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月軒

瓷器裝飾技法的一種。又稱“瓷胎畫琺琅”，後人稱“古月軒”，國外稱“薔薇彩”。使用外來顏料，色種多，色彩控制準確；畫面有立體感，工巧精細、富麗堂皇。盛於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專充“內廷秘玩”。康熙時多在素燒過的瓷胎上，以黃、藍、紅、豆綠、絳紫等色作地用雙勾法仿銅胎琺琅形式描繪花紋；雍正時和五彩技法結合，多在白瓷器上彩繪；乾隆時仿西洋油畫作畫，畫面人物題材增多。

"古月軒"的燒製難點主要在於釉色温度和料胎的熔點幾乎是一致的，這就要求匠師嚴格掌握爐温和料胎薄厚。而且一件"古月軒"成品要經過數次着色，反覆彩燒，稍有不慎，便前功盡棄。"古月軒"成品工藝精良、圖案別緻、多配以兩句或四句小詩，器物上還有"古月軒"三字款式和燒製年代。它集詩、書、畫於一體，堪稱清代工藝品中的佳作，至今仍受到人們的青睞。 過去對"古月軒"一詞的來源有三種解釋。一説清代乾隆皇帝（公元1736～1796年在位）時，有軒名"古月軒"；另説"古月軒"是一位胡姓匠師所製作的精美料器，後來被皇家官窯加以模仿；還有一説認為從未有過"古月軒"料器，而是出自古玩商的臆造。近年來更有人提出瓷胎畫琺琅即"古月軒"的新説。但這些説法均缺乏確切的理論和實物依據，不可輕信。"古月軒"至今仍是文物、博物館和工藝美術界難以詮釋謎團。

鼻煙壺協會會員董重裏先生介紹，根據中國台灣“故宮”出版的《故宮鼻煙壺》一書所述內容，“古月軒”三字其實是當時雍正、乾隆二朝的內務府主事海望的得意之作。 雍正朝琺琅彩器已經出現，並屬官窯製品，而雍正帝卻沒有想好此類琺琅彩器如何命名落款，於是就將落款之事交給了當時的內務府主事海望辦理。琺琅彩本身燒製就已難度極大，稍有不慎就會自然炸裂，一個帶着官窯款的物件在皇上手中把玩的時候自然出現裂紋，自然讓人感到十分尷尬，就是皇帝想發火也無從下手，所以雍正帝才想另起一名，代替官窯款。此款既要體現皇家氣派，又要表現器物之美，雖然此事不是一件難事，但是也極為傷腦筋，所以才將命名落款之事交與內務府主事海望。而“古月軒”正是海望在圓明園之中觀月賞景之時的奇思妙想，不過也有一些學者發現“古月軒”其實是海望一語雙關，“古月”是海望巧妙地將自己名字寄於其中。

習慣上將彩繪精細入微、畫面多配以詩、印，並有料書乾隆帝年號款的琺琅彩瓷稱為“古月軒”瓷。“古月軒”指何物，在清末已眾説紛紜了，今人更是無據可依。 清末《飲流齋説瓷》説：“古月軒凡三説：一謂古月屬於乾隆之軒名，畫工為金成字旭映者也；一謂古月軒系胡姓人，精畫料器，而乾隆御製仿之也；一謂古月為清帝軒名，不專屬乾隆，歷代精製之品，均藏於是軒也。三説者，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而清宮內府其實並無“古月軒”，各種傳説顯系訛傳。傳世有署“古月軒”紅款之鼻煙壺，均系偽品。

而到了民國時期，著名的古玩商人趙汝珍在其專著《古玩指南》一書中，根據自身條件詳細研究，並且總結前人之説，確定“古月軒”就是琺琅釉及琺琅彩之瓷或料器也。同時，他也認為“古月軒”之瓷器、料器康熙之時就已經出現了，但是“古月軒”之款卻在乾隆時出現，故“古月軒”主人，是乾隆時人也。

但近代有些學者認為，“古月軒”是宮廷裏退休返家的師傅，在回家後自己開設的小窯燒製。更有説“古月軒”純屬晚清民間子虛烏有的傳説，並無真正來歷。

以上説法有的完全錯，有的不全面。據實物和史料，可以斷定“古月軒”不是乾隆或清代所有皇帝的佚名。“古月軒”也不是某位胡姓工匠把姓一分為二，即使真的有某位工匠製作料器或瓷器相當精美，大清皇帝也不會把他的軒號移植到宮裏。

“古月軒”鼻煙壺，其樣式、畫工、選材等方面凝聚了中華民族各種工藝的精華。不僅精於繪畫，而且也很注重題句。“古月軒”鼻煙壺的稀缺性和極高的藝術造詣，使得清代後期社會上仿製“古月軒”彩繪鼻煙壺之風越演越烈。

2000年5月天津藍天國際拍賣行有限公司主持的天津文物公司春季展銷會上，一件清乾隆年間古月軒玻璃胎畫琺琅鼻煙壺以242萬元的天價拍賣成交，改寫了當時內地鼻煙壺拍賣紀錄。不過有關專家表示，由於歷史的因素，在內地的古董收藏市場，“古月軒”鼻煙壺珍品稀少，但是贗品眾多，給投資者造成一種錯覺。所以建議投資者，先了解再下手，以此來指導自己的投資。

康、雍、乾三朝的琺琅彩瓷和後世仿製的琺琅彩瓷，有着不少共同點和區別，如何區分其真假呢？筆者認為，傳統的鑑定方法依然是最有效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作為清宮頭等名品，負責製作素瓷的景德鎮御器廠有責任把最精良的半成品運往北京內務府造辦處繪彩加工。據所見，康、雍、乾三朝無論哪一朝的琺琅彩瓷，胎體質量均十分高，胎骨細密平整，露胎的底足均十分細潔，尤以雍正器最為細滑。康熙器胎體比後兩朝器稍厚，總之，真品胎體厚薄適度，與其它品種（如彩瓷）無多大區別，重量也適中，不輕不重。後仿器胎體一般也力求平整均勻，那些按嚴格要求仿製的作品甚至連重量也相同（但燒造後可能出現誤差），許多仿品制胎不講究，不是胎體過厚過重就是過薄過輕，尤以後者為多。有的可看出釉下的胎面不夠光滑均勻，從足底看絕大多數胎質較疏鬆。在鑑定中，我們可以尋找光緒、民國的精細瓷器作對照，仿品常與之有共同點。

康熙器和雍、乾器的色地器，通常以紅、藍、綠等色彩作器表釉面裝飾，這種色地器器表低温，色釉的施繪通常十分均勻，一氣呵成。後仿的色地器常色調濃淡不一，有的塗抹痕明顯，有的色澤晦暗；真品白地器和色地器未施低温釉的部會，均為細潤潔白的白釉，釉色十分滋潤，光澤平和，不刺眼。仿品多釉層稀薄，色雖白但顯得蒼白的，光澤多有刺目感。但應警惕那些色釉或白釉色澤晦暗或舊氣十足的作品。一般説，作偽者不會對這種名品進行成色上的仿舊，因為琺琅彩瓷均保持着一定的鮮豔色澤，除非是在舊瓷上加繪琺琅彩（台灣“故宮博物院”藏有以明瓷畫彩器）。三看造型

清三代琺琅彩多為盤、碗、盉、碟和瓶類造型，幾無其它形制。這些造型作品均已見於各種圖錄，可按圖索驥。如發現造型不符者應引起注意，但造型相同者未必就是真品，清瓷的造型變化往往十分細微，有時無法從圖錄中判明，如上海博物館所藏乾隆琺琅彩鵪鶉圖瓶早已被大量複製過。造型雖相同，但所繪者是粉彩，不諳鑑賞者往往以此為真品，理由是造型相同。因而我們不能把造

型作為主要依據。當然，不少晚清、民國偽作不按照原作予以仿製，僅在款識上反映出來，其造型同真品大相徑庭，一見便知是清末民初的仿品。

康雍乾琺琅彩料通常經皇家嚴格把關，康熙器全用進口彩料，加入所謂“多爾門油”作繪畫潤滑劑，雍正時，國產琺琅彩料試製成功，不少用國產料繪製的作品質量也很高。從傳世康雍乾琺琅彩作品看，彩繪工細，色澤豔麗，光亮透明，晶瑩潤澤，有一種玻璃質感，富有層次。後仿者着彩通常稍晦暗，色彩層次感差，光澤度、透明度均不及真品，有的彩繪過於淺淡，有的過分濃厚，手摸有過分的凸起感。有的則厚薄不均。而且，光緒、民國所仿作品，用彩多有不同，除少數接近清三代真品琺琅彩外，許多仿品用粉彩料，大致有三種：1、類似康、雍、乾粉彩的彩料。2、清末民初的“重工粉彩”，彩料濃厚如堆脂。3、淺絳粉彩（近代興起的粉彩）。這三種粉彩效果不同，均不屬典型的仿琺琅彩，但常被人當做琺琅彩，遇到這樣的作品，應與清末民初粉彩多對照。

康熙琺琅彩多圖案化，以花卉為主。雍正時開始走向繪畫化，山水、人物、花鳥均有。同時，皇家延聘宮廷如意館畫師創作畫稿，指定畫琺琅高手繪彩。許多雍、乾彩器詩書畫三絕並存，藝術格調極高，因而從畫風上可見其精神，後仿者往往不能得其神髓，筆調生硬，線條鬆散，紋樣呆板，毫無生氣。

康、雍、乾彩瓷的落款，對人們判斷是否琺琅彩具有重要作用。有時一件器物雖分究竟是為粉彩還是琺琅彩，但如果底有料款，就基本清楚了。同樣，要判斷一件作品真假，落款也顯得舉足輕重。康熙器底部，基本上都是紅或藍兩種外粗內細雙方欄四字宋體款“康熙御製”（紫砂器多黃彩款），後仿款字體竭力摹仿真品，但真品字體略扁，結構工整，點劃頓撇捺筆路分明，仿款字體略瘦，撇捺做作，欠功力。雍正器款比前複雜，絕大多數為雙方欄藍料內粗外細四字宋體款“雍正年制”，也有雙方欄（粗細相等）款。另有一種無方欄四字款，均為藍料款，還有一種青花雙圈六字款（這類款器更要注意後加彩）。後仿者有相同格式款識作品，有的書紅款，也有書“雍正御製”者。以第一種藍料款為最多，有的外方欄線濃淡不均，“雍正年制”四字大小不一，看似工整，但軟弱無力，按原款照描的痕跡明顯。乾隆款依然以藍彩雙方欄外粗內細四字宋體款為主。但除了與上述幾種雍正款相似者外，還有篆款，偶亦見黃款。有些仿款基本能達到真切效果，但有的則違反常規。值得警惕的是，凡是書雍正、乾隆款的紅款器多為仿品。藍彩四字款的仿製特徵與雍正款相似，有的更差，上述兩種雍乾藍料字體，與民國仿“洪憲年制”四字款相比有相似之處，有時可以此參考。 還應注意的是，凡落“古月軒”款的製品均為清末民初贗品。凡器身題寫“郎世寧制”款識底書雍正乾隆官款者，也均應為民國仿製。因為至今未見一件書“古月軒”或“郎世寧制”的瓷器作品為真品。

康熙、雍正、乾隆官窯琺琅彩瓷器乃國之瑰寶，早已馳名世界。而在清末和民國時代，琺琅彩瓷器給人以神秘感，它有個俗名叫“古月軒”。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後，清代官窯瓷器才逐漸流入民間。在此之前，不用説古月軒，就是一般官窯瓷器民間也不準有。民國十年前後，琉璃廠的古玩商在古物陳列所第一次見到官窯琺琅彩。與此同時，延清堂、榮興祥才蒐集到古月軒盤、碗一兩件。

清末民初北京著名陶瓷文物收藏家沈吉甫，從光緒二十六年收集到民國二十年，31年的時間，珍藏名貴古瓷千餘件，僅有一件乾隆官窯琺琅彩畫松竹梅的小梅瓶，因為是紅字款，當時認為是件“撂跤貨”，夠不上真正的古月軒。

“九·一八事變”時，沈吉甫年近古稀，他深怕自己的萬貫家財難保，便把北平的全部財產都賣掉，在天津英租界買了幢小樓，隱居下來，錢財存入外國銀行，才甚感安全保險。

1932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沈吉甫散步回來吃早點，女僕見他的神態安詳，走過來跟他説：“老爺子！我有位同鄉拿來件古玩瓷器，請您給看看。您今天精神兒好，給他看看吧！”

女僕雙手捧着黃色包袱走進屋來，打開包袱露出錦匣，從錦匣軟囊中取出件約28釐米高的琺琅彩蒜頭瓶，遞給沈吉甫。沈吉甫戴上花鏡仔細觀看，瓶上畫着蝶戀花。兩朵怒放、兩朵半放、一朵含苞的牡丹；一隻蝴蝶向上飛翔，一隻蝴蝶俯衝飛向花蕊。牡丹的花瓣層次分明，花間的蝴蝶像活的一樣，周圍的綠葉茂密似飄動，正、反、側、斜姿態各異。從畫面上看，似是出自“如意館”供奉之紙絹畫稿。琺琅彩這具有特色的彩繪藝術，引起了沈吉甫的興趣。再看瓷釉，晶瑩精緻，瓷胎滑膩。後看款識，介乎宋體和楷書“乾隆年制”四字藍色料款；款外有藍色二層方格，外粗內細，外方格四角是折角。是乾隆琺琅彩瓷器的款識規格，釉色彩色細膩豔麗無比。

沈吉甫摘下花鏡，沉默片刻，問道：“你那本家兄弟從哪裏拿來的這件瓶子？”

“這是他們官長的東西，還是成對的，有幾對。今天只拿了一件來。隊伍快要開拔了，他們的長官看不懂，想求您給鑑定真假。”

沈吉甫看了一件琺琅彩瓶子，勾起了他喜愛官窯瓷器的癖好，他立即説：“你讓他們都拿來我看看。”

一個星期過後，坐着汽車來了位軍官裝束的人，帶來一對玉壺春，一對橄欖瓶，請沈吉甫鑑賞。

乾隆官窯琺琅彩玉壺春瓶高約27．5釐米，琺琅彩繪圖案為“百花呈瑞”。中間繪牡丹，周圍繪菊花、牽牛花等各種花卉，百花齊放，鮮豔異常，細膩而逼真。乾隆宮窯琺琅彩橄欖瓶高約26．5釐米，琺琅彩繪圖案為“歲寒三友”松竹梅。大片青翠，微紅點綴，別具韻味，配有書法精美的五言詩和胭脂水色“君子”二字的朱文印章，這對橄欖瓶的造型和圖案美妙飄逸，詩情畫意，耐人尋味，是制瓷工藝與書、詩、畫結合的藝術珍品。

沈吉甫欣賞這兩對瓷瓶，愛不釋手，連聲説：“好！好！是古月軒。”軍官開口説：“這是我們長官的東西。軍人只知打仗，不懂古玩瓷器。我們長官説，沈先生如看好了，請他珍藏。軍隊開拔帶着不方便。”沈吉甫笑了説：“我不收藏古玩了，但見了好東西還愛看。”軍官説：“您愛看，東西放在府上，您儘量欣賞。過些日子我們長官來，同您面談。”

這位軍官沒過五天，帶來另一位軍官拜會沈吉甫。他們相互寒暄客套一番。沈吉甫問：“你們今天到我這裏來，是不是想把三對瓷瓶取走？請轉告司令，他讓我開了眼，敝人深表謝意。”軍官説：“不然，司令不想把這些東西帶回太原，更不願露出風聲，引起南京方面的事端。咱們秘密交易，説哪裏算哪裏。”説來説去，沈吉甫願出十萬元，但要十天後交款。兩位軍官説：“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令下如山倒。命令一下我們就撤走，恐怕等不了十天。”沈吉甫主動提出：“三天為限。”

軍官走後，沈吉甫馬上寫信，約請北平琉璃廠銘珍齋經理韓敬齋和延清堂的二師兄安溪亭，來津觀賞古月軒。這兩位是一老一少鑑定官窯瓷器眼力最好的古董商，也是沈吉甫信得過的老朋友。

第五天沈吉甫付過款後，他們二人才來到天津英租界沈吉甫的家。年長的韓敬齋看了這三對琺琅彩瓶，直咂嘴説不出話來，“呵、呵”兩聲，表示驚訝和疑惑；年輕的安溪亭看完東西只説：“好！好！”看看沈吉甫就不再説什麼了。他們倆都看出了是民國初年的仿製品，但不敢直説，怕把沈老氣出毛病來。兩人哼呵幾句開始聊別的，不評論眼前擺着的瓷器，卻説起今天天氣好。沈吉甫心裏也明白了，也就不請他們給這些瓷瓶下結論了，彼此是心照不宣。

朋友走後，沈吉甫取出放大鏡，細細觀察琺琅彩蒜頭瓶。看出這瓶子的胎釉雖然潔白勻淨，但不夠精細、密度低，釉面有細小棕眼；胎骨薄手頭輕，拿起來發飄，胎質不夠堅密細膩；彩質不夠精細，彩層較厚，彩面光澤欠活，顏色濃而過豔。彩色與繪畫聯繫起來看，筆法呆板，不似紙絹畫氣，沒有多種彩色重疊地反覆地皺、擦、點、染的“院畫”的繪畫特點。看完他將放大鏡放下，越尋思火氣越大，盛怒之下，“啪嚓”一聲，把瓶子摔得粉碎，手拍桌子大聲喊僕人：“馬上把那個軍官給我找來！”

二位軍官來了，沈吉甫要求退貨。軍官説：“您先賠瓶子，我們再退給您錢。”沈吉甫聽這話覺得有點訛人，便説：“你退給我錢，我就賠你。”雙方爭持不下，沈吉甫問：“我得賠你們多少錢？”軍官説：“那是其中最好的一件，不止值十萬！”沈吉甫説：“這不是退了貨，我還得給你們添錢嗎？！我這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我去見你們司令！”“司令早回太原了。就是他在天津您也見不到。這點小事我們弟兄代他辦了。有話您跟我們説，在這裏或到司令部去都行。”沈吉甫怕惹出婁子，進了天津警備司令部，豈不是進了虎口！？最後軍官同意退回二萬元，並取走了其它的幾件瓷器，沈吉甫花了八萬元，只買聲“響兒”聽。

沈吉甫受訛騙之後，甚覺天津租界地不安全，僕人也不可靠。不久，他返回故里寧波。抗日戰火燃起後，他到上海居住，不同古玩商交往。最後老死在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