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故居

該宅院為中西合璧式宅院，坐北朝南，由中東西三部分組成。原大門已改建成賓館大門，大門內有一字影壁。宅院中部為一幢西洋式樓房，據説是慶親王奕劻為其子1875年建。磚混結構，地下一層，地上兩層半。門廊為愛奧尼柱式。樓體作過大規模抗震加固，外貌改動較大。樓前有一帶噴泉的水池，池中疊石堆砌，池周點綴有移自圓明園的石刻。池東南側有一混凝土結構的穹頂亭子，八根陶立克柱式柱子。亭與樓的東側有一道南北向假山作為屏障。穿過假山即為東部花園區，面積寬闊。有北房五間，前出廊，南花廳三間，帶周圍廊。西側廊西北為一勾連搭式敞軒。硬山頂筒瓦過壟脊屋面；東南隅有六角攢尖亭，花園內遊廊環繞。西部為一座中式二進四合院，一進院倒座房西五間、東四間，合瓦清水脊屋面，東路北房三間，勾連搭筒瓦懸山式。西路穿過一殿一卷式垂花門進入內宅，有北房三間前帶廊，兩側有耳房各兩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各帶南耳房二間，各房之間均有抄手遊廊相連。垂花門兩側廊上有什錦窗，院東北開一隨牆饅頭門，門前八字影壁。各房均為硬山筒瓦過壟脊屋面。

蔣介石故居(20張)

蔣介石故居

——後圓恩寺衚衕7號

王之鴻

後圓恩寺衚衕屬東城區交道口地區，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從北往南數的第三條衚衕，自東向西溝通交道口南大街與南鑼鼓巷，長440餘米。清乾隆時稱“後圓恩寺衚衕”，宣統時稱“後圓恩寺”，1965年整頓地名時改稱“交道口南三條”，“文化大革方位命”中一度改稱“大躍進路七條”，後複稱“交道口南三條”，1979年恢復“後圓恩寺衚衕”原稱。

《順天府志》載:“圓恩寺，元剎也，在圓恩寺衚衕。”圓恩寺衚衕今稱前圓恩寺衚衕，是後圓恩寺衚衕南面的一條衚衕。據此可知，後圓恩寺衚衕因在圓恩寺的背後而得名，卻沒有按習慣被稱作“圓恩寺後身”或“圓恩寺后街”，而不是此處原有前、後兩座圓恩寺。

此宅院改動不大，基本保持原狀，1984年5月24日公佈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後圓恩寺衚衕7號原為清宗室載旉(fu)的宅第。載旉是慶親王奕劻的次子，其父奕劻乃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孫，當過清廷的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和內閣總理大臣，與袁世凱是姻親。載濤在《晚清宮廷生活見聞》中説:“奕劻之無錢不要，為人所共知。”“當革命事起。十月十七日北京報紙曾登載，奕劻私有的金銀珠寶衣飾詳單估計所值在現金萬萬兩以上；其來源固無從深悉，恐亦不是隨便捏造。”奕劻是斂錢高手，其子載旉則堪稱“風月場上魁首，賭博局中豪客”，是名副其實的“散財真人”。當年，載旉為討京城名妓“紅寶寶”的歡心，便按照“紅寶寶”的意願建造了這麼一座“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豪宅。豈料，不久載旉或因賭運欠佳，或因賭技不精，就把全部家當連同這座豪宅輸與他人。後來，此宅轉手成為一家中法企業的辦公處；抗日戰爭勝利後，成為蔣介石在北平的行轅；北平和平解放後，中共中央華北局曾在此辦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先後作為南斯拉夫駐華使館和亞非作家協會所在地，現為賓館。

1984年5月24日，後圓恩寺衚衕7號作為“四合院”被公佈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蔣介石行轅啓用時間應是1945年12月11日蔣介石飛抵北平之時，廢止時間應是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之日。期間，蔣介石在北平行轅有兩次重大活動:一是1945年12月來平，以“抗戰領袖”身份慰問北方同胞；二是1948年9月來平，應付遼瀋戰役。兩次重大活動見證了蔣介石在政治上由巔峯跌入低谷。

蔣介石(20張)

蔣介石(1887－1975)，乳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後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

蔣介石早年加入同盟會，在保定陸軍速成學堂肄業後赴日本學軍事，1910年畢業於日本振武學堂，1924年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毛澤東説:“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軍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

蔣介石自1927年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開始，到1949年在反共內戰中失敗逃往台灣，在中國政壇上主政二十多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説:“在二十二年的長時間內，蔣介石把中國拖到了絕境。”當年，代總統李宗仁也曾“以國家元首的地位”當面斥責蔣介石“主政二十年，貪贓枉法之風甚於北洋政府時代”。

據説，20世紀30年代初期，易君左出任江蘇省教育廳編審主任，主持江蘇文協，曾編著《閒話蘇州》，招來蘇州籍文人説長道短。於是，有報紙將此事化為上聯，求徵下聯。上聯是:

易君左，閒話蘇州，引出蘇州閒話，易君左矣；這次徵聯活動最佳下聯的作者，竟然是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932年至1943年任國民政府主席。按理説，國民政府主席是國家元首，但林森得受蔣介石挾持。林森應對的下聯隱喻了這個事實。聯曰:林子超，國府主席，何曾主席國府，林子超然。

林森的超然大度也反襯出蔣介石的獨斷與專權

蔣介石將中國共產黨視為心腹大患，必欲置於死地而後快；然而，蔣介石卻被歷史無情的拋棄了，在反共內戰中敗走台灣，“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後接受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雖然是被迫，期間，他也多次掀起反共高潮。但是，蔣介石在國家存亡的最後關頭，毅然抗戰，決不投降，則於民族大義上，尚是凜凜一軀。蔣介石的“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肺腑之言，也是擲地有聲。自然，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的聲望達到了其人生頂點。

1945年10月10日，國民政府軍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在故宮太和殿主持日本華北侵略軍籤降儀式。12月11日，蔣介石以“慰問北方同胞”為名飛抵北平，部署內戰。13日，蔣介石在行轅接見蔣經國、傅作義，並任命陳繼承為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16日上午，蔣介石在故宮太和殿向北平一萬八千名大中學生訓話，並接受學生的“獻劍”；下午，在東交民巷檢閲駐平美國海軍陸戰隊。18日，蔣介石離開北平。

蔣介石此次北平之行，盡顯“抗戰領袖”榮光，而且，躊躇滿志地要消滅共產黨。然而，僅僅過了不足兩年時間，蔣介石1948年9月30日再次來平，卻如熱鍋上的螞蟻，整個十月都穿梭於北平與瀋陽，疲於應付遼瀋戰役，最終也沒能逃脱失敗的命運。

《蔣介石傳》的作者王俯民評論:“綜觀蔣氏一生，他的堅強、剛毅、固執、以至於暴戾狡詐和獨斷專行、自我中心的個性與毫不動搖地追求是不同於凡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