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佔祥

陳佔祥，高級工程師。祖籍浙江奉化，出生於上海。1943年畢業於英國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建築系，1944年獲該校都市計劃碩士學位。1945年至1947年任第一屆世界民主青年大會副主席。曾任上海市建設局都市計劃委員、總圖組組長。

建國後，歷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企劃處處長，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副總建築師，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北京大學名譽教授，中國建築學會第五屆常務理事。1950年與梁思成合寫《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一文。撰有《中國建築理論》、《古代中國城市規劃》等論文。

1916年6月13日 生於上海市。

1935-1937年 上海雷士德工學院建築構造專業學習。

1938-1944年 英國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學習，獲建築學士、城市設計碩士學位。

1944-1945年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攻讀都市計劃博士。

1946-1949年 任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營造司簡派正工程師、上海市建設局都市計劃委員會總圖組代組長。

1949-1954年 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總規劃師兼企劃處處長。

1954-1979年 任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副總建築師、情報研究員。

1979-1987年 任國家城建總局城市規劃設計研究所（現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顧問總規劃師。

2001年3月22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1 陳佔祥.中國古代都市計劃理論的探討.利物浦大學刊物都市計劃評論

2 陳佔祥.中國建築理論.建築評論，1947.

3 梁思成，陳佔祥.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梁思成文集》（四），1986.

4 陳佔祥譯.預製混凝土牆板.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79. ^[3] 

陳佔祥，1916年6月13日出生於上海市，原籍浙江省奉化縣。父親陳傳法原是一位裁縫師傅，後來僱了工，當上了小作坊的老闆。陳傳法苦於沒有文化，決心要把自己的下一代都培養成“讀書人”。陳佔祥是子女中的老大，從小就請了家庭教師練字習畫，進了上海澄衷中學之後，又請了葡萄牙籍的教師補習英語，一連四五年，打下了良好的英語基礎。

上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江灣五角場興建上海新市中心，一座金碧輝煌的中國宮殿式的市政大樓突然出現在上海市民的面前。在充斥着形形色色西洋建築的半殖民地的上海，冒出一幢有中國民族形式和中國風格的新建築，這無疑是一件振奮民心的大事。少年陳佔祥為之高興和驕傲，大樓設計人董大酉成了陳佔祥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樣。這幢中國式的高樓竟決定了陳佔祥終身職業的選擇。

1935年，陳佔祥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學院。該學院以已故的英國建築師的名字命名，對學生的教育以動手實習和工程設計並重，並通過學習鼓勵學生報考倫敦大學海外學位。1936年，陳佔祥通過了倫敦大學的入學考試，成為學院第一個取得進入倫敦大學資格的學生。根據規定，他可以選擇英國的任何一個大學入學。1937年，日本軍隊入侵上海，學院被迫停辦。但是，學院的密勒老師還繼續個別輔導，教授建築設計的一般原理，指導課程設計。在密勒的建議下，陳佔祥於1938年8月從上海赴英，進入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學習。

但是，陳佔祥時刻沒有忘記遭受侵略的祖國，出於深切的愛國熱忱，他在大學一年級時應切斯特市的一個民間團體的邀請，毅然第一次用英語公開演講，題目是“中國的抗戰”，受到聽眾的歡迎。此後，陸續受到利物浦市民間團體“圓桌會”、扶輪社、克利普斯夫人援華基金會等的邀請，向英國朋友介紹我國抗戰的意義和英勇事蹟。其中部分素材選自剛出版的《西行漫記》（斯諾著），這是他的同學中的英國共產黨員送給他的。

在大學二年級時，他破例地被吸收到大學的講師團中，成為一名講師團的正式成員。這個講師團都是由大學的教授組成，專門為工人業餘講習班服務的。以後的4年中，他向英國工人和社會各界共進行了500多次講演，內容已從中國的抗戰講到勝利後的建設以及英國的城市規劃等方面。

1942-1943年，他被選為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學生會主席，這是第一次由中國人擔任這一職務。同時，他創辦了中國海員俱樂部併兼任秘書長，組織在協約國商船和艦隊中服務的中國海員進行文娛、福利活動。以中國海員活動頻繁的闢鐵街和喬治廣場一帶貧民窟改造作為城市設計課題，陳佔祥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論文《利物浦中國城》。

1944年7月，倫敦《泰晤士報》刊登了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創始人、建築教育家賴雷爵士對該設計的詳細介紹和高度評價，盛讚利物浦中國城將是“鑲嵌在利物浦市的一塊璀璨的寶石”！當畢業論文答辯通過後，合眾社還為此發了電訊。

1942年暑假，陳佔祥到劍橋大學，遇到剛從重慶回到英國的中國古代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教授。在教授的指導下，他通讀了《古今圖書集成》，進一步研究了傑出的建築學家、中國古代建築史學科的奠基人梁思成教授的《清式營造則例》等著作，樹立了研究中國建築要從中國固有文化着眼的基本觀點。在英國著名的建築理論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納爵士的指導下，於1945年，寫成一篇分析中國建築的論文，《中國建築理論》，署名查理·陳。具有國際水平的英國《建築評論》雜誌，以陳佔祥的論文為主，組織了英國一些著名的學者撰稿，在1947年7月，出版了“中國專刊”。隨着學習和研究的深入，陳佔祥發現中國建築最大的特徵之一，也是有別於西方古典建築最突出的一點即中國建築實際上是由建築羣所組成；中國歷史上對城市的格局和建築羣的組合給予高度的重視，並有豐富的實踐。於是他開始對中國古代的都市計劃理論進行研究，撰寫了《中國古代都市計劃理論的探討》一文，發表在利物浦大學《都市計劃評論》雜誌1945年秋季刊上。

1943年，陳佔祥在利物浦大學城市設計系讀研究生時，系主任賀爾福曾告訴他，都市計劃的實施有賴於都市計劃的立法和區劃條例。因此，在1944年底，當他獲得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而進入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時，便隨英國著名的城市規劃專家、大倫敦規劃的主持人阿伯康培爵士讀博士生，研究都市計劃的立法，並深入瞭解了英國為戰後重建而制定的市區規劃，研究了“大倫敦規劃”，進而把都市計劃不僅看做是侷限在某一個城市內的規劃，而且應結合城市周圍地區進行綜合性的分析研究，實行全面規劃，也就是進入城市與區域規劃相結合的新階段，即國際上通稱的大都市圈規劃。作為阿伯康培的助手，陳佔祥完成了英國南部三個城市的區域規劃。由於成績突出，他被吸收為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學會的會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5年，在倫敦召開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會，29歲的陳佔祥以中國青年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當選為大會的副主席。

1946年，南京國民政府邀聘陳佔祥回國主持北平城市規劃工作，陳佔祥毅然放棄博士生學業，立即奔向祖國的懷抱。導師阿伯康培教授隆重歡送他的學生，並對未來的北平規劃寄以厚望。由於內戰開始，使陳佔祥北上的計劃無法實現。南京政府內政部任命他為營造司簡派正工程師，同時兼任中央大學建築系教授，主講都市規劃學。這期間，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宮遺址上規劃的國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而後，陳佔祥又借調到上海市建設局任上海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總圖組代組長。同時，他與陸謙受、王大閎、鄭觀萱、黃作燊等著名建築師成立了“五聯建築與計劃研究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陳佔祥看到了祖國的光明前途。他應梁思成的邀請，於當年10月赴京，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企劃處處長，同時兼任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主講都市規劃學。1950年2月，他和梁思成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聯名寫成《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主張保護北京幾百年歷史遺留下來的寶貴的文物古蹟，在西郊三里河另闢行政中心，疏散舊城密集的人口，保留傳統的古城格局和風貌。

新方案既可保護歷史名城，又可與首都即將開始的大規模建設相銜接。可惜這一方案並未被當時的執政者所採納。1951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方案徵集和討論過程中，他和梁思成一起竭力主張採用中國傳統的“碑”的作法，堅持以“碑”為主體的設計方案，終於以此為基礎而得到了實施。1953年，完成的一條300米長的沿街建築羣的規劃設計中，他努力實踐梁思成關於探索“民族形式”的主張。

1954年，陳佔祥調到北京市建築設計院任副總建築師。1957年，陳佔祥被錯劃為“右派”，在以後長達22年的漫長歲月中，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仍然相信黨和人民，無論在艱苦的下放勞動中或者在“摘帽”後分配他搞技術情報研究的工作中，他一如既往，兢兢業業。從1962年起，他翻譯了現代建築大師賴特、密斯、柯布西埃和格羅庇烏斯等的大量著作、言論、文章和作品，介紹、翻譯了許多國外的規劃理論和實例，也翻譯了不少國外的技術和專利，給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內部資料。

北京首都體育館室內人工冰球場的地面做法，是陳佔祥親自到中國科學院情報所專利館查閲文獻找到的。這套先進的技術，使體育館的比賽場地既可以充水凍冰賽冰球，又可以化冰撤水恢復木地板賽籃球。他是建築師中第一位到專利館查閲資料的讀者，在浩瀚的專利資料中，從極為特殊的英文文體中尋找有用的先進技術。

1979年12月，陳佔祥被調到國家城建總局城市規劃研究所（現為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擔任總規劃師，退休後仍擔任顧問總規劃師，並還擔任《城市規劃》（英文版）主編。80年代以來，他兩次出席在菲律賓召開的國際建築師協會年會，並被選為會議副主席；出席國際建築師協會於加拿大召開的年會；還訪問了英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介紹中國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的經驗。1988年，他應邀赴美國講學，進一步向美國各界和大學師生介紹中國的城市規劃和建設，並吸取國外的有益經驗。

陳佔祥治學嚴謹，作風踏實，善於把一生所學與我國的城市規劃實踐相結合，為我國城市規劃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949年9月，梁思成在致北京市市長聶榮臻的信裏曾提到：陳佔祥先生在英國隨名師研究都市計劃學，這在中國是極少有的。陳佔祥是我國系統地學習西方城市規劃理論和實踐的早期的專家，他對西方城市規劃的歷史和現狀、理論和實踐都有比較深入的研究。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前，國內不少從事城市規劃的專業人員，對國外城市規劃發展的情況不太熟悉，對於許多新的專業名詞不得要領，甚至張冠李戴，盲目應用。

針對這種情況，陳佔祥認為要特別重視對城市規劃基本理論的研究，搞清基本概念，加強理論建設。為此，他作了極大的努力。在他主編《城市規劃》（英文版）的工作中，他不惜功夫，總是逐字逐句地為作者修改譯稿； 1984年，中國建築學會召開生土建築國際會議，他負責審閲論文的譯稿，會前，他整整花了半年的時間，為會議重譯了30餘篇論文，除了文字上的修飾之外，更主要的是澄清許多基本理論概念上的誤解和混亂 。

陳佔祥認為，世界上城市發展到今天，已不是產業革命的城市，也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城市，而是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地區發展的新階段，出現了大都市圈區域規劃的新概念和新理論。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經得到了國際城市規劃界的普遍共識。1947年，陳佔祥任上海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總圖組代組長時，提出開發浦東新區的建議；1950年，和梁思成共同提出在北京復興門外建設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區的計劃，都是從大都市圈的觀點出發，疏散人口，保護古城，避免舊城的超負荷運行，使城市得到健康和有效的發展。

陳佔祥強調城市規劃中的區域觀點，認為不可就城市論城市，因為現代社會中城市總是與它周圍的地域和鄰近的城市、鄉村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是客觀現實。規劃師要尊重客觀，把握客觀，在客觀的基礎上加以主觀安排，才能做出切實可行並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規劃。在對許多城市的規劃方案進行評議、審核、指導或諮詢中，陳佔祥始終以區域規劃的理論作為指導。如對深圳特區規劃，他認為從地理角度分析，深圳是大香港都市圈的重要部分。1997年，香港歸還祖國後，必將有更大發展、更加繁榮；如果只憑目前香港本身的彈丸之地，其進一步的繁榮是很難實現的。又如對杭州市的規劃，他主張把杭州市的旅遊業伸展到整個錢塘江流域，以充實杭州及其附近的旅遊資源。他同國內著名的城市規劃專家周幹峙、任震英、鄭孝燮等一致明確杭州市的性質是歷史文化名城，不宜過多地安排工業建設，要從杭州所處的地區範圍着眼，東起寧波，西起千島湖，再到黃山，沿錢塘江開發成優美的旅遊系統，使沿線城鎮都得到發展經濟的實惠。該地區按這些構想開發後，開始取得較好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陳佔祥認為在城市規劃工作中，不但應當而且能夠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資本主義是私有制，雖然有種種城市法規的控制，但仍然解決不了城市的盲目發展、城市的混亂、無秩序、建築物的“各行其尊”等一系列的弊病。而這些問題在公有制的社會里就能夠得到較好控制和解決。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建築師和規劃師，應該發揮制度的優勢，創造出更多更好、具有中國特色的空間環境。

早在英國攻讀都市計劃學碩士時，陳佔祥設計的利物浦市中國城方案，既與利物浦市的規劃和環境相協調，又具有中國民族的風格。三進院落的空間佈局，局部位置的堆石成山，充分吸取了中國傳統的手法。從設計的指導思想上體現了規劃和建築的統一。1953年，陳佔祥完成了北京月壇南街沿街的辦公樓和宿舍的規劃設計，體現了統一規劃和統一設計的優越性。在建築造型上既吸取了西洋古典建築的手法又融合了中國建築的許多細部，更突出了建築羣的節奏感，使整個設計給人以清新、向上和生機勃勃的感受。當地居民自豪地稱之為“社會路”。

規劃與設計的統一，不僅體現在城市風貌和空間環境上，而且還體現在開發城市土地的使用價值上。陳佔祥一貫主張城市開發的目的在於開發土地使用價值。這在1957年曾是受到“批判”的謬論，而今天卻成了規劃、設計工作者的共識。他認為開發土地使用價值，首先要有可行的城市規劃，隨後要有恰當的建築設計，於是一個新的職業：建築師·規劃師（Architect/Planner）將應運而生。他們出於對社會的高度責任感，對城市內亟待開發的土地進行認真的可行性研究，以充分發揮土地使用的潛力，創造出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