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

又稱“文化比較研究”或“泛文化比較法”，是利用全世界各種不同文化為樣本，對各種資料進行比較研究，以便驗證對人類行為的各種假設。跨文化研究是一種後起的行為與社會研究方法，它的發展初始於人類學家，近年來才逐漸受到其他行為科學家的注意，成為行為與社會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心理學通常將社會文化的條件視為恆常，研究其中個人行為的差異；而跨文化研究卻將個人行為的差異當作恆常，將文化模式作為變因，研究不同文化中的行為差異。探討人類行為的某一假設是否適合於不同文化，就能夠了解某項行為原則是否普遍適合於所有文化。 ^[2] 

希羅多德（Herodotus）可能是所知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者，他在《歷史》中比較和分析了許多希臘世界裏的文化。19世紀，跨文化比較開始被進化論用來排列社會階段，如摩爾根在其著作《古代社會》所做的那樣。但這種比較是依據偶然的選擇，而非樣本，結論不能被統計意義上更廣泛的理論所驗證。

泰勒（Edward B. Tylor）在對居所和禮儀與其他社會特徵進行比較時，第一次做了真正的跨文化比較。高爾頓（Francis Galton）對此表示質疑，他認為，分佈廣泛的跨文化樣本單位之間的相關關係可能反映功能關係，也可能是文化的傳播和繼承關係。共享歷史的社會可能存在歷史淵源關係，因而不能比較。這個爭論後來成為著名的“高爾頓氏問題”，導致系統的跨文化比較研究消失了大半個世紀。直至默多克（George P. Mur-dock）恢復這項工作。從70年代起，研究者更多地使用精密的統計方法來控制“高爾頓氏問題”以及宗教多樣性和羣體意義等問題。跨文化分析使用連續區域的和世界範圍的兩種樣本。前者對存在語言學聯繫的社會進行區域性的可比較研究，重點探討跨單一地區的傳播過程，如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後者對社會的研究通過利用世界範圍的全面文化樣本，尋求排除語言、歷史上的聯繫，來表明它們彼此是獨立的。兩種方法都是有效的。大多數跨文化研究依靠二手材料。一個重要的來源是人類關係區域檔案（HRAF）。人類關係區域檔案是非盈利性的，是國際性的學院、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合作。

默多克指導的“跨文化調查”，始於20世紀30年代，1949年形成人類關係區域檔案，並在耶魯大學校園裏落户。這是一個數據庫，是對大約350個世界範圍的人類社會的民族誌記錄的系統化收集。人類關係區域檔案縮微膠片包含了這些社會相關民族誌資料的全部文本。另外，它根據默多克所編寫的《文化資料大綱》規則編排，使得研究者能在700多個不同主題裏迅速定位信息。這樣，人類關係區域檔案已經成為跨文化資料的便利來源。世界上超過300家研究機構有全部或部分的人類關係區域檔案，計算機化更加拓展了它的用途。一些研究者用田野工作來進行共時性比較研究，即一組研究者用相同的或相近的方法集中關注於一組共同問題，其中最著名的是懷廷夫婦（John and Beatrice Whiting）的六文化研究，即對撫養兒童的相似性和差異性所做的研究。如果不能做共同研究，在各自獨立的項目裏，使用一致的方法論收集的數據並用單一的標準化的規則系統也能夠進行比較研究。 ^[3] 

新興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來比較文學學科進入其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此期各國比較文學研究空前活躍，成績卓著，異彩紛呈，其中中國比較文學的復興被國際比較文學學界認為是最富有歷史意義的事件，美國學者韋斯坦因認為是具有爆炸意義的事件。

以季羨林、錢鍾書、李賦寧、楊周翰、賈植芳、施蟄存、朱維之、戈寶權、趙瑞蕻、林清秀等一批前輩學者領航開路，著書立説，開復興中國比較文學風氣之先，樂黛雲、廖鴻鈞、陳惇、盧康華，孫景堯、倪蕊琴、饒芃子、謝天振、曹順慶、孟華、嚴紹璗、周發祥、錢林森、崔寶衡、張鐵夫等一大批中青年學者緊步其後，為中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作出了貢獻，使之走向了顯學的坦途。

二十多年來，中國比較文學已經打通了比較文學的學術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橋樑，開展了以對話、溝通，尊重、理解、共建人類多元文化為宗旨的各種學術活動。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的理論著作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能從時代的全球化和文化轉型的新角度，在多元文化視野融合的基礎上創建比較文學學科的新未來，也反映了中國學者對於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第三階段的地位、作用和走向的看法。中國學者擺脱比較文學的傳統觀念，衝破比較文學“歐洲中心論”的樊籬，不斷更新比較文學的觀念、方法，以新觀念、新眼光，通過跨學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語言的文學研究，開展與世界各國、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對話，促進互識、互補，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和理解，以期改進人類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共建全球的多元文學和文化。

用以揭示各種文化因素對社會心理的制約關係，並揭示社會心理差異之文化根源的研究方法。對社會心理現象進行跨文化研究的要點，首先是創設合理的假設前提，然後選取恰當的樣本，最後再對所收集到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比較。鑑於樣本的數量與可靠性相關程度大，因而要儘量地選取足夠大的樣本。跨文化研究可以進入社會心理實驗室，這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這個途徑具體地表現為：將不同民族的相同文化因素看成是一個控制因素，而將其相互之間的不同文化因素看成為準實驗因素與某種社會心理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繫而進行研究。

指人類學家通過對各種社會的比較研究，獲得對它們的解釋的研究方法。世界範圍的比較研究則更強調對這種解釋進行檢驗，這便屬於跨文化研究的範圍。跨文化研究者旨在確定，如果某個特定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麼這些條件一般就會相互有聯繫。在此基礎上，再查看一下世界範圍的社會樣本，看這些預期的聯繫是否普遍適用。與區域比較研究相比，跨文化研究的結果可能適應於大多數社會和大多數區域。

關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文化地域的人們在態度、價值觀、信仰、激勵源和滿意指標等方面的差異，進行系統比較和描述的研究。用以揭示不同背景下人們行為的差異根源。研究成果可為跨國公司的國際化發展、組織人員多樣化的管理、外交等領域的實踐提供指南。比較著名的研究有荷蘭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1928—）、美國豪斯（Robert House）等人關於民族文化維度的研究。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