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兵

繼孔雀王朝而興起的巽伽王朝，領域曾北抵錫亞爾利特，南到納爾巴達河，成了恆河流域強有力的統治者。這個王朝一改阿育王利用佛教的政策，掀起了復興婆羅門教的運動，佛教無人信仰被迫從它的故土，向南北兩方轉移。

公元前1世紀中，一直在東南戈達瓦里河與克里希納河生活的案達羅人，建立了娑多婆漢那王朝(亦稱“案達羅王朝”)。它消滅了已經衰落的巽伽王朝，把自己的統治區域向北推進到馬爾瓦，向南抵達卡納拉，東西兩面臨海，一度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娑多婆漢那王朝依然信奉婆羅門教，但也容許佛教自由傳播。它的南邊諸國，也大體施行這種方針。這一形勢，使佛教在恆河流域恢復了一定活力，在南印，則有機會與海外的思想文化交流，尤其是發展同斯里蘭卡的交往。由於佛教還得不到當權者在整體上的支持，它不得不進一步向中下層羣眾尋找信徒，其中與海上貿易有關的商人富户，以及由於社會動盪而不斷產生的政治上的失勢者，可能成為新信徒的中堅成分。公元前1世紀初，在杜陀迦摩尼王(前101一前77在位)率領居民驅逐入侵者朱羅人的戰爭中，得到了佛徒的支持。朱羅人信奉婆羅門教，同佛教徒在信仰上本來是對立的，加上民族間的戰爭，把宗教對立推到極端尖鋭的程度。相傳杜陀迦摩尼王獲勝以後，曾因為戰爭殺人數千有違佛教教義而深表悔恨。

在南朝劉宋政權建立之初，北方還存在西涼、西秦、北燕、大夏、前涼和北魏6個民族政權，到宋文帝元嘉16年(公元439年)，在“淝水之戰”後迅速興起的北魏，在短短几年內消滅了其他幾個政權，統一了北方，形成了與南朝對峙的局面。北魏及其分裂後出現的4個短暫王朝，即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史稱北朝時期。

北魏，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鮮卑族拓跋部落建立起來的一個王朝。這個部落一開始活動在東北大興安嶺一帶，後來走出高山森林，成為北方的強大勢力之一，於公元439年統一了中國北部。在進人中原之前，拓跋部還處在奴隸制階段，而中原地區已進入封建社會。魏孝文帝為了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對中原人民的統治，把國都從平城(山西大同)遷到洛陽，並實行“漢化”政策。所謂“漢化”，就是使拓跋部進一步封建化。

魏孝文帝下令鮮卑人按照“以貴承貴，以賤承賤”原則改漢姓，改皇室拓跋為元。規定除皇族元氏外，鮮卑族中以穆、陸、賀、劉、樓、嵇、尉八姓為最貴，漢族士族以崔、盧、鄭、王四姓為最貴，這樣就形成了鮮卑貴族的“門閥化”，為以後逐漸激化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埋下了禍根。魏孝文帝還鼓勵與漢人通婚，推行均田制等各項改革政策。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一直非常盛行。北魏統治者為了麻痹人民，鞏固自己的統治，大力提倡佛教，興建佛寺，發展寺院經濟。魏宣武帝和孝明帝時，前後徵調80萬民工，花23年時間在洛陽龍門山鑿佛龕，在洛陽城內建永明、景陽、永寧三大寺院，耗費無數錢財。其他王公、貴族、地主也爭相修建佛寺。到魏末．全國計有佛寺3萬多，僧尼達200萬人之多。寺院同世俗地主一樣，也擁有大量的土地。寺院的上層即寺主，是寺院土地財產的所有者，實際是大地主；寺院下層是僧眾，承擔耕種織作勞動，處於農奴甚至奴隸地位。

鮮卑貴族、漢族地主、僧侶地主廣佔民田，而廣大勞動人民在北魏推行的“均田制”下得到的一點土地，很快就被地主所掠奪。加上北魏末年，勞動人民擔負的兵役、勞役也十分繁重。許多人為了逃避繁重的勞役， “竟棄本業，飄藏他土”，有的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有的亡命山林，漁獵為生；有的投依豪強，寄命衣食；有的“絕户為沙門”淪為僧侶地主的依附農民。

在北魏的統治下，各族人民飽受北魏統治者和門閥世族與地主剝削、奴役之苦，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激化，老百姓的處境非常悲慘，因而發動起義，推翻北魏政權成為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和願望。在北朝期間的這些農民起義當中，據《魏書》帝記中記載，有很多沙門的僧侶領導或參加的農民起義，如：

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473年)，沙門慧隱謀反；

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沙門法秀謀反；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沙門司馬惠御反；

宣武帝永平二年(509年)，沙門劉惠汪反；

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沙門劉光秀反；

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年)，沙門劉僧紹反；

延昌四年(515年)6月，沙門法慶反，自稱“大乘”；

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大乘”餘黨復相聚結鬥爭。

北朝期間，沙門領導的起義在農民起義中已佔相當大的比例。據統計，宣武帝時有9次農民起義，其中有3次就是沙門領導的。這裏只就“沙門法秀起義”和“沙門法慶起義”作些簡要介紹。

北魏孝文帝元宏在太和五年(481年)1月南巡，在2月即將回到平城之際，沙門法秀假造符瑞進行煽動，串通蘭台御史張求等100多人發動起義。參加這次起義的還有燕國秀才平季、新投降的原劉宋輔國將軍崔僧祜。這次起義的原因可能與民族矛盾有關。當時駐守平京的是司空苟頹，他率禁衞軍把法秀起義鎮壓下去，法秀等被殺。這起事件牽連很多人，孝文帝元宏為安撫民心，採納尚書令王睿的“梟斬首惡，餘從疑赦”的建議，赦免千餘人。

北魏宣武帝元詡延昌四年(515年)6月，在冀(今河北冀縣)、瀛(-ff河北河問)二州爆發了以沙門法慶為首的農民起義。法慶自稱為“大乘”，率領5萬多起義軍，攻殺了阜城縣令，又破勃海郡(今河北南皮東北)，殺死地方官吏。冀州長史崔伯麟奉刺史蕭寶夤之命前往鎮壓，兵敗後被殺。7月，朝廷派徵北大將軍元遙和封隆之率兵攻討之。9月，俘殺法慶及其妻尼惠暉等首領百餘人，傳首平城。官兵“多所殺戮，積屍數萬” (《魏書》卷六十四《張彝傳》)。北魏統治者在以暴力鎮壓農民起義軍的同時，還派高綽、封津等人前去招撫。但起義軍並沒有完全被消滅。北魏明帝元詡熙平二年(517年)1月， “大乘”餘眾復相聚結，攻人瀛州，後被刺史宇文福鎮壓下去，起義以失敗告終。

僧侶法慶等人的起義，是以“大乘”佛教標榜的“大慈大悲，救人苦難”的説法，在一部分士族和農民中進行宣傳，從而發動起義的。《魏書》卷十九《京兆王子推·元遙傳》載：法慶首先把渤海士族李歸伯全家拉為同夥，李歸伯“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按，也稱十地菩薩，菩薩修行階位中最高階位，相當於佛)、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宣稱起義軍殺1人者為一住菩薩，殺10人者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認識，惟以殺害為事……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雲新佛出世，除去舊魔。……”

法慶通過自稱“大乘”來發動起義，是以“新佛出世”來為起義軍增添神的色彩，目的是激勵起義軍的士氣來多殺北魏官兵和僧尼，達到“除魔”的目的。這樣的目的，既要推翻北魏朝廷，又要徹底革新與統治者關係密切的佛教。這説明北朝時期的階級矛盾、對宗教內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已達到十分尖鋭激化的地步。

在日本佛教的歷史上，也發生過許多佛教僧侶領導的農民起義以及佛教派別之間的爭鬥。尤其是在十五六世紀日本歷史上的“戰國時期”，幕府和皇室都無實權控制局勢，導致內戰、暴亂、盜匪活動、世仇紛爭十分猖獗。這一時期日本政局動盪，與西歐黑暗的中世紀局面相似。佛教寺院的僧侶們也互相爭鬥不休。

在十五六世紀動盪不堪的日本“戰國時期”，幕府和皇室都無實權，出現了政局不穩、內戰頻仍、天下紛亂的局面。日本佛教也發生過一些派別舉行的農民起義，以及派別之間的爭鬥。

日本佛教的一些宗派，打着佛教的旗幟，紛紛發動了農民起義。如：1488年加賀國(今石川縣)地區爆發的真宗農民起義、1563年參州一向宗起義、1570年伊勢長島真宗僧徒起義等。而加賀國地區的真宗農民起義的勝利，曾使其後百年間加賀國的管理權掌握在真宗教徒的手中，由農村上層、僧侶和農民代表組成領導機構。

另外，日本佛教派別之間的爭鬥也是頻頻發生。15世紀時，日本人大都信奉佛教，但派別很多，互相爭權奪勢，搶佔地盤，導致相互之間爭鬥不已，如：

從9世紀時起，天台宗就在日本京城京都東北的比睿山上修建了寺廟，佈道傳教，招收佛教徒。從淨土宗中分出的一向宗，也稱“真宗”，則一直紮根于都城之內。這兩派都擁有大量的武僧，相互爭鬥多年，而且積怨很深。鎌倉時代後的天台宗，一直沒有改變平安末年比睿山僧徒飛揚跋扈的情況，他們與其他派別的爭鬥幾乎沒有停止過。如建仁三年(1203)，比睿山西塔釋迦堂的僧侶與學僧結怨，互相構築城壘攻戰達10個多月，後在朝廷的追討下才驅散；建歷三年(1213)，清閒寺與清水寺發生地界之爭。朝廷派兵剝奪了山門眾僧的盔甲、兵器，並予以擊殺。此外，西塔之戰，元動寺與南谷之紛爭等等，比睿山的僧侶引起的紛爭接連不斷，時有發生。

在歷代幕府時代，這兩派的爭鬥還能被朝廷控制。後來幕府和天皇都成了名義的首腦，兩派之間的對抗和爭鬥，逐漸演變為公開化。寬正年間(1460～1465)，天台宗比睿山上的僧侶闖進京都，放火燒燬了一向宗的營壘本願寺，殺死該寺的大批僧徒。在鄉村，各派之間也爭鬥不止，毀壞財產不計其數；到天文年問(1532～1554)，天台宗與日蓮宗的信徒也大動干戈，天台宗燒掉了日蓮宗的21個寺院；然而到元龜二年(1571)，比睿山僧徒因幫助淺井氏和朝倉氏對抗織田信長而遭到織田信長的攻打。

由於日本佛教在9世紀後取得了國教的地位，佛教寺院到處林立，寺院不僅代表一股巨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甚至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這樣，寺院變成名副其實的堡壘，那裏充滿了僧兵。一些宗派的僧兵進攻另一些宗派的寺院，並把它們洗劫一空。他們已經變得與世俗封建主的武裝分子無異，佛教宗派之間陷入了無休的爭戰。具體參見《Buddhist Warfare》、《The Red Thread》、《Zen at War》等國內外書籍。

一説起僧侶這兩個字，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是少林寺，確實我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瞭解的比較多，自然會對少林寺的和尚有着比較高的評價，但是事實上日本的僧兵也有着很強的武裝戰鬥能力，他們甚至在歷史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他們甚至在日本歷史上產生過長達幾百年的作用，影響過整個日本朝局走向。

僧兵之起源始於北魏時代。據魏書釋老志第二十載，北魏世祖西伐至長安，見寺內藏有弓、矢、矛、楯，以及僧人淫亂的密室，遂大怒，下令殺戮沙門，查抄寺院，焚燬佛像。即為寺院中擁有武裝之史實記載。又唐初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春天，李世民以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等身份督軍與王世充作戰，進行他建立偉大的唐王朝之前的統一戰爭。

二月份的時候，王世充已經兵敗如山倒，但是因為竇建德率兵十餘萬增援，戰局暫時變得複雜起來。當時的戰場主要在洛陽附近，在洛陽與少林寺之間有一個“轘州”，原稱柏谷塢，是隋文帝賜給少林寺的廟產，在寺西北五十里處，因其地勢險要，屬兵家必爭之地，王世充將之據為己有，作為軍事要塞，讓侄子王仁則據守，自己擁兵與之不遠的洛陽，互相呼應支援，以抗拒唐軍。四月二十七日這一天，少林寺的和尚聯合王仁則手下的轘州司馬趙孝宰，裏應外合，抓住了王仁則，將之送給了唐軍；三日後，李世民派官員至寺頒賞——賜地(即柏谷塢)四十頃，水碾一具。

另據樵書二編卷九載，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兵入犯蘇淞海濱，該地兵民起而御之，不克，操江蔡克廉更募僧眾，彼等勇猛善戰，大破倭寇。

日本僧兵(4張)

僧兵最早出現於平安時代。平安時代的白河院，因為非常崇尚佛教，在寺院供養許多僧兵，而使得僧侶的勢力更加龐大。僧侶們逐漸不受拘束一旦事情不合己意就發動叛變，成為一時勢力。這種現象持續至戰國時代，成為戰國文化的一種特殊現象。諸如本願寺糾集信徒在河內，京都附近建立與各大名相抗衡的勢力，造成許多大名上京的阻礙。

僧兵被譽為日本戰國戰場上的最強步兵單位。與其説他們攻擊力太過強大，不如説他們是真正的悍不畏死。口中低呼着佛號踏上戰場，直至戰剩最後一人也絕不會退縮。另一個方面，日本是佛國之一，在戰場上很多士卒不願意和這些僧人作戰，未戰，士氣就已經很低落了。這些僧兵配合大名上杉謙信的“車懸”陣法，簡直如虎添翼，曾幾次讓武田信玄大吃苦頭，損失慘重。值得一提的是，織田信長是少有的不理會這些僧兵的大名，只要是擋住他制霸之路的，不管是什麼，照殺。這也是信長被稱為“佛敵”的原因。

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曾致力於禁止、清除僧兵組織，德川幕府建立之後僧兵逐漸淡出日本的歷史。

朝鮮的僧兵其實是義勇軍，是在國家須抵禦外侮時，政府臨時徵召有武藝的僧人組成軍隊。

在萬曆朝鮮戰爭中，朝鮮在全國共募得有武藝的僧兵8000人，由年過7旬的西山大師休靜統帥，在清州、平壤、開城之役中，戰鬥力較強的僧兵都作為朝鮮軍主力和日本軍血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