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合一

“三教”，指的是儒、釋（佛）、道三家。三教概念的發展，可以分幾個階段，魏晉南北朝梁武帝是一個階段，唐宋是一個階段，元明清是一個階段。最初的階段裏，雖然有三教的連稱，不過彼此是獨立的，當然相互間都有影響，儒、佛、道三者之所以相提並論，則是偏重於它們社會功能的互補。中間的階段是一個過渡的階段，主要在於彼此內在意識上的流通融合，逐步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樹一幟。只有最後的階段才出現真正宗教形態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階段是在繼續第一階段三教功能互補的基礎上更添新內容，第三階段亦是在前二個階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來“三教合一”的新成份，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趨勢越來越大。

三教在社會上的客觀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現的基礎，不過三教概念的提出卻是社會意識發展變化的結果。但三教概念的出現和被社會所廣泛接受，卻是在魏晉南北朝時率先由佛教表現出來的，三國之前人們的論著中是沒有“三教”一詞的。《廣弘明集》卷一載有《吳主孫權論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時提及儒釋道三家。以及“南北朝的《理惑論》，論儒釋道思想之一致；這些可以説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見”。以後“暨梁武之世，三教連衡”，三教一詞出現在文獻上的頻率也越來越高了。在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作為強大的社會存在已經無可置疑。 ^[1] 

時人於儒佛、儒道、佛道之間的互補共通之處，分別有很多的建議論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於談理，故常見三教調和之説”。如孫綽在《喻道論》中雲：“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明僧紹則認為“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王治心先生就張融、顧歡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闡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來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釋教道教之分。……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見，這種意見，影響於後世亦非常之大”。這種情況的產生，是由於三教所依附的社會基礎和所發揮的社會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在這樣的基礎上，就出現了“三教”的概念。

以"三教"統稱儒釋道,始於北周時期,約公元6世紀中後,中國文化逐漸形成儒釋道三足鼎立之勢。經過隋唐時期的三教講論與融通,三教合流在北宋已經大致成型,明代以後則成社會主流思想。儒家的主要功能當然是“治世”, 它是一種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態, 確立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禮儀規範與典章制度。道教的功能主要是“治身”, 長生不老的神仙生活, 中國人素來心嚮往之。佛教的功能主要是“治心”, 在消除煩惱的心性修養方面, 有着明顯的優勢。有關心性修養的豐厚思想資源, 特別是禪宗的“明心見性”、華嚴宗的“理事無礙”、天台宗的“止觀雙修”等, 成了宋代儒學發展的重要源頭。佛道兩教, 因此配合實踐儒家的倫理規範。尤其是佛教, 在民間社會還承擔了許多慈善救濟的實際功能。唐高祖李淵下詔, 稱“三教雖異, 善歸一揆”。宋孝宗寫《原道論》, 提倡“以佛修心, 以老治身, 以儒治世。”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論》裏説:“於斯三教, 除仲尼之道祖堯舜, 率三王, 刪《詩》制典, 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 暗助王綱, 益世無窮, 唯常是吉。……三教之立, 雖持身榮儉之不同, 其所濟給之理一。然於斯世之愚人, 於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 ^[2] 

三教的並提，都可以説有着以下的意味：

第一，表明作為社會的意識力量，儒、道、釋各有影響範圍，可以説三分天下，雖然其間常有高低先後之爭。

第二，所謂三教歸一、三教一家之類的説法，不論是出於那一家之口，無一不是從維護社會道德，有利政治統治為出發點和歸宿，認為在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謂“三教雖殊，同歸於善”。這種“一”致被強調的結果，實際上是將儒家理念作為三教的取捨標準，故反對三教並提的一方，也是以佛、道二家不具備能與儒家等量齊觀的社會功能作為一條重要理由，認為三者在道德趨向上仍未一致，甚至還有所牴牾。不過在魏晉，乃至隋唐，反對方始終不是社會主流意見，至少在絕大多數時間裏未被最高統治者所採納。

第三，三教仍然各自保持着獨立的形態，不過相互間在觀念和思想方式上，不斷地進行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從外在功能上的互補加深到內在思想上的融通。

第四，由於自南北朝起玄學的消退和經學的東山再起，尤其是王通、韓愈等人對新儒學的發展，一直到程朱理學的興起，儒學主導社會意識的動能日益強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後朝儒家傾向的勢頭也愈來愈明顯。

從統合的角度看，“三教合一”的含義無疑要比“三教”更進一步。關鍵在於對“合一”的理解。如果將“合一”視作儒、道、佛三家的內在義理上，特別是在道德標準取向上走向融合的一種趨勢，當然可以，但此至少在明代之前是稱為“三教合流”或“三教歸一”的。其實一般的學術著作中在説三教合一時，也就是這個意思。

或許正是對三教合一之稱在理解上的模糊，古人極少用三教合一這個詞，至少是明代以前基本上沒有人使用過此詞。作者曾請友人復旦大學吳松弟教授通過電腦光盤檢索，三教合一之稱在整個《四庫全書》中只出現過八次，且全都是在元代以後。也就是説，在明代之前，只有三教的概念，而根本沒有三教合一概念的流行。或者説，明代以前的人們，尚未認識到三教在外在形態上有合一的可能性。當然，明代人所説的“合一”，仍可分二個層次。其一依然是以往“三教歸一”、“三教一家”的那層意思，即主要指三家在道德價值觀念上的一致性。如顧憲成在《明故禮部儀制司主事欽降南陽府鄧州判官文石張君墓誌銘》中雲：“東溟管公倡道東南，標三教合一之宗。君相與質難數百言，管公心屈”。不過，從明代一位監察御史陸隴其所云，“今人言三教合一，豈非朱子之所嘆然。又有謂三教不可合而各有其妙，不妨並存者，則又是以不合為合，尤巧於包羅和會者也”。陸氏所謂三教的兩種合一，其區別正是表現於外在形態上，即當時人們確有主張將三教混為一體。

三教合一概念在明代的提出，必定是當時的社會中已經有了合三教為一教的某種實際形態存在，哪怕是一種模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社會上確存在三教形態上的共一。如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祇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關帝信仰，約成書於明中期的《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稱關羽君臨三界，“掌儒釋道教之權，管天地人才之柄”。再如晚明的林兆恩甚至創立以儒為主體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稱要通過“煉心”、“崇禮”、“救濟”等手段，“以三教歸儒之説，三綱復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後世”，甚至“立廟塑三教之像：釋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為儒童菩薩塑西像，而處其末座。縉紳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實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體系上的合一。從而使三教合一概念的內涵有了質的飛躍。

林兆恩的“三一教”，是以公開標榜三教合為一教作宗旨的，其它一些民間宗教裏也有以此為旗幟的，此可見諸於那些民間宗教的經典“寶卷”。如《銷釋悟性還源寶卷·留三教經品》雲：“自今慈悲來找你，才留還源三教經”；《開心結果寶卷》中有《三教菩薩品》；《混元紅陽臨凡飄高經》亦有《取三教聖人品》等。此表明明清二代有更多無名有實的三教合一宗教組織，即是上述那些活躍在當時的五花八門民間宗教。對此明末清初時的顏習齋看得很清楚，他説：“大凡邪教人都説‘三教歸一’或‘萬法歸一’”。在這些民間宗教所奉行的寶卷裏，三教之間的原有差別變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正如安娜·塞德爾所説 ，“這些佛──道經文起源於社會金字塔底層的世俗圈子中，在那裏，兩個宗教在教義上的區別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事實確是這樣，如羅教創始人羅清在其《五部六冊》中的《破邪顯證鑰匙卷·破不論在家出家辟支佛品第一》裏就進一步説明：“一僧一道一儒緣，同入心空及第禪。似水流源滄溟瀇，日月星辰共一天。本來大道原無二，奈緣偏執別談玄。了心更許何誰論，三教原來總一般”。酒井忠夫先生曾對《五部六冊》引文進行考證，發現其中不僅有《金剛經》、《華嚴經》、《法華經》等佛經，還有《道德經》、《悟真篇》等道教典籍和儒家的《大學》、《中庸》等，説明這些所謂寶卷完全是三教合一的。大體上説，這些寶卷“全是邪教名目而假充如來佛經以欺人者”，也就是説民間宗教如果在崇拜形式上還往往顯示着佛教色彩的話，但其所主張的現世人們行為準則，卻是儒家的忠孝仁義等倫理，如其中《銷釋孟姜忠烈貞節賢良寶卷》、《二十四孝報娘恩》、《節義寶卷》等等。

在區分三教和三教合一時，有一條界限是需要分明的，即站在佛、道的宗教立場上説三教一家，和以三家觀念統一到一個宗教形態之中是有着根本性的變化，雖然後者也可説是前者觀念發展的結果。

縱觀從三教到三教合一觀念的變化，可以察看到中國社會的一些發展動態。首先，自唐以後，無論是從外在的政治統一，還是內在的專制集權程度，都甚於以往的朝代，而且是一代甚於一代。這種專制集權的大一統社會政治體制的不斷加強，愈來愈需要更為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態在內的社會意識形態，於是三教合一的呼聲也越加強烈，包括象明太祖朱元璋這樣統治者的極力提倡。其次，鑑於自春秋至秦漢思想趨向一致所形成的傳統，三教在長期並存的過程中，內質上通過交流，彼此的認同越來越加深，隨着時間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要的條件。如余英時先生指出：“唐宋以來中國宗教倫理發展的整個趨勢，這一長期發展最後匯歸於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説是事有必至的”。又如元代全真教主王嚞（重陽）在山東等地組織“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三教七寶會”等等，表明在新道教的內部，三教合一的因子更為成熟，“大量儒釋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為入明以後道教的一大特色”。這種現象也在當時上層建築中各個領域內泛現，如“‘三教聖人’在元代戲劇及其它著作中就突然出現了”。再次，由於十三世紀以後佛教在印度的瓦解，使中國佛教再也難以吸收與中國文化異質的東西，這對加速與其它二家的同化，反而成了有利因素。最後，中國民眾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並收的，儒、道、佛諸家的內容都早已司空見慣，三教合一把這些他們最熟悉的東西調和起來，推陳出新，民眾是樂於其成的。這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會條件。

三教合一概念及其相呼應的宗教形態在明代的出現既跟社會演變相關，也跟儒家學説的發展有關。林兆恩的“三一教”也好，其它形形色色的類似民間宗教也好，它們的社會道德取向卻來自於儒家的價值觀，可以説是宋明理學發展出來的一個副產品。宋明理學，正如很多學者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它的形成，是吸收了不少佛、道二家思想的結果，也強化了它的宗教氣息，“尤其是理學家的修養功夫，無論主誠主敬主靜主寡慾主返觀內心主致良知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等等，莫不含有宗教上祈禱面目”。“元明以後，佛教與道教衰落，理學勃興。理學以孔子的倫理思想為核心，攝取了釋、道的大量哲學思想、思維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來，難解難分”。故可以説其本身就體現着三教合一。然而如此一來，就產生了一種複雜的情況。第一，宋明的新儒學由於種種原因成為一頭獨大的社會統治意識，完全改變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三教格局。第二，佛、道二家逐漸在“三教”中淪為配角的地位，這也降低了它們作為宗教在社會上的影響力。第三，在儒家內部，三教合一的思潮發展也愈來愈強烈。“三教合一”一詞開始出現在《四庫全書》的明代書文中，並且為數不少，正是此種情況的反映，因為《四庫全書》中所收的宋以後的書籍文獻，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為基調的。

上述三點情況是同時發生的。於是，一方面作為社會意識上層的儒家思想在三教合一的理論上已經得到了很大發展並趨向於完備，但此儒家仍並非是宗教，依然缺乏諸如在生死問題上給人以終極關懷那樣的宗教基本特徵。周予同先生謂：“朱熹的祭祀論，不能於理論方面多無發揮，而復返於宗教的解釋，實為宋儒哲學思想退化之一證”。這既説明儒家有過適應宗教化的動向，也説明單靠儒家是宗教化不起來的，朱熹的“退化”也僅此而已。另一方面，雖然佛、道二家在此期間也大力發展了三教合一説，但和社會主流意識依然存在着差距，而且它們二家中任何一家的宗教影響力都在減弱。也就是説在當時社會中，主流意識和宗教需求間有着矛盾和缺口。

需要是發明的源泉，解決這種矛盾與缺口的辦法之一就是將儒家思想為主的三教思想合一而宗教化。儒學在明代最風行的王陽明一派的觀念中強化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其“立三教合一之説而陰詆程朱為異端，萬曆中年，羣然崇尚，浸淫入於制藝”。與此同時，理學中王學門徒裏向社會下層發展的傾向也明顯起來，如泰州學派的羅汝芳（近溪）講學時，“至若牧童樵豎，釣老漁翁，市井少年，公門將健，織婦耕夫，竊履名儒，衣冠大盜，此但心至則受，不問所由也。況夫布衣韋帶，水宿巖棲，白面書生，青衿子弟，黃冠白羽，緇衣大士，縉紳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車轍所至，奔走奉迎。先生抵掌其間，坐而談笑”。這些儒學家的弟子中三教九流都有，這樣，以羅汝芳、管志道（東溟）為代表的王學弟子可以説是以“士人階層為中心，逐漸向其它階層推廣的傾向，既流行於官僚，也流行於農、工、商。這是因為，善書、功過格都不再拘泥於吻合過去型的儒、佛、道的界限，而將三教混合一致，並以自己的實踐立場為中心，理解三教的信仰和學問，因而作為新的民眾道德而勃興流行”。於是，在民間廣泛受其影響的情況下，真正具備三教合一性質的“三一教”之類就應運而生了。其實，將儒家視為儒教的説法也大多來自此時。這説明，從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轉變，是與明清時代的社會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變相呼應。

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王嚞提出過：“儒門釋户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全真道教經過王重陽，馬鈺，邱處機，尹志平，李志常等幾代掌教的宣傳，以及當時金元兩個朝廷的推崇，雖然當中有過被限制發展的歷程，但在三教合一的歷史推崇做法中，幾代全真道士，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直至清朝對道教採取了嚴格的防範和抑制的政策，道教衰落，但其對於歷史三教的發展，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是應該為後人所記住，不能抹殺。

青龍洞古建築羣坐落在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貴州鎮遠城東的中和山上。這裏山勢挺拔，峭壁懸崖。巨巖、洞穴和為一體。佛、儒、道三種宗教的寺廟羣生就山腰。它背靠青山，面臨綠水，貼壁臨空，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翹翼飛檐、雕樑畫棟。這些古建築依山因地，分別採用了“吊”、“借”、“附”、“嵌”、“築”等多種工藝，硬是在一段懸崖上築出中元洞、紫陽洞、青龍洞、萬壽宮等一片閣樓洞天。它氣勢雄偉、構思大膽、佈局精巧。於1988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青龍洞建於明代中葉，至今已有近500年的歷史，曾幾度毀於兵、火，幾度修復，古建築羣經歷代修建始成現代規模，位於城東中河山，佔地21000平方米，有青龍洞、紫禪書院、中禪院、萬壽宮、祝聖橋和香爐巖6部分共36座單體建築組成，集儒、道、佛、會館、橋樑及繹道建築文化於一身。整羣建築靠山臨江，依崖傍洞貼壁凌空、勾心鬥角，錯落有致。那飛巖翹角、貼壁凌空、紅牆青瓦的殿閣樓台，氣勢宏偉。造型獨特的建築物與懸崖、古木、藤蘿、巖畔、溶洞天然合成，融為一體，真是巧奪天工。既有臨江遠眺的吊腳樓，也有恬靜幽邃的寺院禪台，有朗朗書聲的學子院，更有鑼鼓喧天的戲台，集天下山水樓閣薈萃為一方。整個建築羣重重疊疊參差不齊，縱橫有致，沿庭院小徑漫步，登斯樓而極目，如臨海市蜃樓，蓬萊仙島。為江南漢地建築與西南少數民族山地建築文化相結合的絕妙典範。有“西南懸空寺”之稱，是貴州省規模最大的古建築羣。1988年經國務院批准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高廟位於中衞城北，接連城牆的高台上。始建於明永樂年間，稱“新廟”。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10年）秋，因地震坍塌重建，後經道光二年、咸豐三年、光緒八年續建，改稱“玉皇閣”。民國初年增建後，改稱“高廟”，建築面積達2510平方米，是一處造型完整、氣魄壯美的古建築羣。高廟坐北朝南，是一座三教合一的寺廟。主要建築都位於一條中軸線上。層層相因，逐步增高；輔助建築位於兩側，均衡對稱；主體建築與輔助建築之間飛橋相連，極富變化。在僅2000餘平方米的高台上，建築了近百間九脊歇山、四角攢尖、十字歇山、將軍盔頂等各種類型、不同風格的殿宇。整個建築羣以其殿宇精巧，檐牙相啄，翼角高翹曲廊有致而聞名遐邇，真是寧夏古建築中的傑作。高廟的獨特之處不僅在於其完美的造型，更妙的是它還集儒、道、佛三教於一廟，共塑有各類神像174座，逼真精美之極，令人目不暇接。高廟地獄是我國四大鬼城之一，進入陰曹地府，既刺激又令人歎為觀止。登上中衞高廟的最高層，又是另一番景象。極目雲天，潑黛浮藍；大漠綠洲、黃河、長城盡收眼底。近處，雲蒸霞蔚；遠處，飄來的瀚海駝鈴深沉悦耳。真是寧夏古建築中的傑作。

懸空寺，位於山西省渾源縣城南四公里恆山金龍峽的半崖峭壁間，始建於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是國內現存唯一的佛、儒、道"三教合一"的獨特寺廟。懸空寺距地面高約50米，發展了我國的建築傳統和建築風格，其建築特色可以概括為"奇、懸、巧"三個字。全寺共有殿閣四十間，利用力學原理半插橫樑為基，巧借岩石暗託，樑柱上下一體，廊欄左右相連，虛實相生。(寶成)

同一平台，同一起點，同一本源

但目的不同，所以運用不同，過程體現有所不同，越往下越不同，越往上越相同，最好的都差不多，最差的都千奇百怪。

釋者出世也，道者遊世也，儒者入世也，禪者出世也，武醫者入世也，然目的有所不同，而本質始終如一，無非人之圓覺，天之虛中，地之誠一，終不離究極之變化也。

小乘者，舍滅也，達上一層，舍滅下一層。

大乘者，中也，達上一層不捨下一層，乃至極限，命完焚身時，超脱萬千無所謂命也。

道者，合留也，達上一層不捨下一層，乃至極限，各取之一瓢與此合也，豎極恆長合留也。

出世無所謂後天粗命，僅需證悟圓覺之極，一切之心極也，陽極則命自了，曰不生不滅。

遊世需殘命，圓覺，虛中各取一瓢，合於一切之體現，不離豎更長，一切之中和也，號曰住世。

然最終之極限直至兩者何有毫釐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