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周翰

1915年11月25日楊周翰生於北京，祖籍江蘇省蘇州市。1933年入北京大學英語系，師從吳宓。1935年赴瑞典協助美學史家喜龍仁編寫英文本《中國繪畫史》。1938年回國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英文系學習，1939年畢業。1939年至1946年，任西南聯大外文系助教、講師。1946年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英國文學，1949年畢業。之後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整理漢學古籍。

1950年回國，任清華大學外語系副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改任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副教授，後升任教授，任西方文學教研室主任，英國語言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曾兼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常務理事，外國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全國高校外國文學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顧問，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副會長，國際比較文學協會（ICLA）副會長，復旦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兼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考試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市文聯委員等職。曾任《世界文學》、《外國文學》、《外國文學研究》、《中國比較文學》等刊物主編。1989年11月16日因癌症在西安去世。 ^[1] 

楊周翰從事外國文學和國際比較文學研究與教學40年，取得了很高的學術成就。 楊周翰是北京大學西語系的教授，以曾獲牛津大學過硬的學歷與講得一口地道牛津腔英文而聞名。上個世紀整個下半期，中國高等院校文科所有的學生，恐怕沒有人不知道他。那個時期，以他為主所翻譯的兩本出自蘇聯學者之手的歐洲文學史論著，曾經是大學生們所能讀到的這一領域惟有的兩本史著；到了六十年代，他所領銜主編的《歐洲文學史》上下冊更是建國後第一部中國人自己寫的此類論著，很快成為高校文科必讀書與教材，一直到改革開放後仍然如此。與他並列主編的還有北大的兩位著名教授吳達元與趙蘿蕤，而參加其中個別章節編寫的還有馮至、田德望、聞家駟、朱光潛、沈寶基、盛澄華以及戈寶權、楊耀民等學界名人，此書的編寫實際上集中了北京大學西語系所有文學史教學的精華。作為領銜的主編，楊周翰的重要學術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注意莎士比亞時代、社會、文化、同時代作家以及對莎士比亞作品的理解，解析世界莎學流派，指出前蘇聯馬克思主義莎學研究的侷限。所精心編選的《莎士比亞評論彙編》是中國迄今為止最完備、最系統的國外莎評彙編。

以17世紀英國文學為突破口，把17世紀文學放在歷史的背景下考察，以一些雖然影響深遠但卻少人問津的作家為切入點，揭示了17世紀英國文學的風尚和思潮，發掘出17世紀英國文學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獨特意義。

楊周翰從英國文學研究過渡到比較文學研究。在跨中西文化的比較文學研究方面，不滿足於照搬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模式和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模式，認為不僅要跨越國別和語言的界限，而且要超越學科的界限，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文學，提出“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

楊周翰在北京大學本科畢業，後來在西南聯大得到官費生的資格到牛津，他卻沒有像常人那樣，讀碩士，繼而博士，而是選擇了重讀本科。因為牛津的相當一部分本科課程是北大沒有的，為了獲得更紮實的學術根底，他決定在牛津重讀本科。晚年他表示，對此一點也不後悔，覺得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牛津的基礎學術訓練使他的學術能力特別紮實。

除了在北大教書育人、主編了《歐洲文學史》外，在譯著方面，主要的業績是翻譯了羅馬詩人維吉爾著名的史詩《埃涅阿斯紀》與奧維德的《變形記》，在著書立説方面則留下一部關於英國17世紀文學的專著。 在當時，譯介與論述歐洲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與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幾乎是時髦成風。楊周翰所潛心致力的這幾個項目全是“冷板凳”，而且其難度也很顯而易見，至少兩部羅馬史詩的翻譯就要求譯者精通拉丁文，而17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對中國人顯然也較為遠僻，但它們對於近代歐洲的文學藝術發展而言，卻都是不可忽視的源頭。在這裏，楊周翰表現出了一種純粹古典的文學趣味，一種長途跋涉、究本求源的學術熱情與不畏艱辛的治學態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英國十七世紀文學》絕非一部平凡之作，它的論述範圍完全達到了文學史的廣度與規模，而論述的深度卻大大超過了即使是很具有分量的文學史著作，而達到專著專論的精深之度。

楊周翰先生編著《攻玉集》、《十七世紀英國文學》、《鏡子與七巧板：比較文學論叢》、《憂鬱的解剖》、《中國比較文學年鑑》（主編）等；

主要譯著：英國劇作家謝立丹的《情敵》、賽內加劇本《特羅亞婦女》、羅馬詩人赫拉斯的文藝評論《詩藝》、伊瓦肖娃的《十九世紀外國文學史》、莎士比亞的《亨利八世》、奧德維神話史詩《變形記》、美國作家戴文波長詩《我的國家》、斯末萊登小説《蘭登傳》、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等；

主要論文《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詩人密爾頓》、《維吉爾與中國詩歌的傳統》、《彌爾頓的悼亡詩：兼論中國文學史裏的悼亡詩》、《彌爾頓〈失樂園〉中的加帆車》、《艾略特與文藝批評》、《預言式的夢在〈埃涅阿斯紀〉與《紅樓夢》中的作用》、《鏡子與七巧板：當前中西文學批評觀念的主要差異》、《歷史敍述中的虛構》等。

學術場合上的楊周翰是一個紳士風度十足的人，他這種風度不是表現在衣着上，而是表現在談吐上、在行為舉止上，特別是在由於教養、因內而外卻難以言傳的氣度上，當然，他的衣着也很整潔、貼身、講究，雖然他經常只穿布料的中山裝，幾乎從來不穿正式的西裝；當然，他的行為舉止中也有那麼一個令“同會者“頗為頭疼的習慣，那就是他有抽煙的習慣，而且煙癮不小。但你不可否認，他抽煙的身姿與手勢均甚為優雅，絕無癮君子那種洋洋自得、擺譜作秀、旁若無人的狂態。應該説，他在場面上有一點著名學者似乎不可免的那種威嚴，如果説威嚴過重了一點，説矜持是蠻可以的。的確，他不苟言笑，談吐雖然得體、平和，卻並不那麼使人感到親切，風格略顯古板，似乎頗得嚴謹的英國紳士之真傳，至少是英國風習薰陶的結果。對學生，他在學業上要求很嚴，同時對人又很平和。右面這封信即是對一位不曾見面的學生寫來的求教信的耐心答覆。對他的同行同輩，他都很彬彬有禮，但顯然有距離，甚為嚴謹、矜持，甚至似乎有點“端着”、“挺着”的味道，在“靜觀者”看來，他的神情神態中，彷彿總有一種沉鬱的甚至低壓的成分，也許是他某種內心狀態的外化與流露，究竟是什麼，始終説不清，直到他去世後，聽説他的某些“存在狀態”，才比較有了若干理解。要知道，“學場”並不比“官場”簡單、純淨，這裏的一切，也往往是政治處境、權位等級、學養高低、成就大小的綜合反映，一個人在這場合裏的行為方式、處事風格往往有其深層的緣由。

在現實生活中，楊周翰顯然活得並不順心，不盡如人意，甚至不無傷痛，最明顯的一點是，雖然他與夫人王還教授，可謂英美語言文學界的精英夫婦，可是他們的兩個孩子卻由於“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而喪失了正常的學業，當時都沒有能上大學，因此，就業與工作都曾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後來憑藉自己的努力，在改革開放之後都上了大學。在這當中，楊周翰並不用自己的學術地位施加任何影響。 除了家庭際遇外，楊周翰個人的學術際遇也有明顯的不順心、不得志。據説，建國後他在學術職稱的級別上，一直居於人下，直到他逝世前不久才有所上調，雖然他的學術業績、學術作為一直都是顯著卓越的，他在學術領域裏突出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回顧一生，他感到遺憾的是一生中遇到了兩段大的歷史波折：一是抗戰八年，二是文革十年。他説，人生沒有幾個十年，如果沒有這兩段，還可以做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