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雲台

聶其傑，字雲台，以字行，湖南衡山縣人，1880年10月8日出生於湖南長沙 ^[4]  。聶緝槼第三子。幼時隨父在外。1893年回原籍參加童子試，考取秀才，此後從外國人學英語及電氣、化學、工程等。

1904年，聶緝槼任浙江巡撫時，令內帳房湯癸生出面在華新紡織新局基礎上組織復泰公司，由湯任復泰總理，聶雲台任經理。次年，湯病死，聶雲台將復泰改組為聶家獨資經營企業，自任總理、其弟其煒(字管臣)任協理。1908年，他憑藉聶家在股權上的優勢，以3.15萬兩銀得標，全部佔有華新這個企業，即改名恆豐紡織新局，聶雲台任總理，聶其煒任協理。1909年(清宣統元年)開辦訓練班，培養技術人材，廢除包工制。1912年(民國元年)又率先將蒸汽機改為電動機，成本降低，產量很快增加，獲得較多利潤。一部分資金投入洞庭湖濱種福垸，佔有土地4萬餘畝。

1917年(民國6年)，他與黃炎培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中華職業教育社，擔任臨時總幹事。1919年6月，發起企業招股，在吳淞藴藻浜籌建大中華紗廠，有紗錠4.5萬枚，資本達200萬兩，為當時華商紗廠，他擔任該廠董事長兼總經理。與此同時，還與姚錫舟等集股在江蘇崇明建大通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與王正廷等在上海建華豐紡織公司，與張謇等在吳淞辦中國鐵工廠，與孔祥熙等辦中美貿易公司等企業，在這些企業裏，他分別擔任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等職。此外還參加上海紗布交易所的籌建，並設恆大紗號作為交易所機構。1921年為銷售種福垸所得糧谷，又在長沙開設協豐糧棧，成為湖南最大糧棧之一。聶家企業的發展，使他在工商界成為風雲一時的人物。1920年起，他擔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和全國紗廠聯合會副會長。

1923年(民國12年)後，由於外國資本捲土重來，他所經營的各項企業遭受巨大損失，大中華紗廠於1924年8月僅以150餘萬兩忍痛出售(華豐紡織廠則於1927年被日商併吞)。接連的挫折，使他在商界的聲譽大為降低。1924年，不得不以退休為名，居於幕後，而由他的另一個兄弟聶潞生出面活動。

恆豐在抗日戰爭時期，曾被日本軍管。1942年(民國31年)更與日本大康紗廠合辦，成立所謂“恆豐紡績株式會社”。抗戰勝利後，恆豐被國民政府行政院經濟部接收，他寫信向宋子文求助，並通過當時軍政部次長俞大維説情，才將產權收回。

恆豐收回後，已無力經營，遂邀大棉商吳錫林、吳柏年入股，改組為恆豐股份有限公司，他任董事長。解放初期，恆豐設備陳舊，資金缺乏；財務虧損，經人民政府多方扶助整頓，生產逐步好轉。

聶雲台於1953年12月13日，病逝於上海。 ^[2] 

聶雲台雖然身為實際經營的企業家，但對全局性的國民經濟問題同樣給予相當的關注。1916年，他撰寫《生產救國》一文，闡述了他的社會經濟管理理論，三十年代，他又出版了《廉儉救國説》一書，進一步闡述了他的基本管理思想。為了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聶雲台主張從生產和消費兩方面着手改善宏觀管理。

1.生產救國論。聶雲台認為，當時世界紛爭的最終根源是生活資料的不足，而要解決這一生計問題，必須首先大力發展生產。他主張生產要大於消費，快於消費，這在一定程度是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基於這種認識，聶雲台還提出：“生產要多，要極多。吃不完的，要公積起來備饑荒缺乏時用。……到這樣時候，人民豈有因生活問題來爭殺的呢?”(《恆豐彙刊·生產救國》，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不過，聶雲台的生產概念主要是指農業，並不包括近代工礦業在內，這是一種理論上的欠缺。

2.廉儉消費論。聶雲台把節儉作為中國民族的美德加以強調，不贊成當時國內的消費崇洋傾向，認為這將導致外國侵略加劇，財富外流不止的後果。從這種觀點出發，聶雲台主張國人堅守傳統的節儉美德，尤其是女性同胞，更應肩負轉變社會風氣的責任，“屏斥美華之服飾用具，勤儉克苦以激勵男子，共造成良好之社會風氣，培養國家之元氣”。從經濟上看，厲行節儉消費可以大大減少外貿入超，國家財富不致外流，漏卮既堵，財政窘境便可緩解，平民賦税負擔得以減輕，從而使國民經濟納入良性發展的軌道。聶雲台這樣斷言：“田賦既輕，而其他日用品概無捐税，且農得安其業，而工商不為奢侈之物品，則能使農產物增多，故物價廉而農與商仍有利可圖也。”(《廉儉救國説》，國光印書局1934年版)這種消費管理思想是在外國加緊對華經濟侵略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來的，因而具有新的理論價值。

聶雲台在企業經營管理方面提出的觀點比較零碎，但同樣具有獨特的理論意義。

1.明確主張私有經營形式。作為一位資產階級企業家，聶雲台對企業經營形式持鮮明的私有制觀點，他反對當時的官辦形式。(《恆豐彙刊·生產救國》)

2.企業管理目標説。聶雲台對企業管理有着既定的實施目標，他強調工廠的功效，就是出貨好，成本輕，售價高。這實際是對提高企業效益作了全面而簡潔的概括。 ·

3.大膽實施企業內部的管理改革。聶雲台主持的恆豐紗廠曾有過一段發展迅速的黃金時期，這主要得益於不斷推行的管理改革。如1909年，聶雲台親自主持開辦訓練班，培養技術人才；在勞動制度上廢除了包工制。1912年，他率先在企業內將蒸汽引擎改為電動機，不僅降低了成本，而且增加了產量。1919年後，恆豐紗廠在聶雲台的領導下又進行過一次較大規模的設備更新。

4.企業人才素質論。聶雲台對企業管理人員不僅提出過專業技術上的高標準，而且注重於個人品德素質的考察。他要求企業幹部具備吃苦耐勞的品德，還要有克己盡責的觀念。

5.企業經營的轉型傾向。在企業發展過程中，聶雲台還產生過從輕紡工業向機械重工業轉變的思想。他於1921年在上海吳淞一帶創辦中國鐵工廠，其原因就是因為中國自己不會製造紡織機，向外國訂購，不僅價貴，而且運輸費時，連零件也要仰給於外國，國人自己建廠以後，發展紡織工業所需的機器可以自給自足。聶雲台的這一經營轉變思想不僅是企業發展的產物，也是與其愛國思想密切相關的。 ^[5] 

聶緝槼(1855—1911)，湖南衡山人。字仲芳。曾國藩女婿。1884年任上海製造局總辦。1890年遷蘇松太道，在官商合辦的華新紡織新局中佔有股本54000兩銀子，又利用其內帳房湯葵生組織復泰公司，承租新華紡織廠。1894年調任浙江按察使。1899年代理江蘇巡撫。1901年調補安徽巡撫。1903年改任浙江巡撫。1905年因浙江銅元局舞弊案發被撤職。1909年將華新紡織廠改為獨資經營的恆豐紡織局(後稱恆豐紗廠)。為近代中國由官僚轉向民族資本家之典型。 ^[1] 

曾紀芬（1852～1935），晚號崇德老人，曾國藩幼女。其夫聶緝槼是中國近代著名民族資本家之一，以幫辦滇捐局起家，至上海製造局總辦，官遷至浙江巡撫。聶雲台是其第三子，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曾紀芬的書法得自父親的真傳，頻見功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