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健豪

葛健豪，原名葛蘭英，1865年8月17日生於湖南省雙峯縣荷葉桂林堂。

葛蘭英出生時，當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國藩曾氏家族、“鑑湖女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葛蘭英孃家葛氏家族。三家彼此聯姻，構成了封建統治階級在荷葉的最上層。葛蘭英的父親葛葆吾原是湘軍的參將，後作過鹽運使、按察使，與曾國藩有姻親關係。

葛蘭英自幼聰明伶俐而且極有悟性，她五六歲時隨哥哥葛望欽在家館讀書習字，能背誦《四書》等經典。當時，距荷葉30多公里的永豐，有個叫蔡壽嵩的大户，他與葛蘭英的父親同在湘軍任職，他們早就為兒女定下了親事。葛蘭英16歲時，奉父母之命出嫁到了永豐，與蔡壽富之子蔡蓉峯結婚。結婚後，她並不滿足於做一個賢妻良母，而是十分關注社會、關注民生。 ^[4] 

葛蘭英16歲與永豐蔡蓉峯結婚時，蔡家已經中落。蔡蓉峯憑藉姻親關係在上海機器局得到了一個小職員位子。葛蘭英隨夫到了上海，在此生下了蔡和森（原名蔡和仙）。但蔡蓉峯在上海不僅學會了抽鴉片煙，還討了小老婆。在機器局，蔡蓉峯對工人大擺官僚架子，在家裏對葛蘭英母子神氣十足。葛蘭英過不慣這種受氣的日子，於1899年春天回到了孃家荷葉桂林堂。第二年，蔡蓉峯從上海回來，想把葛蘭英母子接回家中永豐，但葛蘭英堅決不同意，蔡蓉峯只好在荷葉買下光甲堂及30畝耕地，定居下來。1900年蔡暢（原名蔡鹹熙）在光甲堂出世。 ^[5] 

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所在地與桂林堂相隔不遠。葛蘭英聽説秋瑾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巾幗奇人，接連幾次去拜望。從她那裏，葛蘭英接受到了一種全新的思想。從此，她經常給兒女們講秋瑾的事情，説秋瑾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黨人，稱讚她創辦女學是為了喚醒婦女的覺悟，稱她是憂國憂民的革命先驅。經常勉勵自己和教育兒女，要做秋瑾那種有益於社會的人。第二年秋瑾在浙江紹興被害後，屍體回鄉，她與女兒們表示沉痛的哀悼。 ^[4] 

在光甲堂居住期間，葛蘭英家裏也發生過一些不幸的事變；1903年，母親陳氏去世；1904年，年僅11歲的二女兒蔡順熙，不幸從吊樓上跌落下來夭折；1907年22歲的大兒子蔡麟仙患白喉病死去。葛蘭英認為光甲堂這個屋場風水不好，1908年當大女兒蔡慶熙出嫁後，便與丈夫將房子賣掉，從荷葉搬到了老家永豐鎮。 ^[5] 

葛蘭英遷到永豐，身邊只有3個孩子，即年19歲的蔡麓仙，13歲的蔡和森（原名蔡和仙）和8歲的蔡暢（原名蔡鹹熙），由於家庭日趨破產，兒女們都沒有繼續上學業。由於革命形勢的發展，葛蘭英越來越感到送兒女讀書的重要性。當許多新的學校在省城長沙興辦時，她決計送兒子進省城去讀書。因為家庭已經破產，拿不出旅費和學費，她把自己私藏了幾十年的嫁妝拿出來，交給兒子去典當，使兒子蔡和森在1913年遠離家鄉，走上了讀書救國的道路。

葛蘭英不僅積極支持兒子讀書，還支持女兒同封建習慣勢力作鬥爭。在當時，別的人家都把女孩關在房內，遵守着“孃家做女，莫出閨門"的古訓，她卻讓女孩蔡鹹熙到外面跟男孩子一起玩；別人家的女孩兒幾歲時就要纏腳，她不這樣做，所以蔡暢（鹹熙）從來沒包過腳。 ^[5]  特別是1913年夏，蔡蓉峯為5000元銀洋的聘禮，要把年僅13歲的蔡暢賣給一户地主做小媳婦時，她更是十分氣憤，激勵女兒同父親抗爭。為了女兒免遭迫害，她要女兒躲到長沙的一個親戚家去。正是由於有這樣的母親支持，年幼的蔡暢順利地來到了長沙，在那裏找到了哥哥蔡和森，不久就入了周南女校體育專科，開始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緊接而來的是蔡蓉峯的離家外出，丟下家裏不管。但葛蘭英對於這件事一點也不覺得難過和惋惜，而是考慮自己應該怎麼辦，能不能像秋瑾那樣，徹底打破封建的枷鎖，走自由解放的道路。

正在這時，蔡和森從省城回到家裏，鼓勵母親同兒女一道去長沙尋求新知識。蔡和森告訴她，省城有個女子教員養成所，是專為女子教育培養師資的速成學校，只要有高小文化基礎就可以報考。學校免收學膳費，經過兩年的學習後，就能擔負女子教育。葛蘭英覺得自己如能致力於女子教育，確實是有益於社會的事。於是，她要求兒子在下個學期帶她去考考那個女子教員養成所。並打發兒子到衡山去把已經出嫁的大女蔡慶熙接回來，一道進省城去讀書。

1914年春，年近半百（實齡48歲）的葛蘭英帶着兒子、女兒還有一個4歲的外孫女，一家三代進了省城。當她來到湖南女子教員養成所時，學校老師見她年紀這麼大了，還帶着兒孫來讀書，不肯讓她報名。她十分氣憤，要兒子幫她寫一張狀紙，到縣衙去評理。並更改名字為“葛健豪”，自述：“‘健’就是要做改造社會的健將，‘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強” ^[4]  。縣官默默地讀了她的呈文，覺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婦人，就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學校破格錄取。就這樣，她被免於考試，進了湖南女子教員養成所。大女兒蔡慶熙先入自治女校，後轉衡粹學校學縫紉、刺繡。外孫女劉千昂（後名劉昂）進了幼稚園。她一家三代人進省城求學，曾在湖南傳為佳話。

葛健豪在女子教員養成所是十分勤奮好學的。為了儘快地掌握知識，她刻苦攻讀各科課文，每晚學校的就寢鈴聲響過後，她還要自學幾個小時才睡覺。她尤其喜讀國文和唐詩，許多唐詩直到晚年還能背誦。她還不顧封建思想的束縛，敢於參加音、體等活動，起過很好的帶動作用。在學校裏，大家都樂意地接近她，年紀大的稱她“大姐”，年紀小的稱她“伯母”，老師們也喜歡這個“學生” 。因為這樣的學生在當時的確是不可多得的。

她的勤奮求學精神，還贏得了毛澤東等有志青年的由衷敬佩。1914年春，毛澤東從湖南第四師範轉入一師後，很快地與蔡和森相識了， 通過與蔡和森的同學關係，也很快地相識了葛健豪，每次一見到她，總親切地尊稱她“蔡伯母”。她也很欽佩毛澤東，不僅經常鼓勵兒女們要以毛澤東為楷模，而且自己也成了毛澤東這班有志青年革命行動最熱情的支持者和參與者。 ^[5] 

1915年，葛健豪在湖南女子教員養成所結業了。葛健豪回到家鄉後，想在永豐創辦一所女子學校，她認為這是爭取婦女解放，讓女子自立自強的途徑之一。兒女們非常贊成她的主張。蔡和森還利用假期專程去湘鄉縣政府，為母親聯繫辦學事宜。當時，湘鄉縣政府已在縣城辦了一所女子職業學校，同意再在永豐鎮辦一所同樣的學校，並明確縣城的這所女子學校為“湘鄉縣立第一女子職業學校”，簡稱“一女校”；永豐鎮這所女校為“第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長。

葛健豪任職以後，立即着手徵聘教員，組織開辦的籌備工作。第二女校校址設在永豐鎮觀音閣（今雙峯一中址）。第二女校決定籌辦後，根據葛健豪的要求，改造環境，改變學科，重新組織開學。第一學期只辦了一個綜合班，從第二個學期起，擴大為文科、縫紉、織業三個辦，學生中絕大多數都是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婦女，約100多人。文科班以國文為主，兼學縫紉、織布、刺繡，學生大都是有文化基礎的青少年；縫紉、織業班則以縫紉、織布、繡花為主，兼學國文，學生大都是文盲或文化基礎較差的中年婦女。不僅免收學費，對縫紉、織業班的學生，還發給一定的生活津貼費。這對於鼓勵婦女求學和開闢就業門路，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當時，很多婦女把第二女校當成“婦女之家”，説：“進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天地。”

葛健豪既是第二女校的校長，又是該校的教員。她非常重視國文課的教學，認為女子要取得同男子同等的地位，首先就要掌握同男子一樣的文化科學知識，受男子同等的社會教育。葛健豪經常集會宣講時勢、議論國事，談婦女解放。這時，她兒子蔡和森已從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轉入了高等師範學校，吸收的新知識也越來越多，他經常用書信的形式向母親及家鄉傳播新思想。葛健豪每次一接受兒子的新思想，就立即向學生傳播，使二女校辦成了一個宣傳民主與科學新思想的陣地。她還在學校極力倡導女子參加唱歌、跳舞、跳高、跳遠等活動。她的年僅15歲的女兒蔡暢，在二女校擔任了音體教員，使得學校非常活躍。不少的女性經過這些活動，體會到了纏腳、蓄辮的危害性，年紀較大的放了腳，年紀較小的不纏腳了，女生幾乎都留短髮。

葛健豪這些辦學的“越軌”行動，觸怒了封建勢力。他們咒罵她們母女是“文不文、武不武”、 “男不男、女不女”，説“二女校敗壞了社會風氣”，唆使官方“嚴加整飭”，多方阻撓婦女入學，使得這所僅辦了三個學期的新型女子職業學校，因停發教育經費而不得不暫時停辦。 ^[5]  這個打擊，並沒有使葛健豪氣餒。她已認識了讀書的重要性。後來她一直積極地投身湖南的婦女解放運動。 ^[4] 

1917年夏，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決定暫不去謀個人職業，而要在省城同毛澤東等同學繼續從事真理的探索。當時，葛健豪由於第二女校的停辦，家庭生活十分困難，但她一點也不考慮個人的眼前利益，十分贊成兒子的主張，為支持兒子同毛澤東等青年的革命行動，她決定再跟兒女們進省城。就在這年暑假，她們一家三代人第二次來到了長沙，先在嶽麓山下的飲馬堂租了一間房子，旋因人多擠不下，不久又搬遷到灤灣鎮附近的劉家台子。她一家遷來後．這裏很快就成了蔡和森同毛澤東、張昆弟、羅學瓚等有志青年經常聚會的地方。

這時，葛健豪的女兒蔡暢在周南女校擔任教員，每月只有八元的微薄收入，家裏的生活相當困難。為不影響兒子同毛澤東等同學對革命真理的探索，葛健豪向原來的房主租了半畝菜地，每天帶着長女下地種菜。當家裏糧食不足時，她與女兒整天吃蔬菜或蠶豆，把糧食節省下來，供兒子招待毛澤東等青年之用。對於她的這種精神，毛澤東等青年非常敬仰。他們每次一來到劉家台子，總是問過一聲“蔡伯母好”以後，就到菜地裏去幫助她幹活，然後才進屋同蔡和森討論問題。她最喜歡聽這些青年談論問題，每當大家來家裏聚會時，她總是坐在一旁靜聽，有時甚至參與討論，渴望兒子同毛澤東等的願望能夠獲得成功。

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同毛澤東等發起的新民學會成立了。當成立會在劉家台子召開時，她與長女蔡慶熙特地做了一頓豐盛的午餐，祝賀新民學會的成立。新民學會成立後不久，蔡和森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一事去了北京。可劉家台子仍然是毛澤東等青年常來聚會的地方，1919年春，毛澤東的母親文氏患病，在長沙醫治期間，就寄住在她家裏。她把毛母安排同自己住一間房子，生活上照顧得十分周到。

1919年夏，赴法準備工作告一段落後，蔡和森回到了劉家台子，動員母親、妹妹以及向警予等女青年赴法。葛健豪非常贊同兒子的主張，樂意將自己的一手刺繡工藝帶到國外去。由於旅費有困難，她想方設法，最後同女兒蔡暢以及向警予等青年，於同年秋離開長沙，前往上海。 ^[5] 

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形成高潮。向警予、蔡暢等人發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與新民學會組織的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相互呼應。

葛健豪一家人到了上海以後，新從法國回來的吳稚暉，大談法國政府如何排斥華工，華工在那裏生活如何困難，使一些青年產生了打退堂鼓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葛健豪也擔心自己年紀大了，去了怕回不來，因此，思想上曾一度動搖起來。但當兒子談到像她這樣一箇中國老太太，不遠萬里到外國去求學，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這是別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們尊敬的事時，她表示堅決跟兒女一道走。為了幫助一些窮苦學生解決旅費不足的困難，她又利用與曾國藩的女婿聶緝槊的兒子聶雲台的親戚和同鄉關係，向裕豐紗廠借來了銀洋600元。並給一道去的湖南青年打氣，從而堅定了一些思想動搖的青年。

1919年12月25日，在上海楊樹鋪碼頭乘法國郵船“央脱來蓬”號啓程，行前她對送行者説：“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義，我們現在去留學，將來回國就可以幹一番救國救民的大事。”葛健豪這“第一個留學老學生”的風采，對當時的青年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的報紙發表文章説：“近來吾湘學界向外發展的勢頭很大，法國、南洋兩方面去的人頗多，這是吾湘一點生機……其中我最佩服的還有兩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親，都是四五十歲的人，還遠遠地到法國去勤工儉學，真是難得哩！……我們做青年的，應當如何勇猛精進，莫為那兩位竊笑道：你們到底不行吧！”

經過35天的航海旅行，葛健豪等於1920年2月2日安全抵達巴黎，7日到達蒙達尼。由於當時法國的男女學生不同校，她和女兒蔡暢，以及向警予等女生入了蒙達尼女子中學，兒子蔡和森入男子中學。 ^[5] 

葛健豪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四年，是她傳奇經歷中更具傳奇色彩的四年。在這裏，她像小學生一樣，刻苦攻讀法文。雖然年紀大，記憶差，又沒有任何的外語基礎，但她憑着頑強的毅力，從一個個單詞學起，在同去的人中，每天數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經過不懈的努力，她終於能用法文對話和閲讀法文報刊了。在法國留學的日子裏，她積極支持兒子蔡和森與向警予、女兒蔡暢與李富春相互進一步瞭解，並支持他們分別自由結婚，認為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戰”。那時，葛健豪與蔡暢、向警予一起，白天學習，回家後立即開始刺繡，直到深夜。葛健豪的刺繡工藝精湛，深得法國婦女的喜愛，一件可賣幾十法郎至上百法郎。換來的錢，她不止是供自己和兒女們的勤工儉學，她還用剩餘的錢資助他人。在留學的同時，她積極參加了留法學生的革命活動，尤其是對蔡和森等人在法國的建黨活動予以支持和幫助。她曾發起組織了“開放海外大學女子請願隊”，她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到里昂大學請願。 ^[7] 

1921年2月28日發生的向北洋軍閥政府駐法公使館的請願鬥爭，她又一次參與其中。她與蔡暢、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學生的最前列，衝進了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館，迫使其作出了讓步。 ^[4] 

1922年，蔡和森與向警予先後歸國，參加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蔡暢於1923年2月在法國生下了小孩。葛健豪既要勤於做工，又要儉以求學，還要參加革命活動，又要為女兒當保姆。她一個人要付出幾倍的辛勞，但她堅持下來了。直到同年秋，黨派蔡暢、李富春夫婦二人去蘇聯學習後，她才帶着小外孫女李特特輾轉歸國。

葛健豪歸國後，由於家庭成員的革命工作和當時階級鬥爭的激烈，先在上海短暫停留，後在長沙安家。除細心照料着孫兒孫女外，葛健豪還積極投入湖南的婦女解放運動。1924年，主政湖南的趙恆惕推行“立憲自治”，葛健豪與唐羣英、王昌國等人倡議恢復了湖南女界聯合會，最終使湖南省憲政委員會同意在《湖南省憲法》中列入如下條文：“無論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歲以上男女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享有受義務教育以上的各級教育權”。開創了憲法收錄“男女平權”的先河。 ^[2]  當時的湖南《大公報》就有關於葛健豪在1924年6月9日參加省女界聯合會“恢復成立大會”，及6月25日她參加討論女界聯合會的簡章和宗旨的報道。 ^[5] 

1925年夏，葛健豪又在長沙顏子廟辦起了一所平民女子職業學校。由於她的影響，省總會介紹眷屬來入學的特別多。學校開辦時為兩個班，後來增至4個班。這所學校由於與共產黨的關係密切，實際上成了革命者的活動場所。葛健豪親自為黨傳遞信件，擔負黨的接頭任務，還讓黨內的許多同志在校內寄住。畢業學員中有許多人後來成了革命者。“馬日事變”後，學校的一些革命者的身份暴露，女子平民學校因此遭到了破壞而停辦。

大革命失敗後，她先後輾轉於武漢、上海，掩護兒女、兒媳和女婿幹革命。至1928年她的二兒蔡麓仙與三兒媳向警予先後為革命犧牲後，經蔡和森與蔡暢商定，才把老母親安排回到了老家湖南永豐。1931年，蔡和森在廣州壯烈犧牲，家中的人怕她傷心，一直瞞着未讓她知道。葛健豪居家的生活是十分艱苦的。這時，她在永豐的老家一點財產也沒有，只好與丈夫帶着長女及孫輩們租居別人的房子。1932年，其丈夫蔡蓉峯去世，葛健豪便在距永豐十多華里的石板衝定居下來。為了生計，她種了幾畝地，她和女兒慶熙、孫子蔡博，外孫女李特特一起，過着清貧的生活。

葛健豪在臨終前，她還一直不知道兒子已經為革命壯烈犧牲。她問長女蔡慶熙：“和森、鹹熙（蔡暢）有信回沒有？”並要長女寫信告訴他們：“母親已看不到他們的事業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會勝利的！”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病逝於永豐石板衝，終年78歲。 ^{[6]  [8]} 

葛健豪以“好學無分性別、有志不論年齡”的胸襟遠見，投身女權運動，積極創辦女學，哺育培養了一大批優秀革命兒女。 ^[9]  她與唐羣英、王昌國等人一起恢復女界，促使《湖南省憲法》條文中載明瞭“男女平權”內容，也自此開創了中國憲法收錄男女平等的先河。 ^[2]  她掩護中共成立機構和傳遞信息，並培養了大量革命幹部，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富春等人。 ^[3]  葛健豪雖非中共黨員，卻立傳於《中共黨史人物傳》第六卷 ^[6]  ，是其中唯一的一位非黨人士。 ^[4] 

1913年，湘鄉縣立第一女校開始招生了，葛健豪得到這個消息後，毅然賣掉了一部分陪嫁的首飾湊足所需費用，帶着蔡和森、蔡暢，還有新喪了丈夫的長女蔡慶熙和蔡慶熙的女兒劉昂，一道進了湘鄉縣城。當她來到縣城第一女校報名時，學校老師見她年紀這麼大了（實齡48歲），不肯讓她報名。她很氣憤，便要兒子幫她寫一張“狀紙”到縣衙去告狀。縣官看完呈文，例行公事地説：“叫什麼名字呀？”葛健豪答：“我原名叫葛蘭英，現改名叫葛健豪，‘健’就是要做改造社會的健將，‘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強。”縣官聞言一驚，又問：“為什麼要讀書？”她大聲説：“要尋求救國道理，男女都要讀書。”縣官覺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婦人，便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個字，令學校破格錄取。就這樣，葛健豪被免試進了湘鄉縣立第一女校，與兒子蔡和森同讀高小班。蔡暢就讀初小班，長女蔡慶熙就讀縫紉班。入學後，葛健豪和兒女們一樣勤奮好學。年底，他們學費用完了，才一道返回永豐鎮。

舊社會，重男輕女和男尊女卑的陳腐惡習非常嚴重，葛健豪勇敢地與之挑戰，倡導男女平等。當時，別家的女孩大都被困閨房她則讓自己的女兒到外邊與男孩子一起玩耍；別家女孩幾歲就要裹腳，她的晚女蔡暢（鹹熙），就從未包過腳。特別是1913年夏，蔡蓉峯為5000元的聘禮，要把年僅13歲的蔡暢賣給一户地主做小媳婦時，她更是十分氣憤，激勵女兒同父親抗爭。為了女兒免遭迫害，她要女兒躲到長沙的一個親戚家去。正是由於有這樣的母親支持，年幼的蔡暢順利地來到了長沙，在那裏找到了哥哥和森，不久就入了周南女校體育專科，開始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緊接而來的是蔡蓉峯的離家外出，丟下家裏不管。葛健豪一點也不覺得難過和惋惜，而是考慮自己應該怎麼辦，能不能像秋瑾那樣。 ^[5] 

葛健豪到省城後，尤其是兒子蔡和森與毛澤東等人結識，很快就成了這班有志青年的革命活動的熱情支持者和參與者。大家總是親熱地稱她為“蔡伯母”。她的家，也成了談論時政、交流思想的聚會場所。翌年春，“新民學會”就是在她家成立的。 ^[1]  新民學會成立後，“蔡伯母”常常去當“旁聽生”，傾聽他們的議論，領悟其中的道理，從中接受了新思想。正如蔡暢後來回憶這段生活時所説：“我母親在那時候，真是一個可驚的婦人。當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她年近50歲了，但她很受革命的影響。”

葛健豪生三男三女，除大兒子、二女早亡外，餘皆走上革命道路。

2001年6月，大型話劇《母親》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演出。話劇通過抗爭、求索和親情三個篇章，展現了母親葛健豪的命運變化及情感衝突。

2005年葛健豪誕辰140週年之際，由作家李伶伶所著的大型紀實文學《葛健豪傳》在中國婦女出版社出版發行。全書通過：定下“娃娃親”；頑劣的少女時代；奉命成婚；“瀟湘三女傑”；求學、辦學；助女抗婚；見證“新民學會”；遠赴法蘭西等九章內容，介紹了葛健豪的一生。 ^[10] 

2006年5月，中央電視台《走遍中國》欄目組拍攝《女傑之鄉》，以李特特重返鄉里尋找外婆葛健豪的足跡為主線，展開了一幕幕傳奇故事。 ^[10] 

2012年播出的電視劇《我們的法蘭西歲月》中，李婷飾演葛健豪。 ^[14] 

1985年12月，為紀念這位革命之母，雙峯縣人民政府在永豐鎮五四村為她立碑：“蔡母葛健豪紀念碑”，碑名由陳雲題寫。 ^[8] 

2007年10月，葛健豪家鄉雙峯縣被全國婦聯正式命名為全國第一個“中華女傑之鄉”。 ^[11] 

2008年4月15日，雙峯縣八女傑雕塑揭幕儀式在女傑廣場舉行。包括葛健豪、秋瑾、唐羣英、向警予、蔡暢、王燦芝、曾憲植、曾寶蓀八女傑雕像。 ^[12] 

“革命的母親”之葛健豪，與“創立民國的巾幗英雄”之唐羣英、“辛亥三傑”其一之秋瑾，被後人並稱為“瀟湘三女傑”。 ^[13] 

1943年，毛澤東在延安得知蔡母逝世後，提筆寫了“老婦人，新婦道；兒英烈，女英雄”的輓聯，給“蔡伯母”以最好的褒獎。

1985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德珩題寫了“母儀是式，亮節高風”的讚辭，並題詩：“豪傑蔡家多，兒女萬人歌；堪為烈母頌，留學創先河。”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