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村唐代窖藏

1970年10月5日陝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個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挖出了一個高65釐米，腹徑腹徑60釐米的陶甕，裏面裝有大量金銀器；10月11日，在第一個陶甕出土地點的北側不遠處，考古人員又發現了一個大小類似的陶甕，甕上面蓋有一層銀渣，其內裝有金銀器和玉器；考古人員在陶甕的旁邊還發現了一件高30釐米，腹徑25釐米的銀罐，銀罐內裝有一件精美的鑲金獸首瑪瑙杯。這次發現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各種金銀器、銀鋌、銀板、銀餅、中外錢幣、寶玉珍飾和貴重藥材。這次出土的文物被稱為何家村唐代窖藏。

何家村唐代窖藏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金銀器皿271件，銀鋌8件，銀餅22件，銀板60件，金、銀、銅錢幣466枚，瑪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玉帶10幅，玉臂環1對，金飾品13件，另有金箔、玉材、寶石等。其中被定為中國國寶級文物的有3件，定為中國國家一級文物的有數十件。

獸首瑪瑙杯：海內孤品，中國政府禁止其出境。

鴛鴦蓮瓣紋金碗：被定為中國國寶級文物。

鎏金舞馬銜杯紋仿皮囊銀壺：被定為中國國寶級文物。

鎏金鸚鵡紋提樑銀罐：被定為中國國寶級文物。

這批金銀器的數量非常大，價值非常高。經實測何家村唐代窖藏金器總重達298兩（唐大兩，合今45克），銀器總重3700多兩（唐大兩），再外加十副玉帶，它們的總價值在唐代大約摺合黃金900——1000兩，銅錢3830萬錢。

考古工作者經過鑽探並對照文獻，初步判斷1970年何家村的位置是在唐代長安城興化坊中部偏西南處。

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中考證，這批文物“為唐玄宗李隆基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6月因安祿山之亂逃奔四川時邠王李守禮後人所窖藏”。他認為這批窖藏文物是邠王府中的財物，可能是在“安史之亂”時倉促埋下而後來未能挖出，所以才保留到現代。

而陝西曆史博物館和北京大學的學者考證，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是唐代尚書租庸使劉震，窖藏埋藏年代應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的涇原兵變時，也因兵亂保存到現代。

何家村窖藏的製作工藝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何家村金銀器使我們對唐代的金屬冶煉、機械設計及加工、焊接、貴金屬製作等都有了直觀、深入的認識。專家推測當時可能已經使用簡單車牀對材料進行切削、拋光，窖藏文物的焊接、鉚、鍍、刻、鑿等的工藝技術已達到較高的水平，同時大量優質銀器的出現也表明當時冶銀技術的進步。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銀鋌、銀餅、銀板上面留有文字，這些文字涉及到年號、地區、賦役種類等，這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瞭解唐代的經濟制度。此外22枚銀餅中有4枚是庸調銀餅，為庸調銀實物的首次發現。

何家村窖藏應為唐代宮廷之物，這些物品反映出了豐富多彩的宮廷生活。如鎏金舞馬銜杯紋仿皮囊銀壺就印證了唐代宮廷舞馬的記載。據《舊唐書·音樂志》載：“玄宗在位多年，善樂音，若宴設酺會，即御勤政樓。……日旰，即內閒廄引蹀馬三十匹，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抃轉如飛。”

《新唐書·禮樂志》、《通典》、《通志》、《樂府雜錄》、《明皇雜錄》等文獻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唐代張説的《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中有“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的詩句。何家村窖藏珍寶還呈現出濃重的多種文化因素。有些文物直接來自波斯薩珊、東羅馬、中亞粟特和日本等地，如各種錢幣。

還有一些文物有明顯的異域風格，如鎏金仕女狩獵紋八瓣銀盃，形制上仍保留有粟特帶把杯的風格，但其上的仕女形象已完全中國化了。這些文物反映出絲綢之路上多種 文化碰撞、融合、創新的過程。

鑲金獸首瑪瑙杯高6.5釐米，長15.6釐米，口徑5.9釐米 。選用的材料是一整塊世間罕有的帶條紋狀的紅瑪瑙，瑪瑙兩側為深紅色，中間為淺紅色，裏面是略呈紅潤的乳白色夾心，色彩層次分明，鮮豔欲滴，本身就已是極為罕見的玉材。此杯為模仿獸角形狀，口沿外部有兩條凸起的弦紋，其餘的裝飾重心均集中於獸首部位。獸作牛首形，圓睜雙目，眼部刻劃得維妙維肖，炯炯有神，長長的雙角呈螺旋狀彎曲着伸向杯口兩側，雙耳碩大，高高豎起。獸嘴作鑲金處理，同時也是作為此杯的塞子，雙唇閉合，兩鼻鼓起，就連唇邊的毛孔、鬍髭也刻劃得細微精確，顯得十分生動。這種角杯實際上源於一種被西方稱為“來通”（rhyton）的酒具，這種造型的酒具在中亞、西亞，特別是薩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藝美術中是十分常見的。因此，這件瑪瑙杯很可能是由唐代工匠模仿西域傳來的器物所製作的。它是唐代與西域各國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證，就金銀器中，飲食器有碗、盤、碟、杯、壺、羽觴等130件，藥具有鍋、盒、鐺、瓿、石榴罐等49件，盥洗器有罐、盆、水器等14件，日用品有燈頭、燻爐、燻球、鎖鑰等32件，裝飾物有釵、釧、鈴鐺等40件。 何家村金銀器中有紀年銘記的，最遲是安縣開元十九年(731)庸調銀餅。

但根據唐代花紋及金銀器形制的編年，上限可早到7世紀中葉，下限可到8世紀中葉。屬於7世紀中葉的金銀器，有蔓草龍鳳紋銀碗、雙獅紋蓮瓣銀碗、海獸紋雲瓣銀碗、狩獵紋高足銀盃、人物八稜金盃、樂伎八稜金盃、掐絲團花金盃、雙獅紋單柄金鐺等多件。這些器物的裝飾面，採用十二瓣劃分手法，且多S形或U形瓣；器底有焊接的裝飾圓片，尤其八稜形器物的出現，顯然受到薩珊銀器工藝的影響，反映了初唐金銀器的時代特徵。

金銀器製造工藝複雜精細，切削、拋光、焊接、鉚、鍍等工藝已普遍使用。焊接已有大焊小焊、掐絲焊，技巧純熟，焊縫不易發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盤、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顯的切削加工痕跡，起刀和落刀點顯著，刀口跳動亦歷歷可見。小金盤的螺紋同心度很強，紋路細密，盒的子扣系錐面加工，子母扣接觸密閉，很少有物件軸心擺動情況,證明當日切削加工已趨成熟,這在中國機械工業史上應是比較重要的發現。

許多金銀器上都用墨書標明每件器物的重量，反映了唐人管理金銀器的方法，也為測定唐代衡制提供了條件。經測定，唐代每兩平均數值為42.798克,一大斤為684.768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對唐大斤最精確的測定數據。

何家村窖藏出土了一套完整的藥具和大量的藥物，其中的藥物在唐代屬名貴藥物，例如丹砂、紫石英、白石英、鐘乳石等貴重藥材，僅硃砂一項就有7種規格；以及煉丹器石榴罐、煮藥器雙耳護手銀鍋、單流折柄銀鐺、單流金鍋及許多貯藥盒、飲藥用具，顯示了唐代藥物學的發展與成就，反映了唐代煉丹的盛行，是研究中國醫藥史與化學史的重要證據。這也是迄今為止唐代藥具和藥物最為系統、完整的一次發現，是中國古代醫藥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

此外，還有幾種外國金銀貨幣，如東羅馬的希拉剋略(610～640)金幣、波斯的庫斯魯二世(590～627)銀幣等，應是當時中外交通貿易繁盛的標誌。

光裏面的錢幣就達39種之多，既有唐土流行的開元通寶，又有西域高昌國的高昌吉利、日本元明天皇鑄造的和同開爾，還有波斯的薩珊銀幣、東羅馬金幣等，時代跨度達千餘年，涉及面東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員數千公里，這在錢幣史上還是第一次，是錢幣收藏史上一次空前的大發現。

出土的銀鋌、銀餅、銀板上面的文字涉及到年號、地區、賦役種類等，全面反映出唐代的經濟制度。22枚銀餅中，有4枚庸調銀餅，這是庸調銀實物的首次發現。經過考古工作者的鑽探並對照文獻記載，初步判斷何家村金銀器窖藏所在地位於唐長安城興化坊內。這批珍寶均為唐宮廷之物。陝西曆史博物館保管部主任、研究員申秦雁説，何家村金銀器的發現在學術發現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因為西安是唐都長安的所在地，在京城內發現這麼集中、豐富的唐代金銀器寶藏，還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 何家村窖藏珍寶還呈現出濃重的多種文化因素。除上述的異域錢幣外，還有由粟特輸入的素面罐形帶把銀盃，西亞的鑲金獸首瑪瑙杯，羅馬風格的狩獵紋高足銀盃、仿照波斯多曲長杯製作的白玉忍冬紋八曲長杯等等。

以往的考古發掘中，偶然能出上一兩件有關絲綢之路的文物就了不起了，像何家村這麼集中的發現十分罕見。申秦雁説，何家村金銀器窖藏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寶庫，絲綢之路上的很多亮點都集中到了這裏。

領略了何家村遺寶的風采之後，我們自然會問：這批珍寶的主人是誰呢？自遺寶出土後，學界關於遺寶主人的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有學者提出“窖藏的主人是蒐集古錢和外幣的愛好者”，是一位“收藏家”，進而進一步提出窖藏的主人就是章懷太子和其子豳王李守禮，經陝西曆史博物館和北大的專家學者們精心研究，何家村遺寶的主人終於浮出水面，他就是唐代官位顯赫的尚書租庸使劉震，而遺寶的埋藏年代應在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發的涇原兵變中。

齊東方説，據唐韋述《兩京新記》和清代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記載，租庸使劉震就居住在興化坊中。“租庸使”，是唐代中央專門設置的徵收租庸調的官員。何家村遺寶中的庸調銀餅是否也暗示着租庸使劉震宅與何家村遺寶有某種必然的聯繫呢？《唐兩京城坊考》記載，涇原兵變時，租庸使劉震讓人押着“金銀羅錦二十駝”出城外逃，自己則與家人隨後趕來。這段文字透露出劉震手裏掌握着大量的財富珍寶。租庸使的職責之一就是保管朝廷的財物。也就是説，何家村遺寶與劉震有關，卻不是個人財產，而是收繳上來的庸調及保管的宮廷珍寶。

齊東方做了這樣一個推測：在突遭戰亂時，連皇帝都逃離京城。誰也無法預料事件發展的結果。有條件、有權力處置官府財物的劉震，先派人帶走“金銀羅錦二十駝”，而自己則與家人隨身攜帶經精心挑選的宮廷珍寶逃跑。何家村埋藏的珍寶都是體積小、價值高、少而精的珍品，便是很好的旁證，還有一重要文獻《無雙傳》也對劉震出逃做了記載：當時城門守衞得知劉是朝廷要員不敢開城門，劉震只得又往其家所在的方位跑去。我們可以設想，在難以出城的緊急情況下，劉震不得不返回家中，將這些珍寶埋藏起來。而據該文獻記載，劉震還做了叛軍的命官。很快，唐軍收復了京城，劉震夫婦被斬。劉震私藏的珍寶也就永遠不被外人所知了。

為了破解、驗證歷史上的諸多疑問和謎團，陝西曆史博物館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專門抽調精兵強將，首次對何家村遺寶進行了深入、全面的解讀和破譯。 大家知道，唐王朝是非常尊崇馬的，在唐代，馬不僅廣泛地應用於戰爭、交通、運輸等方面，而且還大量用於宮廷貴族的社交和娛樂活動之中，最讓人憧憬的就是風流天子唐玄宗時期的舞馬。

文獻記載，玄宗時，宮廷專門馴養了百餘匹舞馬，玄宗經常親臨現場觀看並訓練。每到唐玄宗千秋萬歲節（玄宗的生日）時，這些舞馬就在興慶宮勤政、花萼樓下給唐玄宗跳舞。舞馬都披着非常漂亮的錦繡衣服，掛着瓔珞，牽馬的壯士也都着金掛玉。高潮時，舞馬就會躍上三層高的板牀，壯士們把牀板和馬一起舉起來，舞馬銜着酒杯給玄宗敬酒祝壽。舞馬也隨之喝了酒，醉了，“舞馬銜杯醉如泥”這句唐詩説的就是當時的情景。以往只是依據文獻記載展開聯想，甚至懷疑這是不是真的。

何家村遺寶中的鎏金舞馬銜杯銀壺上的舞馬造型竟與文獻記載完全一致，專家充分考證後表示，舞馬祝壽確有其事。唐玄宗除了喜好舞馬之外，還常在高興時為下屬賞賜金錢。他常在承天門（遺址在蓮湖公園內）樓上設宴娛樂，興致高昂時，便向樓下拋撒金錢以作賞賜，並由此形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金錢會。

由於這種賞賜活動熱鬧非凡，以至於數十年後，流落民間的宮女還不斷向人們講述此事，“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説承天門上宴，百僚樓下拾金錢。”這裏的金錢指的就是“金開元通寶”，它是不流通的，僅供賞玩。錢幣收藏家們做夢都想有一枚“金開元通寶”，哪怕是見一下也好。可他們也僅能在文獻中品味歷史了。

真正的“金開元通寶”出自何家村，而且一共出了30枚，這是“金開元通寶”迄今唯一的一次發現。何家村窖藏出土錢幣39種，是錢幣收藏史上一次大發現。出土錢幣包括唐代流行的開元通寶，西域高昌國的高昌吉利錢，日本元明天皇鑄造的和同開珍銀幣，波斯的薩珊銀幣，東羅馬金幣等。

還一次出土了“金開元通寶”30枚，“銀開元通寶”421枚。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一書目錄中所列文物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