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

米德研究了50位生活於薩摩亞的少女的生活和心理狀態，通過與美國的青春期少女的比較之後發現，薩摩亞少女並沒有出現美國少女所存在的心理上的動盪和不安，而是輕鬆愉快地度過了青春期，她認為導致兩地青春期少女不同適應效果的原因是這兩個社會的文化差異。米德進一步發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薩摩亞社會的隨和性，與美國社會相比，薩摩亞社會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社會，不會提供太多的選擇，因此也就不會面臨太多的心理和社會壓力。 ^[2] 

米德在巴納德學院讀書時，就開始與人類學家弗朗茨·博厄斯一起做研究。博厄斯極力反對種族決定論，米德對此很感興趣，認為對其他社會的全面研究可以有助於人們瞭解自己的文化。在博厄斯的指導下，米德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1924年，米德在參加完一個國際人類學會後，決定一寫完博士論文就去東波利尼西亞的土木土羣島調查那裏的文化變遷。但是出於安全考慮，博厄斯希望她去美國印第安部落中研究青春期問題。師徒倆商議的結果是雙方都作了妥協，博厄斯同意米德去波利尼西亞，但必須選擇一個至少每月有船往返的島；而米德也放棄了研究文化變遷的初衷，同意去研究青春期問題。這就促成了米德的薩摩亞之旅。 ^[4] 

1925年，24歲的瑪格麗特·米德帶着照相機、打字機，隻身遠赴南太平洋上的美屬薩摩亞小島，展開田野調查。在那裏她染上了瘧疾，而且還要面對沒有醫生、遭遇危險也不能被救助的可能。為了觀察薩摩亞青春期的孩子，米德開始學習多種當地的語言。在與薩摩亞村民共同生活數月後，她有了一個重大發現：薩摩亞的年輕人能夠毫無困難地從孩童階段過渡到成人階段，並未經歷過美國青少年的青春逆反期。由此她出版了《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一書。 ^[5] 

米德發現，薩摩亞人對任何事都採取一種隨意的態度，而且對任何事物都不帶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也就沒有太大的心理壓力。米德認為，薩摩亞社會和美國社會相比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社會，這個社會並不會提供太多的選擇，而美國社會的選擇包括宗教、道德、羣體、婚姻、職業等方面內容，每一種選擇又面臨着多種答案，而且這些答案可能還是互相矛盾的，因此，美國的青少年在不同的選擇面前就會面臨太多的心理和社會壓力。例如，美國兒童上學期間就可能會想自己以後從事何種職業，而進入青春期的姑娘可能還要考慮選擇對象。所以，進入青春期的少女在心理上出現焦慮之情是很正常的。但薩摩亞少女在進入青春期的時候通常不用考慮這麼多的問題，所以不會出現太大的心理波動。米德指出，美國少女青春期的心理問題是美國社會所特有的，是文化的產物，而不是生理性問題，因此不具有普遍性。米德沒有直接地去研究變幻不定的文化和生物學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而是着意於將薩摩亞社會當做一個反面例子向世人展示。 ^[6] 

米德認為，在薩摩亞的土著居民中，基督教的作用不大。社會對宗教信仰很不重視，基督教只是作為複雜而受喜愛的薩摩亞傳統文化中“一種愉快的令人滿意的社會禮儀”而被接受的。她還在報告中説，“兩性間的愛戀是一種輕鬆愉快的舞蹈。”米德認為薩摩亞女孩由於“沒有宗教信仰的憂慮”，“沒有與父母的衝突”，“沒有因性困惑”而產生的鬱鬱不樂，她們的心靈的發展是“順利的，毫無麻煩的，毫無困難的”，她們“毫無痛苦地……幾乎不知不覺地”便慢慢長大了。青春期的危機和困難不是由先天因素而是由後天因素決定的。 ^[7] 

米德指出，教育是為選擇的目的而進行的，必須把所有的教育努力用於培養孩子以適應他們所面臨的選擇。家庭裏的教育比學校中的甚至更加重要。教育不是為某一社會制度做特殊辯護，不是為形成一種抵擋所有外來影響的特殊心靈習性而作的孤注一擲的努力，必須是為應付那些真正的影響而做的準備。這樣的教育必須比以前更多地關心心理和體質上的衞生。能夠睿智地選擇的孩子們必須在心理和身體方面都是健康的。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孩子將來需要一個開放的頭腦，家庭必須停止以倫理或宗教信仰為理由表示愛憎。必須教孩子們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麼。由於舊的錯誤消失很慢，所以應該培養他們學會容忍。在未被偏見所牽制，未太早為某倫理準則所困擾時，他們必須在面臨的選擇之前目光敏鋭。現在正處於變遷的時代，擁有許多準則，而且人們認為只有一種準則才是正確的。每個羣體都深信其事業的正義，並用這種正義武裝自己，而同時又對下一代造成損害。然而，當人們認識到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人類都採用許許多多方式來解決生活問題時，終有一天對單一的準則就會發生懷疑。當沒有一個團體為它的習俗尋找倫理上的認可，每一個團體僅歡迎那些在氣質上適合其成員的習俗時，人們才會實現個人選擇和一個多元文化普遍寬容的最高目的。米德認為，薩摩亞人僅知道一種生活方式，並將其教付於子孫，而擁有多種生活方式知識的美國人，更應該讓子孫在眾多的方式中自由選擇。 ^[1] 

《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一書的出版在文化人類學界引起了轟動，被人類學界認為是人類學著作中的一顆明珠。該書的貢獻有兩個，第一個是繼續了文化人類學領域中的“文化與人格”的研究，並把這種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峯。第二個是開創了人類學的另一種研究方式，即以問題為導向的人類學研究模式。這種研究方法在當代人類學界中被廣泛地應用。 ^[6] 

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國女文化人類學家。心理分析人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學習心理學，後轉為人類學。曾師從博厄斯。1929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美國人類學會會長、應用人類學協會會長、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哥倫比亞大學現代文化研究會主任等。長期從事以野蠻社會為對象的野外調查，主要研究區域為南太平洋地區。米德把心理學觀點引入人類學，側重研究了幼兒期育兒方式、青春期、社會文化與個性、性別與氣質等問題。她在研究中習慣於把心理因素與文化因素相聯繫，對“文化與人格理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曾積極參與“國民性研究”計劃。主要著作《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1928）、《在新幾內亞成長》（1930）、《三個野蠻社會的性與氣質》（1935）、《男性與女性》（1949）、《老年人的新生活》（1956）、《代溝》（1970）等。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