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汝惠

陳汝惠於1917年1月17日出生，上海寶山人。10歲喪父，家境貧寒，由其母及比他大10歲的長兄陳伯吹撫養長大。陳伯吹小學畢業後即輟學當學徒，供弟弟汝惠讀小學。

1921年，陳伯吹靠半工半讀，畢業於縣立甲級師範講習所，即從事教育工作。1932年，弟弟汝惠在省立上海中學鄉師畢業，和哥哥一樣擔任小學教師，同時插班就讀於上海建國中學高等師範學校。兄弟二人學業成績優良，以教育為終身職業。

1934年起，陳汝惠任上海立德中學初中語文教師。在5年內，以家教、小教、中教等半工半讀方式及超等獎學金修完上海大夏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心理系課程。他愛好文學，業餘時間遍覽世界文學名著，並受其兄伯吹影響、開始寫作。

1937年淞滬抗戰後，中國軍隊西撤，上海租界淪為“孤島”。然而上海市民的愛國熱情卻日益高漲，文化教育界利用報刊。課堂宣傳抗日救亡。陳汝惠也在課堂上教育學生不忘救國，又以筆代刀，向《申報·自由談》、《譯報·前哨》、《文匯報·學林》等投寄雜文《勳章與閹羊》等，還寫了《我們的新生活》等兒童文學作品，分別由中華書局、北新書局出版。

1940年10月1日，顧冷觀主編的《小説月報》創刊（陸守倫發行），周楞伽、陳伯吹、秦瘦鷗、阿英等應邀撰稿。由於陳伯吹的推薦，陳汝惠將長達6萬字的中篇小説《女難》分三期在《小説月報》上發表。

小説描寫中學教師林田身在“孤島”，心向內地，卻受到難以抵擋的浪漫愛情的糾纏，又因有負正義的感召而深感內疚和無奈，最後終於跳出愛情漩渦，擺脱心靈動盪，堅守自己的崗位。這篇愛情小説沒有曲折的故事，也少有動人的情節，僅是男女青年的日常交往和感情起伏，然而細膩的心理描寫，複雜而深刻的思想交流、尤其是富有哲理的對話和作者內心敍述，是當時文學作品中極為少見的。發表後，受到“孤島”青年的喜愛，陳汝惠因此在上海文壇上顯露頭角。

接着陳汝惠又在《小説月報》上發表《淡水》，寫男女大學生為了探索人生，因志趣多異而發生悲歡離合的故事。這篇作品比《女難》更含蓄，男主人公的名字換成尤明，卻又點明是《女難》的作者、似乎就是陳汝惠自己。這不是對讀者故弄玄虛，而是作者借小説人物對自己靈魂展開了剖析，點出了“孤島”的青年何去何從。結尾處暗示了方向：“因為他們忘記了希望，忘記了年青，而且有太多的幻想，太多的回憶，太多的虛無的嘆息……”他們只焦急水箱裏沒有了“淡水”，沒有發現自己正在“淡水”中行進。“淡水是要發現的，甚至製造的。”寓意為在任何地方都能實現偉大的理想。

1941年6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了重大轉折，中國抗戰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上海人民在黑暗中企盼光明，在深淵裏冀求希望。陳汝惠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在《淡水》中安生，也不願成為《女難》裏彷徨的男主人公。他要衝破“孤島”沉悶的氣氛，他要向讀者吶喊，吹響抗戰的號角。他將朋友們從內地傳來的中國空軍抗日的英雄事蹟構思成小説《死的勝利》，並在中國空軍節完成。

小説描寫內地空軍基地的三名空軍飛行員奉命去轟炸日軍，遇到敵機，一場激戰後，有人犧牲了，但戰鬥勝利了。這是用生命奪取的勝利。主人公在臨死時想起朋友的話：“我們去殺人是要叫此後沒有人再會被殺……是要叫愛永遠在人類的命運裏光耀着。”作者已經將《女難》中糾纏的“小愛”變成了偉大的人類之愛。這是“孤島”時期少有的正面描寫抗日戰爭的小説，也是陳汝惠創作生涯中新的飛躍。

之後，他又發表了《小雨》、《捕珠手》、《鬥牛士》以及《共死生之》等作品，充分反映了他抗日愛國的熱情。

陳汝惠除了教書、寫作外，還秘密地參加抗日愛國活動。他是一位有才氣、有學問又帶有些神秘色彩的作家。

抗戰勝利後，陳汝惠由地下而公開活動，從一個作家變成愛國組織負責宣傳的領導人。他起草並組織印發了《告上海市民書》，當時百萬上海市民爭相傳閲。

陳汝惠為了抗日，曾在1941年初參加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其實，陳汝惠從“孤島”時期起，就在異常艱險的環境中從事地下抗日活動，勝利後他一度擔任了三青團的要職。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獨裁專制，使他很快地就退出了三青團，並公開登報聲明。

之後，他擔任上海《正言報》教育版編輯、主筆，發表大量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時事隨筆、雜文。國民黨上海市當局派特務干涉，宣稱“在報社內隱藏共產黨”，下令接管，陳汝惠與錢今昔等人被迫離開。

至此，陳妝惠決心摒棄名利，仍回到教育聖地。為了祖國的未來，他在僻靜的江灣鎮邊創辦江灣中學。初創時，四周農田，雞啼蛙鳴，校舍數幢，設施簡陋。但陳汝惠卻遍聘名師來任教。孔另境、朱滋禮、錢今昔、汪刃鋒、豐村等皆翩然而至。長兄陳伯吹又為其推薦了一些中共地下黨員擔任教務主任、訓育主任等要職，教師中也有一些地下黨員和民主人士。當時的江灣中學，既是一所有教育質量的新型中學，同時又是一座隱伏的民主堡壘。

解放後，陳汝惠因新中國首任教育部長馬敍倫的推薦到廈門大學任教。他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還擔任廈大華僑函授部副主任等職務，編寫教材，撰寫文章。他教導三個兒子要熱愛黨、熱愛新社會，努力爭取進步。他絕不在人前提自己在抗日時期的鬥爭經歷。他心悦誠服地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

然而，隨着五十年代一次次政治運動的不斷升温，他在“三青團”的一段抗日經歷，竟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他被解除了職務，三個兒子的入團、升學、選專業等，都受到了影響。

在“文革”中，陳汝惠遭受到更加嚴酷的打擊。直到“文革”結束，陳汝惠的歷史問題才得以澄清，並調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主編《建國以來高等教育大事記》全家人重見天日，喜極而泣。然而此刻他已近過六十，長時期的摧殘，使他雖有伏櫪之志，卻已無力握筆，也不能重登講台。他百感交集，徒嘆奈何！

不久，陳汝惠患腦血栓病，離廈門住北京，後又轉往杭州兒子家中養病，不幸於1998年9月4日病逝。

抗戰爆發後，上海文化界救亡運動蓬勃展開。戰火內延後，留在“孤島”的文化工作者繼續煥發熱和光，他們在敵偽勢力的重重壓制下，仍不斷髮出抗日救國的呼聲，編輯文學期刊和撰寫文學作品、反映在強暴統治下人民的苦難生活，描繪因戰爭造成生離死別的家庭、愛情故事。表達了遭受壓迫的同胞的心聲。在這人數雖不多而堅強的作家羣中，有一位大力宣揚愛國主義的陳汝惠先生。 ^[2]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新文學作家燦若羣星，他們以各自的光芒輝映着這一片飽經苦難的大地。不少作家同時還是學者，他們在學術研究的輝煌貢獻，甚至掩蓋了他們曾作為作家的身份。陳汝惠教授（1917-1998）即是如此。陳汝惠於上海孤島時期嶄露頭角，頗享文名，他本在上海高校任教，建國後他轉到廈門大學執教，並從事高等教育研究，但因受頻繁政治運動的衝擊而淡出文學界，留下令人噓唏不已的遺憾。然而，歷史是公正的，陳汝惠的文學創作成就日漸受到人們的重視，2002年，陳汝惠先生抗戰時期創作的小説《沉船》，被收入《上海40年文學作品系列》短篇小説文集之二《一吻》。2005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陳汝惠文集》，全面展示了他的創作成就。 2008年10月25日，廈門大學舉辦了“陳汝惠教授創作及學術研究研討會”，數十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與會，中新社、中央教育電視台、《炎黃縱橫》等多家媒體作了詳盡的報道，充分評價了陳汝惠在文學創作及高等教育研究領域所作出的貢獻。2009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陳汝惠》。在抗戰勝利60多年後的今天，兩家出版社再次結集出版以陳汝惠先生在抗戰期間創作的文學作品，《文藝報》2012年1月16日紀念陳汝惠誕辰95週年專版，既是對陳汝惠先生在抗戰文學史上應有地位的肯定，為我們進一步研究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孤島”文學的歷史提供了頗具價值的重要史料，這是對陳汝惠先生的最好紀念。 ^{[1]  [3]} 

陳汝惠的創作活動主要集中於上海孤島時期至建國前夕，即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創作成就主要是小説、散文，其中以小説創作最為突出。無論是他孤島時期還是延至抗戰勝利後才發表的作品，其主旨均以展示孤島人民生活為主。時至今日，令人感動的是其中所流露的愛國激情，猶如地下奔突的岩漿噴薄而出。作品烙着孤島與淪陷區人民的血淚印記，是日寇鐵蹄高壓統治下人民生活的縮影，這類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雖已出現過，然而它仍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貢獻，是值得我們充分肯定並深入研究的。 ^[3] 

陳汝惠一生與教育結下不解之緣，年輕時曾在上海執教小學、中學。1950年，陳汝惠隨校長王亞南赴廈門大學任教育系副教授，領銜編寫《高等學校教育學講義》，為日後廈大高等教育學躋身中國第一個高等教育學國家重點學科和中國唯一的高等教育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奠定堅實的基礎。 ^[4] 

1955年，陳汝惠被任命為廈門大學直屬教育學教研組主任。在這個職位上，在不長的時間裏，他努力投入工作，取得了兩大教育科研成果：一是主持建設了一個有朝氣的年輕的教育科學研究實體；二是主持編撰了一部講義，開拓出一門新學科“高等學校教育學”。 ^[5] 

廈門大學直屬教育學教研組，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綜合性大學中最早產生的一兩個教育科研機構之一，這個教育科學研究實體在80年代初期發展成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現已升格為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成為我國教育科研事業的一座重鎮。而陳汝惠的貢獻在於，他主持了這個教育科研實體的早年的成型，並且率領這支科研隊伍，在“國內外均尚未建立起這樣的一門科學體系”的情況下，開拓出“高等學校教育學”這樣一門新的學科。 ^[5] 

上世紀五十年代，是陳汝惠最為美好的年代，幾乎每年都有重要的論文發表。特別是他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先後發表的長篇論文《實踐論與教學原則》、《試論人底全面發展的統一性高度性和黨性》、《實踐論與教學過程》等三篇論文，被當今教育學研究專家譽為“以科學實踐理論指導教育科研的先驅”。 ^[4] 

妻子李荷珍，為廈門大學外語系退休教師。

長子陳佐洱，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 ^[6]  、全國政協常委、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是一位有家國情懷的作家和外交官，被譽為“香港迴歸第一談判手”；次子陳佐沂，為浙江大學教授；三子陳佐湟，為國家大劇院藝術總監、著名指揮家。 ^[4] 

陳汝惠，1917年1月17日生於上海市寶山縣。10歲喪父，家境貧寒，由其母及長兄陳伯吹撫養長大。

1932年在省立上海中學鄉師畢業後，即任小學教師。同時插班就讀於上海建國中學高等師範學校。

1934~1939年任上海立德中學初中語文教師，同時開始文學創作，並以半工半讀方式及超等獎學金修完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大前身）教育心理系課程；著作有《我們的新生活》等兒童文學作品，由中華書局、北新書局出版。

1939~1943年續任上海立德中學、育才中學高中語文教師。同時在《小説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女難》、《死的勝利》、《小雨》、《捕珠手》等大量中短篇小説。

1941年在上海淪陷區加入地下三青團組織，從事抗日活動；同時在中共地下黨創辦的刊物《譯報》上發表大量進步雜文，後多數收入《斷章取義集》。

1945年1月28日，日本憲兵深夜來家搜捕，僥倖脱逃。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之際，起草並組織印發《告上海市民書》，百萬市民爭相傳閲。

1946年創辦以宗教色彩作掩護的進步雜誌《啓示》。1948年將《啓示》無條件轉讓給中共地下黨編輯發行，並按地下黨指示繼續承擔法人責任，直到遭國民黨當局查封。

1946~1949年任上海《正言報》教育版編輯、主筆，在“小言”專欄發表大量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時事隨筆、雜文，後部分收入於1948年啓示出版社編印出版的《長短集》。

1947年在國民黨與三青團黨團合併前夕，拒絕高官厚祿利誘，公開登報聲明退出三青團。

1947~1949年創辦上海市江灣中學並任校長。在校內推行進步措施，資助師生投奔解放區，積極迎接解放。

1948年因其發表教育學論著《父母與子女》（由商務印書館1947年出版），被大夏大學聘為教育系副教授。

1950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教育部長馬敍倫推薦，隨校長王亞南赴廈門大學任教育系副教授。

1951~1960年任廈門大學中蘇友協副總幹事，廈門大學海外華僑函授部副主任，教育學教研室主任。在《廈大學報》等刊物上發表《論人全面發展的黨性原則》等10餘篇學術論文。

1960年4月因被懷疑“隱瞞反動歷史”而被免去廈門大學海外華僑函授部副主任等行政職務，調中文系執教寫作課程。“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嚴重衝擊。

1978年曆史“疑點”得到澄清，廈門大學重新作出屬“一般政歷問題”的組織結論，調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主編《建國以來高等教育大事記》。

1981年退休。

1998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