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玉器

環太湖地區的史前玉器，從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經歷了一個數量由少漸多，製作由粗糙到日益精緻，紋飾由簡單到繁複，形體由小到大的過程。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的玉器玉質較為粗劣，硬度不高，均為素面無紋的小件管、珠等裝飾品，製作工藝還很粗陋，一般仍是沿用舊石器時代製造石器的傳統工藝，表面磨製較為粗糙，鑽孔多不準，而偏離中心，表現出原始特徵。至崧澤文化時期，先民們已初步具備鑑定玉材的能力，軟玉的使用就是較好的證明，玉器的種類也有所增加，環、斧的出現表明玉器已有大型化的趨向，同時也標誌着製作技術的進步。鑑於崧澤文化已開始使用硬度較高的軟玉製作器物，故推測此時可能已出現了石英砂等介質，從器物表面打磨光滑的程度來看，當時已有了較高的拋光技術，鑽孔技術也略有進步。良渚文化玉器繼承崧澤文化玉器的傳統，並在其基礎上發揚光大，改進了切割、拋光、琢刻、鑽孔等制玉工藝，製作了種類各異的良渚玉器，創造出了燦爛的良渚玉器文明。

良渚文化玉器的材質，根據反山、瑤山、福泉山、寺墩等多處遺址出土玉器的礦物學鑑定，以具有羶狀交織纖維顯微結構的透閃石-陽起石系列閃石玉為主力軍，也有部分蛇紋石岫玉，其他葉臘石、螢石、綠松石、菱鎂礦、迪開石、玉髓等豐富多樣的美石類“假玉”，也被不同程度的使用。作為良渚文化玉器玉料的主力軍的閃石玉，出土時絕大部分都呈現出色彩豐富的外觀形狀，如近山區的餘杭良渚遺址內出土的玉器，幾乎都以不透明的白色或黃白色為外觀特徵，及俗稱的“雞骨白”、“南瓜黃”；而半透明的淡湖綠色或青綠色玉器，絕大多數出於上海、蘇南、嘉興等平原地區。根據礦物學研究和古文獻的判斷，良渚文化的玉料可能主要來自就近取材。江蘇溧陽小梅嶺閃石玉礦石的發現，為良渚文化玉料產地提供了線索。 ^[1] 

1.解玉砂製作。良渚文化的解玉砂具體制作情景難以重現，但管鑽、切割等制玉流程中留下的痕跡表明，使用解玉砂也是當時玉作工藝的核心內容。

2.開玉解料與磋切成坯。針對良渚文化開玉解料、磋切成坯所運用的工藝技術，已形成了柔性線狀物切割（線切割）、硬性片狀物切割（片切割）、旋截法切割（旋切割）與圓盤形砣切割（砣切割）四種不同看法。

3.設計打樣。吳家埠遺址出土的半成品玉琮，是良渚玉器制琢過程中設計打樣的實物範例。此琮兩端面上保留着設計打樣的“框線”。

4.鑽孔打眼。良渚文化玉器幾乎都有孔眼，根據孔眼的大小而採用不同的鑽孔方式，琮璧鉞環鐲等孔徑較大的採用空心管鑽；璜、梳背、錐形器、管、珠上的小孔多采用小的實心桯鑽。

5.琢紋刻符。良渚玉器琢紋的方法有淺浮雕、透雕、陰線刻三種。

6.研磨拋光。研磨是切割成坯後使器形規整的主要手段，也是淺浮雕琢紋的主要手段；拋光多使用柔性材料，如皮革、樹皮等，即使添加砂性的拋光劑，其粒度也比研磨用砂細軟。 ^[1] 

良渚文化玉器種類，有璧、琮、璜、瑗、玦、環、鐲、鉞、帶鈎、紡輪、匕、勺、“耘田器”（刀）、三叉形器、錐形器、柱形器、半圓形器、月牙形器、圓牌、圓飾、梳背（冠狀器）、鉞冠飾（瑁）、鉞端飾（鐓）、杖端飾、端飾、柄形器、彈形器、條形飾、半瓣形飾、管、珠、墜、串飾、人、蛙、鳥、魚、龜、蟬、鑲嵌片等40餘種，其中以琮、璧、鉞、梳背、錐形器等為主。

玉琮是良渚文化原創的玉器器形。形態有矮有高，橫截面有圓形方形，穿孔有大有小，紋飾有繁有簡，形態有完整和裁割後的局部殘缺。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分葬具內外。葬具之內，有套戴在死者手腕上（如新地裏M137:8玉琮）或位於死者腰腹部位的矮體大孔琮，豎直於死者頭端或頭側的矮體大孔或小孔琮（如寺墩M3:43玉琮、反山M12：98“琮王”），有環繞死者身體擺放（如寺墩M3），有單獨放置於死者胸部（如亭林M16）以下直至腳端（如寺墩M5）的高節琮等。葬具之外，有單獨（匯觀山M4:1）或三件成組（如後楊村M4）等距離豎直在棺蓋之上的琮。凡此種種，無不顯示着玉琮形制及其功能的複雜性。

研究表明，良渚玉琮由張陵山M4的圓筒形單節矮琮，到寺墩M3、草鞋山M198的方柱體多節高琮，形制上總體表現為橫截面由圓漸方、器形由矮漸高、紋飾由繁漸簡的早晚發展趨勢。而且，玉琮的出土位置及其形制的變化如影隨形。新產生的玉琮形制，在功能（位置）上往往表現為對前一形式玉琮的繼承與衍生。據此，我們將良渚玉琮分作逐漸轉化的五種形式，這五種形式既表述了玉琮前後相繼的五種形態，又包含每一種形式內玉琮早晚有所變化的亞形態。

第一種形式的玉琮，形體似鐲，橫截面呈圓形的筒形柱體，外壁有意琢出的長方形凸弧面上，琢刻着卵目獠牙的獸面紋飾。張陵山M4:02琮是徵集品，但出土單位較為清楚，此墓經發掘出土的陶器，都變現出蘇南地區良渚文化早期的器形特徵，而玉琮純以陰線琢刻紋飾，獸目為重圈圓眼，尚未變為卵目，圓眼上端有弧起的兩條眉弓（眉毛），中間沒有向上豎起的羽冠。此琮被認為是形制、紋飾最古老的一件玉琮標本。瑤山M9：4與M10：15兩件玉琮，形體跟張陵山M4:02無別，都出土在死者的右側手腕部，但採用淺浮雕結合陰線琢刻的紋飾，都比張陵山琮繁縟複雜，瑤山M9：4卵形的獸目、蒜形的鼻翼一級上端中央豎起的簡單羽冠紋都為張陵山所未見，瑤山M10：15獸面紋頂部還有兩組刻畫弦紋的橫向平行凸稜，以象徵被簡省的神人及其羽冠。

外壁有五塊長方琢紋凸面的匯觀山M2:34是琮是鐲，存在爭議，但其形體與出土部位，跟瑤山M9:4與M10：15兩件琮完全一致，紋飾也跟瑤山M10：15接近，只是進一步簡化，獸面顯露獠牙的闊嘴已被省減掉，簡化為卵目和鼻翼的結合，所以，我們認為它應是早期玉琮形體還沒有完全固定前的一種特殊形制。

第二種形式的琮，為形體由內外俱圓向內圓外方逐漸演化的中間過渡形態，圓筒形外壁四塊琢紋凸面的中間各自向外突出，形成相鄰兩面將紋飾對分的轉角，轉角大於120°，琮體弧面弧度較大，橫截面為近圓的弧邊方形，紋飾出現分節，但不超過四節。反山M12：90、M12：93、M20：121、M23:22，寺墩M3:43，橫山M2:11，福泉山M9：14、M9：21等都為其代表。此種形式的琮，多數發現於死者腰腹部外側的手臂部位，但反山M23：22與寺墩M3：43兩件卻豎直在死者頭端。

第三種形式的琮，轉角外凸更明顯，轉角小於120°但大於90°，琮體弧面弧度減小，橫截面為弧邊方形，紋飾分節不超過四節。墓葬中，此種形式的琮絕大多數發現於死者手臂或腰腹部位，新地裏M137玉琮出土時就套戴在墓主手腕骨上。但也有例外，如反山M12：98“琮王”位於“墓主左肩上方”，江陰高城墩M5兩件III式玉琮出土時，疊置於死者頭端，形體較大的M5:2，正放，在下，較小的M5:1，倒置，在上。

第四種形式的琮，轉角等於或接近90°，橫截面近正方形，但琮體高度小於射徑，紋飾節數為一或二節。此種形式的琮，在墓葬中的出土部位更趨複雜，反山M23：126位於死者腿腳部位，出土時夾在兩件玉璧之間，M23：163更靠北，毗近墓葬北端隨葬陶器，疊壓玉璧。匯觀山M4出土兩件琮，一件（M4:1）位於墓葬棺室南端，明顯高出其他器物的出土面，推測原先應當放置在棺蓋之上，另一件（M4:2）出土於死者腰腹部。後楊村三件成組等距離豎直在棺蓋上的玉琮，雖然已經受沁朽蝕，但形制都屬此種形式。寺墩M3出土的33件玉琮中，也有M3：5等屬此種形式。

第五種形式的琮，橫截面近正方形，轉角等於或接近90°，但玉琮高度大於射徑，即所謂的高節琮。此種琮在墓葬中的出土部位也較複雜，亭林M16：17九節高琮出在死者胸部，福泉山M40：26、110兩件裁割玉琮分別位於墓葬中部死者腰腹部西側與北端，M2：18五節高琮則位於墓葬北部東側，寺墩M5:72十一節高琮位於北部腳端陶器堆中，M3的33件玉琮，除四件外，其餘都為此種形式的琮，基本圍繞死者人骨架四周擺放。

有趣的是，第五種形式的琮中，八節以上的高節琮，主要出土在太湖東部與北部，其最南屆為上海金山亭林遺址，亭林M16中出土一件高24釐米的九節琮。迄今尚未在太湖以南的杭州、嘉興與湖州地區，出土八節以上的高節琮。因此，玉琮由矮變高的形制演變趨勢，亦存在着複雜的地域差異，而這種地域差異所隱含的社會學層面的意義，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 ^[1] 

龍首紋是良渚文化玉器上最早出現的紋飾，主要見於早中期環、鐲、管以及錐形器等少數玉器的外緣，也有個別的圓雕作品。神人獸面圖像及其簡化與抽象的圖案，是良渚文化中晚期玉器上最通行的紋飾內容，而且還是玉梳背等一些玉器的造型源頭。平面雕刻的鳥紋，主要見於琮、鉞、梳背、三叉形器與璜等玉器上。

良渚文化玉器是神崇拜的載體，同時也是世俗生活的反映。不同種類、不同數量、不同體量、不同組合關係的良渚文化玉器，除了承載“事神致福”的神聖內容外，更已成為世俗社會中舉足輕重的物質財富，它既是顯貴者階層攫取“祀與戎”權力的象徵，也是平民階層樸素情感與信仰的外在體現，妝點着社會各階層的精緻生活。良渚玉器豐富的器形，眾多的數量，先進的工藝，精美的紋飾，複雜的功能，深遠的影響以及蔚為大觀的用玉情景，不唯為中國新石器時代，也為世界同時期所絕無僅有，它在中華玉文化傳統中的突出地位，已不言而喻，成為疏解中國古代禮制形成以及中華五千年文明無可替代的重要實證。 ^[1] 

良渚玉器博物館(2張)

我們的祖先對玉器的崇拜在良渚時期達到了高峯，良渚文化用玉、愛玉、尊玉的精神傳播四方，範圍可達半個中國。良渚文化巨大的文化輻射力，對周邊文化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龍山時期是晚於良渚文化的時期，是中國史前時代的最後一個時期，大約從距今4500年左右開始，到距今4000年夏代誕生結束。中國各地如山西、浙江南部、山東、西北等地龍山時代的遺址中，很多都發現了與良渚文化風格相似的玉器。

在夏、商、周時代的許多遺址中，也發現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器，表明良渚文化始創的玉禮器，成為了商周玉禮器系統中的組成部分。三代的禮儀制度受到良渚文化的影響，良渚文化足以堪稱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