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誌

民族誌既是一種研究方法，也是一種文化展示的過程與結果。它運用田野工作來提供對人類社會的描述研究。民族誌呈現一個整體論研究方法的成果，這套方法建立在一個概念上：一套體系的各種特質未必能被彼此個別地準確理解。這種寫作風格在形式上與歷史上，均與旅行家書寫與殖民地官員報告有所關聯。某些學術傳統，特別是建構論與相對論的理論典範，運用民族誌研究做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許多文化人類學家認為，民族誌是文化人類學的本質。

民族誌往往指稱描述社羣文化的文字或影像。其作為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的記錄資料，可區分為“巨觀民族誌”，研究複雜社會、多樣社區、多樣社會機構或含有多樣生活型態的“單一社區”；“微觀民族誌”，單單描繪某個異國小部落、中產階級社區中一小羣人的單一社會情境，或單一社會制度卻含有多樣社會情境者。

民族誌發展的三個階段：

如二十四史中的“蠻夷傳”

民族誌專著的寫作方式，將自己的描述和分析規定在單一的社會和時空。它的優點在於使人類學研究注意到文化元素所處的社會場合和時空的重要性，以及人類學者能採用被研究者的觀念分析他們的文化。

人類學家到一個田野點上進行調查，把觀察到的地方的人民的生活方式記錄下來；透過對部落社會的細部刻畫，如經濟交換關係，家族制度，宗教儀式過程，來説明社會整體和文化全貌。馬林諾夫斯基主張民族誌的調查必須包容三大類的素材：

民族誌內容主要為相關人的訪問內容、檔案記錄的檢視、與衡量與訪問內容的可信度，從此內容，可找出特定團體與組織之間的關聯，併為關心大眾以及專業的同行撰寫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而民族誌學家則記錄人們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點放在人類思想和行為中較可預測的型態上。為了真實紀錄，1930年代後，民族誌的產生通常需要相當冗長時間的實際體驗。

民族誌特色在於研究的族羣或文化內容的開放心靈。然而，這種特色並不代表其內容不嚴謹。而這些開放的特色散見於被訪問族羣或團體的理論形式、範例研究設計、資料蒐集技巧、分析工具及一個特定撰寫的形式。

20世紀之前的“前殖民時期”，以西方世界（含日本）為主的民族誌研究活動及內容多少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或偏見。事實上，研究的問題、地區或人羣的選擇本身就是含有偏見的。後殖民世界中的民族誌工作除了控制偏見，將偏見集中焦點外，也經由多方檢證，脈絡化及非主觀的方向降低這些學問偏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對於日常行為的直接、第一手的觀察，包括參與觀察。民族誌研究者在各種場合觀察個人行為與集體行為。他們往往在田野地點停留超過一年，可因此觀察一整年的循環。

研究者運用許多正式程度不同的訪問方式進行訪談。包括有助於維持互信關係的閒話家常、提供當下活動的知識、長時間訪談。訪談可能是有結構或無結構的。

早期研究者發展出系譜記號與象徵，來研究親屬、繼嗣與婚姻。系譜是非工業化社會的組織基礎，當地人每天都與近親共同生活及工作。人類學家需要蒐集系譜資料，以瞭解社會關係並重建歷史。

每一個社羣都有某些人，由於他們的機運、經驗、天份或訓練，而能提供某些生活面向的全部訊息或有用訊息。也因此成為重要文化報道人。

某些村民比起其他人，對研究者更感興趣，而且更有助益、風趣與愉快。當某個人特別引起人類學家的興趣，他們可能會蒐集其的生命史。

民族誌研究者往往結合兩種研究策略：主位觀點（emic，當地人取向的觀點）、客位觀點（etic，科學家取向的觀點）。這些語彙源自於語言學，主位觀點探究當地人如何思考感知與分類這個世界。客位觀點則是觀察者所注意到的且重要的事情。

民族誌的趨勢，已從全貌觀的敍述轉向更具問題取向與實驗性質。想要研究全部事情是不可能的。大多數的人類學家在進入田野前，往往帶着一個準備處理的問題，蒐集關於這個問題的資料。

長期研究是針對某個社區、區域、社會、文化或其他單位的長時間研究，這往往建立在多次重訪的基礎上。現在的民族誌多半包括二次以上田野研究的資料。

新進的研究者以先前學者的接觸與發現為基礎，以增進關於當地人如何因應與經營新環境的知識。學術應是一項集體事業，先行者將過去的資料放在這整個事業中，讓新世代學者繼續運用。

越來越多人類學家在大規模社會中從事研究，他們發展了結合民族誌研究與調查研究的創新方式。由於調查研究處理大型複雜羣體，其研究結果必須運用統計分析。民族誌研究可補充並微調調查研究。

文化人類學與社會人類學是圍繞着民族誌研究而發展的，而且它們的經典文本大多是民族誌：例如，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瑪格麗特·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伊凡普里查的《努爾人》；或是貝特森的《納芬人》（1958）。今日的社會文化人類學家對於實際進行民族誌研究賦予極高的價值，這是相對於民族學——對於民族誌資訊的綜合比較研究。

後殖民時期的民族誌研究重點

後殖民時期的民族誌其重點於民族志為實際的體認與實行，花費時間可能長達一年半載，甚至數年，數十年。

民族誌不是他者生活方式文獻化而是是具有主觀起源的一種呈述。

民族誌化的研究方式或對待主體的方式起源必須為深入的“被注視性”。

民族誌雖為人類學一旁支，但並非光只是人類學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