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堃銶

195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計算數學專業，

1964-1966年從事DJS 21計算機ALGOL 60語言的編譯程序，為主要承擔者，該系統是國內最早及真正實用的高級語言編譯系統之一，被列入"中國計算機工業發展簡史"及"中國計算機行業大事年表（1956-1983）"。

2002年被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國家信息化工作辦公室聘為國家電子政務標準化總體組成員，參與國家電子政務標準化的相關工作。

現任九三王選關懷基金會副理事長。 ^[3] 

1975年起承擔了國產計算機漢字激光照排系統（華光系統和方正系統）大型軟件的全部設計並負責實現。 ^[1] 

1985年該系統通過國家鑑定並迅速得到推廣應用，已佔據了國內99%的市場，引發了我國印刷業"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的技術革命，並打入港澳台、東南亞、美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出版業市場。90年代以來主要研究標準通用置標語言（SGML）的中文化及其實用系統，以及電子發送（Electronic Delivery）軟件，負責審定SGML的相關標準SDIF；是 GB 18030的主要制訂者之一。參與研製的"建立開發中國百科術語數據庫"、"標準通用置標語言（SGML）的圖書館應用"等項目分別獲得一項國家科技進步獎和兩項省部級科技進步獎。

她二十餘年來為我國的印刷出版業技術進步，以及以計算機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負責研製的華光高性能書版和科技版軟件獲1987年北京地區優秀軟件一等獎，

1983年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1987年和1995年兩次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1990年獲陳嘉庚技術科學獎，1997年獲畢昇獎,1999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新聞出版署科技進步一等獎、文化部科技進步二等獎。

計算機“接納”漢字，永遠要感謝一個光輝的名字 追憶“最美奮鬥者”、漢字激光照排創始人王選 ^[2] 

11世紀，北宋的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為推動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900多年後，一位病弱的科學家，帶領團隊創造並應用世界上首個“漢字信息處理與激光照排系統”，再次掀起一場印刷業的“光電革命”，讓古老漢字在信息時代煥發出年輕光彩。

國慶節前，他被授予“最美奮鬥者”稱號。在他去世的13年後，人們依然深深懷念這位可敬的科學家和師者——王選。

10月22日，為紀念王選院士、傳承王選精神，北京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研究所（簡稱北大計算機研究所）正式更名為“北京大學王選計算機研究所”。

在熱烈的掌聲中，年過八旬的計算機研究所教授陳堃銶緩步走上講台，以她一貫的低調和謙遜，為人們講述那段她與丈夫王選並肩奮戰的歲月。

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採用的仍是“以火熔鉛、以鉛鑄字”的鉛字排版印刷。在排版車間，撿字工人需在鉛字架間來回走動，把文稿所需要的鉛字一個個從架子上找出來。一個熟練工人每天要託着鉛盤來來回回走上十幾里路，雙手總會因撿字而變得漆黑。

這種方式能耗大、勞動強度高、環境污染嚴重，且出版印刷能力極低，出書一般要在出版社壓上一年左右。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我國鑄字耗用的鉛合金達20萬噸，銅模200多萬副，價值人民幣60億元。而彼時，西方已率先採用“電子照排技術”，即利用計算機控制實現照相排版。　要跟上世界信息化發展步伐，漢字必須與計算機相結合，否則中國將難以進入信息化時代。

為改變這種落後狀況，1974年，我國設立“漢字信息處理系統工程”，即“748工程”。這讓當時在北大無線電系任助教、已病休10多年的王選，找到了奮鬥方向。

當時，國外流行的是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機，但王選通過反覆分析比較，認為它們都不具前途，且在當時中國存在巨大技術困難。他決定直接研製世界尚無成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即在電腦控制下將數字化存儲的字模用激光束在底片上感光成字、製版印刷。

這個重要決定，使日後的中國印刷業從鉛板印刷直接步入激光照排階段，跨越了國外照排機40年的發展歷史。

研究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首要難題，就是要將龐大的漢字字形信息存儲進計算機中。然而，要讓計算機接納漢字，談何容易。

英文僅26個字母，但漢字的常用字就好幾千個，印刷中還有多種字體和大小不同的字號變化，要想在計算機中建立漢字字庫，儲存量巨大，與當時計算機水平完全不符。

如何用最少的信息描述漢字筆畫？1975年，基於計算數學的研究背景，王選絞盡腦汁，最終想到用“輪廓加參數”的數學方法來描述字形。這一方法可使字形信息壓縮500倍至1000倍，並實現變倍復原時的高速和高保真。漢字字形信息的計算機存儲和復原的世界性難題被攻克。

1976年，王選的技術方案得到國家支持，“漢字精密照排系統”研製任務下達北大，王選成為技術總負責人。

如今，在北大西門附近的勺園，過去的佟府乙8號，彷彿還能看到38歲的王選正坐在柿子樹下，拿着一柄放大鏡，一遍遍地研究字模筆畫，找尋讓“漢字進入計算機”的秘密。過往的年輕學子們，很少人知道，一項震驚世界、刷新中國出版業歷史的發明就誕生於此。

“當時人們很難想象，日本第三代還沒有過關，忽然有個北大的小助教要搞第四代，還要用數學的辦法來描述字形，壓縮字形信息，都諷刺我是在玩弄騙人的數學遊戲。”

多年後，回想當初，王選仍很感慨。但他始終堅信，“搞應用研究，必須着眼於未來科技發展方向，否則成果出來就已落後於時代，只能跟在外國先進技術後面亦步亦趨。”

“那會兒印刷界幾乎沒人相信他能做出來，各種冷嘲熱諷，一個小助教，還患着病，這不是天方夜譚嗎？有人説，你想搞第四代，我還搞第八代呢！”陳堃銶笑説。

在車水馬龍的中關村大街，方正大廈內的王選紀念陳列室內，人們還能看到王選當年查改字模信息的筆跡，A4紙上的符號密密麻麻。而這樣的手稿，在他家中還有2200多頁。

從北大西門進來，繞過華表，一座恢宏古建掩映在林木中。這裏是北大檔案館，曾經的“748工程”會戰組所在地。

1979年7月，王選帶領團隊在這裏日夜奮戰，經過幾十次試驗，終於用國產漢字激光照排系統輸出了第一張報版樣張。　在龐大的原理性樣機旁，他拿起放大鏡，仔細查看報樣上的每一個字，隨即笑着大聲宣佈：“成功了，馬上製版印刷！”

原理性樣機做完後，別人勸王選：“你已經成功了，不需要再做下去了。”但王選認為，應用型科技成果一定要經得起市場考驗，才能對社會有實際作用，“不能拿了國家的錢，只是做了一個實驗”。他果斷決定：要從實驗室走出來，與國際廠商一爭高低。

然而，他面對的卻是內憂外患。

20世紀80年代初，引進高潮來襲，美、英、日等國的激光照排廠商紛紛來華，搶奪市場蛋糕。而國內幾乎一邊倒地主張引進，主要的報社、出版社和印刷廠都在使用國外的照排系統。

王選團隊的研製條件也異常枯燥艱苦，團隊只有一台國產計算機供全體輪流使用，因機器穩定性差，每次開關機都會損壞元器件，只能採取不關機辦法，晝夜工作。

“那時，國產主機上沒顯示器、沒軟盤，程序和數據的輸入都是手工把指令打在穿孔紙帶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摳，再輸入到計算機裏，打錯了還得在紙帶上補窟窿，做得很慢，非常非常困難。”陳堃銶回憶。

是臨陣退縮，還是決戰市場？

“高科技產業要做到頂天立地。”王選對團隊研究人員説，“如果將來市場都被外國產品佔領，我們的成績只等於零。”

抱着背水一戰的決心，自稱“在罵聲中成長”的王選，帶領100多名從全國調集來的業務骨幹，與多個協作單位聯合攻關，攻堅克難，持續創新。

起初，用户、協作單位在試用國產系統過程中，各種問題層出不窮，令人心驚。陳堃銶記得，在某個單位試用時甚至有一台照排機一天就出現了8次故障。在巨大壓力下，王選每天拼命工作，沒有任何假期週末。

最終，在國家和北大支持下，在科研團隊、協作單位、用户等多年的艱苦努力下，一代代國產激光照排系統破土而出，不斷優化，推廣應用，最終享譽海內外。

罵聲終於被讚揚聲替代。20多年間，王選帶領團隊先後研製出了八代激光照排系統產品。一場“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的印刷革命席捲而來。至20世紀90年代初，國內99%的報社和90%以上的書刊出版社和印刷廠都甩掉鉛作業，全部用上了激光照排系統。此前來華銷售照排系統的外國公司紛紛退出中國市場，國產系統大獲全勝。而我國書刊的平均出版週期從300多天縮短到100天左右，整個報業的排版能力增加了幾百倍。

2001年，中國工程院頒發“二十世紀我國重大工程技術成就”評選結果，“漢字信息處理與印刷革命”僅以一票之差位居“兩彈一星”之後。2002年，65歲的王選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1975年到1993年這18年中，我一直有種‘逆潮流而上’的感覺，這個過程是九死一生的，哪怕鬆一口氣都不會有成功。”在一篇文章中，王選曾這樣寫道，“我們堅信告別鉛與火是一場革命，是社會需要的，於是不滿足已有結果，追求精益求精、鍥而不捨的精神，再艱苦再吃力也要幹下去。”

“看到年輕人出彩”，是王選最高興的事。他曾得意地説：“我的學生會在很多方面超過我，但是唯有‘愛才如命’方面，恐怕難以超過我。”

56歲，時任北大計算機研究所所長的王選宣佈自己創造高峯已過，退出科研一線，開始全力支持和培養年輕一代。

王選認為，要培養和吸引人才，就要把年輕人推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的風口浪尖上”，讓其充分發揮才幹。他鼓勵年輕人“異想天開”，放手讓他們在一個個重大項目上擔當重任，並告誡他們：“不能把獲獎、發文章作為目標，而應有持續奮鬥、不斷創新，最終使高技術產品在市場上雄踞榜首的決心”。為支持年輕人研究，他還專門設立“王選科技創新基金”。

王選的學生、後來繼任北大計算機研究所所長的肖建國，在王選鼓勵下，開始研究我國第一個大屏幕報紙組版系統和彩色出版系統。他説：“王老師讓我敢於想前人所不敢想、做前人所不敢做的事。他的鼓勵伴隨我走過道道難關，將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讓社會承認自己的價值。”

對年輕人，王選“如慈父般温暖”，不僅為他們創造有利的研究環境，在生活中的關心也潤澤無聲。一有時間，他就到各機房串門，和大家聊天，瞭解每個人的愛好特長、家庭情況等；經常自己出錢給他們買食品和營養品；悄悄地為他們解決配偶調動、職稱晉升等問題，還集資購房為大家改善住宿條件。

不遺餘力的提攜、支持和鼓勵，極大激發了年輕人的創造才能，一系列新成果紛紛湧現，一批技術骨幹也迅速成長起來。

在人們眼中，王選性格温和，謙遜簡樸。他不喜歡別人稱他“漢字激光照排之父”“當代畢昇”，反覆聲明“這是集體榮譽，不是一人之功”；即便後來擔任多項職務，他最常用名片上的頭銜也只有“教授王選”。有人稱他“首長”，他開玩笑地伸出手：“我是這手掌！”

陳堃銶説，過去，王選穿着簡單隨意，激光照排系統出名後，由於各種接待任務，才給他添置了西服。

20世紀90年代，身為我國為數不多的“三院院士”、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選和陳堃銶仍住在一套74平方米的單元房裏，一住就是10多年。

王選的司機馬光亞記得，王選的一塊舊手錶經他手換過三次錶帶，後來錶盤上的兩個刻度都掉了下來，王選還堅持要修，最後一直戴到他去世。“他常戴的一副眼鏡，磨損得也非常厲害，別人勸他換一副，他也不捨得。”

多年來，王選獲得的所有獎項的獎金幾乎都投入到科研或各種募捐中。外出開會主辦方贈送的各種紀念品，他回來也都全部捐給單位，囑咐到年底開聯歡會時給員工抽獎用。

王選生前的秘書叢中笑認為，德行高尚是王選成功的關鍵，“他幽默可愛、真誠坦率，總能把周圍人逗笑，很睿智，也很有人情味，處處為別人考慮”，“王老師是一個‘大寫’的好人，我跟他走了一路，覺得自己也彷彿重新活了一遍”。

然而，多年的拼命工作最終還是拖垮了王選的身體。2006年2月13日，在與病魔頑強鬥爭5年後，69歲的王選溘然長逝，永遠離開了難捨的事業和親人。

確診癌症後的近2000天，豁達頑強的他像科學攻關一樣對待疾病，強忍着劇痛參加了340多次會議活動，撰寫了11萬字的文章，約談了500多人次。

“王選老師是一名偉大的科學家。”在北大，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韓啓德院士感慨説，如果沒有漢字信息處理與激光照排系統，漢字就無法如此便捷地走入數字化時代，這項發明對中國乃至人類的文明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需要王選精神的時代。”

“半生苦累，一生心安。”在書籍中、報紙上、鍵盤的敲擊中，我們似乎還能感受到一個至真至誠的科學家臨別之際的殷切希望——

“我對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21世紀中葉中國必將成為世界強國，我能夠在有生之年為此做出一點貢獻，已死而無憾……年輕一代務必‘超越王選，走向世界’。”（部分歷史資料參考《王選傳》） ^[2]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魏夢佳

要在有限的篇幅內，最大限度地還原王選，是一件不易的事。

實幹、堅韌、奉獻、質樸、強烈的民族責任感……他的身上幾乎集合了那個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所有特質。

在我們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的偉大曆程時，王選院士當年憑藉羸弱身軀、耗盡半生心血催生我國印刷業革新的實踐，他對科技創新的思考，仍閃耀着智慧的光芒，值得重温和借鑑。

“獨創，絕不模仿他人。”這是索尼公司創始人井深大的一句名言，也是王選生前讚賞的一句話。在他看來，“科學研究必須要創新，要敢於走自己的路，敢於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

這樣的獨創思維，使王選在別人紛紛研究國外流行的二代、三代照排機時，毅然選擇“攻堅”當時國外還無成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機。然而，這樣的“與眾不同”剛開始並不被人所接受。一個北大助教，還是個“病號”，要把字模用計算機算出來，豈不是“天方夜譚”“數字遊戲”？

在10多年的技術研發中，對王選這份選擇的質疑、嘲諷從未間斷。但他以一種科學家幾近“狂熱”的執着，超乎常人的堅定和魄力，瞄準目標，帶領團隊不懈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難，最終取得了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成功。甚至是在最親密的工作夥伴、愛人陳堃銶罹患癌症，後來自己也患上肺癌之後，仍強忍身體和心理上的痛苦，持續工作，沒有絲毫放棄。

原理性樣機成功後，王選的工作已然得到肯定，本不用耗費那麼多精力心血去做應用推廣，但他堅持產學研相結合，堅信“應用性科技成果要經得起市場的考驗，才能對社會有實際貢獻”，於是引導了一次又一次的技術革新，使我國傳統出版印刷業得到徹底改造。

無限榮耀背後，是王選決心改造發展國家印刷業、力阻國外製造廠商佔領中國市場的責任感和擔當，也是中華民族流傳“士”的精魂。

他的話依然振聾發聵：“振興中華首先就得振興科技，振興科技關鍵還得靠自己，發達國家不可能把核心技術轉讓給你，只能自己解放自己。”“只有與世界技術競爭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創新能力，進軍國際市場要有不畏強敵的勇氣，要有超過外國人的決心和信心。”

近些年來，科研領域的浮躁之風屢被詬病。趕緊弄個項目，馬上出成果，再拿個獎、出個國、評個“帽子”，名利雙收，是一些人選擇的“成功路徑”。甚至有人成果還未經考證，就着急放話聲稱產生了“諾獎級”的成果。

“一心想得諾貝爾獎的，得不到諾貝爾獎。”對這句話，王選很認同。早在2001年，他就對這股浮躁風氣表達深切擔憂：“近年來，浮誇、急功近利，希望通過各種渠道例如媒體快速成名，或千方百計走門路爭取獲獎等風氣有所蔓延。”

“把獲獎作為目標，為考核而寫SCI論文等，都是缺乏科研真正動力的表現。”王選認為，人如果一味追求虛名成不了大事業，“因為追求名利要拉各種關係，很花時間和精力，而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就不可能專心致志、如痴如醉、鍥而不捨地攻克科學技術上的難關。”

在《談科研成功的因素》一文中，他這樣寫道：“好奇心、研究難題和挑戰帶來的吸引力、取得突破後對科學或工業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是科學研究的真正動力。只有這種動力才能使人痴迷、執着、甘願放棄常人能享受的樂趣，充滿激情地持續奮鬥十幾年。”

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劍的專注和勤奮，造就了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成功。王選曾坦言：“10多年我只要有3天的休息就已經十分滿足了，但從未得到這種機會，特別是前10年，根本看不見名和利，是項目的難度和價值強烈吸引了我。”

如今，回望和丈夫相伴奮鬥的歲月，已滿頭華髮的陳堃銶教授這樣總結：“王選帶領團隊之所以能成功，就是靠四句話：選準方向、狂熱探索、依靠團隊、鍥而不捨。”

這位對漢字激光照排系統同樣貢獻卓著的女科學家，以緩慢而沉穩的口吻説：“我希望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不隨波逐流，靜下心來，從國家需要和社會利益出發，踏實做學問，不斷創新。”

時代需要王選精神，王選的故事永不過時。願更多的“王選”，銘記榮光，牢記使命，承志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