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鴻儒

1947年，為東北行政學院學員、組織幹事。

1950年，任東北人民大學經濟系班主任、教員、黨總支部書記。

1951年，為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教員、黨總支部書記。

195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研究生班。

1953年，為東北人民大學經濟系教員。

1954年，在北京俄語專科學校留蘇預備部學習。

1955年赴蘇聯，入蘇聯莫斯科大學財政學院研究生班學習，任黨總支部書記，獲經濟學副博士學位。

1959年回國。後任中國人民銀行計劃局幹部。

1960年，下放任上海市南匯縣惠南公社副社長。

1962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計劃局貨幣流通處、辦公廳綜合處副處長。

1962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綜合處副處長。

1971年，下放“五七”幹校勞動。

1972年，任財政部辦公室副處長、負責人。

1976年，在河北省固安縣“五七”幹校勞動。

1977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室副主任，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

1980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組副書記，後任中國人民銀行理事會副理事長。

1988年，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兼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1989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1992年-1995年，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

2012年3月29日，任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理事會名譽理事長。

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共第十二、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

曾任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戰略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慈善總會副會長，中國國債協會副會長，新華人壽保險公司名譽董事長，四通電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五礦龍騰科技有限公司的獨立董事，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監事，美國大中華證券公司首席顧問、榮譽董事長。

劉鴻儒教授在教學及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曾任中國金融學院（現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首任院長，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委員會主席，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兼職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訪問教授。

著有《社會主義貨幣與銀行問題》、《社會主義信貸問題》等。

《社會主義的銀行信貸問題》（劉鴻儒與玉蘭合著中國財經出版社1964）；

《社會主義的貨幣與銀行問題》（中國財經出版社1980）；

《漫談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中國金融出版社1986）；

《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問題研究》（同前1987）；

《金融調：控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

《經濟大辭典·金融卷》（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

《中國金融百科全書》（主編之一，經濟管理出版社1990）；

《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主編，中國科技出版社1987）；

合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黃金》（中國財經出版社1965），等書。

在《紅旗》、《人民日報》、《經濟研究》、《金融研究》等刊物發表文章140餘篇。

30多年來，結合實際致力於有關金融政策、貨幣流通理論、金融體制改革等方面的理論研究工作。有專著8部，譯著2部，主編著作20部，論文300餘篇。

1930年，劉鴻儒出生於東北吉林省榆樹縣，和當時的大多數人一樣，家境貧寒。劉鴻儒12歲那年，從黑龍江北安高小畢業，雖然成績名列前茅，卻由於交不起學費而被迫輟學。為求生計，劉鴻儒做學徒工，被招入日本開設的兵工廠的“勞工營”，成為一名小焊接工。因為年紀小，而且經常吃不飽，睡不好，每天天不亮就起牀，把破舊的棉襖用鐵絲往腰間一束，就跟在大人們的身後隨他們一起幹活。這一狀況直到日本投降後。 在劉鴻儒學徒時吃了很多苦，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對知識的渴望。1945年日本人投降後，劉鴻儒又繼續進入北安高中學習。後來因為參加土改革命，劉鴻儒沒有全部唸完高中課程。1948年，劉鴻儒來到哈爾濱參加工作，進入東北行政學院，在法律系做教學輔導和行政管理工作。這所學校後來與哈爾濱大學合併，成立了東北科學院。1948年隨着解放軍解放瀋陽，這個學校名字又恢復為東北行政學院。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東北行政學院輾轉遷到長春，改為東北人民大學，也就是吉林大學。1950年，東北人民大學為培養教師，決定選派劉鴻儒到中國人民大學做研究生。從這個時候開始，劉鴻儒才正式接觸金融，並開始與金融結下不解之緣。在校期間，劉鴻儒跟前蘇聯專家學習銀行專業，一邊學習一邊也做助教工作。劉鴻儒的金融理論和金融研究在這個時期打下了基礎，也開始了他人生一個新的階段。

1953年劉鴻儒從人民大學畢業後，又回到東北人民大學，擔任經濟系副主任，教金融方面的課程。但在教學過程中，劉鴻儒卻深感自身知識不足，於是萌發了繼續求學的念頭。經過一番努力，1954年劉鴻儒順利地考取了留蘇研究生的資格，在經過一年俄語訓練的準備之後，1955年踏上莫斯科之旅。

劉鴻儒先是在莫斯科大學經濟系作研究生，學了整整一年的《資本論》。書是俄語版的，內容又非常專業，他感覺艱澀難懂，簡直像天書一樣，常常看得頭昏腦漲。經過一番主動調整心態，變被動為主動，採取笨鳥先飛的辦法，把大量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虛心向老師請教。他以堅強的毅力跨越過這段最艱難的時期，學習終於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後來在前蘇聯的學習就得心應手了。為攻下《資本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57年，劉鴻儒在莫斯科大學經濟系做研究生，遇見到了毛澤東。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率代表團到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談判後，就來到莫斯科大學禮堂與中國的留學生代表見面。毛主席對劉鴻儒為代表的研究生説了那段著名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青年人應具備兩點，一是朝氣蓬勃，二是謙虛謹慎。”當時像劉鴻儒這些留學生都是20多歲，聽了毛澤東的講話心情非常激動，給劉鴻儒留下最深的是朝氣蓬勃、謙虛謹慎兩句，這成為是青年人一生的座右銘。

在莫斯科大學學完《資本論》之後，由於擔任劉鴻儒論文指導老師的是前蘇聯第一貨幣銀行專家阿特拉斯教授，劉鴻儒就跟着轉入導師所在的莫斯科財政學院，研究貨幣銀行學。

劉鴻儒在前蘇聯一共學習了4年，學會了很多禮貌和文化修養方面的知識，這些經歷使他養成了良好的習慣。1959年，劉鴻儒通過研究生論文答辯，拿到副博士學位，回到北京。被中國人民銀行給留下。剛參加工作時，劉鴻儒從基層做起，先是負責會議記錄，做事認認真真地，每次會議都會把記錄作好，從而獲得了領導的肯定。後來他開始負責編簡報，逐漸重要的講話稿、文件都交給他起草。這之後，他先後擔任過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第一任的中國證監會主席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在廈門舉行的“2008人民幣私募股權基金高峯會”上表示，2008年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定義為“股權投資基金年”。並且論述了國有企業將是PE主力軍。從國際經驗看，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經過高速增長後遇到經濟轉型需求的時候，其背後的推手離不開發達的資本市場。隨着中國經濟在過去的數年中持續高速增長以及資本市場進一步開放，全球私募股權基金不斷湧入，人民幣私募股權基金從誕生開始就被各種疑問和爭論所包圍，是“熱點中的熱點”。

劉鴻儒説，人民幣私募股權基金的迅猛發展有其深刻的原因：在過去兩年中，國內股票市場高度活躍，而中國企業海外上市仍然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約，所以儘管國內股市處於調整階段，但A股市場仍成為多數企業首選的上市地。相應地，人民幣私募股權基金成為最受國內企業歡迎的投資對象：另一方面，在很多極具投資價值的領域，外商投資還受到法規的限制，這也迫使這一類企業在融資過程中只能尋找人民幣投資人：再有，新《合夥企業法》、《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等法律法規的出台為我國私募股權基金的發展奠定了法律基礎。在種種內因外果的共同作用下，各類人民幣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公共視野。“公司制”、“合夥制”、“LP”、“GP”、“初創期”、“成長期”、“Pre-IPO”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流行詞。

劉鴻儒指出，要冷靜地看到，在這些繁榮景象背後，人民幣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存在着很多需要探討的問題：比如，投資人市場的培育問題，合格基金管理人團隊的打造問題。再比如，隨着私募股權市場進一步發展細分，中國的FOF（基金的基金）如何發展，誰來做FOF更合適，私募股權基金的雙重税收問題何時能徹底解決，私募股權的退出機制能否進一步完善。

劉鴻儒説，組織架構是人民幣私募股權基金極為重要的問題。無論採用公司制還是合夥制，每一隻私募股權基金都由出資人和基金管理人組成。一個健康穩定，持續發展的私募股權投資市場需要有一批成熟理性的投資人和一批經驗豐富、嚴謹負責的專業基金管理人存在。

劉鴻儒強調，成熟市場私募股權基金的出資人多為養老基金、保險基金、校園基金、慈善基金、企業基金、家族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特點是規模巨大，有穩定的投資結構，抗風險能力較強，是出資人的主流。但在中國市場上，這一類機構投資者尚未大規模進入私募股權市場。儘管上半年社保基金被允許進入私募股權市場讓我們看到了希望，但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國內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人多為中小機構和民營企業。由於自身規模的問題，它們投資的金額都還比較小，抗擊風險能力也比較差。希望儘快看到國有金融機構、大型國有上市公司加入到私募股權市場當中，併成為推動中國人民幣股權基金健康發展的中堅力量。

1990年5月，一直處於自發狀態的中國股市一夜之間突然狂熱起來。在深圳，深圳證券公司、中國銀行深圳分行和深圳國投的三個證券交易窗口前的馬路上擠滿了人，甚至要出動警察維持秩序。供不應求的發行數額和財富效應，勾起人們的股票發財夢。從當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1個月中，深圳僅有的5只上市股票價格的漲幅分別達到：深發展100%，萬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達380%。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資金仍在向深圳源源不斷地聚集。股票熱引起高層人士的關注和爭論。

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劉鴻儒奉命，三次率調查組，深入到深滬兩地的交易網點實地研究對策。劉到體改委時間不長，分管財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試點，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對證券市場問題的研究。

劉鴻儒選擇了資本市場，資本市場也選擇了劉鴻儒。當時，中央高層中有種聲音，認為股票市場是搞私有化，不能繼續搞下去，主張取消深圳、上海的試點。在珠海特區10週年慶典會的主席台上，江澤民同志跟劉鴻儒打招呼，約他在回京的飛機上談話。從廣州到北京，飛行兩個多小時，一路上，江澤民問，劉鴻儒答，田紀雲、温家寶等中央負責同志都在場。江澤民就他所聽到的各種議論問劉鴻儒，問得很認真，記得也很仔細。劉鴻儒根據調查結果逐一作了回答。彙報到最後，劉鴻儒説，股票市場的試點不能取消，可以暫不擴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對外發出的就是一種後退的信號，對改革形象影響很大。講到這裏，他表態道，“江總書記，請您相信，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不會在中國搞私有化，我們會有辦法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的資本市場發展道路；當然，我們沒有經驗，也許會走一些彎路，但不要輕易地給我們戴上走資本主義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否則，誰都沒辦法搞改革試驗。”臨下飛機時，江澤民説：“股票市場的試點應該保留下來，繼續試驗，暫不擴大。”中國的股票市場度過一次劫難。儘管後來劉鴻儒一再謙虛地説，“保留這片改革成果，是黨中央的英明決定”。但知情人士都説，是劉鴻儒影響了中央的決策，在關鍵時刻救了中國股市。

歷史背景：1992年5月21日，滬市突然全面放開股價，大盤直接跳空高開在1260.32點，僅僅3天，登頂1420點，暴漲570%。上海“豫園”股票成為首隻萬元股票。“8·10”之後3天，上海股市也受影響猛跌22.2%。上證指數暴跌400餘點與5月25日的1420點相比，淨跌640點，兩個半月內跌幅達到45%。

1992年2月後，體改委聯合有關部委制定了13項股份制試點配套法規，隨後各地股份制公司很快地發展起來，出現了新一輪股票熱。同年8月10日爆發了深圳“8·10事件”：在深圳有關部門發放新股認購申請表的過程中，由於申請表供不應求，加上組織不嚴密和一些舞弊行為，申購人羣採取了一些過激行為，受其影響，深圳股市幾乎全面停頓。

救火：劉鴻儒認為，原先那種有限量發售抽籤表方式，癥結在於抽籤表的發售數量有限，人為造成申購股票機會的不平等，甚至還可能出現黑箱操作和腐敗現象。於是在1993年，提出了“無限量發售申請表”發行方式。從青島啤酒發行起，拉着整車現金到全國各地搶購股票的隊伍逐漸消失了。

誰來出任第一任證監會主席？不少人建議由劉鴻儒出山。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兼證券委主任朱鎔基找到劉鴻儒，讓其擔任證監會主席。當年10月26日，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宣佈成立。原國務院證券管理辦公會議撤銷。證券委員會由朱鎔基兼主任，劉鴻儒、周道炯任副主任。為建立健全證券監管工作制度，國務院還成立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受國務院證券委指導、監督檢查和歸口管理。劉鴻儒任證監委主席。

劉鴻儒認為，從風險投資進一步發展到人民幣私募股權基金，股權市場的發展速度是最快的。這與中國的經濟轉型、結構調整有着密切的關係。經濟結構調整客觀上需要股權的投資和轉化。與此同時，中國資本市場也進入了一個轉型時期，培養上市的公司數量越來越少，而有潛力的企業需要私募股權基金大力支持和培養，使其成為有影響力、有發展前景的上市公司。

劉鴻儒認為，中國發展私募股權基金的需求和條件已逐步形成，首先是中國的相關法律法規在逐步完善，包括新修改的《公司法》、《證券法》、《合夥企業法》、《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等，這些法律法規的出台為中我國私募股權基金的發展奠定了法律基矗與此同時，股權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全流通問題的解決等，都使中國資本市場逐步完善和規範。劉鴻儒同時指出，中國發展私募股權基金條件逐漸成熟，但是在發展中也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包括如何監管的問題、法律法規如何完善的問題、税收政策問題等，需要進一步研究，以推動股權基金的發展。

劉鴻儒認為，新形勢下，市值已經成為公司經營績效和投資價值的綜合性指標，市值管理已成為上市公司為股東創造財富、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的重要管理內容。董秘所從事的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是市值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作用和地位進一步加強，他們的職業水平需要進一步提升，需要不斷學習、鋭意創新投資者關係管理思路、不斷適應資本市場的新形勢和新要求。

劉鴻儒認為，當前推出線材和螺紋鋼、石油期貨交易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應儘快推出。鋼材方面，隨着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對鋼材特別是螺紋鋼和線材的需求仍會保持穩定增長。同時，螺紋鋼和線材比較容易標準化，且在中國最為大宗，中國在推出螺紋鋼和線材上有自己獨特的優勢，非常有利於形成價格影響力，掌握定價權。

在石油方面，劉鴻儒認為，隨着石油流通體制改革的推進，特別是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中國石油零售、原油和成品油批發經營權都已經對外開放，推出原油、汽油等石油系列期貨的時機逐步成熟。

基金業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必然遇到了各種新問題。1、部分基金公司的生存困境問題已經顯現。隨着基金公司數目的迅速擴張，行業內競爭的加劇使得部分基金公司面臨困境。部分規模相對較小基金的虧損問題顯得比較突出，特別是一些成立時間不久、或是還未建立強大品牌的基金公司，陷入了成立即虧損的境地。基金公司之間的分化非常明顯，大的基金公司管理規模已超過500億、小的不到10億。特別是在銀行系基金、外資背景的基金相繼進來後，更是壓縮了一些缺乏背景的基金公司的生存空間。

2、股票基金缺乏賺錢效應。為持有人創造增量價值是基金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在基金成立之初，通過新股配售等途徑不少基金還是獲得了可觀的收益，但這樣的收益是非市場化的、難以持續的，也檢驗不了基金公司真實的投資水平；而在新股發行制度改革後，從2001年開始，只有2003年基金平均收益為正，其餘均為負，今年前3個季度，在絕對收益上多數基金並未獲得正收益。由於基金不賺錢，客觀上影響了新基金的發行，對吸引機構資金通過基金渠道進入市場也是不利的。

3、基金產品的雷同化、同質化特徵明顯，可投資的金融產品過少。以股票基金為例，表面上不同基金公司的股票基金分為成長型、價值型、行業型、分紅型等等，但實際的投資對象和倉位設計卻大體相同，這裏面有幾個原因，一是中國法規對融資融券、期貨期權交易的限制，基金只能投資於股票及債券；二是中國上市公司數量雖然有了快速增長，但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能夠吸引基金投資的好公司仍然有限，基金只能在有限的投資對象中選擇，自然導致了投資的雷同和持股的高度集中。

4、基金的發行困難和銷售瓶頸問題日益突出。2006，中國基金髮行還有超過百億的股票基金，2007年除了幾隻銀行系基金外，股票基金髮行的規模大多在10億以下，甚至不少基金在發行時還擔心能否達到2億元的成立底線。

1、放寬投融資管制，增加投資品種。中國上市公司數量雖然有了快速增長，但能夠吸引基金投資的公司仍然不多，基金投資選擇有限，持股高度集中，導致基金產品同質化程度嚴重，投資回報率低下，基金理財未能做到低成本、差異化。據有關方面估算，PE在20倍以下的流通股票市值僅為4000億左右，而基金股票資產已近2000億。低迴報率也是造成基金銷售困難等其他問題的根源所在。

2、合理規劃理財市場發展。隨着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的推進，以銀行系基金為代表的新競爭者的進入令基金業競爭進一步加劇，銀行、證券、保險和基金之間的資金壁壘正在打破。但是，基金業究竟應該發展銀行主導模式還是市場主導模式，則既要考慮到現實生活中商業銀行的資源優勢，以及打破壁壘對銀行體系改革的促進作用，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德國與日本的經驗表明銀行主導型發展模式不利於基金業長期的規模擴展，降低了資本市場的發展速度與質量，因而對基金業發展模式的選擇需要有個長遠的規劃。

3、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發展債券市場，同時大膽嘗試衍生產品，引進做空機制。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水平很低，債券市場發展嚴重滯後，一個缺乏固定收益證券的資本市場是不完整的市場，企業的融資需求和大眾個人的理財需求遠遠得不到滿足，資金利用效率低下。

發展衍生產品是當前的重要任務。雖然它是雙刃劍，但又是資本市場發展不可缺少的動力和支柱；它既是高風險的產品，又是分散風險、規避風險的重要工具。如果缺少它們，風險更大，令市場缺乏效率，而且基金的資產管理工具單一，不利於提高投資回報率與產品多元化。

4、研究、完善基金公司的治理結構與激勵機制。基金公司經營層的全部工作是管理投資者的資金而非股東的資金，這是基金公司治理問題與一般公司治理問題的根本不同，也是基金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關鍵點。如何針對這個特點，提高經營層的責任心，完善激勵機制，研究個人持股與期權制度，是需要業界與有關部門認真對待的問題。同時，面對合資基金公司的興起，本土基金應該在一個更加平等的水平、以一種更加進取的姿態迎接挑戰。

5、監管部門應該不斷增強市場理念，該管的要管到位，該讓市場去解決的一定放開。在規則的制定與監管執行上注意市場化與可操作性，多聽業者心聲，徵求業者意見。鼓勵優勝劣汰、規範運作，避免重蹈券商覆轍，支持基金業以自身的擴張動力推動相關制度的革新與理財市場的繁榮。

6、研究基金公司成為全面資產管理載體的問題。由於現有投資品種的限制，基金公司已經在產品細分（尤其是股票基金產品）上盡了很大的努力，但結果卻不盡人意。這除了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增加股票和其他投資品種以及投資工具外，基金公司的發展空間問題也需要進一步研究，如是否應將基金公司發展成為全面資產管理的平台，有人建議研究基金如何進入期貨市場，允許私募發行和多元化投資。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用這樣的詩句來形容退休後的劉鴻儒，很是恰當。資本市場一舉一動總關情，只不過方式有了變化，在任上，劉鴻儒以一線監管者的身份參與其中；卸任後，他以一名學者、專家的身份為其搖旗吶喊。

離職後的劉鴻儒繼續擔任全國政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同時他還在多個民間組織任職，在大學兼任教授，在上市公司擔任獨立董事，出版多種金融學術著作。作為“五道口”——中國金融學院的首任院長，他的“教父”地位在當前的金融界可以説是無人與之比肩。

離開證監會時，得了個親切中藴含無限敬意的稱號——“劉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