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國

西漢宣帝時，派士卒攜家屬往車師前部屯田，且耕且守。元帝時，在其地建築軍事壁壘，“地勢高敞，人庶昌盛”，稱為高昌壁，又稱高昌壘。同時，設戊己校尉，治於高昌，主管屯田和軍事。東漢初年河西竇融及涼州馬家歸附漢光武帝劉秀。

西晉至十六國初期，高昌社會經濟發展，開始具備置郡的條件。這一時期，鄯善郡、高昌壁隸屬涼州敦煌郡。

東晉前涼建興十五年（327年），戊己校尉趙貞謀叛，張駿遣西域長史李柏擊擒之，在其地置高昌郡及高昌、田地等縣。張駿又將敦煌、晉昌、高昌三郡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營合併，稱作沙州，以楊宣為沙洲刺史，治所依然設在敦煌。十六國時期，此郡先後隸屬前涼、前秦、後涼、西涼、北涼五國。

421年，西涼被北涼所滅。

422年，西涼王室後裔李寶（李暠孫）和孃舅西渡流沙，在西域吐魯番盆地佔據伊吾縣（今哈密），建龍興年號，善撫流民，並羈縻高昌，建立伊吾西涼（又稱後西涼），為了和新興的北涼對抗，伊吾西涼臣服於丁零（既柔然）。凡內地來人李寶皆傾身禮接。

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滅北涼。北涼欲效仿西涼西遷，後西涼聞後分兵截擊。李寶與唐契商議後，先與北魏聯絡，接着兵分兩路，自己率領2000餘人南下前往敦煌，唐契和弟唐和欲佔領高昌，截斷北涼西進之路。至唐契中高昌郡守闞爽緩兵之計，柔然及北涼察覺後分兵追擊，沒有追上李寶，但是追上了唐契，雙方一戰，唐契殿後戰死，唐和率餘眾奔前部王車伊洛處。唐和聞北涼殘餘勢力沮渠安周屯居橫截城，唐和率軍攻克橫截城，繼而奪取高寧、白力二城，並遣使投降北魏；當時唐契向闞爽進攻，闞爽派使節詐降沮渠無諱，表示與沮渠無諱共同攻打唐契。八月，沮渠無諱率兵前往高昌，將要到達時，唐契已戰死，闞爽緊閉城門拒絕會見沮渠無諱。九月，沮渠無諱帶領衞興奴夜襲高昌。闞爽投奔柔然。沮渠無諱佔據高昌，派常侍攜帶着奏表到了建康。後北魏以李寶為西戎校尉府府主，唐和鎮焉耆鎮，韓拔鎮鄯善鎮。次年，沮渠無諱建立後北涼。

南朝宋大明四年（460年），柔然國勢比較強盛，處羅可汗決定幫助闞氏復國。十一月，柔然派遣大軍南下攻克後北涼，殺死沮渠無諱的繼承人沮渠安周，幫助高昌闞氏重返家園。此時闞爽已死，柔然立闞氏族人闞伯周為高昌王，此後以高昌為國號，亦稱“闞氏高昌”。闞伯周建立“闞氏高昌”後，對外徹底繼絕與中原王朝的官方關係，而以柔然為其保護國，並長期使用受羅部真可汗的“永康”年號；對內發展地方經濟，崇尚漢族文化傳統，信奉佛教。“闞氏高昌”自闞伯周開始，闞伯周死後，兒子闞義成繼位。之後闞義成的兄長闞首歸弒殺闞義成篡位。

488年，闞首歸被高車王阿伏至羅所殺，闞氏高昌滅亡。 ^[2-3] 

488年，高昌人擁立張孟明為王。496年，高昌國人將高昌王張孟明殺害。

496年，高昌國人擁立馬儒為高昌王。鞏顧禮為左長史，麴嘉為右長史。

497年，派遣司馬王體玄到北魏朝貢，請求高昌國舉國遷往內地。北魏孝文帝接受了馬儒的請求，派遣明威將軍韓安保接納，割伊吾五百里地，供馬儒居住。馬儒派遣鞏顧禮、麴嘉迎接韓安保，出高昌國境四百里，而韓安保不至。鞏顧禮等回高昌，韓安保亦回伊吾。韓安保派遣韓興安等十二人出使高昌，馬儒再遣鞏顧禮和世子馬義舒迎接韓安保。至高昌境外百六十里白棘城。而高昌本地人眷戀本土，不願東遷，相勾結殺死馬儒而立麴嘉為王。

麴氏高昌基本上沿用了中原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王以下，有相當於宰相的令尹；下面設立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許多行政部門。高昌境內共設4個郡和18個縣。各城也仿照內地城市的坊裏建築模式，工商業集中經營，防火、防盜設施齊備，城門由禁衞軍把守，各郡、縣也分別由司馬領兵守衞。

隋開皇中突厥曾破高昌城。隋煬帝即位之初，便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張掖、武威主管與西域的互市貿易，並調查瞭解西域區情。裴矩後來將其獲得的有關信息撰成《西域圖記》呈上供隋煬帝參閲。

大業四年（608年），隋軍進駐伊吾，建築城郭。之後又設鄯善、且末、伊吾三郡，“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隋朝開始經營西域諸地事務。 並於高昌國置西戎校尉府統管西域事務。

大業八年（612年）冬，隋煬帝將華容公主嫁給了來朝的高昌王。

大業五年（609年），高昌國遣使朝貢，並出兵協助隋朝攻打高句麗。

唐貞觀初（626年），高昌王麴文泰來朝。後來麴文泰與西突厥結盟，輕辱唐朝，唐太宗派遣侯君集、薛萬均等大將證討。

貞觀十四年（640年），高昌為唐所滅，置高昌縣，後設安西都護府統之。

高昌國轄境當今新疆吐魯番地區，高昌故城遺址在今吐魯番市東。

高昌漢人治王國的前60年，官制已無考。麴氏高昌國的官制有模仿當時內地中央政權的；有繼承兩晉以來歷代王朝的；也有因時因事自己設置的，但以前兩點為主。

1.模仿主要反映在將軍戎號上

麴嘉稱王時（502年），正值北魏太和年間“改官判令”積極推行之時。此王多次向北魏宣武帝、孝明帝稱臣貢獻，想必將軍戎號依其為多。麴嘉後各王，除和平年號一王的四年間（551年—554年）缺載外。代代向中央王朝貢獻不絕，並通過貢獻和封賜保持政治上的隸屬關係，可能仿其變更的有之。更何況。他們本是漢族，熟諳中原官吏制度。得國以後，施行其當時的官制，是順理成章的事。

將麴氏王國將軍戎號與北魏太和制令的官吏相對比，除鎮軍、寧遠、雲麾、虎賁四將軍是仿南朝蕭梁等政權的以外，其餘所列將軍、將的戎號。都能從太和令中找到相同的名稱。

2.麴氏高昌國自定的將軍戎號

自東晉十六國以後，中國歷史進入分裂割據時期；強宗豪紳勢力爭雄，少數民族貴族勢力稱霸，戰火連綿不斷。邊郡主官往往因軍事需要，常常自加將軍戎號，開設軍府，逼得朝廷只好認同。麴氏國中，依《麴斌造寺碑》所書同王的銜號是：“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專司、都督瓜州諸軍事、侍中、瓜州剌史、西平郡開國公。”史籍所載歷代受封賜的高昌王大體意同此辭。軍府的發達，將軍戎號的眾多是這一時期社會政治的特點。麴氏高昌王國是緊接十六國後建立起來的、偏居一隅的地方割據政權，當然免不了受當時政治動態的影響，於國中職官頭上加戎號。麴氏王國所列的將軍戎號，幾乎與北魏同；但又不完全硬搬北魏的官品制度，所以就很難從傳世史籍上套對出高昌國將軍戎號的定式。高昌王國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將將軍戎號有所變通。 ^[9] 

麴氏王國以高昌（新疆吐魯番縣東南60裏阿斯達拉）為王都，以長子為繼承人，稱“世子”。國王之下，置交河、田地二公，由王子擔任，分別鎮守交河、田地二城（交河城，新疆吐魯番縣西雅爾；田地城，新疆鄯善縣西南魯克沁。《周書》卷50《高昌傳》）。王廷內，置中郎，傳宣王令。置令尹—人，“比中夏相國”（《周書》卷50《高昌傳》），很可能兼理高昌郡事，相當於丞們兼京兆尹。令尹之下，文官系統在麴氏王朝末期，分為八部，即：吏、祠、庫、倉、主客、禮、民、兵部。每部置長史一人為正長官，司馬一人為副長官。八部下，置侍郎、校書郎、主簿、從事等官吏，“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此外，還置“省事”，專門負責“導引”（《周書》卷50《高昌傳》）。高昌是個高度君主集權的王國。軍國大事，幾乎全部由國王專斷（甚至民間土地所有權的轉讓，也由國主決定）；在國王周圍也有一個很小範圍的決策機構，“由世子（很可能即兼令尹）及（交河、田地）二公”組成，日常事務，由他們“隨狀斷決”（《周書》卷50《高昌傳》）。王廷諸官，屬於行政官員，“雖有列位，並無曹府”，每天清晨諸官上朝，“集於牙門評議眾事”（《周書》卷50《高昌傳》）。官雖多而衙門少，事務性質的工作，辦起來到也集中、迅速。

高昌國和中原一樣，也實行郡縣制。據黃文弼考證，其大城有五，即高昌、田地、交河、蒲昌和天山城；並且傾向於五城即五郡。由於解放後大量吐魯番文書的出土，經研究，高昌麴氏王朝後期，有都城一高昌城；郡城三：交河、田地和南平城（新疆吐魯番縣城南40裏的讓布工商古城，俗名“拉木伯”）；縣城十四：橫截、永昌、無半、始昌、安樂、安昌、永安、洿林、高寧、寧戎、威神、臨川、酒泉、龍泉城；鎮戍四：東鎮城、篤進、鹽城和柳婆城。總計二十二城。《周書·高昌傳》説：“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由國王派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為“城令”。

有關法律制度，《北史》和《周書》都只提到，其刑法“與華夏小異而大同”。根據高昌章和十一年（541年）都官文書，王國中央有都官部負責刑律，其長官是都官長史麴順。為了翟忠義其人有一個奴隸逃亡，國王麴堅親自下令，要都官部行文郡縣，進行追捕，都官部的文書是直接下達給交河郡以及柳婆、無半、鹽城、始昌4縣“司馬主者”的。説明其司法系統是都官、郡司馬、縣司馬。

財政制度方面，《北史》只提到“賦税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從解放後出土的文書研究，其賦税制度較複雜，有租、有調、有徭役，還有諸如“丁正錢”、“遠行馬價錢”、“逋絹錢”等雜税。王國中央負責財政的機構可能是民部或倉部；徭役的徵發，特別是有關軍事性徭役的徵發，可能由兵部負責。在地方郡縣，負責機構可能是“户曹”。

田租中交納銀錢

1.根據土地質量優劣交納銀錢。

2.依託土地交納的雜税。

高昌國除了“計田輸銀”外，從出土文書中可以得知，實物地租仍然是高昌國租税徵收的主體。 ^[8] 

武官系列，最高級的是左、右衞將軍，很可能即由交河、田地二公兼任。其次，是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五將軍（《周書》卷50《高昌傳》）。近百年來，由於考古發掘。大量碑誌、文書出土，將軍稱號除上述五名外，另知有冠軍、奮威等號。沙漠城邦國的高昌，騎兵是主要兵種，其“兵器有弓、箭、刀盾、甲、靳”；兵部對馬匹和馬料控制甚嚴，出土的麴氏高昌兵部文書中，不少是有關馬匹和馬料徵調和管理的。兵部只負責軍隊的行政管理，軍隊的指揮和統率權則屬於國王和左、右衞將軍，即國王和他的兒子們。由於馬匹數量不多，高昌國的勝兵數量大概在萬人左右。

在長達數百年的歷史時限內，以交河城、高昌城為中心，日漸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穩定的漢人為主體的生活區域。高昌社會漢人主體地位的形成，也是與魏晉以降河西及隴右乃至內地漢人為躲避戰火而大規模向西遷移和中原政權向西移民密不可分，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後來融入了高昌人口。

除此而外，高昌居民中確也雜混有相當數量的西域及北方民族人等。從麴氏高昌時期開始，昭武九姓中的曹、何、史、康、安、石、米等姓遷來的日益增多，有一件與重光元年（520年）隨葬衣物疏共出的高昌時期名籍，殘存人名四十五個，皆非漢族。同時，高昌曾先後臣服於高車、柔然、突厥等北方強族，且地理相毗，居民中也必定浸入這些民族成份，他們的習俗與漢人傳統生活習慣彼此吸納，以致出現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的傾向。

高昌氣候温暖，宜蠶，谷麥再熟。著名土產有赤鹽、白鹽、葡萄、凍酒、刺蜜、白麪、疊布（棉布）及絲織品等多種。 ^[13] 

高昌國的經濟與絲綢之路貿易密切相關，並長期使用銀錢作為日常通貨。561至680年為吐魯番地區貨幣沿革史上的銀錢本位階段，麴氏高昌國（502—640）時期由紡織品本位過渡到了銀錢本位階段。多數學者認為高昌國使用的銀錢即為薩珊波斯銀幣。 ^[11] 

世祖時，有闞爽者，自為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為蠕蠕所執。真君中，爽為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為蠕蠕所並。蠕蠕以闞伯周為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

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衞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為郡公。後遂隔絕。 ^[4] 

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喜為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 ^[5] 

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為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為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並下詔。 ^[6] 

惠表武德二年，伯雅死，子文泰嗣，遣使來告哀，高祖遣前河州刺史朱惠表往吊之。七年，文泰又獻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雲本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太宗嗣位，復貢玄狐裘，因賜其妻宇文氏花鈿一具。宇文氏復貢玉盤。西域諸國所有動靜，輒以奏聞。貞觀四年冬，文泰來朝，及將歸蕃，賜遺甚厚。其妻宇文氏請預宗親，詔賜李氏，封常樂公主，下詔慰諭之。

漢族傳統文化在高昌佔統治地位。俗奉天神，兼信佛法。十六國時期，祆教已在高昌流行，但佛教在高昌一直受到尊崇。道教也有一定的影響。

另據文獻記載，高昌自古即流行佛教。從國王到百姓篤信佛教，曾有“全城人口三萬，僧侶三千”的記載，可見高昌國的佛教香火之盛。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高昌國師鳩摩羅跋提就曾向苻堅獻梵本《大品經》一部。弘始二年（400年），法顯西行途經高昌時，也得到供給行資，順利地直進西南。當時也有高昌沙門道晉、法盛等遊歷西域。並有沙門法眾、沮渠京聲等從事譯經。由此可見這時高昌佛事已經非常興盛。

麴氏王朝成立後，佛教受歷代諸王保護，佛法隆盛。當地統治者也極為尊崇佛法，如高昌王麴伯雅聽沙門慧乘講《金光明經》，竟以發佈地，請慧乘踐之。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高昌國王麴文泰迎來了大唐帝國西行取經的玄奘法師。玄奘西遊時，國王麴文泰率全城歡迎，熱情款待，並請求永留其國。麴文泰堅決挽留，玄奘絕食數日，才獲准允其西去。但是，還堅留玄奘講經一月，並度四沙彌以充給侍，又贈送法服、黃金、綾絹等物，派遣二十五人、馬三十匹，為之送行。又寫信給龜茲等二十四國，懇請護衞玄奘法師。從這些方面，可以知道當地崇信佛法不遺餘力。但史籍中記述寺院情況不詳，《名僧傳》記載︰約當太和年間（477～499），高昌有仙窟寺、尼寺都郎中寺。《西州志》殘卷記載︰柳中縣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之丁谷窟，有一寺一禪院；又前庭縣界山北二十二里之寧戎谷有窟寺一所。回鶻時也盛行佛教，宋乾德三年（965）十一月，西州回鶻可汗曾遣使僧法淵，到京城獻法牙、琉璃、琥珀盞。雍熙元年（984年），王延德自高昌還，在《行記》中談到高昌尚有佛寺五十餘所，都是唐朝賜額，寺中備有《大藏經》。又有摩尼寺，寺中皆有波斯僧徒。一直到元、明之際，高昌一帶仍奉佛有僧寺。及回鶻移住後，除潛信摩尼教外，亦信奉佛教、景教、祅教等。

十九世紀以後， 經多次考古探險，出土無數佛像、佛畫，與梵語、胡語、漢文、回鶻語經典等。此中，以回鶻語寫成之經典，有《金光明最勝王經》《方廣大莊嚴經》《彌勒下生經》《天地八陽神咒經》等，多為譯自漢譯藏經之轉譯本。此外，此地另有高昌故城、交河故城、伯孜克里克石窟等著名佛教遺蹟。

從考古發現情況來看，歷史上生活在高昌國的古代居民們，在從事狩獵和遊牧生活時期，基本將肉類和乳製品作為賴以生存的主要食物，將穀物類、蔬菜和水果作為了附屬食品。

自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去進行的一系列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小麥、糜、粟、黍、豆類糧食作物，各種乾果和食品種類有很多，其中僅麪食就有饢、麪條、餃子、餛飩與各式花色點心等。當然，在出土文書提及的通有“糜胃”和用於祭祀活動的羊頭以及麨（亦稱炒麪）等。雖然亦發現部分肉類或帶餡的食品，但從發現的實物看，以糧食類作物加工而成的食品比重很大。出土的麪食表明當時的食品加工頗為考究，食品在工藝上大致可分烤、煮、蒸、炒和油炸五類，以及無陷和有餡兩種。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