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庸

陳庸兩歲喪父，十五歲喪母，然而陳庸天資聰穎，敏而好學，少年時曾跟從鄉賢名儒吳芾、方斫遊學，一度負笈求學皤灘古鎮的方氏義塾，逐漸開始顯露才華。 ^[1] 

紹興二年（1132年），陳庸13歲，初到皤灘求學，追隨當時方氏義塾的創辦人方斫。憑着刻苦的鑽研，陳庸在一眾學子中脱穎而出，地方誌稱「從鄉先生方斫遊，斫奇之」。 ^[1] 

在此期間，陳庸認識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仙居鄉賢吳芾，吳芾歷任監察御史、紹興知府、龍圖閣直學士。吳芾家在田市吳橋，距離皤灘與縣城中間，比陳庸年長16歲。紹興二年（1132年）陳庸到方氏義塾求學之年，恰巧是吳芾考中進士，官秘書正字的那一年，而後因揭露秦檜賣國專權被罷官回家。方氏義塾創辦者方斫和吳芾系舊交，繼而引見得意門生陳庸給吳芾認識。在這以後，吳芾和陳庸亦師亦友，成為一生摯交。 ^[1] 

「少治《春秋》」研習傳統儒學的陳庸開始走出仙居縣，離開家鄉，進入台州府府學，在府學殿堂裏，陳庸繼續保持在皤灘求學勤奮刻苦的勁頭，由於學業出色，被台州府「賓貢」於臨安（南宋都城）太學。所謂「賓貢」是指古代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推舉人才時，待以賓禮，貢於京師，成為「博士弟子員」，也就是成為太學生。博士弟子員學習至一定年限，經考核，一般可在任郡國文學的職務，優異者可授中央或地方行政官。 ^[1] 

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陳庸考中進士，時年31歲。赴湘鄉縣擔任主簿，主簿是知縣的「佐貳」（輔佐人員），地方政府的事務官，一般管理錢糧税賦。北宋宋太祖開寶三年（公元970年）規定縣官的定製：「縣千户以上，依舊置令、主簿、尉，凡3員；户不滿千，止置令、尉各1員，縣令兼主簿事；不滿四百，止置主簿、縣尉，以主簿兼知縣事；不滿二百，止置主簿，兼縣尉事。」由此可見，不管人多人少，大縣小縣，基本上主簿這個位置都還是需要設置的，沒有其他原因，因為主簿管理的是皇糧國税，這個位置重要，其他的還可以勉強遷就，這個位置卻斷斷省不得。 ^[1] 

陳庸是於本職工作勤勤懇懇，為人謙遜有禮，幹活用心，肯動腦子，顯示出不凡的潛質。湘鄉縣衙門裏的人都很中意他，臨近年底張羅着聯名舉薦上報給地方安撫使。陳庸知道後，婉言謝絕。 ^[1] 

　湘鄉縣這個地方位於湖南中部，古稱「龍城」，氣候濕潤，土地肥沃，環境挺好。然而一直沒有推薦上太學讀書的指標。宋制規定，太學生須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異者才能入讀，比如「賓貢」也是其中一種推薦形式。然而，連續多年這個地方都沒有推薦指標，嚴重挫傷當地讀書人的積極性， ^[1] 

陳庸利用自己曾經太學生的人脈資源，請求任職於禮部的同學幫助溝通解決。禮部是管理全國學校事務及科舉考試的官署。這樣一來二去，事情就有了結果，當年爭取了5個推薦名額，後來這5人中間有兩名考中了進士。不僅湘鄉縣讀書人對他感恩戴德，就連知縣也十分器重陳庸，倚為得力干將，遇事總要和他商量再做決定。 ^[1] 

就在這個時候，隔壁寧鄉縣的新任縣令缺乏經驗，亟需人才，一紙公文將陳庸調往擔任寧鄉縣主簿。臨別之際，湘鄉縣令嘆息着説，陳主簿離開湘鄉，我再沒有更好的幫手了。 ^[1] 

　

寧鄉縣取意「鄉土安寧」而得名，治邑於三國時代，建縣於北宋。陳庸轉任寧鄉主簿，依舊兢兢業業，不辭辛勞，輔助縣令，很快就打開工作局面，一個月後「境內稱治」。當時，南宋威武軍節度使劉琦（與韓世忠、岳飛等並稱中興名將）按撫視察過境，特別留意傑出人才，當地官員將陳庸推薦上報。不久，陳庸轉任南昌縣縣丞。 ^[1] 

　陳庸任南昌縣縣丞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對於陳庸本人及其陳氏家族，有不可低估的客觀影響。當地行政長官，南昌府安撫使「命公受民所輸軍士之衣」，交給陳庸一項購置軍衣任務，去民間採購士兵軍衣，要求「以紙錢市簿魯」，即以紙幣支付給百姓，而且「高其估，強其民使售」。説白了，就是人為操縱紙幣的購買力，甚至於強買強賣，與民爭利。 ^[1] 

　

紙幣始於北宋，流行於南宋，屬於貨幣經濟繁榮的自然結果。後人考證，南宋地域雖小，人口也有6000萬，其收入反而高於北宋，充分顯示了南宋經濟的繁榮。然而南宋後期因為大量發行紙幣，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物價飛漲。 ^[1] 

如此背景下「高其估，強其民使售」顯然不那麼厚道，而且與民爭利的事情已經觸及到陳庸的道德底線，與他平生遵循的為國為民的理念形成了強烈的衝突。 ^[1] 

陳庸拒不領命，並向上司堅持自己的觀點「民失所望，不可」，即我們為政主事可不能讓民眾失望！正是這樣不合作態度觸怒了地方長官，你不行還有其他人，南昌府衙門隨即另派他人經辦，把陳庸晾在了一旁。陳庸反省得出這樣的結論「不得其職，則去」，既然我幹不了這工作，與其內心受煎熬，那還不如離去，就這麼坦坦蕩蕩地辭官歸田園。這是他仕途經歷遭遇的第一次挫折。 ^[1] 

　　

在外漂泊多年，回鄉第一件事就是建書院，碧棲堂書院，位於南峯山下。 ^[1] 

細數陳庸這些年的人生經歷，從仙居———臨海———臨安———湖南———江西，關山萬里路，最憶是故園。看得出，年少時候方氏義塾，從鄉先生方斫遊的求學經歷成為縈繞陳庸一生的美好回憶，此番回家重遊皤灘方氏義塾，再與方斫等師友敍舊，自然十分痛快。敍舊之餘陳庸更加意識到學院系統教育的重要性，儒家微言大義應當以某種形式進入子孫後代的啓蒙教育和養成教育。 ^[1] 

在方斫等人的啓發之下，承載着方氏義塾（桐江書院）及陳庸育人理念的碧棲堂書院成立了，這或許是方氏義塾（桐江書院）辦學模式被借鑑推廣的第一次嘗試，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嘗試。時至今日，碧棲堂書院在歷代仙居縣誌中均有相應的記載，一批仙居俊彥集結在南峯山下碧棲堂書院，然後大步流星衣袂飄揚地踏上南宋中後期的歷史舞台。 ^[1] 

　

陳庸用心經營碧棲堂書院，寄予了太多個人的感情因素，期望從碧棲堂書院走出的學子能夠品學兼優為國效力。陳庸十推崇程朱理學，與朱熹的交往密切，不但將方氏義塾的辦學思路納入新辦的學院，而且將程朱理學許多理論闡述作為必讀科目進行傳授。 ^[1] 

不僅如此，陳庸還規定將白水先生編纂的學術著作作為範本。白水先生就是劉勉之，南宋建州崇安（今屬福建）人，朱熹的老師兼岳父，一生不仕，閉門講學，是從二程之學發展到朱熹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宋代理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劉勉之交遊海內名士以後，辭歸武夷山，專事講學。其理論特別注重「克己」，教授諸生「訓以為己之學”。主張「取人『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為學重視「前代治亂興衰」，以補時用。主要弟子有朱熹、呂祖謙等。 ^{[1]  [3]} 

陳庸並且着手自編碧棲堂書院校本教材。這一份帶有陳庸理想温度的陳氏教材最終面世，有着鮮明的理學思想印跡，以此教育陳括、陳願、陳章、陳拱四個兒子，而且延續至陳光、陳廷蘭、陳仁玉等後代子孫。 ^[1] 

賦閒在家的日子過得很快，也很充實。陳庸一度醉心於自己辦學育人的事業，遠離塵囂，迴歸家園，往來交遊多師友，無案牘勞形公務繁忙，一生可能就這樣了，然而世事變幻難料，最後還是從書院裏走了出來，繼續其未竟的事業。 ^[3] 

其緣由是同一路的安撫使和轉運使兩位長官，基本上勢均力敵，而且在對待陳庸的態度方面就不盡相同。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鎮割據的教訓，一級行政區劃改為「路」，路是直轄於中央並高於府、州、軍的一級監察區，一般設置了提點刑獄使（簡稱憲司），總攬司法和監察，安撫使（簡稱帥司）主持軍事，轉運使（簡稱漕司）專理財賦和民政。安撫使一般以知州、知府兼任，位高權重，而轉運使掌握地方財政和民政，在監司體系中同樣很重要。 ^[3] 

這一次，緣起一級行政區轉運使的賞識，才有了陳庸的復出。轉運使認準陳庸是個可造之材，果斷出手將陳庸任命為江西南城負責財賦徵收的轉運司官員。這一項任命卻驚動了安撫使，並且讓安撫使陷入對往事的後悔，開始對陳庸有了新的認識，在取得共識的情形下放手讓陳庸在新崗位上好好施展才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兩大上司的刻意培養進一步造就了陳庸廉官能吏的好名聲。 ^[3] 

　

當時南城縣監獄人滿為患，陳庸到任時發現，南城衙門裏面滿滿排列着各類刑訊審問械具，而且受刑訊問的犯人還真不少，都是當地人，拖欠皇糧國税的百姓。陳庸「惻然曰『彼誠何辜』」，同情地説他們實在又有什麼罪呢？一番深思熟慮後，就在公文鈐上官印，下令全部放掉回家。命令一出，數百人在審的犯人歡呼離開。當地官吏害怕擔責，隨即將這起事件稟報上級長官。面對來自上級的詰問，陳庸坦然道，給我兩個月時間來處理這件事情。在取得上級同意的情況下，陳庸坐在衙門裏潛心查閲案卷，然後發出通告讓百姓自己自行前來繳納拖欠的錢糧。 ^[3] 

當地百姓看到通告後踴躍前來繳税，才不過一個月就「財用充足」。三個月後，陳庸圓滿完成轉運司徵糧納税工作，高效率快節奏，令人嘖嘖驚歎。 ^[3] 

這項工作完成了，陳庸也該離開了，辭別南城縣之時場面十分感人，南城吏民遮道而哭，依依不捨。 ^[3] 

離開南城縣後，陳庸改任宣教郎，江西筠州高安縣知縣。筠州盛產竹子，故以「筠」名，當地民風強悍喜好訴訟打官司。陳庸才剛到任，就有一批人到縣衙反映問題。陳庸調來案卷查看，區區一個高安縣這些年來衙門打官司的人次居然數以千計。 ^[3] 

陳庸下決心徹查一番事情究竟，通過連續查閲案卷、走訪士民、瞭解風俗，陳庸對喜好訴訟的現象原因有了些掌握。由於高安縣的鄉村缺少有威望的鄉紳階層，無法掌控和協調民間的各種矛盾，導致鄉村社會秩序失衡，進而誘發出現大量訴訟案件。而且一些簡單的案件本來差不多已經了結，過了陣子卻又如同野地春筍寸寸拔節，竹根蜿蜒蔓長處盡筍尖萌動。 ^[3] 

原因找到了，接下來就該以非常手段破解這一嚴重阻礙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了。陳庸的辦法看似很簡單也很實用，他專門派人編印出規格統一的訴訟登記簿冊，訴訟者人手一份，要求負責任如實填寫，不得弄虛作假，違者嚴懲。不識字者允許到衙門來直接反映問題，反映屬實依律處置，即使涉及官府中人亦不姑息。沒過多久，「訴頓息」，原來羣情洶洶爭相訴訟的局面，從根本上得到了切實糾正。 ^[3] 

陳庸事後説：「彼之有爭皆吏為也！」8個字直接點題，民間的訴訟之所以久久不決，成為流弊，其根源還是在於縣衙，在於縣衙之吏，在於官府之人。陳庸敏鋭地找到根源癥結，然後針對根源，設置破解之道，促使好訟現象迎刃而解。不僅如此，陳庸下令，凡是官吏處事不力或不公導致訴訟發生並引發嚴重後果的，一律抵罪。換而言之，官員不作為、亂作為都要受到查處，問責利劍鋒芒，直指官衙裏的貪庸懶散之風。 ^[3] 

　

陳庸在高安縣期間，當地發生了一起命案，一名牧童被發現死在山間小道，最後鄉村里正（村長）誣告是隔壁鄰居的一名婦女所為，然後縣衙逮捕這名婦女，大刑侍候拷打審訊，卻還是沒有什麼收穫。這起命案的處理過程有零星信息披露，比如案發時間、地點、受害人，但是缺少前因後果和相關證據。畢竟人命關天，對待命案可不敢馬虎，承辦的獄吏不敢擅自定罪，把相關情況稟報上級。 ^[3] 

這起案件驚動了陳庸知縣，陳庸親自出來表態説話，先釋放人，再發文緝捕兇手。陳庸為什麼如此篤定兇手另有其人，原因已經不可得知了，然而時間很快驗證了陳庸的判斷，在重重高壓圍捕之下，兇手不堪重負內心崩潰，最後在山谷角落上吊自殺。在處理這起命案過程中，陳庸已經展露出推斷刑獄案件方面的天賦，他的察顏觀色以及邏輯推理能力俱臻一流，這也為他日後擔任江西提刑官，主管所屬各州的司法、刑獄和監察工作埋下了重要伏筆。 ^[3] 

陳庸在高安縣政績突出，百姓愛戴，成為明星官員，安撫使十分高興地評價：唯獨高安縣沒有任何訴訟，了不起！然後將陳庸知縣的事蹟上報朝廷，請求嘉獎。這個時候諫議大夫陳良瀚（臨海人）同樣向朝廷推薦陳庸，認為陳庸是國之棟樑可堪大用。 ^[3] 

陳庸轉為朝奉郎，到江蘇常州擔任地方官。常州治下的宜興產絲帛，而且歷年上貢的絲棉布帛都多於其他各地。宜興屬於兩浙西路，恰巧是本路轉運使的故鄉，轉運使囑咐陳庸把宜興的歲貢均給其他地方。陳庸考慮再三，從各地經濟發達程度來測算，沒有輕率答應下來。這樣一來，轉運使就很不高興，找了個藉口把陳庸降級使用。 ^[3] 

陳庸仕途人生又碰到了一次大的挫折，他向朝廷要求到台州崇道觀擔任祠祿官，然而朝廷不允許。皇帝在臨安府召見陳庸，問：「一直以為你為人正直、純樸，所以才予以信任和重用，這次到底是什麼原因要請任祠祿官呢？」陳庸卻沒有向皇帝詳細稟告自己所受的不公正的遭遇，而是藉機為百姓民生向皇上進諫。 ^[3] 

陳庸對自己的事情輕描淡寫介紹後，又説：「現在官府徵税繁重，如果不能給予百姓生存的希望，最終會導致國家利益受損。」在面臨個人仕途去退留轉的重要關頭，陳庸一心所繫所念的還是百姓利益，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説的，皇帝聽了之後很有觸動。不久，詔書下來，責令各路採取陳庸力薦的司馬光《論財利疏》開源觀理財觀點，即廣開税源渠道，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發揮商品流通作用。 ^[3] 

陳庸對北宋名臣司馬光的理財經濟思想十分讚賞，司馬光在《論財利疏》等奏疏中，繼承儒家傳統的開源節流理論，闡揚了輕徭薄賦、黜奢崇儉、蓄各與常平的民本思想，對陳庸很有觸動。事實上，南宋對百姓的斂取是比較嚴重的，對於眾多的小農經濟來説，取民太甚，竭澤而漁，往往帶來大量的小農破產，這是對當時社會生產力的嚴重破壞。 ^[3] 

司馬光提出的對於脆弱的小農經濟應「養其本原而徐取之」，「使稼穡者饒樂而惰遊者困苦」，就是要慢慢培養税源，加大對小農經濟為主的社會生產力的保護。而且，要從長遠利益考慮，使「公家之利，舍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收諸遠”，從而帶來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發展。所有這些觀點無不體現出濃厚的「以民為本」、「尊農愛民」的人文思想，因而贏得陳庸的莫大尊敬。後來，皇上這樣正告陳庸，「司馬光財利論能夠施行本朝，其實還是源自你着力推薦的結果」。 ^[3] 

不久，陳庸升任太府少卿、中書省檢正諸房公事，履職新崗位。「中書諸房檢正公事」是輔助宰相處理日常政務的人，位尊權重，又稱「宰屬」，王安石變法期間一度取代了其他各部、寺、監的職能，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和影響。 ^[4] 

由於工作出色，上下交譽，陳庸又轉任朝請大夫、提舉常平使，負責管理賑荒救濟、農田水利等事宜。這一項人事任命應當是挺符合陳庸為民辦實事做好事的理想，陳庸在這個崗位上寫下了執政為民的精彩一頁。 ^[4] 

那一年，江南境內水旱相連，導致「比歲荐饑，流殍塞路」，由於水災旱災引起連年歉收，災民流亡餓死。陳庸到各地視察災情，災後情形觸目驚心，可以説是非常悽慘。陳庸斷然下令開倉救濟，在陳庸的果斷干預下，「發倉以賑活民命者數百萬家」，結結實實地挽救了一大批生命。 ^[4] 

當時，有人提醒沒有獲得上頭旨意批准就擅自開倉，這樣的做法很危險。面對空空的糧倉和善意的提醒，陳庸不是沒有想到擅自開倉的後果，只是時間不等人，其他的還真顧不得了。看到黑壓壓的原本面無菜色的流民終於能夠吃上一頓飽飯時，陳庸還是很欣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4] 

事後，陳庸説了句「國以民為本，若必待旨，靡有孑遺矣」，國家以人民為根本，如果什麼事情都要一一向上請示等回覆，那麼在重大災害的危急關頭，百姓還能剩餘下幾個人呢。救人如救火，如果這個道理都不懂，那還講什麼為官一任，為民作主？陳庸處理好賑災善後事情後，很自覺地趕到臨安府負荊請罪，「以身待死於朝」，最後的情節峯迴路轉，皇帝不但沒有怪罪他，反而嘉獎他：「朕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你盡忠護國之心熾熱，何罪之有？」表揚他果斷開倉救民是盡忠護國耿耿忠心！ ^[4] 

史載，陳庸和皇帝之間有一段對話也很有意思，很能夠反映出陳庸的一片赤膽忠心，謹錄如下。陳庸：竭澤而漁僉民之財不是祖宗的舊制做法，光靠苛税不是理財的應有辦法，如果財用不足，陛下即使有堯、湯明君的盛德，老百姓還是得不到實際恩惠，這還是不行。聖上聽取臣屬稟告更加需要做到公聽和明辨，公聽就能夠祛除讒言，明辨就能夠譭譽不亂。皇上聽了説好。 ^[4] 

時光如流水，歲月催人老。陳庸兼任撫州知府，上任之前，他帶着兒子陳願、陳章以及孫子陳廷蘭、陳光、陳邕等人前去拜訪朱嘉，並讓他們好好跟朱熹學習。由此可見，陳庸和朱熹交情實在可以，從劉勉之延續到朱熹，能夠從中看出陳庸對理學一以貫之地欣賞。 ^[4] 

陳庸到任撫州知府後，當地官吏將轄區內的奸民名單上報等待查處，陳庸反對這種簡單化做法，要求重新按照律法逐一排摸，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不能憑個人好惡為所欲為。在陳庸的德行感召之下，個把月後整個州郡氣象一新，百姓不用催徵就及時繳納官府賦役，井井有條的情形如同常州，此時此景不就是昨日再現，當時的人們都歎服不已。 ^[4] 

後來，陳庸轉任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御賜名號「誠齋」，擔任江西四路提點刑獄公事，威名所至，江西四路所轄的官吏無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江西四路所轄的百姓無不興高采烈，翹首以待，陳庸一如既往，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狀態，投入工作中。 ^[4] 

在陳庸的帶動下，提點刑獄司衙門工作很快就進入了陳氏作息時間表，機關工作高效率地運轉。時間總是過得很快，正當陳庸想在江西四路提點刑獄公事這個崗位上老驥伏櫪壯心為民之時，可惜天不假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摧垮了陳庸的身體。 ^[4] 

　

陳庸在彌留之際，老朋友朱熹聞訊前來驛館探望。陳庸做了人生最後一個決定，將「青丹詩稿、赤膽諫章以及個人文稿」，即個人詩文和寫給朝廷的奉章，一併託付給朱熹，希望能夠刊行於世，對後人有所裨益。 ^[4] 

紹熙五年（1194年）四月二十日，陳庸病逝於江西吉州吉安縣館驛，享年74歲。恰逢朱熹改任浙東提舉，朱熹不忘老朋友臨終託付，上疏於朝詳稟陳庸勤政為民的一生事蹟。朝廷敇封陳庸為「特進」，令禮部賜諡號「文忠」，欽命禮部「御奠」陳庸。 ^[4] 

　

九月，陳庸「御葬於本縣三十二都李回山白雲庵之原」，當時朱熹「奉檄主管台州崇道觀」，「奉詔勅下於九月戊申，晦庵填諱，御葬訖矣」。從字面理解，時任台州崇道觀的朱熹奉皇帝詔書在當年九月為陳庸舉辦葬禮，而且親自為陳庸墓「填諱」 （舊時子孫為祖先撰寫行狀碑誌等文字，請人代寫祖先名號），兩人的交情維繫一生。 ^[4] 

陳庸治家甚嚴，平時注重纂修家規家訓，兒子們平時來看望他，如果路不是特別遠都會選擇步行。四個兒子括、願、章、拱俱為棟樑，先後都進士及第，授予官職，陳庸專門寫序言交代注意事項，要求兒子務必做到「清慎」，這可是為官的根本準則。兒子們空暇來看陳庸，陳庸還要把他們叫到內室來逐一問話考查，有沒有做到立身做人，清慎為官。 ^[4] 

陳庸謹遵先祖遺訓「正身為教子之本」，一言一行自覺樹好家族榜樣，尤其是通過著述家訓、落實家訓對子孫輩嚴格要求。嚴管才是厚愛，陳庸的後代子孫中，為政後清正廉明、忠貞不渝者有如泉湧，可以列出陳括、陳願、陳章、陳拱、陳邕、陳正大、陳仁玉等。尤其是陳仁玉（庸玄孫），抗元名臣，歷任南宋浙東提刑（監察官），兼知衢州、浙東安撫使、兵部侍郎等職，當時已告老歸寓台州府，仍然「築城浚濠」，「募民死守」抗蒙元異族侵略者，抗戰失敗後退隱於温嶺石塘海島，臨終告誡「子孫世世無仕元」，民族氣節令人動容。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