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紹璗

1940年9月，嚴紹璗出生於上海市。

1959年，畢業於上海復興中學，同年秋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學習。

1964年7月，從北京大學畢業後留校任助教。

1980年，任北京大學講師。

1985年，任北京大學副教授

1990年，任北京大學教授。

2022年8月6日12點零2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8月20日上午，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昌平殯儀館舉行。 ^[1] 

嚴紹璗在原典實證的基礎上，建立了關於理解東亞文化的“變異體”理論，以此開創“文化與文學的發生學”研究。 ^[1]  由對象國的“漢學”和“中國學”的研究達於對象國本體文化與本體文學的研究，最終進入“跨文化”研究的學術體系，在50年的學術作業中體驗和積累“多元文本細讀”與“觀念綜合思考”互為犄角，相互透入的“新知識生產經驗”，逐步形成了以“多元文化語境”、“不正確理解的中間媒體”和“變異體生成”的具有內在邏輯的理性觀念，並以“多層面原典實證方法論”作為實際操作手段，組合成一個“自我學術理念系統”，被稱之為“文學的發生學”。 ^[3] 

嚴紹璗的學術研究包括兩大體系——以東亞文學與文化關係為中心的比較文學研究和以日本中國學為中心的海外漢學研究。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嚴紹璗建立了一套科學而嚴謹的比較文學研究觀念和方法論體系，即“以原典實證為基礎的文學與文化的發生學研究”。嚴師着力倡導的比較文學的“發生學”研究包含三個部分：第一，在多層面的“文化語境”中還原文學文本；第二，深層把握文學與文化傳遞中的“不正確理解”的形態；第三，解析文學與文化傳遞過程中的“中間媒體”並揭示“文學的變異體”本質。 ^[4] 

嚴紹璗不但系統地揭示了東亞文學與文化的歷史聯繫及各自的民族特徵，闡明瞭形成各種複雜聯繫的文學與文化的內在運行機制，而且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的概括和提升，建構了關於理解文學與文化“變異體”本質並探明其生成過程及傳播路徑的、具有高度學理性的“發生學”理論體系。這一體系把對東亞文學與文化的“雙邊關係”的研究發展到了“文化語境”的層面，把對比兩種或幾種文學樣式之相同與相異性的膚淺研究提升到了探究異文化互融的高度，把以往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推進到了文學與文化的內部，並且打破了民族文學、國別文學研究的禁錮，以切實的探索和實踐真正把比較文學做到了民族文學的研究中去，在民族文學的研究中開闢了比較文學的新天地。嚴紹璗在海外漢學研究領域的學術貢獻主要包括兩大部分：日本中國學研究和日本漢籍文獻學。 ^[4] 

嚴紹璗的著作有《中日古代文學關係史稿》《比較文學與文化“變異體”研究》《日本古代文學發生學研究》《日本中國學史》《漢籍在日本流佈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鈎沉》和《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等。 ^[1] 

2007年，中華書局推出嚴紹璗編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全三冊，共著錄日藏漢籍10000餘條目，是世界上首部全面著錄保存在日的中國古籍的大型工具書，對中、日文化研究各領域均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2]  2021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嚴紹璗文集》五卷。 ^[1] 

嚴紹璗曾先後獲得北京大學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第一屆、第二屆、第四屆優秀成果獎，中國比較文學會首屆優秀圖書著作一等獎，亞洲太平洋出版協會（APPA）學術類圖書金獎、改革開放30年北京大學人文社科研究百項精品成果獎，北京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國家教育部第五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 ^[3] 

嚴紹璗培養的學生有王生、天津師範大學教授王曉平、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哲俊等。 ^{[2]  [4]  [7-8]} 

嚴紹璗上課的一個特色是邊破邊立，不破不立，在正面闡述自己觀點的同時，也會批判對立面的觀點。比如對當時流行的文化河東河西論、文化現代性詮釋論、儒學資本主義論、日本文化中國從屬論等等，先生在課堂上都有不留情面的批判。但嚴先生的批判的獨到之處在於只批判論點。不管這些論點在當時是多麼的時髦和權威，嚴先生從不直接説出持論者的名字，總是以“某位先生説”、“某位老先生認為”這樣的話含糊帶過。 ^[8] 

嚴紹璗很重視社會閲歷和學術積累，他要求學生在開展比較文學的研究時需要深入到對象國的文化場域中進行體會。同時他認為實證精神始終是推進思考的重要源泉。在對於學生的學術要求上，嚴先生是嚴格的、高標準的。但先生的嚴格並不等同於嚴厲或是嚴酷。“這個應該是怎麼樣的”，對於學生的教導，嚴老從不曾疾言厲色。即使面對學生的疏漏，他也永遠用温和的表情、真切的言語去修正、去鼓勵、去引導，耐心地指出問題所在和原則所依。 ^[8] 

嚴紹璗同志以立學術於世界為終生之任，以推進學術進步為終生之業，以學術研究為終生之樂，在比較文學、日本學、古典文獻學，以及國際漢學（中國學）諸領域均取得了卓越成就。嚴紹璗教授的逝世，不但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巨大損失，也是中國學界的重大損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評） ^[1] 

嚴紹璗能言善辯、特會講古，在比較文學和海外中國學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評） ^[2] 

在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尤其是在東亞文學與文化關係的研究領域，嚴師（嚴紹璗）無疑是中國國內外同行學界認可的一位傑出學者。在中國比較文學形成獨立體系的上述四個標誌性方面，無一例外地都有嚴師的積極參與和重大貢獻。嚴師治學，既有日本學者追索資料的細緻翔實和一絲不苟，亦有中國學者對理論的宏觀視閾和總體把握，另外還有其自身的堅持不懈與勤奮鑽研。（天津師範大學王曉平教授評） ^[4] 

嚴紹璗先生在北京大學執教逾半世紀，木鐸金聲，教澤綿長，桃李滿天下，為北京大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嚴先生重視學術傳承和積累，同時強調文化研究的國際視野，這是嚴先生在學術上推陳出新、別開生面的關鍵。（北京大學副校長、教務長王博評） ^[5] 

嚴先生（嚴紹璗）雖是老師輩但待己如兄長，坦誠親和，正直率真；嚴先生做學問功底深厚，捨得吃苦，花20年的時間堅持不懈地做一件事，為日藏漢籍研究等學術大廈打下深厚地基。他的人格魅力和學術精神、學術集成都為後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博雅講席教授吳志攀評） ^[5] 

嚴紹璗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國際（漢學）中國學領域的拓荒者，是海外漢籍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不僅成就了中國日本學，也釐清了日本中國學。在比較文學領域，嚴紹璗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首倡者和耕耘者，是比較文學發生學和文化變異學理論的奠基者和闡發者。他的發生學和變異學理論及其實踐不僅對國內比較文學界有着深遠的影響，也影響了中國之外相關學者，被海內外認為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一大實績。嚴紹璗的發生學理論不僅可以運用到比較文學領域，對其他學科如思想史研究、人類學研究、文化研究等也有重要的啓示意義。嚴先生謙和、灑脱、嚴謹，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學者和導師。他心繫祖國和人民，是一位誠摯的愛國者。（北京大學新聞網評） ^[5] 

嚴紹璗先生是新時期以來，中國古典文獻學和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重量級學者。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積累經驗、不斷探索，嚴先生以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在中國國內外學界享有盛譽。（《文匯報》評） ^[6] 

（嚴紹璗）先生是睿智而曠達的，他以理性直面現實的陰暗處，但並不悲觀，因為他的批判性思維是與對祖國之愛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高校老師王生評） ^[7] 

2023年9月1日上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四個單位在民主樓會議廳舉行“比較文學學科建設與發展學術研討會暨《嚴紹璗文集》出版座談會”，以此紀念逝世一週年的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嚴紹璗教授，並探討嚴紹璗作出過突出貢獻的比較文學學科的建設與發展。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