尚書亦入議政之列,班居工部之後。
[16]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康熙帝即位後,清朝統治者認為:理藩院專管外藩事務,責任重大,“今作禮部所屬,於舊制未合。嗣後不必兼禮部銜,仍稱理藩院尚書、侍郎,其印文亦著改正鑄給”
[17]
。同年八月設立理藩院四司,即錄勳司、賓客司、柔遠司、理刑司。九日,又以康熙帝名義曉諭吏部:“理藩院職司外藩王、貝勒公主等事及禮儀刑名各項,責任重大,非明朝可比,凡官制體統應與六部相同,理藩院尚書照六部尚書,入議政之列。該衙門向無郎中,今著照六部,設郎中官”。吏部於是議定:“理藩院”應增設各司郎中共十一員,員外郎共二十一員”,“理藩院尚書銜名列於工部之後”
[18]
。
康熙四十年(1701年),理藩院柔遠司劃分為柔遠前司和柔遠後司。理藩院在雍正年間曾酌量增加一些辦事人員。雍正帝即位初曾以廉親王胤禩為理藩院尚書,又命裕親王保泰辦理理藩院事務,此即“以王公大學士兼理院事”
[19]
。雍正七年(1730年)十一月,根據雍正帝“八旗遊牧地方,甚屬緊要”
[20]
的諭示,理藩院又設置了巡按遊牧御史。雍正十年(1732年),又復設滿洲筆帖式十七人,蒙古筆帖式十四人,分隸各司。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理藩院組織機構趨於完善,改錄勳司為典屬司,賓客司為王會司,柔遠後司為旗籍司,柔遠前司仍為柔遠司。清政府平定霍集佔兄弟叛亂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帝又諭示軍機大臣:“理藩院專管蒙古事務,尚可兼辦回部。著將理藩院五司內派出一司,專辦回部事務”。
[21]
於是,理藩院司屬機構再行調整,並旗籍、柔遠為一司增設徠遠司專管回部事務。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閏五月,鑑於原徠遠、旗籍“兩司所辦事件各有不同,若責成不專,恐辦理日久,不免桝錯弊”
[22]
,旗籍、柔遠仍分為兩司。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因旗籍司、典屬司“就其執掌、按之司名,究亦未符”
[22]
,便再次改典屬司為旗籍司,其舊旗籍司仍為典屬司。至此,理藩院共設旗籍、王會、典屬、柔遠、徠遠、理刑等六司及其他單位。此組織形態,迄清末法制改革為止未有改變。
康乾時期是清朝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中風雲激盪的年代。這一時期,清王朝中央政權加強了和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居住地區的聯繫,各民族之間的的交往日益密切。同時,噶爾丹、阿睦爾撒納、大小和卓相繼反清或叛清。理藩院作為清王朝管理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的中央機構,在康乾時期,正是在處理錯綜複雜的民族事務中,在解決清中央政權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中逐漸發展和日益完善的。所以,康乾時期理藩院組織機構的發展變化,和清王朝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發展息息相關。日益完善的理藩院機構,又促進了清朝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理藩院後期發展
嘉慶(1796年—1820年)時期直至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理藩院人事和建制經歷了頻繁變革。嘉慶四年(1799年)裁掉滿洲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嘉慶七年(1802年)木蘭圍場隸熱河都統。道光十四年(1834年)添設喇嘛印務處貼寫筆帖式二人,學習筆帖式四人。
晚清理藩院的另一大變化,表現在喪失了對俄國的外交職能。在咸豐八年(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後,清廷便喪失了對俄的外交職能。《天津條約》規定“嗣後兩國不必由薩納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 或徑行大清之軍機大臣,或特派之大學士, 往來照會”。
[23]
從此,俄國照會專送清朝軍機處,不再通過理藩院。此時理藩院處理對俄事務的職能已大為削弱, 但還未喪失殆盡。
理藩院對俄國交涉職能的全部喪失, 是在清朝政府成立“總理衙門”之後。《北京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希望清廷能設立一個專門負責外交事務的中央機構,英國使館秘書威妥瑪就曾表示清朝“如能設立專辦外國事處地方, 則數十年求之不得”。
[24]
當時清政府正處於內憂外患的窮迫中,內有太平天國起義,外有列強瓜分,而當時慈禧等領導人認為攘外必先安內,於是決定向列強妥協,於咸豐十一年(1861年)設立了總理衙門。總理衙門統辦清朝對外通商和交涉問題,其內部組織中的俄國股負責與俄國的陸路通商、邊防疆界、禮賓慶典諸事。
[25]
總理衙門的設置,也標誌着理藩院外交職能的全部喪失。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光緒帝發佈上諭宣佈預備立憲以挽救風雨飄渺的清王朝。諭中認為,要改變“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陸險,優患迫切”的局面,惟有“仿行憲政”,而“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
[26]
不久,光緒帝奉慈禧懿旨,再次發佈上諭,宣佈正式釐訂中央新官制,“理藩院著改為理藩部。
[27]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提出了理藩部組織機構的調整計劃,欲將滿檔房、漢檔房、俸檔房、督催所等合併,改為領辦處;蒙古學擴充為藩言館,以培養精通蒙語的人才;司務廳、當月處、銀庫、飯銀處、喇嘛印務處均“一仍舊制”,採取原來的制度。
[28]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因蒙古來覲見王公多年不居住內外館,內外館監兩職被裁撤。宣統三年(1911年),清政府內閣官制改組,成立責任內閣,理藩部與其它部一樣,尚書改稱大臣,侍郎改稱副大臣。
理藩院改為理藩部,是“清末新政”中“改革官制”的一個環節。表面看來是實施新政,實則清廷在內憂外患中的一項無奈之舉。改定官制後的理藩部和之前的理藩院實質上並未有所區別。原理藩院旗籍、典屬、王會、柔遠、徠遠、理刑六司的職掌也並未變化,其改變只不過是把理藩院的“院”字改成了“部”字。光緒末年理藩院組織機構的變化,是清政府對抗人民革命運動、延緩清王朝的政權壽命而採取的眾多措施中的一環。顯然,這種變化在性質上和清代前期的歷次變化是不同的,也並未取得任何積極效果。
理藩院撤銷過程
民國三年(1914年),袁世凱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頒佈了《中華民國約法》,蒙藏事務局也隨之改為蒙藏院。民國十六年(1927年),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正式組成五院制國民政府。在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下,設蒙藏委員會,代替從前的蒙藏院,掌管蒙古、西藏行政及其他各項事務。從此,理藩院也退出了歷史舞台。
理藩院機構設置
理藩院分院司兩級,院部有尚書、左右侍郎和額外侍郎為最高領導,下屬機構有六司一廳三房,即旗籍清吏司、王會清吏司、典屬清吏司、柔遠清吏司、徠遠清吏司、理刑清吏司六司;司務廳;滿檔、蒙古、漢檔三房;還有機關服務機構,入銀庫、當月處、餉銀處和督摧處;此外有附屬機構內館、外館、俄羅斯館等。對地方的派出機構,設有神木理事司員、寧夏理事司員、熱河都統衙門、理事司員等十二司員。理藩院內除眾多完備的輔助機構外,還置有民族語言學校,如唐古特學,掌教習唐古特藏文,翻譯藏文章奏文稿。拖忒學,掌翻譯託忒文字,由唐古特學習業助教兼管。蒙古官學,掌教習蒙文,培養蒙文翻譯。
理藩院中央
理藩院設尚書滿洲一人,左右侍郎滿洲各一人,額外侍郎蒙古一人。尚書是理藩院的最高領導,管理院內一切事實:“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祿,定其朝會,正其刑罰。尚書侍郎率其屬以定議,大事之上,小事則行,以布國之威德”。
[49]
“尚書掌內外藩蒙古、回部及諸藩部,制爵祿,定朝會,正刑罰,控馭撫綏,以固邦翰”,“侍郎二之”,
[16]
即侍郎僅次於尚書,是理藩院的第二領導。
理藩院六司
- 旗籍清吏司
郎中滿洲三人蒙古一人,員外郎滿洲三人,蒙古四人,承辦札薩克事務:其一,執掌內札薩克的地域事務,內札薩克即漠南蒙古有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其二,還掌握蒙古各部的封爵事務;其三,理清蒙古各部譜系;其四,執掌蒙古部眾會盟,設置盟長、副盟長各一人,由札薩克請簡;其五,軍旅郵傳;其六,也管理遊牧各部內屬的部眾,歸化城土默特、黑龍江布特哈都歸屬其管理。
[50]
札薩克即旗長,內蒙古有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爵分六等: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旗籍司承辦漠南蒙古(內蒙古)二十四部封爵、會盟及為歸化城、鄂倫春、索倫除授官校等事。
- 王會清吏司
郎中滿洲蒙古各一人,員外郎滿洲三人,蒙古二人。具體執掌內札薩克的典禮事宜,主要是朝覲、貢獻等儀式。王會司初稱賓客司,主要承辦漠南蒙古各部王公的朝覲、賜祿等事。
- 典屬清吏司
郎中滿洲蒙古各一人,員外郎滿洲五人,蒙古四人。主要承辦喀爾喀四部落,西藏、青海等地民族事務,屬外札薩克事務,其具體職責是:其一,考核外札薩克各部旗的封爵事務;其二,管理各部盟會;其三,設置郵驛,頒發屯田、互市的政令;其四,兼管遊牧部族內屬的部眾。
[50]
- 柔遠清吏司
郎中滿洲一人,員外郎滿洲二人,蒙古三人,主事蒙古一人。也系外札薩克事務,掌治外札薩克部眾,只要是喇嘛、番僧、祿廩、朝貢等事務,他們的朝覲、典禮事務都需要管理。
- 徠遠清吏司
郎中蒙古一人,員外郎滿洲蒙古各二人,主事滿洲蒙古各一人。主要負責回疆事務,即新疆哈密、吐魯番地區的民族事務,其具體職責為:掌回部札薩克的政令,他們回番的時候都要管理,還參與藩部的朝貢。
- 理刑清吏司
郎中滿洲蒙古各一人,員外郎滿洲蒙古各三人,主事滿洲一人。掌蒙古、其他少數民族以及回部的刑獄爭訟, 負責內外札薩克以及回疆的刑事案件。
- 其他
理藩院下屬
- 司務廳:司務滿洲蒙古各一人,題署主事滿洲三人,蒙古五人。掌院吏員、通事、差役事務,收內外札薩克及各省督撫衙門文書;
- 蒙古翻譯房:員外郎、主事各一人。掌蒙文翻譯及蒙文題本事件;
- 滿檔房:堂主事滿洲一人,蒙古三人,筆貼式滿洲四人,蒙古六人,經承四人。掌院奏摺及人事;
- 漢檔房:堂主事滿洲漢人各一人,筆貼式滿洲七人、蒙古六人,經承三人,校正漢文官二人,掌繕寫題本及翻清譯漢與保管檔案;
- 飯銀處:司員滿洲蒙古各一人,帖寫書吏一人,掌本院額定出入飯銀及其他經費開支;
- 俸檔房:堂主事滿洲蒙古各一人,筆貼式滿洲蒙古各四人,掌全院官員額定俸銀俸米開支等事;
- 當月處:由各司郎中、員外郎、主事輪流值班,掌收在京衙門文書;
- 督催所:滿蒙司員各一人,筆貼式十六人,經承二人,掌稽查全院文移、註銷等事;
- 唐古特學:司業,助教各一人,筆貼式蒙古四人,教習唐古特文字(藏文),翻譯藏文章奏文稿;
- 內外館:稽查監督二人,管理來京蒙古人 ;
- 俄羅斯館:助教滿洲漢人各一人,監督、提調官、領催各一人,管理俄羅斯在京商人、傳教士、學生諸事;
- 託忒學:由唐古特學司業、助教兼管,另設學務司員二人,教授拖忒文字;
- 蒙古官學:助教一人,學務司員、教習各二人,教習蒙文,培養蒙文翻譯等;
- 喇嘛印務處:掌印大喇嘛一人,看守印務德木齊四人,負責京師地區等喇嘛事務;
- 則例館:纂修官四人,校對官八人,翻譯官、謄寫官各十人,負責修纂《理藩院則例》。
理藩院職能劃分
理藩院行政職能
- 管理會盟
清朝蒙古地區存在着許多“盟”和“旗”,他們既是政權組織,又是軍事組合和社會組織。每旗設札薩克(旗長)等官員管理,一旗或數旗合為一盟,設盟長和副盟長。
[29]
這就是盟旗制度,盟旗制度是滿洲貴族創建的八旗制度的形式,充實以蒙古族緣由的社會制度具體內容的產物。清政府通過理藩院管轄各盟旗。盟旗制度下的盟指的是會盟制度。清政府規定,一旗或多旗合為一盟,在指定地點會盟。每盟設盟長一人,辦理會盟事務。盟長由本盟內札薩克中選人,上報理藩院,由理藩院任命人選,頒給印信。會盟的主要內容為“理清刑名,編審丁籍”,
[30]
會盟的禮節十分隆重,屆時清政府要派大臣帶隨行官員前往。
漠南蒙古各盟,盟長各於所屬三年一會。雍正六年(1728年),漠南蒙古每盟增設副盟長一人,協同盟長辦事。喀爾喀蒙古(漠北蒙古),從雍正三年(1725年)開始,清政府不再派大臣參加,而由西寧辦事大臣負責把會盟情況轉報理藩院查核,“如各盟長有違例不公事件,一經告發,或別經參奏,由院再行奏請特派大臣前往辦理”
[31]
。清朝以理藩院管理蒙古族各部的盟旗,目的是加強對蒙古族各部的統治,在客觀上有利於蒙古族社會的穩定,從而維護中央政府的統治。
- 稽查户丁
稽查户丁是理藩院為掌管地區人口和滿足兵源的一項行政職能。按照《理藩院則例》之規定,蒙古地區十八至六十歲皆應登記入冊。每隔三年一次稽查,先由理藩院請旨,發給各旗空白造冊,再由各旗首領其將三年內裁添人丁數目詳細登記載入,在十月內報理藩院。
在編審比丁時,隱瞞户口之事常有發生,故《理藩院則例》規定,內外札薩克各旗審丁時,數目開載不全,後雖聲明,仍照隱丁例辦理。隱瞞比丁分別懲罰。
[32]
如有隱瞞人丁情況發生,不僅要扣管旗之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札薩克台吉、塔布囊三個月俸祿,還要將被隱瞞的人丁記錄在案。不慎漏計人丁的,對漏記人及相關者都要處以罰畜的懲罰,並且獎勵舉報人。
- 徵收税款
理藩院還具有徵收税款職能。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税款徵收原本是由地方官辦理的,但由於地方官徵收的標準和數量難以統一,乾隆帝決定把徵税職權收歸中央,由理藩院派專員前往徵税。乾隆十七年(1752年)准奏:“八溝東西二街税銀,於乾隆十四年(1749年)奏準交地方官徵收。東街所徵各項税銀,每年賞給喀喇沁札薩克王等,養贍窮乏蒙古。今該札薩克呈報東西二街税銀,該地方官徵收多寡不一,請將賞給東街税銀,仍照舊例交該旗自行徵收。其事難行。惟是各處收税,均設專官經理,今八溝初定收税章程,交地方官永遠辦理,二街税銀,難免參差,蒙古人心,亦不能遵服。應將地方官徵收之處停止,於本院司官內簡選幹員,擬定正陪引見,前往徵税,所收税銀,於十分內賞給該旗三分,以為養贍蒙古之用。”
[33]
- 卡倫和驛站管理
清代蒙古各部曾設置許多卡倫和台站。在領導體制方面,在中央機構中,主要由理藩院進行管理,具體地説,理藩院旗籍掌考漠南蒙古地區,典屬負責漠北、漠西蒙古地區、滿檔房負責派往管理驛站的官員;同時,亦以兵部協助理藩院負責監督檢查。
[34]
清代蒙古地區的驛道稱為台站。因區域不同,清代蒙古台站可分為漠南蒙古、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三部分,他們是在清朝多民族國家發展的不同時期逐漸形成的。康熙中期,為迅速平定噶爾丹內亂,更具轉運物資和傳遞軍報的需要,清政府在漠南蒙古地區開始大規模設置官方固定驛站。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諭示:為“不致遲延誤事”,“設立驛站”。
[35]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三月,由理藩院尚書班迪等前往漠南蒙古親自籌劃。
理藩院軍事職能
理藩院大臣早在順治時期就已經參政議政,康乾時期更是參與軍事行動的策劃工作。參與多倫會盟、平定準噶爾叛亂等一系列國家軍政大事的籌劃工作。
[36]
在雍正年間,理藩院侍郎佛保被授為內閣學士。乾隆時理藩院尚書納延泰先為軍機大臣,繼則又兼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索林、侍郎慶桂或任庫倫辦事大臣,或為伊犁參贊大臣。
[37]
理藩院對各盟旗下的軍用物資定期進行簡約管理,乾隆四十年(1775年)議定:“內札薩克六盟各旗兵丁軍裝器械,每三年一次,該盟長等會集點檢有無殘缺,及兵丁駝馬數目,造具細冊,聲明報院核查辦理。”對於軍器的買賣,也不得私下進行,都要報理藩院並由理藩院開具出口信票後才能進行交易。康熙二年(1663年)題準:“蒙古人買軍器帶往者,令札薩克王、貝勒、貝子、公等,詳開某佐領下某人、買何器械、數目若干,具文差官報院。不差官不詳開者,不準給出口信票。” “蒙古王、貝勒、貝子、公等,欲向歸化城買馬駝者,報院轉奏請旨,本院給印文令往,不得擅刑。”
[38]
理藩院司法職能
司法職能是理藩院的又一重大職能,據記載:“臣院綜理內外蒙古、回部事務,凡蒙古、回部升降襲替、户婚田土、年班朝覲、倉糧軍政以及議處議敍,並命盜案件, 均關緊要。”
[39]
《乾隆朝會典》中也規定“青海、厄魯特、西藏、準噶爾之地,鹹入版圖,其封爵、會盟、屯防、遊牧諸政事,厥有專司。
[40]
可見,作為管理邊疆民族特別是蒙古、回疆及西藏事務的中央機構,理藩院管轄着蒙古、回疆和西藏地區的民事、行政和刑事等各項案件。
理藩院是清代蒙古及回疆地區的上訴機構,掌管着一般的刑事、民事案件,對於大多數的普通案件來説,其具有終審權。順治八年(1652年)理藩院奏請獲准“外藩蒙古人有訟,赴各管旗王、貝勒等處申告,若審理不結,令協同會審旗分之王、貝勒等公同審訊,仍不結,王等遣送赴院。”
[41]
這表對於民事案件,理藩院具有獨立的終審權。
理藩院的秋審權與其他民事、刑事案件的管轄權有所不同,與重大命案需要三法司會審式案件的管轄權也有所不同,由於秋審本身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所以理藩院的秋審權也更多的是一種形式主義。關於理藩院所管轄少數民族區域的秋審案件,均由理藩院會同九卿進行秋審複核。
理藩院外交職能
理藩院的外交職能,主要是兼管位於西北兩方陸路上合清朝相鄰國家的外交事務,例如安集延、馬兒格朗、霍罕、巴達克山等。
[42]
其中,理藩院處理和俄國的關係,在其外交事務中佔有重要內容。理藩院管理對俄事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協調兩國的外交關係,負責兩國的貿易往來,管理在京的俄國人員。
在清朝前期,在對俄交涉中理藩院處理了許多比較重大的事件。康熙十五年(1676年)五月,沙俄政府派遣尼果賴使團到達北京。在俄國使團進入中國東北境內時,清政府的代表針對沙皇俄國的侵略行徑,向尼果賴嚴正指出“你們的人為數達三百人之多,直到最近還武裝侵犯我國邊境的村屯,圖謀擄掠人口和進行洗劫”
[43]
。儘管尼果賴拒絕清政府提出的停止領土侵略的要求,清政府還是給他以禮遇。同時,理藩院曉諭他“爾主欲通和好,應將本朝通逃根武木爾遣還,另簡使臣,遵中國禮行,方許照常貿易”
[44]
。在尼果賴返回俄國後五、六年間,沙俄對黑龍江流域的侵範由上游擴及到中、下游地區和額爾古納河東岸,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秋,康熙帝諭理藩院尚書阿穆瑚琅説:“鄂羅斯國羅剎等,無端犯我索倫邊噓,擾害良人,肆行搶稱,妥魁根成木爾等逃人,過惡日甚” ,“爾院即遵旨,明白具文,選招降羅剎內宜番、米海羅莫羅對,執書曉諭,彼有何言,令其回奏”。
[45]
説明理藩院對於俄羅斯對中國北境進行侵略滲透時,是具有具體交涉和研究俄國事務的作用的。理藩院遵照康熙諭旨,擬文派遣俄俘往雅克薩等處投遞。
理藩院宗教職能
清朝統治者從皇太極到乾隆, 一向對喇嘛教採取利用態度, 作為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為鞏固其封建政權服務
[37]
,正如昭槤所説:“國家寵幸黃僧, 並非崇奉其教, 以祈福祥也。襖以蒙古諸部敬信黃教已久,故以神道設教,藉仗其徒,使其誠心歸附,以障藩離。”
[46]
清朝統治者在利用喇嘛教方面採取了籠絡喇嘛教上層人士和修建喇嘛廟兩種措施,並以對喇嘛加以恩惠的手段控制當地人民。理藩院管理喇嘛事務,主要包括:
(1)登記造冊喇嘛呼畢勒罕。“凡喇嘛有行者, 能以神識轉生於世, 日呼畢勒罕。”
[47]
所有喇嘛都是由呼畢勒罕轉生而來,需經理藩院登記。
(2)掌管金瓶掣籤。達賴、班禪既是西藏的行政長官,又是宗教領袖,死後被認為還要轉生,由死時的出生嬰兒(靈童)繼承職位。由於制度不嚴,往往出現數個“靈童”,引起繼承權之爭。加之大農奴主往往操控此事,積弊甚深。清政府為解決這一矛盾,規定凡出現兩個以上“靈童”,便採取金瓶抽籤的方法,中籤“靈童”為合法繼承人,這就是“金瓶掣籤”制度。
[48]
理藩院負責對金瓶掣籤的掌管,以維護達賴、班禪轉生的合法性。
(3)辦理喇嘛的朝覲,在京喇嘛的等級考核、職位升降、調補以及修建寺廟等。
理藩院其他職能
乾隆年間,由清政府所建的喇嘛教寺院由理藩院負責,當時理藩院負責管理的40座寺院,有32座建在北京;在承德避暑山莊的有12座(溥仁寺、溥善寺、普寧寺、普佑寺、安遠廟、普樂寺、普陀宗乘之廟、廣安寺、殊像寺、羅漢堂、須彌福壽之廟、廣緣寺)也歸理藩院進行管理。其中,羅漢堂、廣安寺、普樂寺三個廟,朝廷“向未安設喇嘛”,由內務府管理;而溥仁寺、溥善寺、安遠廟、廣緣寺、普佑寺、普寧寺、須彌福壽之廟、普陀宗乘之廟、殊像寺9座廟設8個管理機構(普佑寺附屬於普寧寺)由朝廷派駐喇嘛,京師理藩院管理並逐月按人數由理藩院發放餉銀,清正史文獻將這9座寺廟稱“外廟”,後俗稱“外八廟”,這也就是現在承德避暑山莊外八廟的由來。
理藩院民族立法
理藩院《理藩院例則》
康乾時期,草原民族的事務,尤其是蒙古事務比較繁忙。為此,清政府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制定了《蒙古則例》,但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到嘉慶初年已經不能適用。於是,在嘉慶二十年(1815年),理藩院向朝廷奏報加以修改。《理藩院則例》是清朝治理蒙古族和西北地區其他少數名族的綜合性民族法規,但據《理藩院則例》原修則例原奏,清初很久一段時間內並沒有刊版《理藩院則例》。順治、康熙年間,理藩院有舊例209條,但多系遠年成例及軍政會盟諸款,不是則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理藩院奏旨修編則例。因人員不足,未能成行,故該院辦理事件,仍多援引稿案本。嘉慶十六年(1811年)四月十八日,理藩院奏請增訂則例,鑑於“舊有滿洲蒙古漢字則例二百九條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校訂後迄今二十餘載,所有欽奉諭及大臣等陸續條奏事件俱末經纂入頒行”,特“請將自乾隆五十四年以來應行纂入案件增修纂入,永遠遵行……予限三年告竣”。
[52]
《欽定理藩院則例》共64卷713條,分作“通例”和“旗”兩大部分。通例僅上、下兩卷,而旗分有五十門,名稱如下:旗分、品秩襲職上下、職守、設官、獎懲、比丁、地畝、倉儲、徵賦、俸銀俸緞、廩給上下、朝覲、貢輸、宴賚上下、扈從事例上中下、儀制、印信、婚禮、賜祭、旌表、優恤、軍政、會盟、郵政上中下、邊禁、人命、強劫、偷竊上下、發冢、犯奸、略買略賣、首告、審判、罪罰、入誓、疏脱、捕亡、監禁、遞解、留養、收贖、遇赦、違禁、限期、雜犯、喇嘛事例一至五、西藏通制上下、俄羅斯事例。
理藩院《欽定回疆則例》
《欽定回疆則例》是除《理藩院則例》外理藩院制定的另外一部重要法律,其適用範圍主要是回疆地區。在理藩院修訂《理藩院則例》的同時,於嘉慶十六年(1811年)理藩院又上奏清帝:“查得臣院承辦回疆事件內所有欽奉諭旨及臣工條奏積案繁多,未便頒發遵行。”後經嘉慶諭準,開始編纂《回疆則例》。
[54]
嘉慶十九年(1814年)修成後,嘉慶二十年(1815年)刊刻,下令理藩院“應刷頒發回疆等處,永遠遵行”
[55]
。之後到道光年間,由於張格爾叛亂暴露出眾多問題,清政府不得不對《回疆則例》進行調整,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做了修纂,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才正式由政府頒行。
《欽定回疆則例》由原奏和正文兩部分組成。原奏詳細説明了編纂、修訂的緣由和刊印、頒行的具體過程。正文八卷,主要內容涉及關於伯克制的任免、執掌、品秩、編制、待遇、升遷、迴避、朝覲等規定,維吾爾回子王公、四川土司、哈薩克部、布魯特部及浩罕等番的朝覲、爵位承襲、貢獻、廩給,回疆的駐軍、屯田、貨幣、度量衡、婚姻、服飾等方面的制度也作出了或簡或繁的規定。《回疆則例》中,涉及行政法有79條,刑法30條,經濟、訴訟法等25條。
理藩院歷史影響
理藩院對於清朝的統治有着重大意義。正如康熙帝所説:“理藩院專管外藩實務,責任重大”。
[56]
秦漢至明代,中央政府管理藩屬地區的機構,有典客、鴻臚卿負責接待藩屬來使的朝賀,由吏部、户部、兵部分管藩屬的其餘事務,在中央政府並沒有統一管理藩屬諸事務的機構。“理藩一職,歷古未有專官,唯周官大行人差近之。秦漢以降,略存規制。遐荒絕漠,統治王官,為有清創制。”
[16]
理藩院的設置,使得清朝中央政權有了統一管理藩屬事務的機構。它不僅與六部並列,而且管理院務大臣在滿人中“特簡大學士為之”
[16]
,其地位遠在六部尚書之上。《清史稿》中説 “明之藩衞,虛有名字,蓋未可以同年而語”
[57]
,這不僅表明了清朝對理藩院的重視,也説明了清政府對藩屬地區的管理,比清代以前確實是有效加強了。
首先,理藩院的設立及其對少數民族的管轄對清軍入關及其之後統一全國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明朝的腐敗導致這一時期國家分裂,戰亂不止。在當時,統一為大勢所趨,人民所想。清朝之所以能完成統一大業,除了軍事因素外,還有與少數民族採取同盟政策的政治因素。清朝把漠南蒙古作為其可靠的政治後援和同門,並設立蒙古衙門加以管理,為其統一掃除後患,奠定基礎。理藩院設立後,清朝立即遣官前往,“稽户口,編牛錄,漱庶獄,頒法律,禁奸究”。
[58]
不僅有利於維持蒙古地區的秩序,也安定了其後方,使之可以一心對抗即將沒落的明朝。同時,清政府通過理藩院對蒙古地區的管理,與蒙古結成政治和軍事同盟,這對清朝統一全國的意義重大,如果沒有理藩院,清朝的入關一統也不會來的如此順利。
其次,理藩院促進和鞏固了清代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國家在此時期快速發展,理藩院作為歷朝歷代的首個專管少數民族事務的中央機構,將維護統一的功能發揮的淋漓盡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當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札薩克圖兩汗發生衝突後,理藩院出面調停,促使其“盡釋舊怨”,“交相揖睦,共享昇平”
[59]
。在噶爾丹發生叛亂後,理藩院立即將情況如實上奏,並負責安排喀爾喀蒙古各部生計,維持當地秩序。理藩院安排組織下的“多倫會盟”,使中國北部邊疆得以安定。正如康熙帝説“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
[7]
不可否認,沒有理藩院的有效管理,就沒有中國北部邊疆的安定有序。這又為粉碎噶爾丹叛亂活動和抵禦沙俄入侵提供了條件。理藩院自順治到乾隆年間,其機構不斷增加和完善,分工逐步細緻,職能愈發全面,從行政到刑事、民事;從管理朝覲到司法、軍事均經過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這對維護少數民族尤其是蒙古地區的穩定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在維持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和中央政權的穩定的同時,也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融合統一。
再次,理藩院在清朝前期充分發揚了大國本色,抵制了沙俄的侵略擴張,維護了清王朝的國家主權和統一。在沙俄屢犯中國邊境的情況下,理藩院多次出面交涉,代表清政府指斥沙俄的侵略行徑,為雅克薩之戰的勝利和驅逐沙俄侵略者準備了條件,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中國的主權。
最後,理藩院的民族立法為清朝管理邊疆地區提供了法律依據和用法制管理少數民族事務的成功經驗,充分顯示了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在民族立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對這一時期邊疆地區的安定和對民族法律學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理藩院歷任主官
理藩院理藩院尚書
任數 | 任職人員 | 任職時間 | 類別 | 卸任時間 | 備註 |
---|---|---|---|---|---|
1 | 留保住 | 乾隆五十年六月九日(1785.7.14) | 任 | 嘉慶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796.5.3)因病休致 | |
2 | 烏爾圖納遜 | 嘉慶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796.5.3) | 任 | 嘉慶二年三月十九日(1797.4.15)緣事革職 | |
3 | 惠齡 | 嘉慶二年三月十九日(1797.4.15) | 任 | 嘉慶四年六月十二日(1799.7.14)緣事降兵部右侍郎 | |
4 | 烏爾圖納遜 | 嘉慶四年六月十二日(1799.7.14) | 任 | 嘉慶六年五月三十日(1801.7.10)休致 | |
5 | 額勒登保 | 嘉慶六年五月三十日(1801.7.10) | 任 | 嘉慶七年二月十四日(1802.3.17)調西安將軍 | 未及時赴任,時帶兵剿匪 |
6 | 豐紳濟倫 | 嘉慶六年五月三十日(1801.7.10) | 署 | ||
7 | 博興 | 嘉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1802.1.23) | 署 | ||
8 | 博興 | 嘉慶七年二月十四日(1802.3.17) | 任 | 嘉慶十五年三月七日(1810.4.10)因病解任 | |
9 | 佛爾卿額 | 嘉慶十五年三月七日(1810.4.10) | 任 | 嘉慶十七年十一月二日(1812.12.5)以疾免 | 離職根據《清史稿》、《東華錄》 |
10 | 福慶 | 嘉慶十七年十月十四日(1812.11.17) | 署 | 嘉慶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1812.12.1)調兵部尚書 | |
11 | 德文 | 嘉慶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1812.12.1) | 署 | ||
12 | 景安 | 嘉慶十七年十一月二日(1812.12.5) | 任 | 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三日(1813.11.25)以疾乞假 | |
13 | 和世泰 | 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三日(1813.11.25) | 署 | ||
14 | 景安 | 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13.12.16)調左都御史 | |||
15 | 和世泰 | 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13.12.16) | 任 | 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八日(1816.8.30)緣事革職 | |
16 | 慶溥 | 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十日(1816.9.1) | 任 | 嘉慶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1817.6.3)調熱河都統 | |
17 | 伊衝阿 | 嘉慶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1817.6.3) | 任 | 嘉慶二十二年六月二日(1817.7.15)調工部尚書 | |
18 | 晉隆 | 嘉慶二十二年六月二日(1817.7.15) | 任 | 嘉慶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1817.8.23)隨圍困 | 離職根據嘉道兩朝上諭檔(二二),頁242 |
19 | 和寧 | 嘉慶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1817.8.23) | 署 | ||
20 | 晉隆 | 嘉慶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1817.9.8)緣事革職 | |||
21 | 和世泰 | 嘉慶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1817.9.8) | 任 | 嘉慶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1818.4.1)出差 | 離職根據嘉道兩朝上諭檔(二三),頁82 |
22 | 穆克登額 | 嘉慶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1818.4.1) | 署 | ||
23 | 和世泰 | 嘉慶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1819.11.1)調兵部尚書 | |||
24 | 賽衝阿 | 嘉慶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1819.11.1) | 任 | 嘉慶二十五年九月九日(1820.10.15)調管院事 | |
25 | 那彥成 | 嘉慶二十五年九月九日(1820.10.15) | 任 | 嘉慶二十五年十月五日(1820.11.10)調吏部尚書 | |
26 | 和世泰 | 嘉慶二十五年十月五日(1820.11.10) | 任 | 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1821.1.7)調福州將軍 | |
27 | 晉昌 | 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1821.1.7) | 任 | 道光元年七月二日(1821.7.30)調兵部尚書 | |
28 | 穆克登布 | 道光元年七月二日(1821.7.30) | 任 | 道光二年閏三月四日(1822.4.25)年老,緣事開缺 | |
29 | 禧恩 | 道光二年閏三月十日(1822.5.1) | 任 | 道光二年六月二十六日(1822.8.12)調工部尚書 | |
30 | 禧恩 | 道光二年六月二十六日(1822.8.12) | 署 | ||
31 | 富俊 | 道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1822.8.13) | 任 | 道光四年二月三日(1824.3.3)調吉林將軍 | |
32 | 穆彰阿 | 道光四年二月三日(1824.3.3) | 任 | 道光五年六月十九日(1825.8.3)調署漕運都督 | |
33 | 普恭 | 道光五年六月十九日(1825.8.3) | 署 | ||
34 | 穆彰阿 | 道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27.1.8)調工部尚書 | |||
35 | 英和 | 道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27.1.8) | 調 | 道光七年七月二十日(1827.9.10)緣事革 | 加恩補授熱河都統 |
36 | 富俊 | 道光七年七月二十日(1827.9.10) | 任 | 道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1831.8.19)馳往黑龍江查辦事件 | |
37 | 松筠 | 道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1831.8.19) | 署 | ||
38 | 富俊 | 道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1831.9.21)調工部尚書 | |||
39 | 博啓圖 | 道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1831.9.21) | 任 | 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一日(1831.10.16)為滿洲翻譯正考官 | |
40 | 耆英 | 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1831.10.18) | 署 | ||
41 | 博啓圖 | 道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1833.7.14)調工部尚書 | |||
42 | 禧恩 | 道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1833.7.14) | 任 | 道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1836.8.30)調兵部尚書 | |
43 | 武忠額 | 道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1836.8.30) | 任 |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6.12.28)調左都御史 | |
44 | 奕紀 |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6.12.28) | 任 | 道光十七年五月二日(1837.6.4)調禮部尚書 | |
45 | 武忠額 | 道光十七年五月二日(1837.6.4) | 任 | 道光十八年八月十七日(1838.10.5)緣事交部嚴加議處 | |
46 | 賽尚阿 | 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日(1838.10.8) | 署 | ||
47 | 賽尚阿 |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39.2.7) | 任 |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日赴天津及山海關查辦礮台 | 實授,離職根據清史列傳卷52頁1 |
48 | 奕經 |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七日(1841.3.29) | 兼署 | ||
49 | 賽尚阿 |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1841.7.14)調工部尚書 | |||
50 | 恩桂 |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1841.7.14) | 任 |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1842.6.19)調禮部尚書 | |
51 | 吉倫泰 |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1842.6.19) | 任 | 咸豐三年三月八日(1853.4.15)卒 | |
52 | 恩華 | 咸豐三年三月八日(1853.4.15) | 任 | 咸豐三年九月八日(1853.10.10)緣事革職拿問 | |
53 | 奕湘 | 咸豐三年九月十一日(1853.10.13) | 任 | 咸豐五年九月五日(1855.10.15)調烏里雅蘇台將軍 | |
54 | 聊順 | 咸豐五年九月五日(1855.10.15) | 任 | 咸豐七年七月五日(1857.8.24)緣事解任 | |
55 | 賡福 | 咸豐七年七月六日(1857.8.25) | 任 | 咸豐七年八月十七日(1857.10.4)因病解任 | |
56 | 肅順 | 咸豐七年八月十七日(1857.10.4) | 任 | 咸豐八年九月十日(1858.10.16)調禮部尚書 | |
57 | 瑞常 | 咸豐八年九月十日(1858.10.16) | 任 | 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59.2.1)調刑部尚書 | |
58 | 穆蔭 | 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59.2.1) | 任 | 咸豐九年十二月七日(1859.12.30)調兵部尚書 | |
59 | 春佑 | 咸豐九年十二月七日(1859.12.30) | 任 | 咸豐十年二月二十四日(1860.3.16)調熱河都統 | |
60 | 倭什琿布 | 咸豐十年二月二十四日(1860.3.16) | 任 | 咸豐十年六月十三日(1860.7.30)調禮部尚書 | |
61 | 伊勒東阿 | 咸豐十年六月十三日(1860.7.30) | 任 | 咸豐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1861.4.6)熱河隨扈 | 由工左遷,未到任前,以倭什琿佈署,離職根據鹹同兩朝上諭檔(十一),頁70 |
62 | 愛仁 | 咸豐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1861.4.6) | 署 | ||
63 | 伊勒東阿 |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1863.3.11)調杭州將軍 | |||
64 | 存誠 |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三日(1863.3.12) | 任 | 同治七年六月四日(1868.7.23)調工部尚書 | |
65 | 崇綸 | 同治七年六月四日(1868.7.23) | 任 | 同治十年二月三十日(1871.4.19)調工部尚書 | |
66 | 靈桂 | 同治十年二月三十日(1871.4.19) | 任 | 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72.8.20)調禮部尚書 | |
67 | 皂保 | 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72.8.20) | 任 | 光緒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876.12.12)調刑部尚書 | |
68 | 察杭阿 | 光緒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876.12.12) | 任 | 光緒六年十月二十六日(1880.11.28)卒 | |
69 | 志和 | 光緒六年十月二十六日(1880.11.28) | 任 | 光緒七年十月十四日(1881.12.5)調兵部尚書 | |
70 | 麟書 | 光緒七年十月十四日(1881.12.5) | 任 | 光緒七年十二月八日(1882.1.27)馳往江蘇查辦事件 | |
71 | 瑞聊 | 光緒七年十二月十九日(1882.2.7) | 兼署 | ||
72 | 麟書 | 光緒九年二月三日(1883.3.11)調工部尚書 | |||
73 | 額勒和布 | 光緒九年二月三日(1883.3.11) | 任 |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二日(1883.7.25)調户部尚書 | 由熱河都統遷,未到任前,仍以麟書暫兼署 |
74 | 烏拉喜崇阿 |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二日(1883.7.25) | 任 | 光緒十年三月十五日(1884.4.10)調兵部尚書 | |
75 | 延煦 | 光緒十年三月十五日(1884.4.10) | 任 | 光緒十年五月十四日(1884.6.7)調禮部尚書 | |
76 | 崑岡 | 光緒十年五月十四日(1884.6.7) | 任 | 光緒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886.3.16)調工部尚書 | |
77 | 紹祺 | 光緒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886.3.16) | 任 |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88.12.13)卒 | 由察哈爾都統遷 |
78 | 崑岡 | 光緒十二年二月十四日(1886.3.19) | 兼署 | ||
79 | 嵩申 |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88.12.13) | 任 | 光緒十五年八月六日(1889.8.31)為順天鄉試副考官 | |
80 | 奎潤 | 光緒十五年八月六日(1889.8.31) | 兼署 | ||
81 | 嵩申 | 光緒十五年九月十三日(1889.10.7)調刑部尚書 | |||
82 | 松森 | 光緒十五年九月十三日(1889.10.7) | 任 | 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894.3.1)才具平庸休致 | |
83 | 崇禮 | 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五日(1894.3.2) | 任 | 光緒二十年八月十九日(1894.9.18)調熱河都統 | |
84 | 啓秀 | 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894.9.20) | 任 |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六日(1895.3.31)為會試副考官 | 由盛京兵部侍郎遷 |
85 | 敬信 | 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1894.9.21) | 兼署 | ||
86 | 崑岡 |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六日(1895.3.31) | 兼署 | ||
87 | 啓秀 |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9.29)調禮部尚書 | |||
88 | 裕德 |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9.29) | 任 |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1900.9.8)調兵部尚書 | |
89 | 懷塔布 |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1900.9.8) | 任 |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三日(1901.1.22)卒 | 實十一月十三日卒(傳包) |
90 | 世續 |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四日(1901.1.23) | 任 |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1.2.15)調禮部尚書 | |
91 | 阿克丹 |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1.2.15) | 任 |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一日(1903.2.8)卒 | 實正月十日卒(傳包) |
92 | 奎俊 |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一日(1903.2.8) | 任 |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1903.10.11)調刑部尚書 | |
93 | 溥興 |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1903.10.12) | 任 |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1905.7.19)調刑部尚書 | |
94 | 特圖慎 |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1905.7.19) | 任 |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11.6)裁缺 | 九月二十一日調鑲藍旗蒙古都統 |
95 | 溥良 |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1905.11.20) | 兼署 | ||
理藩院理藩部左侍郎
任職人員 | 任職時間 | 類別 | 卸任時間 | 備註 | |
---|---|---|---|---|---|
1 | 堃岫 |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1906.11.7) | 任 |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908.5.24)調烏里雅蘇台將軍 | |
2 | 達壽 |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908.5.24) | 調 | 宣統三年七月八日(1911.8.31)署資政院副總裁 | |
3 | 榮勳 | 宣統三年七月八日(1911.8.31) | 署 | ||
4 | 達壽 |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11.16)裁缺 | 九月二十六日任理藩部大臣 | ||
理藩院理藩院右侍郎
任職人員 | 任職時間 | 類別 | 卸任時間 | 備註 | |
---|---|---|---|---|---|
1 | 恩順 |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1906.11.7) | 任 |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11.16)裁缺 |
- 參考資料
-
- 1. 清朝的理藩院 .中華文史網[引用日期2015-10-12]
- 2. 北洋政府治蒙策略與相關反映 .民族出版社網站[引用日期2016-10-25]
- 3. 《清太祖實錄》卷二十。
- 4. 《滿洲老檔秘錄》上編《喀爾喀遣使問介賽罪狀》,天命四年八月。
- 5. 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序 。
- 6. 魏源:《聖武記》卷三,《國朝綏服蒙古紀一》。
- 7. 《清聖祖實錄》卷一五一。
- 8. 《清聖祖實錄》卷一百八十。
- 9. 《滿文老檔》,太祖朝第 41 卷,天命七年四月。
- 10. 《清太宗實錄》卷六二,崇德七年九月壬申。
- 11. 清朝官修.大清一統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2. (清)温達等.御製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成文出版社,1970
- 13. (清)文慶 寶鋆 等.籌辦夷務始末:中華書局,1979
- 14. 李文海.清史編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 15. 《清太祖實錄》卷四二 。
- 16. 《清史稿》職官志二 .國學網[引用日期2017-03-01]
- 17. 《清聖祖實錄》卷二,順治十八年三月戊寅。
- 18. 《清聖祖實錄》卷四,順治十八年八月戊申。
- 19. 《清朝通典》卷二十六,職官四。
- 20. 《清世宗實錄》卷八十八,雍正七年十月丙申。
- 21. 《清高祖實錄》卷六四八 。
- 22.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四三。
- 23. (清).《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三:中華書局,1979:第987頁
- 24. (清).《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八:中華書局,1979:第2683頁
- 25. 《清朝續文獻通考》職官四, 卷 118。
- 26.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 .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79:第43頁
- 27.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79 :第471頁
- 28. 《大清光緒新法令》“理藩部奏核議理藩部大概情形折”。
- 29. 趙雲田.《清代治理邊陲的樞紐——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第16頁
- 30. 乾隆府內抄本《理藩院則例》卷三五。
- 31. 楊選第,金峯校注 .光緒朝《欽定理藩院則例》: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第267頁
- 32. 楊選第,金峯校注.光緒朝《欽定理藩院則例》: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第127頁
- 33.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理藩院》卷九百八十 。
- 34. 趙雲田.《清代治理邊陲的樞紐——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第26頁
- 35. 《清聖祖實錄》,卷一五四。
- 36. 《清聖祖實錄》卷一四五,康熙二十九年三月。
- 37. 馬大正.《中國邊疆經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第309頁
- 38.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理藩院》卷九百八十一 。
- 39. 北京.《回疆則例》: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中心,1988:第13頁
- 40. 北京.《清代理藩院資料輯錄》: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中心,1988:第16頁
- 41.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理藩院》卷九百九十七,審斷。
- 42. 趙雲田.《清代治理邊陲的樞紐——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第62頁
- 43. 巴德雷編:《俄國、蒙古、中國》第二卷,第300頁
- 44. 《清聖祖實錄》卷六十二 康熙十五年丙辰七月辛已。
- 45. 《清聖祖實錄》卷一一二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九月丁丑。
- 46. 昭槤:《嘯亭雜錄》卷十。
- 47. 《欽定大清會典》卷十。
- 48. 黃松筠.《中國古代藩屬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第140頁
- 49. 乾隆朝《大清會典》卷六三。
- 50. 《清史稿·卷一百十五·志九十》 .國學導航[引用日期2017-04-29]
- 51. 乾隆朝《大清會典》卷七九。
- 52. 《欽定理藩院則例》序。
- 53. 張晉藩:《中國司法制度史》人民法院出版社,442頁。
- 54. 《欽定回疆則例》原修原奏一。
- 55. 《欽定回疆則例》原修原奏三。
- 56. 《清聖祖實錄》卷二。
- 57. 《清史稿》卷五一八·藩部一 .國學導航[引用日期2017-03-03]
- 58.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二。
- 59. 《清聖祖實錄》卷一二五。
- 60. 官職查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引用日期2021-03-17]
- 61. 官職查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引用日期2021-03-17]
- 62. 中國邊疆的基本特性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引用日期2022-08-27]
- 63. 順治十二年清朝與喀爾喀蒙古會盟考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引用日期2024-01-16]
-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