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頭

晚唐、五代之際，軍隊中已有都的編制。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宦官楊復光“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資治通鑑》卷254)。當時也已出現都頭的稱呼，“唐之中世，以諸軍總帥為都頭。至其後也，一部之軍謂之一都，其部帥呼為都頭”(《資治通鑑》卷254注)。中唐時，都頭乃是統帥的俗稱，如唐憲宗時，劉悟任都知兵馬使，人稱“劉都頭”(《資治通鑑》卷241)，這與後來僅作一都的統兵官差別頗大。王建後與韓建等投奔宦官田令孜，“皆錄為假子”，“分其兵為五都”，“因號曰隨駕五都”(《舊日五代史》卷136《王建傳》)。王建後來成為前蜀開國之君。田令孜除擁有隨駕五部外，“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資治通鑑》卷256)。其中包括天武都、天威都、捧日都、登封都，勇勝都、扈蹕部、耀德都，宣威都、清遠都等等番號(《資治通鑑》卷258，卷259，卷262)。大將高駢“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資治通鑑》卷254)，則每都應有萬人。可見晚唐時一都兵力，並無固定的編額。

五代時，都的編制依然流行。軍閥朱瑾“募驍勇數百人，黥雙雁於其額，號為雁子都”，後梁太祖朱温“亦選數百人別為一軍，號為落雁都”(《舊五代史》卷64《朱漢賓傳》)。後唐莊宗得到魏州的銀槍效節都，“以為帳前銀槍都”(《資治通鑑》卷269)，“近八千人，以為親軍，皆勇悍無敵”(《資治通鑑》卷274)。除了某些特種軍外，一般軍隊中也往往有都的編制，後梁開平二年(908)，“以右天武都頭韓瑭為神捷指揮使，左天武第三都頭胡賞為右神捷指揮使”(《舊五代史》卷4《梁太祖紀》)。都頭在指揮使之下，實際上表明瞭都已成為指揮之下的軍事編制，北宋大將劉遇在後周“補控鶴都頭，改副指揮使”(《宋史》卷260《劉遇傳》)，由都的統兵官升為指揮的統兵官。在南方，吳越的“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范文正公奏議》捲上《答手詔條陳十事》)。南漢劉銥“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長編》卷13開寶五年五月丙寅)。這些都屬特種軍，看來正規軍只怕也採用都的編制。

北宋在指揮之下設都的編制，顯然也是襲用五代舊制。都一級統兵官，馬兵是軍使和副兵馬使，步兵是都頭和副都頭，在副兵馬使和副都頭之下，尚有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和押官。按照規定，“副兵馬使、副都頭闕，並轉員後，取揀諸軍軍頭、十將補填”(《長編》卷399元祐二年四月丁未)。但軍頭看來並非是各支禁兵中普遍設置的軍職。[《宋史》卷187《兵志》介紹禁兵各級統兵官，只有十將，將虞候、承局和押官，並無軍頭，而同書卷171《職官志》介紹“武臣奉給”時，軍頭又在十將之上。《兵志》不介紹軍頭，也可説明軍頭的設置並不普遍。]宋仁宗時，歐陽修《乞差武衞人員》奏中説，侍衞步軍司“屯駐淄州武衞第六十六指揮”，“並無正轄官員，只有權管副都頭四人，亦並是往年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其中“軍頭劉緒”、“右十將孫榮、田榮、蔡斌”四人“元系本州武衞第九指揮內軍頭及右十將”，“準州帖，準步軍司牒，權充第六十六指揮副都頭勾當”。此外，尚有軍頭韓筠，左十將徐吉、賀進、谷興、段乾和右十將王清、丁用、楚興等八人“亦元系本州武衞第九指揮將虞候、承局”(《歐陽文忠公全集》卷118)。可知武衞軍中設有軍頭，十將還分左十將和右十將。然而據《嘉定赤城志》卷18，台州雄節第六指揮編額五百人，除指揮使和副指揮使各一人外，另設都頭三人、副都頭五人，十將、將虞候、承局和押官各十人。威果第六十指揮編額四百人，也設十將、將虞候、承局和押官各十人。這兩指揮禁兵都不設軍頭。

按照規定，一都應有一百人，這與實際編制人數不可能有太大的出入。宋仁宗時，尹洙説：“諸處馬軍每一都槍手、旗頭共十三人，其八十餘人並系弓箭手；步軍每一都刀手八人，槍手一十六人，其七十餘人並系弩手。”(《河南先生文集》卷20《奏閲習短兵狀》)可見當時不論是馬兵還是步兵，一都實際上也就是近百人。

南宋之後，都頭的軍事職能逐漸降低，到了元代，演變成了村以下的一級組織，如孫村一都，劉村二都等等，都有都頭，負責都內治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