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

作者張燧，字和仲，明代湖南瀟湘人,家中兄弟除了他大都去做生意賺錢，唯獨他只喜歡讀書，經史子集無不所覽。他是一位博覽羣書的學者，勇於思考，往往能夠擺脱傳統思想的束縛，揭示隱微，提出異議。其父張嘉言，《湘潭縣誌》有傳，言及次子張燧，説卒於崇禎末年。大約自明萬曆初年至崇禎末年，就是張燧的生活年代。《千百年眼》的成書年代為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 ^[1] 

明代學者張燧著《千百年眼》一書，據説曾經因史識獨異得以風行一時。王重民先生在《湘潭縣誌》中查索到張燧事蹟：“兄弟皆生富貴，好治生產業，而燧獨務友朋，耽書史，不為苟同。”據説張燧常常“命僕載紙筆自隨，有省輒識之，雖藩溷不釋”。所著書多種，而“《千百年眼》盛傳於世”，其價值曾經得到王夫之、阮元等學術大家的肯定。

《千百年眼》是一部史論隨筆的合集。全書十二卷，511條，其中新義紛呈，體現出作者讀史“不為苟同”的風格。又大多言之有據，有些見解確如鄒元標《千百年眼序》所説，“起古人相與論辯，亦必心服。”

例如，蕭何為劉邦營建長安宮室，因規模壯麗，引致劉邦的責難：“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只得以“天子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作答。而《千百年眼》卷四“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條分析説，“高帝之都關中，意猶豫未決，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以為蕭何是要以都城基建形制宏大的既成事實，促使劉邦堅定定都關中的決心。這樣的推測，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漢文帝以講究節儉著名。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等無所增益。曾經規劃在宮中建造一座露台，召工匠預算，大約要花費百金，漢文帝得知後説道，百金相當於中等人家十户的產業，我居住在先帝營造的宮殿中，已經常常感到惶恐羞愧，為什麼還要建造新的台呢？他平時經常穿價格平易的黑色織品，宮中的幃帳不施紋繡，所寵愛的慎夫人也衣不曳地。張燧在《千百年眼》卷四“文帝奢儉之異”條寫道，作為皇帝，生活消費至於這樣的水準，可以説是極其簡陋了，但是，漢文帝又有極其奢費的一面，“賜鄧通以十數鉅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何也？”説漢文帝一方面自律甚嚴，特別注重生活消費的簡樸，然而對於所寵愛的近臣鄧通，賞賜財物至於萬萬，竟達十幾次之多。據司馬遷在《史記·佞幸列傳》中記述，鄧通出身蜀郡，因極偶然的機會得到寵幸。有精通相術的人預測鄧通的未來，説他“當貧餓死”。漢文帝説，“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將蜀郡嚴道的銅山賜予鄧通，特許他可以自己鑄錢，發行貨幣，一時“鄧氏錢”傳佈天下。張燧指出，漢文帝雖然自身簡樸，但是揮霍國家的資源和財富卻毫無慎惜之心。可見，我們回顧歷史，在對帝王的個人生活進行道德評點之外，更應當重視政治體制的作用。

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史家歷來都是予以肯定的。事變的起因是晁錯提出削藩之議。晁錯以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作為決策的基點。而《千百年眼》的作者在卷五“七國緩削則不反”條則發表了“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的見解，認為急於削藩則導致反叛，如果從緩處置，則可能不必以戰爭手段解決問題。他説，吳王濞當時已經垂老，寬之數年，即將去世，則首難無人。晁錯不能忍耐等待，“欲急其攻”，倉猝從事，以致“身殞國危，取笑天下”。論者同樣站在維護統一的立場上，政策傾向卻顯然不同。以戰略學的眼光分析這種緩而待其變的設想，不能不承認其中內在的合理性。所謂“欲急其攻”，可能確實表現出歷史的短見。

漢武帝臨終時，確定以少子劉弗陵為繼承人，這就是漢昭帝。漢武帝為此逼死其母鈎弋夫人。當有人提出疑問時，漢武帝説，往古國家所以變亂，往往是由於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沒有什麼力量可以制約。你們沒有聽説過呂后事件嗎？漢武帝遺命霍光等輔佐少帝。霍光據説性格鎮定沉着，為人平和穩重。他在執政期間，繼續實行漢武帝臨終前推行的重視發展經濟、安定社會的政策，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作為行政原則，數年之內，使得各地流民迴歸，田野益闢，百姓充實，國庫也頗有蓄積，又與匈奴恢復了和親的關係，西漢王朝的統治相對穩定。“昭宣中興”的政治成功於是得以實現。對於漢武帝的歷史評價眾説紛紜，但是似乎少有人特別注意到其遺囑對於身後政治前景的安排。同書卷五“武帝遺命”條寫道：“自古帝王遺命多矣，要未有如漢武之奇者。託國於素無名譽之人，期功效於數十年之後，若持左券，此豈尋常尺度所得窺耶？”這也是一種對古代政治戰略的評斷，雖寥寥數語，論者透徹的歷史觀察力已經有所顯現。

以秦漢史而論，其他如卷四“秦用客之功”條，“黔首之稱不自秦始”條，“陳涉秦民之湯、武”條，“漢高祖尊母不尊父”條，卷五“李廣無長者風”條，“漢和親與宋歲幣等”條等，也都因目光如炬，能夠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中國古代學術遺產中有許多的精華都凝集在如《千百年眼》這樣的筆記札記一類著述之中，可惜這種體裁已經為現在的學術成果評價體系所不容。儘管有些學術刊物有“讀史札記”一類欄目，但是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不少人以為只有長篇鉅製才可以展示自己的學術實力。其實在許多時候，小泉之清淨，要勝過渾濁的大窪呢。

《千百年眼》在清代成為禁書，列入《全禁書目》。不過《四庫全書》收有張燧《稽古堂論古》三卷，實際上是《千百年眼》的摘編本。而《千百年眼》一書在晚清又重新盛行於書界，有多種刊本行世。可見學術的真金是不會被政治力量長久封埋的。

有學者討論張燧《千百年眼》的價值，認為晚明多史論而少史考，此書專論史部，亦考亦論，“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史著”，堪稱晚明史學的傑作。這樣的評價是準確的。論者又寫道，“此書不見於《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目，因而，我治明代史學十多年，也沒有注意。去年5月底，始在國家圖書館一飽眼福。”“它的發現，可以大大改寫明代史學的形象。”其實，此書十五年前已經有標點本出版，印數至於九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賀天新校點），受到歷史文獻研究者注意，或許在論者“治明代史學”之前，所謂“發現”一語，似乎不妥。論者又指出，“明朝滅亡前夕，張燧為避難，東渡到了日本。”“張燧和朱舜水一樣，前半生在中國，後半生寓居日本。”（錢茂偉：《張燧〈千百年眼〉：晚明史學的傑作》，《學術月刊》2001年5期）這確是“一個新發現”，值得治學術史者重視。

《千百年眼》卷六“《阿房宮賦》蹈襲”條説，杜牧《阿房宮賦》有摹仿陸《長城賦》和楊敬之《華山賦》文句的痕跡，於是感嘆道：“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為難也！”有意思的是，《千百年眼》本身也陷於“蹈襲”的疑案之中。如卷四“秦法棄灰有故”條説，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其原因在於馬性畏灰，尤其懼怕新出之灰，據説馬駒遇之輒死。路上之灰，可以致使母馬落駒。於是《夏小正》和《月令》都有仲夏之月禁止燒灰的規定。秦法棄灰，原由也在於為了保障馬的增殖。不過，古來仲夏月行此禁，秦則可能四時皆禁，因此人們以為秦法苛重。《千百年眼》中的這段話又見於張萱《疑耀》卷三“秦法棄灰”條，除個別文字差異外，全篇內容竟然幾乎完全相同。張燧和張萱都是萬曆舉人，同樣的論點，我們現在已經難以辨別各自發表之先後。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九《子部·儒家類三》又説，《疑耀》“舊本題李贄撰”，而“此書確出於萱”，“蓋以萬曆中贄名最盛，託贄以行”。更使人們對“秦法棄灰有故”議論所出難消疑雲。儘管古人發表學術見解的功利意識與今人有所不同，不能如今天譴責剽竊、抄襲一般苛責之，學界治明代學術史者，或許仍然應當為張燧等人澄清這一有關著作權的疑端。而前引《千百年眼》卷五“七國緩削則不反”條的主要內容，則見於《十先生奧論注》續集卷一○陳傅良《西漢臣論·晁錯》。陳傅良，宋人。如果“七國緩削則不反”之説確實原出於陳傅良，那麼，張燧本人似乎也難以洗刷“蹈襲”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