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雷士德工學院

英國英中協會官方網站這樣介紹“亨利·雷士德基金會”的：亨利·雷士德基金會是以亨利·雷士德（1840～1926）的名字命名的。在上海，亨利·雷士德度過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並且於1926年在上海去世。亨利·雷士德託管基金接受符合以下所有條件的申請者之申請：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②在英國的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研究生或更高水平的學習。

③學習和研究的領域包括建築學、醫藥學、計算機發展和機械科學。

④有申請者的教授、系主任或其他相關專家的正式書面推薦。

⑤申請者將返回中國。

⑥一般來講，申請者所學的知識與技術將有益於中國人民。不過，中國赴英留學的學生不一定清楚英國有這樣一個機構，大多數上海人也不瞭解亨利·雷士德何許人也。但你看到該基金授予條款第一、五、六條時，對已經作古的亨利·雷士德其人應該有所瞭解。

亨利·雷士德於1840年出生於英國，弟兄4人，他是老小。在大學攻讀建築學，獲學士學位後返回家鄉。不幸3個哥哥都患病先後去世，在他的心靈中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和無限的恐懼。一位醫生指點他——離開家鄉，離開英國，離得越遠越好。

於是，雷士德帶着無限的遺憾和惆悵，於1867年即清同治六年與他的另一位同胞馬立師搭乘一條貨輪來到中國上海。在他們來上海之前，咸豐十年至同治元年，也就是1860～1862年，是太平軍東進時期，太平軍在很短的時間內攻陷了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杭州、寧波等蘇南浙北的大城市。清軍瘋狂頑抗，造成了估計有30萬以上的蘇南浙北難民進入上海的租界避難；戰後，仍有20萬難民滯留上海及租界。難民中的一部分是江南富紳，他們攜帶的現銀和細軟是上海後來發展建設的部分“啓動資金”，另一部分是破產的小手工業者，他們又成了租界經濟發展的廉價勞動力。所以，同治四年至同治九年，也就是1865～1870年，也就成了上海租界第一個經濟增長和市政發展的高峯期。

上海開埠之初，進入上海的僑民主要為傳教士、商人、外交人員，總數只不過百餘人，其中極少專業的或職業的建築師或工程師。雷士德成為進入上海最早的建築師之一。他到上海的當年就與租界工部局簽訂了一份3年的服務合同，負責租界的城市規劃和建設監督。當時，一位叫史密士的美國人創建的史密士洋行已購進了租界的大量土地，成為上海早期最大的地產商之一，但房地產的開發和建設必須有專業的建築師，於是，應史密士之邀，雷士德就成了史密士的合作伙伴和洋行的主要股東。

當19世紀80年代史密士退休回國後，史密士洋行名下的房地產幾乎全部轉入雷士德的名下，雷士德成了名赫上海的房地產鉅子。根據工部局相關規定，聘用期內的任何職員不得參與其主管業務範圍內的商業活動，當雷士德與工部局的3年服務合同期滿後，他即創辦了“德和洋行”，以後，他的英國同胞馬立師、約翰遜等人入股，德和洋行遂成為上海最著名的建築設計事務所之一。這個建築事務所曾在上海蔘與設計和建設多少幢房子和工程，今已無法知曉，如今尚在的主要作品則有：先施公司（南京東路646號）、日清汽船公司（中山東一路5號）、普益大樓（四川中路110號）、字林大樓（中山東一路17號）、台灣銀行（中山東一路16號）、仁濟醫院（山東路145號）、雷士德工學院（長治路505號）、三菱銀行（廣東路85號）、迦陵大樓（四川中路346號），這些建築已被列為上海近代優秀保護建築。

雷士德還通過以房地產參股合資或收購股票的方式，成為上海多家商行、公司的股東或主要股東。總部設在字林大樓（即今友邦大樓）的字林洋行是舊中國外資在華的最大的報業印刷出版集團，該洋行出版的《字林西報》是舊中國最有影響的報紙，幾乎壟斷了中國的新聞業。雷士德即通過參股的方式成為字林洋行的董事長（他逝世後由馬立斯繼任董事長），他還是英商上海電車公司的大股東和董事會成員。

雷士德終身未娶，這可能與當時他老家的醫生的叮囑有關。雷士德的生活十分簡樸，他私人不備汽車和“黃包車”，外出大多乘電車。他是這樣講的：乘電車比叫汽車或黃包車便宜，同時可以瞭解司售人員的服務質量以及需要改進的地方。他穿着的衣服、領帶也多是朋友送的，甚至是朋友用過的“舊貨”。許多中國人譏諷雷士德“摳門”，甚至以此攻擊他“為富不仁”，實在是智者説智，仁者説仁。

1926年5月24日雷士德在上海逝世，葬靜安公墓（今靜安公園內），他留下了一份很長的遺囑，遺囑首頁是這樣寫的：在將近60年中，我主要和永久的定居處一直在中國的上海，現在如此，以後也將如此；很久以前，我就選擇中國作為我的户籍，目前就是這樣……。遺囑明確規定，將他名下的全部產業委託租界工部局管理，並由他指定的親朋好友監管，必須用於發展上海的教育衞生事業。遺囑上寫着，財產分配給聖路加、仁濟、同仁等醫院及盲人院和開辦教育事業。他知道黃包車車伕的痛苦，指定捐5萬兩給“上海車伕福音會”。

於是，工部局專門建立了“雷士德基金會”。之後，基金會即對雷士德遺產逐一登記和統計，當年估價總資產為1434萬兩，由於雷士德遺產大多為房地產，僅土地就有600餘畝，到了第二年重新估價時，總值就達到了2000萬兩，而當時匯豐銀行上海分行的註冊資本也只不過為2000萬兩，可見雷士德基金會的實力雄厚。按基金會的意見，1934年3月在東熙華德路開工建雷士德工學院和附屬中學，8個月後落成，耗資100萬銀元。學院設有建築、土木工程、機械電器等工程，中外學生兼收，以華人居多。學生讀書不用課本，以教授授課的筆記為教材。

雷士德把上海視為自己的户籍，希望上海發展強大，他的遺囑明確説明要在上海建立一所醫工學院。1934年雷士德工學院在虹口（今長治路505號海員醫院）建成開學，次年，雷士德醫學院（今北京西路1314－1320號上海醫藥工業研究院）落成開學。

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日軍出動飛機轟炸上海，上海城市遭嚴重破壞，飛機在戰爭中所起作用被國人進一步認識，於是以上海為中心掀起了一股“航空救國”的浪潮。雷士德工學院主建築的平面與立面酷似一架凌空展翅的戰鬥機，而飛行的方向為正東北方，這確實是一個大膽明確的設想。而建築的細部及窗架多以天平、角尺、齒輪、圓規、燒杯等科學儀器與機械圖案作裝飾，顯示這是一所工學院，堪稱上海眾多建築中建築形態與用度結合得最好的建築。從雷士德基金會開始工作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幾年裏，基金會投資興建了仁濟醫院新樓，所以仁濟醫院一度被叫作“雷士德醫院”。投資在虹橋路興建的上海聾啞學校，成為中國規模最大、設施精良的殘疾人學校。雷士德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但根據他的遺囑，學校不設宗教課程與教育，不使用其他學校教材，規定以華人子弟為主要學生，並適當接納除英、美、法三國以外的其他國籍學生。

雷士德工學院於1934年開學，1945年停辦，培養出一大批有實踐經驗的人才。其中有：徐鵬飛，機械系學生，1943年參加新四軍，1948年任黨領導的光大華行經理。曹文錦，1939年雷士德初中畢業，有香港“三大船王”之一之稱。梁於藩，1938年雷士德高中畢業後入雷士德工學院機械系，1981～1987年任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魯平，1938年進雷士德初中，繼而進高中，1990年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後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直至1997年香港迴歸。史久鏞，1944年雷士德高中畢業，2000年2月任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2003年2月任院長。盛峻峯（草嬰），1938年入雷士德初中，著名翻譯家，中國翻譯家協會副會長。

雷士德工學院和附屬中學佔地1000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19900平方米，由德和洋行鮑斯惠爾設計，平面呈“丫”字形。地上6層，地下1層，六層，即頂部有圓頂的塔樓，塔樓四周是券窗。主樓兩翼是4、3、2層跌落。兩翼的牆頂上裝飾有雉堞形狀。建築遠看像在大海上航行的輪船，近看又有歐、美議會大廈的丰姿。從空中俯瞰，大樓像展開機翼的飛機。有人説，這是完了雷士德“發展航空事業是中國興盛的必由之路”的夙願。大樓主樓是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外牆的底層勒腳石砌，上部貼的是淺色的面磚。底層前邊有一排尖券門的外廊，上邊是陽台。而至五層貫有券形裝飾框。大樓的外觀是英國哥特式與裝飾藝術派結合。大樓前面有座庭園，內有亭台、噴水池和假山，樓後是大禮堂。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全部淪陷，1942年12月，雷士德工學院被日本同文書院強行接管，改名叫東亞工業學院，日軍憲兵隊駐紮過這裏。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4月停辦。勝利後，國民黨海軍接管，後被吳淞商船學校使用。新中國成立後改為上海航務學院。1953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航務學院遷並大連海運學院，這裏一直是上海海員醫院。

雷士德工學院於1934年10月開學，1945年4月停辦，培養出一大批有實踐經驗的人才。其中有：

徐鵬飛：機械系學生。1943年參加新四軍，1948年任中共領導的光大華行經理，旋隨光大華行赴香港，1963年調上海，任上海外貿局處長、副局長、進出口辦副主任，上海市投資信託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等職。

曹文錦：1939年雷士德初中畢業，1949年創辦大南輪船公司，1966年改組為萬邦航運集團，有香港“三大船王”之一之稱。

梁於藩：1938年雷士德高中畢業後入雷士德工學院機械系，畢業後長期從事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1981－1987年任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副代表，1987年後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名譽會長。

魯平：1938年進雷士德初中，繼而進高中，1941年學校被日軍接管後轉聖約翰大學。1978年調國務院港澳辦公室，1990年任主任，後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直至1997年香港迴歸。1998年被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

史久鏞：1944年雷士德高中畢業，1951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學碩士。2000年2月任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2003年2月任院長。

盛峻峯（草嬰）：1938年入雷士德初中，著名翻譯家，任上海翻譯家協會會長，中國翻譯家協會副會長。

中國是一個宗法制度根深蒂固的國度，擅自改變自己的籍貫或户籍被視為一種叛逆，當然當時的中國人也難以理解雷士德把中國的上海當作自己户籍之舉。也許，現代的中國人應該可以理解和接受。

雷士德基金會在上海的事業以及雷士德工學院開創的中國教育模式更是一種精神，一種財富。有人建議在雷士德工學院舊址立一尊雷士德先生的銅像，豎一方紀念碑，以紀念這位為上海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