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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道
鎖定
儒釋道相交成風
儒釋道三教一團和氣圖(2張)
士大夫從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傳統儒家教育,理應是儒學的維護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無論是閣部大臣,抑或州縣小吏,無論是在職,抑或鄉居,均是佛、道的倡導者,甚至成為佛教寺院的“護法”。當時的風氣,就是士人以與釋、道二教人士相交為雅。所以,對佛教的貢獻,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時之士大夫,皆誦法孔子者也。所望創僧廬,市僧田,以招致撥草瞻風諸龍像者,惟誦法孔子諸賢是頓,則儒之有庇釋也,不信然哉!”明人蔣德王景也説,晚明的士大夫,“無不禮《楞嚴》,諷《法華》,皈依淨土”。此外,宋明理學大量吸收佛學思想,使得佛道兩教漸趨衰落。佛教產生的時間比道教早得多, 在傳入中國時佛教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備, 因此, 道教產生後在很多方面都借鑑吸收了佛教。比如, 在早期道經的造作過程中, 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襲佛經之處;道教的宮觀設施、組織形式、宗教儀式等方面, 亦不乏借鑑佛教之處。又如, 受“大道無形”思想的影響, 早期道教是反對偶像崇拜的, 因此稱佛教為“像教”。但是, 後世道教“設像立教”的形式與佛教卻別無二致, 其實正是受佛教影響使然。全真道提倡三教合一,以《孝經》《心經》《道德經》為核心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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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於詞翰,與士人交往密切,但只是僅見的例子,不成氣候。中期以後,以至明季,由於儒、佛、道三教合流漸成氣候,士人與僧、道相交更是不爭的事實。這種風氣主要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規,不在僧寺、道觀清戒受持,而是到處遊蕩,遊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師為甚。如明人言:“京師,僧海也。名藍精剎甲宇內,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贍養之腆,則又十邊儲而三之,故十方緇流鹹輻輳於是。”二是士大夫師事沙門,大族中子弟甚至拜高僧為師。如張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師事沙門,江南為甚。”這種風氣僅僅是儒、佛、道合流的綜合反映,而其具體的表現,則為士人與僧道相交,恬不為怪,甚至引為風雅。
儒釋道三教堂
孔子、釋迦、老子並祀於一堂之類的三教堂,至遲在元代已見其例。一至明代,則蔚然成風。照例説來,孔子祀於學,佛氏祀於寺,老氏祀於觀,原本俱有定製,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卻流行將孔子、佛氏、老氏並祀於一堂。鑑於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樂三年(1405),朝廷頒佈禁令,“禁祀孔子於釋老宮”。然三教合流畢竟已是大勢所趨,儘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徒具虛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釋、道合為一圖,或者塑像於寺觀。釋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現了穿戴為道冠、儒履、釋袈裟之傅大士。這種行為並非只是盛行於道、佛,同樣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陳白我,“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又賓州有一座三教閣,居人楊鳳雲所建,“閣有孔子、釋迦、老子三像”。
一旦儒、釋、道三教聖人共聚一堂、一閣甚至一圖,那麼三教之間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這在民間的祠廟中反映尤為明顯。
這可以析為以下三種情況:
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廟,卻由僧、道管理。如徐州祭祀漢高祖劉邦的祠廟,其香火由僧人管理。
上述種種,固然與當時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趨勢桴鼓相應,但也與朝廷祀典、禮儀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關。明帝國以儒教立國,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國,每遇大朝會時,百官習儀卻不在國子監孔廟,而是在佛寺或道觀,先在慶壽寺、靈濟宮,後定於朝天宮。朝廷如此,地方官員也只好照章辦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條。如杭州錢塘縣,每歲造土牛,均在靈芝崇福寺迎春。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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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道教是什麼 .知網[引用日期2020-12-31]
- 2. 論儒釋道“三教合流”的類型 .知網[引用日期2020-12-31]
- 3. 儒釋道三教融合共生與道教的自我調適 .知網[引用日期2020-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