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現璠史學

回顧隨着時勢跌宕而發生千變萬化的20世紀中國歷史學，梁啓超史學所起到的影響無疑是深遠而巨大的。梁啓超於1901年9月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敍論》，發出重寫“中國史”的第一聲吶喊，猶如天宇傳來的一聲驚雷，震得舊史壇搖搖欲墜。翌年2月，他繼而在《新民叢報》上連續發表了六篇文章（合稱《新史學》），登高大呼“史界革命”，有識之士無不響應，紛紛“揭竿而起”，以筆代槍，對舊史學展開了羣起攻擊。這是世紀之交處於轉型期的知識精英直視以往歷史研究長年累月儲集的積重難返陳弊以及直面19世紀國勢衰弱和深感中華民族“生存危機”的嚴重痛定思痛後作出的歷史反思，進而痛心疾首地對既往的社會體制、思想文化、歷史觀念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病理解剖，勇於奮起向舊史學發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歷史挑戰”。作為梁啓超私淑弟子的黃現璠，早年曾向梁啓超當面請教過學問，聆聽學術教誨，正如黃現璠於遺稿中自言：“1926年我考入北師大預科後，喜讀史籍，當時對梁任公所著史書多有涉覽。1927年底，經業師肖一山教授引薦，我曾數次登門拜會過樑任公先生，請教歷史與民族問題。他對我所談多為國族思想。任公先生博古通今的學識令人欽佩，學以致用的批判精神更是令人感服。”再從黃現璠於早年撰著的長篇論文《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中開篇引用梁啓超新史學主張，顯而易見黃現璠受到“梁啓超新史學”思想的影響。至於20世紀20年代傳入中國的“J.H.魯濱遜新史學”，對黃現璠的影響更是自不待言，這從他撰寫的《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一文多處引用魯濱遜新史學觀便可概見，例如黃現璠於文中對中國歷史教科書問世以來中學常用的51本歷史教科書直言不諱地逐以加以點評的同時，明確指出：“魯濱遜（James Harvey Robinson）説：‘歷史這種東西，好像一個果子園裏面，種着不同的樹木，而且生出各種味道不同的果子’我國史學家，直欲於果子園中種同一之樹，生出味道長古不變的果子，無怪乎以發生最早之史學，今日反不能與外國並駕齊驅。時代環境不同，人類需要亦異，古人戰爭用戈矛，今人戰爭用槍炮，此時代變遷也。歷史學科，甚至一切學問，亦莫不隨時勢之需要，而為時代之產物。我國具有數千年之歷史，在此悠長曆史過程中，尤其是自歐化東播後，一切文物制度，形式上或本質上，變化諸多。歷史學家，自當具有嚴密的觀察，進化的觀念，以敍述之，方得其真實性，而合時勢之需要。然而我國史家，多囿於狹隘見解，守舊精神，能作此想，准此行者，寥寥無幾。以致如今問世的歷史作品，多半‘閉門造車，出不合轍’……近百年來，科學昌明，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皆有新發明，新理論，使我們對於歷史智識，時常改變，增加，或新發現。歷史作品或歷史教科書，非順應時代潮流、學説進步常常改編不可；即使科學化的歷史，亦不過為當時特別利害的及困難問題的反照，時移世異，亦非改版不可。由此觀之，歷史作品，或歷史教科書，常為時代前鋒。歐美歷史教科書，時常增訂，即此之故。”繼而又説：“民國十年瑞典人Andeson（即約翰·安特生——筆者按）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新石器文化，然當時教科書亦未採用。至民國十七年，即本期教科書，始多記載地下發現之石器，開前此未有之記錄。再自國民政府成立，以黨治國，歷史記載多含黨義，故本期所謂新史學，實以‘石器’、‘黨義’而得名，並非如魯濱遜之所謂新史學也。不過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遺物，可謂走入研究史學之新途經矣。”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由此可以説，“黃現璠史學”的啓蒙導師當屬梁啓超和J.H.魯濱遜。

“黃現璠史學”的特質表現為“實踐史學”，而非理論史學。在這點上，它與“梁啓超新史學”和“J.H.魯濱遜新史學”截然有別。毋庸置疑，梁啓超在當時西學東漸迫使舊史學營壘中人紛紛口殊筆伐舊史學的思潮下，提出對“中國之舊史”的批判，振臂高呼“史界革命”，開創“新史學”思維之路，這對於促使學林人士的思維觀念向中國史學近代化轉變的思想啓蒙過程中起到了振聾發聵的積極作用。黃現璠受到時風薰染再所難免。但是，梁啓超的縱橫議論所體現出的不足之處同樣醒目，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他誤以為“舊史學”與“新史學”之間截然存在着一道鴻溝，兩者既無任何聯繫，且成對立之勢，因而得出不徹底與“舊史學”分道揚鑣便無法建立“新史學”的誤解；二方面他對“舊史學”的批判顯然洋溢出過多的激情和主觀色彩，沒有建立在冷靜和理性分析的科學基礎上，以致立論過於武斷，結論更是缺乏精審，謬誤百出。特別是梁啓超強調“人羣進化之現象”時嚴重忽視了“人羣”的物質生產活動及其分配關係對於這種“進化”的作用。黃現璠當時看到了這一點，因而他於上列論文中在列舉梁啓超批判舊史學所言“四蔽”“兩病”後又加上了“一病”，即我國舊史家“知有政治而不知有經濟。”這是黃現璠對中國舊史學的弊病認識深化的結晶，他看到了人類經濟活動對社會、人羣進化所具有的巨大促進作用，于思維觀念上彌補了梁啓超對“舊史學”認識上有欠全面深刻的不足。一般認為，梁啓超等“新史學的先驅們大多沒有成為社會史研究的具體實踐者”，黃現璠同樣看到了這一點，因而他在吸收“梁啓超新史學”和“J.H.魯濱遜新史學”的新思想新思維新史觀的基礎上，將前賢的指導思想化為實踐動力，開始“史眼向下”，嘗試突破以往王朝興替政治史的舊史學話語體系，將當時仍“無人問律”的下層勞動階級作為了開風氣之先的新史學實踐新課題。由此出發，黃現璠史學作為實踐史學於焉成立。實踐史學，即為“黃現璠史學”的特質或核心。

黃現璠史學雖非正式的學術概念，但它的特質及其豐富內容同樣體現出一般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特徵。就內涵而言，主要表現在它對“新史學”、“經世致用學”和“蘭克史學”的學術實踐。

前説“梁啓超新史學”和“J.H.魯濱遜新史學”是造就“黃現璠史學”的啓蒙思想，亦為“黃現璠實踐史學”的指導思想。J.H.魯濱遜説：“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顯的和最容易寫的一種歷史。因為君主的政策、他們所發佈的法律和進行的戰爭，都是最容易叫人記載下來的。國家這樣東西，是人類的最偉大的和最重要的社會組織。歷史學家一般都認為人們最值得知道的過去事實，都是同國家的歷史有着直接的或間接的聯繫。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德羅生、毛蘭勃萊克、傅利門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真正的歷史。”魯濱遜所指出的這一情形在中國同樣表現突出，體現在具體的史學實踐上，那就是我國舊史家歷來關心的只是“帝王將相政治史”，對於勞動階級生活向來不予以論述，甚至到解放初期50年代興盛的唯物主義史學，對此亦付闕如。正如黃現璠於1950年春完成的《中國殷代社會史》書稿自序中所述：“向來歷史學家，對於勞動階級之農人，皆不予以論述，即最近唯物論史學對此亦付闕如。本書根據史事，鈎沉發微，特列‘社會勞動生產的農奴’、‘農奴土著之反抗’以及‘農奴之解放與人發現’諸節，予他們以應有的歷史地位，説明他們系解放運動事業之發軔。”基於這樣的認識，黃現璠便開始了着手“社會史”新課題的研究實踐，相繼發表了《元代之農民生活》、《元代之奴隸生活》（兩文分別刊於1932年4、5月《社會雜誌》第一、二期）、《唐代之賤民階級》（《師大月刊》第十三期等文；同時譯有《元代農民之生活》（日文版，北平蓓蕾學社，1934年1月初版）一冊；著有《唐代社會概略》（商務印書館，1936年3月初版，翌年2月再版）一書。正如中國唐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張國剛教授指出：“在社會史研究方面，30年代廣義上的社會史內容很豐富，除了社會生活、還包括婦女、婚姻、家庭、宗族和社會制度等方面。董家遵《唐代婚姻制度》（《現代史學》1/1-2，1933年）、黃現璠《唐代之賤民階級》（《師大月刊》13，1934年）等等是其時的代表作。”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胡戟等教授同樣指出：“如果以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為界，回顧人們對唐代社會生活的研究，大致可以發現有許多含糊混淆的問題，例如二三十年代進行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實際上是把社會史等同於社會發展史、社會形態史。其後，一些學者則把‘社會史’研究理解為民間風俗史、民族生活史，還有學者將政治、經濟等制度統統納入社會史的範圍，內容非常廣泛。例如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黃現璠《唐代社會概略》，第一章為階級，第二章為風俗，第三章為借貸，第四章為交通。其中‘階級’介紹了不同階層。‘風俗’介紹了跳舞、化妝、戲劇、體育、婚姻等風俗習慣，這些內容顯然是社會史的範圍。”黃現璠“史眼向下”，以研究下層勞動階級為主要內容之一的社會生活史來與記述傳統帝王將相政治史的“史眼向上”舊史學徹底告別，因而受到史學界的首肯：《唐代社會概略》被公認為20世紀中國學術界問世的第一部關於唐代社會史研究的專著，成為當時“新史學”於社會生活和社會構造研究實踐課題的先聲之作，與陳寅恪稍後所著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同稱為唐史研究雙璧，充分體現出黃現璠為20世紀中國“新史學”實踐與建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他所開拓的“史眼向下”的中國下層勞動階級新課題研究，不僅走在了20世紀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最前列，而且參照法國“年鑑學派”第一代領袖呂西安·費弗爾（1878～1956）和馬克·布洛克（1886～1944）等人開創的“自下而上史學”（又稱“年鑑新史學”或“社會整體史”）研究的真正實踐成果而言，便可一目瞭然：黃現璠“史眼向下新史學”的研究實踐成果，同樣走在了20世紀世界社會史研究領域的前列。不僅如此，《唐代社會概略》對唐代社會制度的局部性新探索，曾給予了海內外治史者不同程度的啓發。中國藝術研究院項陽研究員明確指出：“如前所述，制度對音樂文化的生成與發展確實有着相當重要的影響，如果大家能夠認同這一點，就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新的思路。回顧中國音樂史的研究，這種方法為許多學者局部運用，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對唐代音樂史的研究是從制度進行考量的一個範例。從他的引文與參考書目中可以看出，黃現璠先生的《唐代社會概略》對社會制度的探討是其探究唐代音樂史的基礎，其研究方法，論點、論據給後學以相當的啓示。”中國台灣原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教授（兼北京大學、北師大客座教授）同樣指出：“三十年代黃現璠《唐代社會概略》首例〈階級〉一章，論賤民、娼妓、勞動、貴族、坐食（指僧侶）等階級。其後如此討論中國社會中之身分等級者極多……。”同時，黃現璠師開拓的“唐代轉運使”新課題研究，同樣走在了“新史學”實踐與建設的前面。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胡戟等教授説：現代“關於轉運使的研究較多，最早涉及這一問題的是黃現璠，他在《唐宋時代之轉運使及發運使》（《進展月刊》2:12，1933）一文中，對唐代的轉運使進行了初步研究，並討論了其與發運使的區別。”這些皆為“黃現璠史學”將“梁啓超新史學”和“J.H.魯濱遜新史學”等指導思想化為學術實踐而運用新觀念，藉助新方法，處理新材料，開拓新課題等方面勇於實踐的學術成果。

回顧始於20世紀20年代末的“社會史”研究以及“社會史大論戰”在建設和實踐“新史學”方面的成果脈絡，可以清楚地看到兩條主線，一為突破舊史學一貫“史眼向上”的舊傳統，二為“社會變遷”。當時部分史學家們雖然開始逐步轉向以民眾生活為主要內容之一的“社會史”研究，但“史眼向下”轉向“下層勞動階級”的“新史學”建設的“社會史”研究成果，始於黃現璠之論文著作，這從史料上斑斑可考。當時問世的一些講民族，談民史，話婚姻，言社會變動和制度的“社會史”研究論著，雖然大多可視為被社會史改造了的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民俗史，然而歸根究底，還不能算是名符其實“史眼向下”的“狹義社會史”。一些史學家的觀念認識和實踐似乎“史眼向下”，而筆調依然不自覺地帶着一定程度“高高在上”的優越感。何以黃現璠能做到新史學“史眼向下”的真正實踐與建設？關鍵是他來自下層勞動階級，原為地地道道一貧如洗的農民，以致在認識嬗變和觀念轉化的實踐過程中沒有多大阻力。黃現璠深為古代勞動人民慘遭壓迫的處境深感同情而予以記述的契機，同樣非“主題先行”、“先入為主”，而是他熟讀史籍後共感共鳴產生的治史契機。既便他出生貧農，感情上趨向於深受壓迫的下層勞動階級，但11年的史學專業訓練，使得他在敍述考證中依然能保持立場中立，嚴格遵守着“求實求真”原則，從而使得《唐代社會概略》一書具有了極高的學術價值——共感共相的歷史理解和意義以及主客兩元對立統一辯證關係的科學處理等等。至於黃現璠“史眼向下新史學”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所表現出來的研究者主體對研究對象客體的“瞭解之同情”（陳寅恪語）、主客兩體融通合二為一所達到的至高歷史哲理以及他對歷史哲學和歷史科學辯證統一的深刻內在理解，則為“黃現璠史學”的深層內涵。

從“黃現璠史學”的傳統系譜和問學淵源中可以看到，它屬清代樸學至陳垣考據學一路，重視考據是這一路史學家的傳統。清代乾嘉學者專重考證，事實上只是繼承了清學傳統的一個側面。黃現璠對乾嘉學風為考據而考據和視經世致用為空言大戒的流弊是有所清醒認識的。這是因為他當時一方面在接受考據學虛己求真貴疑嚴格訓練的同時，又對清學傳統的另一側面，即清學宗師顧炎武的“經世致用學”一直情有獨鍾（這從他的家中所藏的一部民國初年版《日知錄》已被他讀破翻爛可見一斑）。加之受到現代西方J.H.魯濱遜“新史學”所宣揚的“歷史目的論”的實用主義史學的深深影響，以致“黃現璠史學”明顯體現出將清代考據學、顧炎武的“經世致用學”和J.H.魯濱遜實用主義史學融會貫通的特徵，表現出將顧炎武“經世致用”思想化為學術實踐的特性。從黃現璠於“新史學”建設上的一系列實踐成果中顯而易見：他對糾正清代樸學為考證而考證的繁瑣弊端從而將樸學考據方法的合理部分從舊史學系統中抽離出來為新史學體系所借用具有充分的自覺意識。所以，“黃現璠史學”的考證克服了乾嘉考據學將考證當作史學本身和目的的毛病，它只是將考證作為一種史學方法，同時又繼承了傳統考據學“貴在求真”的合理要素以及顧炎武“經世致用學”重立大義的精粹。這些在“黃現璠史學”的標誌性成果《宋代太學生之政治運動》論文和《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著作中皆有所反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有意義研究的循環漸進及其歷史意義的揭示中：

一、黃現璠之所以記述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並非主題先行和藉以類比的產物，完全是讀史有感而為的結果。正如鄧之誠於《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一書“序”謂：“黃生現璠，昔從予讀史，熟知前言往事，頗有意於著述，蒐羅羣籍，成宋代太學生一編……”。可見黃現璠著述之前對宋代太學生史事已經稔熟，因而它絕非以致用為首要目的而臨時抱佛腳的應景應時之作。深為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史事的感動而成為治史的契機，對於有血有肉的史學家而言十分正常自然又合情合理。原因在於理性感性敏鋭的專業史家潛心讀史時往往會引發研究者主體與研究對象客體之間的共感共鳴。黃現璠治宋代太學生的契機與他對古代勞動人民慘遭壓迫的處境深感同情而予以記述的契機同符合契。史學家讀史時產生的這種感動或同情在具體著述中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負面效應。正面作用是促使治史者為發自內心的真誠感動或同情而會全力以赴地去廣集資料，進行深入研究；負面效應則是易於造成治史者的先入之見，使其研究偏離價值中立的原則立場。但受過虛己、求真、貴疑等考據學紮實訓練的專業史學家通常對“負面效應”具有超乎尋常的免疫力，以致在避免“負面效應”發生作用有損“求真”方面的理性自律能力，往往會大大超過政治、社會、經濟、文學、藝術領域的非歷史專業學者以及為致用而致用的“影射史學”和“主義史學”者，這已為20世紀汗牛充棟的史學研究成果所證明。通過對漢、唐、宋時代的大量史料閲讀和研究，黃現璠發現：“我國大學生之救國運動，始於漢，盛於宋，而復興於現代……”，尤以宋代太學生開展的一系列對外對內救國運動事蹟具有歷史意義，於是，決定進行研究予以記述彰顯，這是他著《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的初衷和動機。至此，他完成了“經世致用學”有意義的表層實踐研究，即從全面客觀的史料閲讀中發現了其中有價值的要素。

二、黃現璠繼而對宋代太學生對外對內的一系列救國活動接踵而起的原因（強敵之壓迫、朝臣之懦弱、小人之恣虐）以及救國運動的過程、方式方法逐一展開了旁徵博引言之有據的客觀考證和敍述，以達“求實求真”。由於這種考證沒有先入為主的穿鑿附會，極力避免了失實失真，使得他進而從所表述的歷史真實事象中揭示出的宋代太學生團結一致不屈不撓的鬥爭勇氣、精神和救國運動的歷史價值便具有了典範意義。這時，黃現璠完成了“經世致用學”有意義的第二層實踐研究。

三、黃現璠在敍述宋代太學生真人真事和救國運動真相的過程中偶發“潛台詞”或“提示句”，例如：“外抗強權，必先內除奸賊外。”“宋……皆以金人喜怒為去取，與今日吾國政府，仰敵人鼻息，如出一轍。”“文天祥起兵廬陵時，太學生聞風歸之。此與‘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學生多去投軍相同”[黃現璠：《宋代太學生之政治運動》，《師大月刊》第二十一期，1935年9月。]等等，於求真考證行文之間“畫龍點睛”，以“潛台詞”或“提示句”昭示讀者，以體現論著和他的“致用新史學”的第三層意義。誠如鄧之誠於書序謂：“黃生現璠……成宋代太學生一編，予以為可以發聾振聵……”，可説一語道出了黃現璠“經世致用學”有意義的第三層實踐研究價值。正因如此，台灣當代著名學者李敖主掌“台北文星書局”期間，兩次重新出版《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一書（1956、1965年台灣文星書店第一版、再版），皆將其列為“現代世界學術精典100部”系列叢書之一，無非看重的是本書的開拓創新學術價值以及書中“潛台詞”或“提示句”發出的振聾發聵之聲所具有的深遠重要意義，以致中國當代學者將黃現璠著《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收入“民國叢書精典”第五集之一種也就順理成章。

事實上，早在1932年，黃現璠在“經世致用學”方面已經開始了學術實踐。1931年，當“九·一八事變”的炮聲宣告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候，“黃現璠史學”內涵的“經世致用新思維”開始初露頭角，它的實踐性脱穎而出，表現在：1932年11月，黃現璠便在《進展月刊》上發表論文《東北之歷史考察》，結合東北三省淪亡的時代背景，從史料上考察，論證了東北原為我國開發的領土，批駁了某些日本史家對滿州歷史的任意歪曲，以使民眾瞭解東北歷史的來龍去脈，堅定收復東北三省的信心和決心。1933年7月，他又在《師大月刊》第五期上發表論文《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文中結合30年代列強橫行，日寇稱霸，中國任人宰割，國勢衰敗的歷史背景，他明確指出：“例如中國今日，受列強侵略，日本欺負，歷史作家，應如何記載過去，使人明白現在，發奮圖強，以達救國救民之願望，始能合現代中國歷史的主要目的和效用。”1934年1月，當黃現璠的日文譯著《元代農民之生活》附奴隸考一書出版時，他在譯者序中寫道：“本書……能使讀者瞭然當時農民奴隸，受壓迫之痛苦，及生活之惡劣，而覺居於次殖民地位之中國今日，尤其是東北三省同胞，在暴日（日寇）勢力統治之下，飲辱受苦，橫被壓迫，更不堪聞問矣。孔子云：‘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願吾同胞，明異族之殘兇，悲亡國之將至，卧薪嚐膽，共挽危亡。”（有高巖著，黃現璠譯，北平蓓蕾學社1934年1月初版）1935年，日寇企圖侵佔中國全土的稱霸野心日趨昭顯。他有感於北平大學生對國事的無動於衷，寫下了《宋代太學生之政治運動》一文，翌年，又在此文修改、補充的基礎上出版《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一書。書中言在説古，意在現代，以激發當時大學生的愛國熱情，促使他們擺脱對國事無能為力或麻木不仁的錯誤觀念，向宋代太學忠義之士學習，以實際行動宣傳抗日，保家衞國。

特別是“七七事變”爆發後，面對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局，當時新史學的各家各派，大多改變或轉換了自己一貫從事的治史旨趣或研究方向，他們懷着一腔報國熱血和拯救民族危亡的激情，以筆代槍或投筆從戎投身到了抗戰中。治史以致用幾乎成為了當時新史學派一路人普遍的學術傾向。新史學實踐派（筆者認為：20世紀中國“新史學”可歸為“理論派”和“實踐派”兩大類，由此還可細分化）開路先鋒黃現璠自然不會落後於人，他積極投入到了“以筆代槍”的學術研究中。1941年5月，黃現璠與師友陶希聖教授等人應邀擔任《國防週報》編撰委員，他闢“漢族對外抗戰史”專攔，相繼發表了《明代剿倭之廣西女將》（《國防週報》第二卷第四期）、《漢族對外抗戰史》（第四卷第七、九期）、《漢武為爭漢族之生存而戰》（第四卷第八期）、《五胡亂華北方民眾之抗戰》（第五卷第二、四、五期）等文，文中把史為證，匡正時惑，喚醒民志，激昂士氣，滿腔抗日熱血，是時盡貫注筆端，秉筆直書：“明代朝中人有驚倭寇兵刃之利，作戰之勇，一如今日政府中主和派之庸俗，畏敵人飛機眾多，大炮利害，而不知彼之殺戮，無論如何慘毒；彼之武器，無論如何先進；彼之作戰，無論如何勇猛，結果終將為我所滅。明代之事實如是，今日亦莫不然。”“中華各民族團結一致，齊心合力對外，抗戰必將勝利，世若不信，可看不久之將來事實。”可謂抗日情熱和浩然正氣躍然紙上，充分體現出一位一流史學家洞察時事的歷史眼光和科學預見的深邃能力以及“黃現璠史學”的經世致用實踐性。

1976年，中蘇邊境爭端頻發，黃現璠一方面請先師鄧之誠之子鄧瑞（時任教於內蒙古大學，後調任南京大學教授）幫助搜尋有關內蒙古、新疆、黑龍江方面的史料。書中運用大量的史料，充分論證了“黑龍江以北地區原為我國開發的領土”、“新疆自漢以來就是我國的領土”等歷史問題，以大量客觀事實指明瞭中蘇領土爭端問題實屬蘇方的無事生非和蠻不講理。1978年，他再次與鄧瑞合作撰寫了《內蒙古自秦漢以來就是我國的領土》一文，文中全面論證了祖國邊疆領土的歷史形成，從客觀歷史事實出發，強調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年9月，鄧瑞赴蘭州出席由黎澍、劉存寬、戴逸等學者主持的“中俄關系研討會”時，黃現璠與鄧瑞合撰的《內蒙古自秦漢以來就是我國的領土》論文被“研討會”指定為第三位發言，可見該論文的重要學術價值。該論文再經黃現璠修改後發表在1981年2月的《廣西師範學院學報》第二期上。這一切皆表明：嚴謹的學術考證、鮮明的時代特徵與強烈的民族精神三合為一，融於一爐，構成了“黃現璠史學”內涵的“經世致用新史學”主體及其實踐性特質，成為其“經世致用新史學”申張“國家利益”與“民族大義”時始終堅定“對外”的主旋律。

“黃現璠史學”的成熟地：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黃現璠在此從事史學教學和研究近30年。

“黃現璠史學”之所以能將學問做到如此高妙精奧的地步，“黃現璠史學”之所以能達到如此高明遠識、洞鑑古今的境界，一方面源於黃現璠飽讀史書而受到“梁啓超新史學”、“J.H.魯濱遜新史學”“顧炎武經世治用學”的薰陶和啓發；二方面得益於黃現璠在中外著名高等學府接受過陳垣、錢玄同、黎錦熙、和田清、加藤繁等國學、史學、語言學大師11年嚴格的考據學、音韻學、古文字學訓練，加之一生始終若一的“苦讀苦作”，練就的虛己、求真、貴疑功夫非同一般，以致“黃現璠史學”對那種諸如“大膽的假設”、“豐富的想象”和“張冠李戴”一類的“邪門歪道治史法”或“教條主義史學”和“奉命史學”具有了超凡拔羣的“排毒功能”或“免疫力”。

1935年秋，黃現璠赴日留學，在日本東洋史權威和田清與加藤繁兩位教授門下當研究生，成為“東京文獻學派”代表學者之一。日本“東京文獻學派”創始人白鳥庫吉早年是德國“蘭克史學”（為德國曆史語言考據學派祖師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創立）嫡傳弟子路德維格·里斯（Ludwig Riess）的學生，而日本東洋史學的“東京文獻學派”指導思想為“蘭克史學”，似乎已成不刊之論。黃現璠深受其“蘭克史學”之染，自在情理之中，這就促使“黃現璠史學”的實踐性特質染上了一些“蘭克史學”指導思想的色彩。“黃現璠史學”將“蘭克史學”思想化為學術實踐的內涵，即表現在“黃現璠史學”於留學期間以及回國後的學術研究課題的擴大和史料考證上的精益求精。

1937年7月黃現璠留學日本期間發表了《中國發裝考略》（《經世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以及同年歸國後相繼發表了《我國禮節之形態與變遷》、《再論禮節之演變》、《我國坐俗古今之變》（一、二、三、四、五）、《日本人之坐法》（上、下）、《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蒙古人之奇異婚姻》（上、下）、《元代服飾之奇異》（上、中、下）、《吸煙風俗傳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飲酒禮俗與女招待的緣起》（上、下）、《飲茶風俗之起源及其傳播》（上、下）、《番薯傳來考》（上、下）、《男女鞋襪古今之變》、《我國服裝演變之研究》、《中國男女元服之研究》、《食器與食禮之研究》等大量論文。這些論文充分展示出黃現璠深厚的“説文”和“考據”功力，屬“黃現璠史學”對“社會史”內核的“社會生活史”方面的研究深化和“新史學”研究實踐課題的推陳出新，亦為它將“蘭克史學”思想化為學術實踐的立竿見影成果。“黃現璠史學”為20世紀新史學實踐與建設貢獻了他那份開拓創新的與眾不同實踐創造，因而黃現璠完全有資格宣稱：“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實踐與建設之路，不就是我輩勇於實踐走出來的！”

從“黃現璠史學”的上述內涵，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黃現璠史學”的內涵經過一系列的實踐性成果已經變質為新的東西，外延為換然一新的“黃現璠新史學”和“黃現璠經世致用學”，表現出“黃現璠新史學”、“黃現璠經世致用學”與“梁啓超新史學”、“魯濱遜新史學”和“顧炎武經世致用學”的差別，反映出“黃現璠史學”獨具一格的特徵。正如陳吉生教授明確指出：“黃現璠的從學和治學時代，正是中國從社會制度到學術文化都在不斷髮生着劇變的時代。在這樣一個翻天覆地變化着的大時代裏，他有幸深深呼吸到了學術變化的時代清新氣息，進而憑藉20世紀“西學東漸”和“唯物主義史學”襲來的史學拍岸新潮，得以領風氣之先。倘若他只是墨守舊學術陳規，用舊史學方法默默從事自己的研究，那麼，即便他以後取得輝煌的成果，最大程度不過成為“名師高足”，終究難以自成一家，成為當今世所公認的“宗師級”名史家或歷史事實可證的“領袖級”史學家。觀念進化、勇於開拓、經世致用、信仰自由、秉筆直書、極重躬行，堪為‘黃現璠實踐史學’的六大法寶，亦是他為20世紀史學界提供的一份可資發揚光大的豐碩遺產。”

如果説黃現璠早年治“中國通史”和“壯族通史”時的“新史學”指導思想還停留在梁啓超和魯濱遜“新史學”以及唯物主義新史學的一路的進化觀念上，那麼，他在斷斷續續費時近40年以及前後兩次出版皆因政治因素夭折的《中國生活學——古代食衣住行研究》這部“中國食衣住行通史”大著的過程中，已經突破這種“新史學”思維，昇華為了一種改革開放新時代下自覺意識的“新史學”多元進化觀，自我確立了改革開放新時代新史學的新思維。正如他於《中國生活學——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言：“民眾思想觀念的轉化或進化是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基礎。在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強化國人的社會、文明進化觀，淡化以往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觀，無疑有助於國人擺脱舊的單一定向思維方式，滋生現代化社會發展所必需的多元開放型思維。引導國民放眼中華文明史上源遠流長的物質生活，注意力轉向休慼相關的日常食衣住行禮俗，以使自己的食衣住行儘可能符合‘禮儀’，儘可能符合現代文明化社會約定俗成的道德規範以及法制約束，既有利於社會的長治久安，社會秩序的安定和諧，經濟建設的順利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又有利於國民素質整體水平的向上，‘禮義之邦’的盛名重振，國家聲譽的扶搖直上。因而引導國人在改革開放社會下的思維觀念轉型和‘知書達禮’、重‘禮’遵‘儀’，增強國民的‘榮恥’意識，增強當代人的人格國格觀念，無疑為當代史學家們義不容辭的責務以及歷史研究的課題和歷史教育的功能之一，以此體現出改革開放新時代新史學的效用和目的。當代史學者的社會責任不僅僅在於向人們客觀闡述傳播史事史識和為國為民的史學特別目的和效用，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客觀歷史事實的敍述和內含意義的揭示來啓迪民眾的歷史智慧，弘揚進化的多元人文觀念，盡力改變以往長期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帶給人們習慣成自然的定向思維模式，促進社會的人性化、多元化、法制化和文明化，以合當今改革開放新時代新社會的時勢之需，同時由此彰顯出歷史作品的進步意義和實用借鑑價值，使它能更好地為現代化社會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服務。這是餘撰著和堅持不斷修改補充《中國生活學——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的動機與深意所在，亦為一名從事歷史研究多年的老學者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和使命。這種認識並不意味着餘當初研究‘社會史’時‘史眼向下’的認識角度和實踐立場的轉變，而是前進了一步，從‘史眼向下’過渡到‘自下而上’看‘社會史’，脱離了傳統‘社會史’研究的思維模式和方法，以多元進化論思維重新審視和構築‘新時代新史學’。當年梁任公等人倡導‘新史學’，高呼‘史界革命’的口號，餘不仿東施效顰，於此發出‘史界改革’的倡議，願更多有識之士響應，以造就符合改革開放新時代新社會發展要求的‘新時代新史學’。這種倡議沒有任何意識形態背景，只有改革開放新時代重建中國新史學的迫切意識。眾所周知，當年‘新史學’的重要理論背景之一是進化論思想，那麼，餘所倡導‘新時代新史學’的理論指導思想同樣為多元進化論。歷史唯物主義是一門不斷髮展的進化理論，毫無疑問屬多元進化論之一。為此，作為‘史界改革’的最初實踐，餘對中國古代食衣住行通史的分期，不再採用摩爾根之流的古代社會分期模式以及中國史學界長期獨尊的‘五個社會發展階段’劃分標準，以免陷於社會形態説體系的思維陷阱，錯入扼殺學術自由的歷史誤區，而是突破中國傳統泛政治化的單一思維模式，基於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領域（例如政治、經濟、文化、藝術、軍事、社會、生活等）有着不同的時代演進發展過程這一多元史觀，參照文明史、科技史、經濟史、民俗史等領域的一些時代劃分模式，依據歷史文獻和考古素材所反映出的中華民族食衣住行史事、變遷以及演進特徵來進行分期，以便儘可能接近客觀歷史原貌，體現出本稿的多元進化史觀和時代意義……餘於稿中將‘食衣住行研究’視為一門新學問‘生活學’（見諸論），意欲為改革開放新時代新史學構建新理論提供一點實踐基礎。這是餘經過40餘年來研究‘社會史’的一點心得和成果。”由此可見，“黃現璠史學”的成熟具有一個從內涵到外延而逐步昇華的過程，表現為思想觀念上他原受梁啓超和魯濱遜“新史學”以及唯物主義新史學的進化觀念影響，進而推陳出新，於改革開放新時期下建立了“黃現璠新史學”的多元化新思維和學術實踐，這就是呼籲“史界改革”以突破新中國成立以來史學界的教條主義獨霸史壇的藩籬以及將自己倡導的“史界改革”新思想化為具體實踐而對“中國生活學”新課題進行全力研究，而非空泛議論。

“黃現璠史學”的特質表現為實踐性，其基本特點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研究和論述主題廣泛，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民族史、社會史、生活史均有涉及；範圍橫跨中國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現代史以及日本史、西歐史。

第二，崇尚進化和多元思維觀，富於批判精神，在政治史研究中滲透着批判舊史學傳統而推崇新史學進化觀；在經濟史研究中滲透着批判唯心史觀而推崇馬克思經濟史學的決定論；在文化史研究中滲透着批判“文化本位主義”而推崇“文化多元主義”；在民族史研究中滲透着批判“大民族主義”而推崇“民族平等思想”；在社會生活史研究中滲透着批判“教條主義”而推崇“實證主義”。

第三，嚴格考證史料，根據原始文獻和考古史料嚴謹遵守“如實記述”原則，重視“內證法”和“外證法”的結合運用，強調運用“口述史料”時的去偽存真功夫和嚴肅性。在這點上，“黃現璠史學”深受“嘉乾考據學”和“蘭克史學”的雙重影響。而由“黃現璠史學”孕育而出的“黃氏三重證據法”，極為注重將文獻史料、考古史料和口述史料三者互為印證和融會貫通。

“黃現璠史學”代表性著作

第四，慎言宏論，不作價值判斷。“黃現璠史學”中呈顯出“史料豐富”、“厚積薄發”、“言必有據”、“考證周詳”、“行文樸實”、“議論精簡”等方面的特點，顯然出自老師陳垣治史的路數。偏重考據，慎求義理，主張史家只能“照實錄來”，認為理論抽象不是史家的事，而是哲學家的工作，倡導史家應該超然是非，褒貶之外，無黨無派，反對“讀書少又好發宏論”（陳垣語）、“草率行文，忙於推出，沽名釣譽，貽誤讀者”（黃現璠語）的治史態度。“黃現璠史學”把考證清楚歷史典章制度和歷史事件懸為治史鵠的，治史路數與一些擅長主觀褒貶予奪和馳騁議論的史家治史路數有本質區別。

第五，開拓性。“黃現璠史學”的開拓性與實踐性互為表裏。有了實踐性並不意味着具有開拓性，這是因為將新史學思想化為實踐的過程中，對研究課題的實踐有可能是步他人實踐課題的後塵。“黃現璠史學”卓爾不人羣之處，即表現在它既有內在的躬身實踐，又有外在的開拓創新。正如識者指出：“‘為學貴自闢’，這是‘黃現璠史學’能為20世紀中國‘新史學’實踐與建設作出較大貢獻的的重要條件，亦為‘黃現璠史學’所體現出的最大特點……以致他的論著既不乏深知灼見，開拓創新價值斐然，又能深深地觸及人的心魂。他的那種人格文格融於一體，情血靈魂灌注筆端，學以致用，文以載道，言行一致，力尚躬行的道德與實踐操守，實非學界一些唯我獨尊、圓滑世故、左右逢源的‘大學者’的所作所為所能比擬。”這一評價可謂深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