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投身抗日戰爭。先在家鄉長沙創辦抗日刊物《火線下》（三月刊）。

1937年12月起，參加創辦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觀察日報》，並任總編輯。

1940—1941年間先後在桂林、香港任國新通訊社經理。

1943—1945年9月任成都《華西晚報》主筆。

1946年任上海《文萃》週刊主編。

1947—1948年間先後任香港新華通訊社總編輯和《華商報》編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任新聞總署研究室主任。

1950—1955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先後任秘書室主任、報紙處處長、出版處處長、黨史資料室主任等職。

1955—1960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歷史組組長。

1961年以後任《歷史研究》雜誌主編和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發生後，受到錯誤的批判，此後八年沒有安排工作。

1975年仍任《歷史研究》雜誌主編，兼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198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總編輯。晚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曾任第六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

1988年12月9日因病逝世。 ^[2] 

黎澍論學的基本着眼點是解放思想。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黎澍以及一批和黎澍同心共事的同志們，都把解放思想作為言行宗旨。黎澍對於解放思想的事業，更是抱着至誠的使命感。他為周揚起草紀念五四運動60週年的報告《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就是這種精神的一次體現。1979年3月底4月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決定讓周揚來做 “五四” 紀念會的主題報告，報告有人起草出來，可是周揚看了覺得不對路，所以特請黎澍邀二三人，另起爐灶，趕寫一篇。 周揚提出了報告的基本思路，即寫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是五四運動、 二是延安整風、 三是現在正在進行的這場思想解放運動。周揚説，要充分估價這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重大意義；從紀念 “五四” 説起，着重闡明目前堅決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 進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性。

這篇影響頗大也頗好的文章，代表着周揚、也代表着黎澍當時對解放思想的重要意義的認識所達到的程度。無庸諱言，放在當時的具體背景下看，這篇文章還是頗有些鋒芒的，它相當鮮明地反駁了那時隱約露頭的 “要收，不要放” 的唧唧喳喳。文章尖鋭地指出： “解放思想的方針，是我們黨一貫的方針。這個方針是長期性的方針，而不是臨時性的方針。” 發表這樣議論的依據，自是堂皇而無可挑剔的，不但有毛澤東過去的論述為證，而且原本就是直接回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響亮號召： “一個黨、 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可以説，正是這篇以周揚署名發表的、黎澍主持起草的文章，概括表述出了黎澍這個時期在不同場合下多次論學的主旨與方法。主旨就是同時展開兩個方面的工作： 一要 “破”，即破除迷信。既要破除 “四人幫” 製造的現代迷信、 新矇昧主義、 新奴隸主義之類，又要破除一切 “從本本出發” 的新老教條主義，破除一切極端保守的陳規陋習。二要立，即勇敢創新。 開動機器，勤奮學習，努力去發現、研究和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為了推進這種破舊立新的解放思想的偉業，辦法主要也有兩條：一是要允許自由討論，二是要尊重實踐檢驗。應當説，以上這大體上也就是黎澍論學的綱要了。 ^[3] 

鞭撻教條主義，特別是痛斥用教條主義來冒充馬克思主義的假正經，是黎澍論學的精彩之筆。他説，“從本本出發” 的教條主義造成的最有害的後果，是背離 “實踐第一” 的基本觀點和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的辯證方法，從而使得人們不敢獨立思考，在工作中失去創造性，妨礙着正常的科學研究。更有甚者，中了教條主義的毒，在冒牌貨面前必定會失去辨別的能力，不識真偽，喪失戰鬥力。既然世上萬事萬物都處在變化發展中，那麼，一切對本本的迷信的態度、盲從的態度、食古不化的態度，自然都是科學研究的大敵。所以，凡有誠心於學術事業的人，對教條主義不能不鳴鼓而攻之。以創新的態度，面對新情況，敢於去探究未知，而不拘泥於定論，無疑是科學事業的真諦所在。可以説，謳歌探討真理的勇氣，是黎澍論學篇章中的最富激情的部分。換句話説，他之所以痛斥教條主義，為的就是闡揚勇於創新的科學真精神。科學上的創新，自然不能像誦讀舊經那麼省力，它往往是艱難的、 甚至是帶有風險的事業。創新之難，不僅難在需要花氣力，而且難在免不了要得罪權威、得罪定論——得罪人們（ 也包括自己）習以為常、 甚至奉為神明的定論。 黎澍深知科學創新之艱難，所以他才着力鼓吹追求真理的無畏精神，併為此發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 “正如科學史本身所表明的，科學的發展，真理的傳播總要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然而人們沒有理由對堅持真理感到畏懼，社會科學工作者尤其如此。科學是為真理而鬥爭的事業。即使冒犯上帝，也要無所畏懼。沒有無數科學家的獻身精神，科學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即使冒犯上帝，也要無所畏懼”，當然是極其徹底的思想解放，但這並不是憑着一時血氣之勇的莽撞蠻幹；因為這是科學，所以它只能有賴於勤奮艱苦的勞作。

黎澍在論學中，着力分析了學者自己在學術研究過程中不斷更新觀念——自覺地對自己已有認識不斷加以 “再認識” 的必要性。黎澍説，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注意採取虛心的、 老實的、 充分理性和客觀的態度來對待出乎我們意想的新見解。 永遠記得在我們面前還有廣大的未被認識的領域和大量並未真正研究清楚的問題。 因此對自己的知識的可靠性，不過於自信。”這就是人們為什麼對於自己以往的認識，有必要經常加以重新認識的原因。

黎澍身體力行，從自己做起，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為 《再思集》。一則“再思” 和 “再認識” 相通；二則 “再思” 意味着不斷進行的再認識的無限過程，它代表着 “三思”、 “四思”、 “五思” ……，一直 “再思” 下去，永無絕期。 黎澍在 《再思集》 的 “作者説明” 中，把這一重意思做了解釋，不過擔心 “再思” 引起 “只是再想一次” 的誤解，所以他還是附加了一筆，許諾説，將來 “勢必又要發現種種不足”，“還要三思”。“再認識” 的科學態度，是既能打破堅冰、 又能連續破冰前進，在科學的海洋上不斷開闢航道的一艘破冰船。不為成見、 定論所囿，不停歇地認識再認識，始終保持着思想解放的狀態去努力追求新知，這無論對於學者個人的學業建樹來説，還是對於學術事業的整體建設來説，都是永葆生機的不二法門。黎澍《再思集》命名的深意，當在於是。 ^[3] 

黎澍1966年以前主要研究項目有：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孫中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毛澤東思想。粉碎“四人幫”後，主要研究項目有：中國的封建主義；近代中國文化史；人民羣眾的歷史作用問題等。他在長期主持學術刊物的編輯工作中，尤其是主編《歷史研究》雜誌期間，主張刊物應當敢於開風氣之先，倡導並支持確有新見解、新觀點的論著；注意發現並扶植優秀的青年史學工作者；重視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探索和研究。他根據對中國歷史的考察，嚴肅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指出，“中國所面臨的不但有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且有社會主義同封建勢力的矛盾，社會主義制度如果不能牢牢地站穩腳跟，就必定倒退到封建主義”。因而，消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他論述馬克思主義傳播中若干影響深遠的一些理論觀點，認為“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羣眾是歷史的主人”的提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並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還指出“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的提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能將一切歷史都歸結為階級鬥爭史。他總結中國歷史學發展的曲折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深入思考歷史學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探求發展中國歷史學所需要的穩定而正確的方向、途徑和具體辦法，尤其強調歷史的真實性原則。 ^[2] 

著有《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文集）、《再思集》（文集）、《早歲》（回憶錄）、《歷史的創造者及其它》（文集）等。 ^[2] 

黎澍對發展中國社會科學事業所做出的卓越建樹，對真理執著追求的精神，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對學問精益求精的嚴謹作風，以及愛護和大膽起用人才的氣魄，這些卓識懿行都將長留人間，澤及後人。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