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學生

1846年冬，香港馬禮遜學堂美籍校長布朗博士因病回國調養，隨行攜廣東學生容閎、黃勝、黃寬3 人前往美國留學，開中國近代留美教育，以及近代所有留學教育之先河。留美教育分為幼童留美、清末留美、庚款留美三個階段。 幼童留美：容閎等人抵美后，被送入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學習。1848年秋，黃勝因病回國。次年，布朗先生提供的兩年學習經費期滿，黃寬轉赴英國學醫，容閎則得到美國喬治亞州薩伐那婦女會資助，考取耶魯大學，經過4年寒窗苦讀，1854年他以優異成績從耶魯大學畢業，成為“第一個中國留學生畢業於美國大學者。”1855年，容閎抱着“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文明富強之境”的志願，回到祖國，擬定了招收少年兒童赴美留學的計劃。1870年，經江蘇巡撫丁日昌引見，容閎結識了清廷重臣曾國藩，並乘機進言留學計劃，得曾氏贊同。旋由曾國藩、李鴻章等聯名上奏“選派幼童赴美辦理章程”。章程規定：暫定留學名額為120名，分4批，每批30人，按年分送出洋；學生為12至15歲、家世清白、身體健康之孩童，經考試合格後，先入預備學校，肄習中西文字，至少1年方可派赴美國留學；且出洋之先，學生之父兄須簽名於志願書；至於學生留學經費及服裝，皆由政府出資供給；每批學生放洋時，並派一漢文教習隨同偕往。該計劃得到清廷批准。1872年，清廷降旨，決定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任命陳蘭彬和容閎為正、副監督。

由於中國長期封關鎖國，風氣未開，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仍以考科舉、入仕途為正途，對於進洋校、學西學都嗤之以鼻；且不少人認為美國是極荒涼野蠻的地方，視出國留學為畏途。因之，第一批30人在上海招考時，未滿定額，容閎不得已親赴香港，在英政府所設的學校中，遴選數人，才得以補足。1872年8月11日，經過學習準備的30名留美學生，由監督陳蘭彬率領，從上海啓航出洋。在此後3年中，清政府又先後遣送了90名幼童赴美留學。此即為清末幼童留美，也是中國首次有組織的留學活動的由來。

幼童留美后，分散寄居於美國家庭中，入小學唸書，並逐級升學。身處異國的幼童們雖還留長辮，穿長袍，但不久就受外在環境影響，迅速地美國化了。消息傳回國內，頑固守舊分子驚恐不已，對其羣起而攻，紛紛要求清政府撤回幼童。1881年6月8日，清廷下令在美國康州哈德福城的幼童出洋肄業局全體師生儘速撤退返華，幼童留美遂告結束。自1872年至1881年，百餘名幼童中在美國時間最長的9年，最短的僅6年。當他們撤回時，只有詹天佑、歐陽賡2人大學畢業，其餘60餘人尚在大專院校就讀，另一些人還是中小學生。但即使如此，這些幼童中還是成就了眾多成績突出的名家學者。如詹天佑、唐紹儀等

清末留美：幼童留美結束後的二十幾年間，中國還有少量學生赴美留學。但因為清政府的限制和中美關係變化，這一階段留美學生人數較少，以自費為主，大多隨同美國傳教士前往。如顏惠慶、孔祥熙等。進入20世紀後，一些地方開始選派官費留美學生，如1901年，北洋大臣袁世凱選派王寵惠、陸耀廷等8人留美。在1900至1907年的8年裏，官費留美學生計達100餘人。

庚款留美：1900年（庚子年），發生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戰爭。次年，清政府與八國列強簽定《辛丑條約》，被迫對各國償付鉅額賠款（庚子賠款）。此時，中國留學之風漸盛，掀起留學日本的高潮。美國對此大受刺激，覺察到爭取“這一代的青年中國人”，將是能否控制20世紀中國發展的關鍵所在。因此，在1908年決定退還中國庚子賠款的剩餘部分，用於吸收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後來，英法等國競相效尤。這就是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影響極大的庚款留學運動，各國之中以留美為主。

對美國的倡議，清政府欣然接受。1909年5月，清廷成立遊美學務處，並於當年7月20、21日舉行第一次庚款留美考試，考題難度甚大，篩選較為嚴格。1910、1911年又舉行了兩次庚款留美考試，考試要求較第一次更為嚴格。在舉行庚款考試的同時，國內留美預備學校也在積極籌備之中。1909年10月，清政府在北京西郊清華園設立“遊美肄業館”。次年，改名為“清華學堂”。1911年4月29日，清華學堂作為留美學生預備學校正式開學。1912年5月，改名為清華學校。1925年，正式改辦大學，停止招收留美預備學生。

民國時期，庚款留美計劃照舊執行。另外，自費留美、教會資助留美的學生數也顯著增長。民國初年，中國掀起了第一輪留美熱潮，至20年代後才有所減弱。據統計，1927年的中國留美學生數為2500人，1929年下降到1279人。1933年起才略有回升。1935年在美國大專以上院校註冊的中國留學生有1443人，1936年增至1580人，1937年為1733人。抗戰時期以及戰後，中國留美學生人數雖大大減少，但也列中國留學生的首位。

1849年，黃寬由美國轉赴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學醫，成為中國近代留歐第一人。清末中國人留學歐洲主要有兩種類型。一類是自費，如王韜、伍廷芳等人。他們主要是得到教會的資助，在傳教士的引薦下進入歐洲大學。歸國後，他們都成為國內變法圖強的先驅者。另一類是官費。1871年，曾國藩準備派遣幼童留美后，正致力於洋務運動的沈葆楨、李鴻章等官員就考慮派員赴歐洲學習。1875年3月，受沈葆楨派遣的劉步蟾、魏瀚等福州船政學堂學員赴歐洲留學。至1897年，清政府先後四次派員赴歐。其中，第一、二批完成了學業，第三、四批皆因經費困難而中輟。這些留歐學生回國後，成了中國近代海軍建設的中堅力量，如鄧世昌、林泰曾、薩鎮冰、嚴復等。清政府以他們為骨幹，先後建立了福建水師、北洋海軍、南洋海軍和粵洋海軍（又稱廣東海軍）4支海軍力量。 20世紀初，清政府朝廷及各省地方發起官費選員留歐的新高潮，使得留學國別幾乎遍及全歐，包括英、法、德、比、俄、奧等國。選送機關中央有學部、商部、郵傳部、陸軍部和京師譯學館等處；地方有江蘇、浙江、直隸、湖北、廣東、湖南、四川、山西、新疆等各省。選送人數多少不一，少則二三人，多則數十人，上百人。留學生中大有成就者如翁文灝、吳稚暉、蔡元培、厲麟似、李石曾、張靜江等。曾國藩的孫女曾寶蓀也於1912年留學英國，成為我國第一位赴英國的女留學生。

民國時期，歐洲各國效仿美國的庚款留學計劃開始實施，民國政府向英法等國派遣了部分留學生。民國時期，赴歐洲留學的一大特點是赴法勤工儉學。1912年春，吳稚暉、蔡元培、吳玉章等人在北京成立了留法儉學會，宣稱法國科學文化發達，學雜費用低廉，號召青年赴法勤工儉學。1912年11月，第一批勤工儉學學生經西伯利亞前往法國，後來大批學生源源而至，一浪高過一浪。1919-1920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就有1600人到達法國勤工儉學。這支隊伍十分龐雜，從年齡看，最大的已年過半百，最小的才11歲；從學歷看，多數是中學生，另外既有大學生，也有小學生；從職業看，有學校教職員、工廠技術人員、新聞記者、醫生、律師、中下級軍官、行政人員、銀行職員、小商業者等，幾乎各行各業都有。此外，還有20多名女學生，衝破封建禮教投入了留法勤工儉學的行列。李石曾、吳稚暉等人為了組織好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於1921年10月，利用法國里昂的一座舊兵營，開辦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學。學校直辦至1950年才最終關閉，成效並不大。但這所大學是我國在海外設立的第一所大學，在近代教育史上仍然有着獨特的地位。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逐漸減弱。周恩來、鄧小平、蔡和森、聶榮臻等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都是這些學生當中的一員，都在這場留學運動中找到了馬克思主義。

中國近代留德教育發軔於19世紀70年代，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達到高潮。留德學人多，成就突出。這一時期留德教育具有學科專業集中、學歷層次較高、留學生組織活躍等特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留德熱潮，對中國社會政治、科學、教育、文化、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留德學人英才輩出，湧現出周恩來、朱德、朱家驊、蔣百里、王淦昌、陳省身、厲麟似、季羨林、馮至、陳寅恪等一批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教育家、語言學家、文學家和歷史學家等。國內一些大學匯聚不少留德人才，形成了獨特的辦學風格和治學傳統，以蔡元培、馬君武、顧孟餘、張君勱等人為代表，留德學者促進了民國時期高等教育與思想文化的變革和發展。 ^[1] 

在1896-1945年的50年間，中國赴日留學生數以萬計，其盛況不僅在中國留學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在時間上，中國人留學日本比留學歐美晚了數十年，但在人數上，近代中國留日人數超過了留學歐美各國人數的總和。綜觀半個世紀的留日運動，根據其自身的發展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896-1911年為第一階段；1912-1937年為第二階段；1937-1945年為第三階段。 1896-1911年的第一階段：1896年，清朝駐日公使帶赴日本學習的13名使館學生為中國學生留日之始。1898年起，各省受甲午中日戰爭失敗的刺激開始派遣留日學生。1901年清末新政開始後，掀起了官費、私費留日的高潮。當時的留學地域，英美德法俄各國皆有，但東渡日本者佔90%以上。究其原因，正如張之洞當年所列舉的：第一，路近，容易前往；第二，費省，可以多派；第三，文字相近，容易通曉；第四，情勢、風俗相似，便於仿行；第五，西學繁瑣，凡其中不切要者，日本人已經刪節而酌改。至1906年，清政府頒佈留學新規定，限制留日學生資格後，留日熱開始降温。由於日本本身現代化水平不高，留日學生數又太多，質量因而難以保證。留日學生與留學歐美者相比，學術水平顯然不足。時人乃戲稱留學歐美為“鍍金”，留學日本為“鍍銀”，並有“西洋一等，東洋二等，國內三等”之説。留日學生學術水平雖然不高，但學政法、軍事的極多，為後來的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預備了大量人才，如黃興、章太炎、魯迅等。

1912-1937年的第二階段：民國時期，留日運動有一個最顯著的特徵是人數時漲時落，起伏無常。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時期中日關係風雲變幻。總體上看，這一時期中國留日學生的人數逐漸減少，晚清時的高潮已不復存在。

1937-1945年的第三階段：抗戰時的留日教育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偽滿留日教育，二是汪偽留日教育。這一時期，兩處偽政權每年派遣留日的學生共約1000人。加上少量的自費生，抗戰時期，中國公、自費生留學日本的在8000人左右（台灣省除外）。這一時期留日學生有兩大特點：第一，程次較高。80%以上在日本專科以上學校就讀，高於戰前的中國留學生。第二，自清末至戰前，留日學生普遍偏重文科。抗戰時期的留日學生一反傳統，學習理工農醫的比例大增，其中尤以學醫、學農者最多。這些學生並沒有都如日本帝國主義和汪偽等偽政權所期望的那樣，淪為孝忠日本帝國主義的漢奸。許多學生依然堅持了民族氣節，以自己學得的科學技術報效祖國。

熱愛祖國，報效祖國，這也正是整個中國近代留學史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