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已相當進步。稻穀有秈、粳稻之分，並普遍使用石犁、石鐮。

良渚文化手工業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製作、製陶、木作、竹器編織、絲麻紡織都達到較高水平。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

尤其是出土的琢制玉器，其數量之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美，均達到史前玉器的高峯。玉器上的紋飾主題神人獸面紋，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觀念的體現和信仰，並逐步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還出現了不少刻劃符號，這些符號在形體上已接近商周時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 ^[5] 

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遺址初步報告》。施昕更成為良渚遺址的第一個發現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驅。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稱。

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的發掘，使人們對良渚文化的認識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禮器，將長期被視為“周漢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座標，自此，長期以來籠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紗被撩開了。

在前一階段考古諸多發現的啓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窯一帶相繼發現了反山顯貴者墓地，瑤山、匯觀山祭壇與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築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遺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時期的村落遺址和墓地。目前已發現各類遺址135處，它們共同構成了分佈密、類型多、規格高的遺址羣落。學者們稱之為“良渚遺址”，它是整個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片“聖地”。

2007年，考古學家又發現以莫角山宮殿為中心的四周還有一圈環繞的城牆。這個大發現標誌着在七十年考古歷程中，繼發現良渚遺址、命名良渚文化後的又一個重要的階段——確立了良渚文明。

良渚文化遺址(6張)

1935年5月，在西湖博物館對杭州一個叫古蕩的遺址進行發掘，當時在西湖博物館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參加了這次發掘，在整理出土器物過程中，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別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這種石斧在他的家鄉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尤其是盜挖玉器，因此，在盜坑附近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先生從小生長在良渚，對當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這兩地的石斧有沒有什麼聯繫呢？良渚為什麼也有這種石斧出土呢？這些疑問誘發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調查的想法。經過多次的調查，施昕更先生採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他隱隱約約感覺到了良渚似乎有一個古遺址的存在。將這些情況和想法向當時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先生彙報後，在館裏同意和支持的情況下，施昕更先生開始主持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 ^[4] 

自從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發掘共進行了三次，獲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實物資料，由此從科學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着遠古文化遺存。有了第一手考古發掘資料後，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寫考古發掘報告，經過半年多的努力，1937年春報告完成，題為《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以下稱《良渚》）。全書5萬餘字，製圖100餘幅，詳細介紹發掘經過、收穫，提出頗有創見的看法。書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認識到了良渚遺址古文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的重要性。 ^[4] 

雖然他當時認為這支古文化是龍山文化的一支而與後來認定的事實有悖，但是應該説，一個年僅25歲，非專業考古工作者的年輕人，能作出這樣的學術判斷，已經是十分難能可貴了。事實上，他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果，還想繼續發掘考證。但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變爆發，粉碎了他的計劃。同年12月24日，杭州淪陷，施昕更先生所撰寫的《良渚》一書的印刷被迫中斷，他攜帶原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往浙南，不久即投筆從戎，在瑞安縣抗日自衞會工作。

1938年，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幫助，幾經周折，《良渚》一書才得以在上海勉強出版，而被視為珍寶的許多出土器物則因來不及搬遷而毀於戰火了。更不幸的是，這位本來還應該能夠在良渚遺址發掘研究上大有作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紅熱而英年早逝。何天行與施昕更兩位先生對良渚文化發掘研究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正是由於他們的發現才會有今天的，他們是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的兩位先驅。

1936年5月，參加發掘杭州古蕩古文化遺址，出土的有孔石斧，曾在良渚見過，乃於7月回良渚，在枯涸池底撿得石器數件，又在地面發現許多陶器碎片，其中有陶鼎足。帶回杭州，請董聿茂館長鑑別。董認為這些陶器年代很古，説不定是個重大發現，支持他進一步發掘鑽研。同年11月初，再赴良渚，在棋盤墳第一次發掘，出土大批陶器。同年12月和次年3月，又進行第二次及第三次發掘。把發掘範圍由良渚擴及安溪、長命、大陸三個鄉，包括棋盤墳、橫圩裏、茅庵前、朱村兜、荀山、許家兜、近山、橫村塘、大雄寺、鍾家村、金家弄、宋村、後河村等10餘村，獲得石器和陶器兩大筐，500餘件。4月，陪同南京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董作賓、梁思永到遺址考察。對三次發掘的出土文物，進行了研究整理。在館長董聿茂和同事鍾國儀等的協助下，於1937年春，寫就5萬餘字的《良渚》一書（又稱《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的初步報告》），製圖100餘幅，詳細介紹發掘經過、收穫，提出頗有創見的看法，由西湖博物館出版。文稿付排後，抗日戰爭爆發，印刷中止。昕更攜帶文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徙蘭溪、永康、松陽，經董聿茂呼籲，浙江省教育廳同意出資付印。1938年秋，《良渚》一書問世，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矚目。

1959年底，考古學家夏鼐命名這一新石器文化為“良渚文化”。

出土文物(24張)

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質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採用輪制，器形規則，圈足器居多，用鏤孔、竹節紋、弦紋裝飾，也有彩繪。玉器發現很多，有璧、琮、璜、環、珠等，大部分出土於墓葬中。與良渚遺址同類型的遺址，在長江下游的蘇南，直至錢塘江以南的地區，分佈較廣，考古學界統稱為“良渚文化”。據對有關遺址出土文物的碳14測定，其年代距今約四五千年，先後延續達數千年之久。

1982年底，考古工作者在位於長江北岸的浦口營盤山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器、玉器、陶器等遺物。其中出土了最早的龍形玉飾件。這兩條龍一條是"抬頭龍"，脖子是往上抬的，另一條則是"俯首龍"，龍頭是往下彎的。 ^[6] 

1986、1987年，從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隨葬品，其中玉器佔90%以上，象徵財富的玉器和象徵神權的玉琮和象徵軍權的玉鉞，為研究階級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而且使世界上許多大博物館對舊藏玉器重新鑑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誤認為是“漢玉”（實際上是良渚玉器）的歷史推前了2000多年。出土的絲織品殘片，是先摷後織的，這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絲織實物，這塊距今4700–5200年的絲絹堪稱“世界第一片絲綢”。王遂今先生（《吳越文化史話》，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等論證，“絲綢之源”起源於長三角，上古黃河與西北是從河姆渡、良渚等江南絲綢文化北傳過去的。1994年又發現了超巨型建築基址，面積超過30萬平方米，確認是人工堆積的大土台，土層最厚處達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見。考古學界認為“良渚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源頭”。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佈在長江下游的古文化，距今約四五千年。《鶡冠子》記載説“成鳩氏之國……兵強，世不可奪”，實際上就是説良渚文化集團的武力強大，天下無敵。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時期，農業已率先進入犁耕稻作時代；手工業趨於專業化，琢玉工業尤為發達；大型玉禮器的出現揭開了中國禮制社會的序幕；貴族大墓與平民小墓的分野顯示出社會分化的加劇；刻劃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認為是中國成熟文字的前奏。專家們指出：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

良渚文化發展分為石器時期、玉器時期、陶器時期。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達到了中國史前文化之高峯，其數量之眾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時期中國乃至環太平洋擁有玉傳統的部族中，獨佔鰲頭。而其深涵的歷史文化底藴，更給世人帶來了無限的遐想。

文字是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在良渚文化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單個或成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劃符號，學者們稱之為“原始文字”。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生產已相當發達，從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農具看，良渚人已擺脱一鏟一鍬的耜耕而率先邁入了連續耕作的犁耕階段，從而為當時社會的繁榮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良渚文化以黑陶著稱，胎質細膩、造型規整，器種變化多樣，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壺的組合，構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羣。 ^[7] 

良渚文化大體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以錢山漾、張陵山等遺址為代表。陶器以灰陶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魚鰭形足的鼎、袋足、鏤孔豆、貫耳壺、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

晚期以良渚、雀幕橋等遺址為代表。陶器以泥質黑皮陶較為常見，並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貫耳罐、侈口圓腹罐、簋、大圈足盤、寬把帶流杯等。

良渚文化是環錢塘江分佈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而命名，距今約四五千年 ^[23]  。

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聖地，國家文物局已正式將良渚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預備清單。

良渚文化是分佈於錢塘江地區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距今約四五千年。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的良渚、瓶窯兩鎮。

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發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這幾年，良渚文化遺址從40多處增加到135處，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夾細砂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輪制較普遍。一般器壁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為多，少數有精細的刻劃花紋和鏤孔。圈足器、三足器較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魚鰭形或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大圈足淺腹盤、寬把帶流杯等。

琮、璧一類玉器數量之多和工藝之精，為同時代其他文化所未見。

良渚石器磨製精緻，新出現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鐮和階形有段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相當精美。

良渚文化所處的錢塘江流域是中國稻作農業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錢塘江南岸的半山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遺址，在眾多的良渚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較多的石制農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時期的農業已由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階段，這是古代農業發展的一大進步。

由此帶動了當時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更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因而，製陶、治玉、紡織等手工業部門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尤其是精緻的治玉工藝，表現了當時手工業高度發展的水平，其他諸如漆器、絲麻織品、象牙器等，均表現出當時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先進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內涵。

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激烈的變革，社會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等級階層，這在墓葬遺存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瑤山、匯觀山等貴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築的大型墓台，貴族墓大都具有寬大的墓穴、精緻的葬具，特別是隨葬有一大批製作精美的玉禮器。

與其相對的則是如徐步橋、千金角、平邱墩、吳家埠、廟前等遺址所見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們不具有專門的營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圍，墓穴狹小，隨葬的只是簡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裝飾用玉飾件。

可見，良渚社會已在激烈的衝突中顯現出等級差別。而這種差別中藴含的財富聚斂，則是通過凌駕於氏族社會之上的某種社會權力來達到。

大型墓台的營建工程量巨大，特別是象莫角山這樣的非當時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們不得不十分欽佩良渚文化時期人們的營建能力。如此大規模的營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會秩序來加以保證，否則是難以想象的。而建立這種社會秩序，又是與當時社會等級差別的產生有着密切的聯繫。

可以説，在良渚文化時期，在氏族和部落裏已經出現了具有很高權威的領袖人物，有着組織大量勞動力進行這類大規模營建工程的社會權力。

這種社會權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現在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製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個複雜的多工序的勞動過程，因此，玉器是手工業專門化以後的產物。

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數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紋飾，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勞動成果，製作者必須從日常的以獲取生活資料為目的的那種勞動狀態下襬脱出來，從事單一的玉器加工製作，而其生活資料則需要廣大社會羣體為其提供。同時，玉器器形比較規範，圖案花紋雕琢規範，體現其製作過程中腦力勞動成分的增加，出現相對獨立於簡單體力勞動的趨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差別已經形成。

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發生變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製度為核心的禮制的產生。埋於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貴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種類達20餘種，主要有琮、璧、鉞、錐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紡輪、圓牌飾等。而在那些散落於居址周圍的所謂小墓中，隨葬的只有小件玉器，這些小件玉器僅為管、珠及單件錐形器，而無貴族墓中所見的其他玉器種類，這些墓葬可視為平民墓。

貴族墓之間，貴族墓與平民墓之間隨葬玉器的種類、組合差異，以及平民墓中有無玉器隨葬的差異，構成了良渚文化用玉製度的等級差別。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發現的一些製作精緻的刻有繁縟的蟠螭紋或鳥禽紋圖案的陶製雙鼻壺、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貴族墓，它們或可看作是用玉製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禮制的核心是體現人們之間貴賤、上下、尊卑、親疏的隸屬關係。良渚文化的用玉製度正是表現了這樣的關係。以用玉製度為主要特徵，表明了良渚文化禮制的產生，這無疑是社會發生質變的表現。良渚社會已從荒蠻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會。

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下游一帶繼崧澤文化之後興起的是良渚文化。這種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發掘浙江省餘杭縣良渚遺址而命名的，主要分佈在錢塘江流域，南抵浙西盆地，西北至江蘇常州一帶。據碳14測定，其年代約為公元前 9984 年–前4664 年，距離中原夏王朝時代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但與夏代統治集團有密切的聯繫。經過發掘的重要遺址有江蘇吳縣草鞋山和張陵山，武進寺墩，無錫先蠡墩，張家港市徐家灣；浙江嘉興雀幕橋，杭州水田畈，吳興錢山漾，餘杭反山、瑤山、匯觀山和莫角山，寧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縣馬橋，青埔福泉山等。在這些遺址中出土的稻穀、玉器、刻紋黑陶、竹編器物、絲麻織品等，顯示了長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初期的經濟發展水平。

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經濟生產，主要體現在農業和手工業兩個方面。水稻栽培是當時最主要的農業生產活動，在仙蠡墩、徐家灣、錢山漾、水田畈和吳縣澄湖等遺址的良渚文化堆積中，都發現了稻穀和稻米的遺蹟。經鑑定，這些稻穀屬於人工栽培的秈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個氏族部落還從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種植。錢山漾遺址出土了葫蘆、花生、芝麻、蠶豆、甜瓜子、兩角菱、毛桃核、酸棗核等遺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實，有些可能是人工種植的，這時的農作物品種顯然比馬家浜、崧澤文化增多了，農業生產的範圍也擴大了。

良渚文化的農業生產水平，更重要的標誌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產技術的發明與推廣。犁耕是良渚文化農業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許多遺址中都發現了當時使用的石犁，僅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餘件。石犁有兩種形制，一種平面呈三角形，刃在兩腰，中間穿一孔或數孔，往往呈豎直排列，可以安裝在木製犁牀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種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後端有一斜把，可能是開溝挖渠的先進工具，故又稱“開溝犁”。這兩種石犁都是良渚人發明的新農具，對促進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產相比，犁耕不僅可以節省勞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變土壤結構，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為條播和中耕除草技術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同時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積的開發變成耕地，農業生產水平因此能夠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從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是中國古代農業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變革，為夏代以後的農業發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礎。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還有一種形制特殊的器物，它兩翼後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個榫頭，其上常穿一圓孔，形制同後來這一地區使用的鐵製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認為是古代最早出現的稻田中耕除草的農具。中耕除草技術的出現，同犁耕有密切的關係，因為犁耕操作成直線進行，播種也隨之成直線挖土下播，於是為先進的條播技術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就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錢山漾遺址還發現一種形似畚箕的帶柄木器，形制亦同該地區農民現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樣，是一種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結合起來，無疑會大幅度地提高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

水稻種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農田，是良渚文化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馬家浜、崧澤文化之後發展農業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吳縣澄湖、崑山太史澱、無錫南方泉、江陰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水井。澄湖發現了100多口水井；太史澱的水井還設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築的。這時的水井，修築井壁的技術顯然繼承了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的特點，並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數量急劇增加，其作用不僅是為了日常生活飲用。徐家灣遺址發現了用於引水排水的溝渠遺蹟，再聯繫到許多開溝犁的出土，説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經出現了灌溉農業，這一農業生產技術在中國大陸是首創的。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遺址都處於比較低窪的水網地區，主要農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長既怕乾旱，又怕水澇，控制適當的水量是保證水稻生長、豐收的基本措施。

良渚文化的先民積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來3000年水稻栽培和田間管理的經驗，逐漸摸索併發明瞭農業生產中的灌溉技術，從而大大增強了抗旱與排澇的能力，使稻作農業置於更加穩定的基礎之上，為南方廣大地區的農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區已進入夏代統治時期，受到黃河流域青銅文化的影響，長江下游這時也出現了國家的雛形，良渚文化的經濟發展已為其打下了基礎。

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必然帶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各地出土的遺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擁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絲麻紡織、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種手工業，而且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其中，以製陶業和玉器製作更為突出，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佔有重要地位。

良渚陶器(34張)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採取快輪成型的方法，各種陶器造型優美，胎質細膩，器壁厚薄均勻，火候較高。當時已極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鏤刻技巧加以裝飾。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劃出精美的花紋圖案，既有形態生動形象的魚、鳥、花、草等動植物，也有線條纖細、結構巧妙的幾何形圖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蘇吳縣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鏤以新月形和圓形的孔，器蓋、蓋鈕及器身則精細雕刻着圓渦紋、蟠螭紋圖案。帶蓋的貫耳壺有的厚度僅1–2毫米，上面也分別細刻着繁複的圓渦紋、編織紋、曲折條紋、鳥形紋、蟠螭紋等紋飾。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編織紋飾，竟是用細如絲線的泥條編疊粘貼而成，足見其製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許多陶器，既是美觀、大方、實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緻巧妙的工藝美術品。

中國遠古社會的玉器製造業，到龍山文化時期已相當發達，各地普遍發現了造型美觀、製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區進入夏王朝統治之際，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國大陸成為首屈一指的工藝品，併成為商周禮器的一個淵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點多，分佈面廣，尤以杭嘉湖地區最為集中。僅浙江的吳興、餘杭等8縣市，就有20多處遺址發現過玉璧和玉琮。

青浦福泉山發掘的7座墓，出土隨葬品共677件，其中玉器就有500件以上。餘杭縣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遺存，時代約在公元前3000年，墓葬中各種玉器佔全部隨葬品總數的 90%以上，11座墓中計出土3200 餘件，其中有一座墓隨葬玉器達500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製造業，承襲了馬家浜文化的工藝傳統，並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東方薛家崗文化各氏族的經驗，從而使玉器製作技術達到了當時最先進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環、琮、鉞、璜、鐲、帶鈎、柱狀器、錐形佩飾、鑲插飾件、圓牌形飾件、各種冠飾、杖端飾等，還有由鳥、魚、龜、蟬和多種瓣狀飾件組成的穿綴飾件，由管、珠、墜組成的串掛飾品，以及各類玉珠組成的鑲嵌飾件等等。

良渚玉器及紋飾(22張)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質和玉色往往比較一致，尤其成組成套的玉器更為相近。選料有時是用同一塊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紋圖案，工藝採用陰紋線刻和減地法淺浮雕、半圓雕以至通體透雕等多種技法。

圖案的刻工非常精細，有的圖案在1毫米寬度的紋道內竟刻有四五根細線，可見當時使用的刻刀相當鋒鋭，工匠的技術也是相當熟練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經精雕細琢，打磨拋光，顯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製造水平。玉器的圖案常以捲雲紋為地，主要紋飾是神人獸面紋，構圖嚴謹和諧，富有神秘感。

與反山氏族墓地相距5公里的瑤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這個墓地的玉器與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幾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現了兩個相鄰氏族在習俗上的區別。瑤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見到的珍貴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數量多、質量高而超越同時期其它地區玉器製造業之上，充分説明玉器製作已經成為專業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業，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長江下游三角區四、五千年前的物質生產水平是比較發達的，為吳越經濟區早期國家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根據玉器出土的情況，可以看出當時石器製作技術同樣高超。製造石器的工匠們已經完全掌握了選擇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鑽孔、磨光等一套技術。

與此同時，竹木器製造行業也有了一定發展。許多遺址都發現了木器和竹編器物，錢山漾遺址集中出土了200多件竹製品，説明這種手工業也成為一些氏族成員專門從事的生產勞動。良渚鎮的廟前遺址，出土了木豆、木盤、木矛和木箭鏃等一批罕見的木製品；寧波慈湖遺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槳、木屐，還有用樹杈製成的錛柄和鑲嵌牙齒鑽頭的木鑽，可見當時的竹木製品多麼豐富。手工業內部不同行業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經出現。

手工業的分工和發展使產品的交換髮展起來。大量的、集中出現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遺址或墓葬中顯然並非生產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實際需要，而是權力與財富的象徵，許多手工業產品，已經具有商品的屬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數量豐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數只有通過各種方式的交換才能獲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黃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廣東石峽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馬橋、嘉興雀幕橋等遺址出土了山東龍山文化的陶鬹，可能都是交換的結果。這一現象表明，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手工業產品的交換活動不僅在氏族和部落集團內部經常地、頻繁地進行，而且同生產活動一樣，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一項越來越重要的內容。

良渚時代結束2400多年後，中原進入夏王朝統治時期。

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長江下游地區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領域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一些相對獨立的“王國”可能已經存在。1992年發掘的餘杭莫角山大型建築遺址，顯然與國家的禮制有關。夏禹在會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領聚會，“萬國”赴會，是有一定根據的。

2015年，以2009年崗公嶺水壩的發現為契機，經多方調查發掘和分析，相關部門確認在良渚古城外圍的北面和西面，存在着一個由秋塢、石塢、蜜蜂弄等10條堤壩以及長約5km的塘山長堤共計11條壩體共同構成的古代水利系統。該水利系統佔地遼闊，雄偉異常， 其土方面積據測算高達260萬m²，控制範圍達100多km²，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兼具防洪、防潮、航運、灌溉和灘塗圍墾等綜合功能。這是世界上最早、規模最大的水利系統，也是迄今為止被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攔洪水壩系統。

良渚水利工程遺址所在地位於浙江省太湖平原，其地勢低窪，沼澤滿布，水草豐盈， 適合人類居住、作物耕種, 但同時也容易受到洪水的影響。天目山系作為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極易形成山洪，對地處下游平原的良渚形成直接威脅。智慧的良渚先民通過設計施工良渚水利系統中高、低兩級水壩，將大量的來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內，以此來達到防洪作用。此外，良渚時期距今年代久遠，當時輪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統尚未形成，水運是最便捷合理的運輸方式。高壩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節性明顯，夏季山洪暴發，冬季則可能枯水斷流， 不具備行船條件，而通過築壩蓄水形成的庫容，則可以形成連接多個山谷的水上交通運輸網，方便運輸。良渚先民在流域的上中下游興建不同類型的水利設施，有效利用附近一帶斷斷續續的山包和山崗，節省了80%的築堤工程量，這些都充分表明他們已經具備全流域的水資源規劃和改造能力。

水利水能規劃設計過程中大規模的水利系統建設，往往涉及複雜的組織機構、人員管理和社會動員，同時對於水工建築物的牢固可靠程度也有較高的標準要求。而良渚水利工程遺址中被發現的土壩，就足夠符合當時的技術要求。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專家通過GIS軟件對良渚古壩系統進行了數值模擬分析， 發現其可有效阻擋該流域短期內960mm的連續降水，即可抵擋該地區百年一遇的洪水。

百年一遇的防洪標準對於現在而言，其設計施工要求都很高，而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為了適應自然，營造生存環境，設計出這樣的工程可謂是一個奇蹟。為了完成土壩的施工， 智慧的良渚先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完成了施工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即工程材料的製備。

在位於良渚水利工程遺址鯉魚山、老虎嶺等地的土壩斷面處，可清晰地發現一個個錯位排列的“方格子”，這其實是由良渚先民利用“草裹泥包”橫豎堆砌、上下堆疊形成的，這種運用在土壩築壩工程中的技術被研究人員們稱為“草裹泥”技術。“草裹泥”技術，即先用淤泥堆築，外裹黃土。這些土並非散土，而是用蘆荻、茅草把泥土裹成長圓柱形，然後碼成壩體，通過材料之間的相互作用咬合構成一體 。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脈的支脈，南北與山的距離大致相等，東苕溪和良渚港分別由城的南北兩側向東流過，鳳山和雉山兩個自然的小山，分別被利用到城牆的西南角和東北角，因此，專家推斷，古人在建城時顯然對地理位置經過精心勘察和規劃。

良渚文化的分佈主要在太湖流域和錢塘江流域，包括餘杭良渚，還有嘉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紹興、寧波一帶；再往外，還有擴張區，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蘇北部，接近山東，曾經良渚人為了佔領這裏，還打了一仗；再往外，還有影響區，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帶。當時“良渚”勢力佔據了半個中國，如果沒有較高的經濟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考古專家認為良渚古城其實就是“良渚古國”。良渚古城的發現，有人認為中國的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良渚遺址位於杭州城北18公里處餘杭區良渚鎮。發現於1936年，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聚居的地方。出土的石器有鐮、鏃、矛、穿孔斧、穿孔刀等，磨製精緻，特別是石犁和耘田器的使用，説明當時已進入犁耕階段。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遺址區內有一座面積290萬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於良渚文化晚期。考古學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發現的同時代中國最大的城址。當時“良渚”勢力佔據了半個中國，新發現的這座古城，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有專家認為中國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這座古城東西長約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城牆部分地段殘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墊石塊，寬度達40—60米（我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牆，底寬18米，頂寬15米），上面堆築純淨的黃土，夯實。

西城牆全長約1000米，寬約40～60米，南連鳳山，北接東苕溪；接下來，南城牆、北

城牆和東城牆依次被發現，同樣是底部鋪墊石頭、大量黃土夯築；城牆環繞着中間的莫角山遺址。與西城牆相比，其他三面城牆相對更考究：鋪墊的石頭尖鋭很多，明顯是人工開鑿；城牆外側石頭相對大點，越往裏越小；堆築的黃土層中，有時會摻加一層黑色的黏土層，增加了城牆防水能力。考古人員推測，這些痕跡説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牆，等到建其他三面城牆，經驗更豐富了。已經發現的良渚遺址，從其位置、佈局和構造來看，專家認為當時有宮殿，生活着王和貴族，如今又找到了城牆，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莫角山遺址是良渚文化遺址中最大的遺址，位於今杭州市西北25公里，該遺址的中心土墩平面呈東西向的長方形，東西長約670米，南北寬約450米，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土層厚達10.2米。大土台上還有三個小的土墩，呈三足鼎立之勢：南為烏龜山，北為小莫角山，東為大莫角山，整個人工堆建的巨大土墩台基形同一座所謂的“土築金字塔”。而在這個大土台上，現已發現有大片的夯築基址和大型柱洞遺蹟，是當年大型建築的遺蹟。而緊鄰莫角山遺址西北的就是反山遺址墓葬羣這一所謂的“良渚王陵”。 ^[8] 

此外，在“莫角山遺址”之外的太湖周邊地區，還分佈着“青浦福泉山遺址”（殘留之人工土墩東西長94米，南北寬84米，高7.5米）；“武進寺墩遺址”（殘留之人工土墩高約20米，直徑約100米，遺址總面積90萬平方米）等諸多建有所謂“土墩金字塔”的大型聚落遺址，而這些以“土墩金字塔”為其特色的中心聚落或日“沒有經典城牆的城市”則連同其附近的中小聚落一起構成了4800–4500年前整個東亞大陸上聚落密度和人口密度都最高的古文明區。在這個遺址羣中，今人也同樣發現了類似“大汶口陶尊文字”的所謂“良渚文字”，以及各種體現了複雜邏輯思維能力的繁縟神秘之抽象圖案。對於這麼一個遠在西元前3千紀前期就已經擁有了原始文字、原始城市和超高密度人口的古聚落羣而言，其當初的“主人”究竟是誰，這究竟是一支脱離於中國歷史之外的“史前文明”，還是一支真正屬於中國歷史之有機組成部分的“中國文明”？顯然，鑑於前例已經證明，“地名干支密碼”對“前龍山時代”的“九黎”地區同樣適用，我們是不難就此直接找到答案的。事實上，無論是從今天仍被印在地圖上的震澤、漕湖等該地區附近的現代地名來看，還是從各種古地理文獻記載的具匾澤、躊陂、苞山、御兒、楱李城、句章等該地區附近的古地名來看，這個著名的良渚文化“古國”之主人無疑應該就是一個以中國“十二地支星神”之第一位“陬（子）”為其守護神的古老九黎語部族。 ^[8] 

良渚文化時期的“王陵”——反山遺址。反山遺址位於良渚遺址的偏西部的中心地區，其東南就是著名的莫角山超巨型中心基址，其餘都是低窪的農田。反山的海拔高度約10米，東西長90米，南北寬30米，總面積約3000平方米，高出地表約4米。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深挖洞”的高潮中，當地村民曾在反山南部挖了兩個小型防空洞，其中偏西的一個出土了不少石器、玉器等，另一防空洞距反山最重要的大墓——反山12號墓南端僅50釐米。1985年，原長命鄉（現屬瓶窯鎮）一企業的廠址選中了反山，廠區北圍牆建在反山頂部北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得知這一信息後，於1986年5月8日正式進駐考古工地，次日便開始了考古發掘。 ^[9] 

良渚文化時期的“西險大塘”——塘山遺址。塘山遺址位於良渚遺址的西北側，是一條東西向的土垣，全長約6.5公里，寬度約在50—70米，高約3—5米不等。從1996年底到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塘山盧村段和貓耳弄段進行了多次試掘。1996年底首先在盧村段進行了試掘，在30平方米的探溝內發現了玉器殘件和石質加工工具。1997年4—6月，義在盧村和貓耳弄段進行試掘。盧村段揭露面積100平方米，探明良渚文化堆積被戰國層疊壓，在良渚文化層堆積內出土了100多件石質制玉工具、玉料和玉器半成品，清理良渚文化顯貴者墓葬2座。 ^[10] 

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琮的地位最為突出。玉琮作四方柱形，中間有圓孔，外周有飾紋。《周禮》中記載玉琮是祭地之器。中國古代有“天圓地方”之説。故玉琮被列入中國傳統的玉禮器“六器”之一。

良渚文化玉琮出現最晚，但數量最多，器型最大，形式多樣，幾乎每件都有紋飾，製作極為精美，為迄今所知新石器時代玉琮中形式最全、工藝最精湛的作品。此外玉串飾組合也很豐富，造型新穎別緻。一般由玉管串成，玉璜為墜，上飾神徽圖案，顯然是高等級的裝飾品，其主人應是氏族的首領或貴族，還有一種奇特的玉冠狀器，形似神人紋頭上的羽冠，下端有榫和穿孔，有的飾神人紋，也應屬於圖騰或宗教意義的禮器。 ^[11]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是一種神人與獸面結合的人獸複合母題紋飾。關於神徽的內涵，過去的觀點紛繁多樣，迄無定論。神徽為“大禹騎龜”神話意象。大禹雖是載籍中夏人的治水英雄和夏文化的創立者，但因為良渚文化與夏文化有源流關係，大禹神話實際上是北遷的良渚人帶到中原來的，良渚文化神徽上的大禹騎龜意象，是良渚人將他們的祖神、創世神大禹及其化身神龜，琢刻於各類玉器上的表現，以營造祖神無處不在、隨時隨地保佑他的子民的神秘氛圍。 ^[19]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通高31cm，大端邊長7.5×7.5cm，小端邊長6.5×6.4cm。

玉琮本青綠色，玉料斑駁，後沁為黑褐色和暗紅色。以12節簡化的人面紋為飾，每節均以稜為中心，刻飾簡化的神人紋，冠、嘴均簡化，大多眼紋已模糊不清。玉琮兩端對鑽孔，呈明顯的喇叭口狀，管鑽穿孔。在大端射口中間部分雕琢一符號。

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後世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説，認為璧和琮象徵着天圓地方，為十分重要的祭祀禮儀用器。

刻有符號的良渚文化玉器，主要為玉璧與玉琮，但數量不多。有人認為這些符號可能與原始文字有關，也有人認為與原始宗教有某種聯繫。故宮博物院藏品：

高8.8釐米，外徑17.6釐米。1986年浙江餘杭反山遺址12號墓出土，現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為迄今良渚文化中最大的玉琮，被稱為“琮王”。紋飾是人面與獸面的複合形象，是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典型圖案，反映了良渚人高度發達的宗教信仰體系。

前身是良渚文化博物館，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1992年良渚文化博物館破土動工，1994年5月28日正式對外開放，從此承擔起傳承、發揚良渚文化的光榮使命。博物館佔地面積9000平方米，建築面積2000平方米，由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題寫館名。主樓建築分上下兩層，屋頂頂角以良渚文化典型玉器——玉“琮”為造型，使整個建築既融入了良渚文化元素，又顯得古樸別緻。） ^[12] 

現良渚博物院位於餘杭區良渚鎮美麗洲公園，隸屬於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委員會，是一座良渚文化專題類的考古學文化博物院，於2008年9月29日正式對外開放。博物院佔地面積4萬平方米，建築面積1萬平方米，展覽面積4000多平方米，內設3個常規展廳、1個臨時展廳以及文物專用庫房和為公眾開放的休閒場所等功能區塊。

良渚博物館建築由英國著名建築設計師戴衞·奇普菲爾德設計，以“一把玉錐散落地面”為設計理念，由不完全平行的四個長條形建築組成，被稱為“收藏珍寶的盒子”。整個建築凸顯簡約、粗獷、厚重、大氣的特徵，注重景觀與自然的結合，在依山傍水、野草悽悽的景緻中，置於藍天白雲間，讓人強烈地感受到一種藝術與自然、歷史與現代的和諧融和。建築外牆全部用黃洞石砌成，遠看猶如玉質般渾然一體。院內穿插設計了三個天井式主題庭院，運用中國園林建築的元素，點綴美人靠等建築小品。

良渚博物館基本展覽總主題為“良渚文化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突出展示良渚文明在中國和世界同類或同時期文明中的地位。展覽設計理念是：雍容華貴、高雅親和。展覽力求創新陳列理念、合理運用先進的展示方法和手段，努力化解良渚文化的專業元素，使博物院成為一座可觀、可學、可觸、可玩的平民化博物館。在三個相互聯繫又獨立的展廳中，分別陳列“發現求真”、“良渚古國”和“良渚文明”三大內容，另外在第一展廳和第三展廳中分隔出前廳和尾廳，作為導引和結束。

良渚博物院的工作目標是：成為良渚文化和良渚遺址的文物收藏中心、陳列展覽中心、學術研究中心、資料信息中心、普及宣傳中心、旅遊服務中心、愛國主義教育中心和優秀的青少年教育活動第二課堂。

良渚文化距今為12005—6685年，處於沒有歷史記載階段。到了良渚文化的下限起，距今相隔6587年（前4664—2023年），這個地區的歷史記載就開始了。記載有越人和吳人，這兩支部族在良渚文化以後不久，就在良渚文化地域範圍之上登上了歷史舞台。

良渚人與吳人、越人之間有什麼關係嗎？有人認為：良渚文化是後來吳地古老文化的母體，是吳文化的基石，而吳和越是屬於同一個部族的兩個中心。其大致的分析是這樣的：浙江省寧紹平原是越族人發展的一個基礎地，在距今 2萬–10萬年間，自然界的變遷頻繁而劇烈，越人的祖先就是在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中，在寧紹平原繁衍發展起來的。

但是，到了距今1.5萬年左右，寧紹平原自然環境惡化，迫使越人幾次大規模遷徙。在距今1萬年以後的一次遷徙中，有一支越過了錢塘江進入了今浙西和蘇南的丘陵地帶，從此在這個地區生息繁衍，逐漸地創造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人的祖先是越族人。正式進入歷史時代的吳越應該就是良渚人與吳越人有着某種關聯的一種印證。

良渚先民用勤勞的雙手、智慧的心靈創造了輝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時代。然而，就這一支在當時可稱為相當發達的古文化，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後，像一顆絢麗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陣後突然神秘地“失蹤”了，給世人留下一個千古之謎。為此，人們多方收集資料和證據，希望能解開這個千古之謎。

陳民鎮認為中國的第一個朝代是虞代，良渚文化是虞代的考古學文化。良渚文化並未消亡，而是因生存環境的惡化而北遷中原建立了夏朝。中國東南是華夏族的發祥地，也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 ^[20] 

中國史書記載的第一個朝代——夏朝，可能起源於長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呂琪昌認為，良渚文化中晚期之交，由於良渚內部的分裂，或由於其他如洪水等外在的因素，使得創造良渚文化最高文明的一個部族——“原始夏族”向西北遷移進入安徽中北部的江淮地區。在結合了古代的歷史傳説後，呂琪昌得出推論，進入安徽地區的“原始夏族”，與當地部落結成了“部落聯盟”，此即“禹娶塗山”傳説的由來。此時的安徽北部地區，正處於黃泛區上游的淮北平原；“原始夏族”累積與洪水奮鬥的經驗，聯合當地的“夷”族展開了漫長的治水工程，這就是“益佐禹治水”傳説的源頭。壯大後的“原始夏族”，勢力挺進豫東南地區並一路向西，直抵伊、洛，迫使原先中原地區的部族完全臣服，其首領“啓”由此成為天下的共主，從而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王朝。 ^[21] 

氣候變遷説

在距今6000年前後， ^[13]  全球性氣候變遷，良渚文化晚期，氣候變曖，氣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數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淪入汪洋之中，造成了一次大規模的海侵。這次海侵對於良渚文化來説是毀滅性的，經歷了千餘年發展起來的良渚文化毀於一旦。大部分的聚落被洪水淹沒，設施被摧毀，良渚先民賴於生存的農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沒在水中，良渚人就這樣沒有了家園。沒有了生存之地，或遷移或死亡，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也就這樣給海侵摧毀了。所以今天我們在良渚文化遺址之上還普遍發現有水災痕跡——淤泥、泥炭和沼澤層。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遺址，如今還深深地埋在太湖湖底。

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區氣候由寒冷變得温暖濕潤，平均温度比如今高2℃，年降水量多200—300毫米，雨量明顯增多，加之當時的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於內陸的水宣泄不暢，勢必會造成很大的水患。因此當山洪暴發，江河水漲，洪水氾濫，陸地被淹，黃河、長江的下游，尤其是長江三角洲之地，一片汪洋，人們只能向高處躲避或逃奔外地。原有發達的良渚文化各種設施，頃刻間被摧毀，而其農耕地更是常年淹沒，再也無法以農為生了。特大洪水災難延續了若干年，良渚人已無法生存，殘存的人們，在相當時間之內，只能勉強維持生活。於是他們只有背井離鄉，有的南下，有的北上，被迫大規模地舉族遷徙，長途跋涉，輾轉漂流去尋求、創造第二家園。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區突然消失，出現了數百年的空缺。南下的一支到達粵北（今廣東省北部）後融入了石硤文化，而其主體則渡江北上到達了中原。

戰爭説

戰爭説認為，良渚社會時期，在黃河、長江流域地區，類似的部落方國為數不少。隨着各古國政治的加強，擁有王權、軍權、神權於一體的統治者，對內實行着血腥的統治，對外為了聚斂更多的財富，擴大地盤和人口，同周鄰部落古國之間發生着激烈的掠奪性戰爭。良渚部族本來在當時是最發達、最強悍的一支，但是由於貴族首領的日漸奢糜，普遍追求享樂型的社會生活，社會基層越來越不堪重負，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越來越不相適應，導致社會矛盾激烈，內訌和各立山頭的局面產生，整個社會越來越缺乏控制力，國力日益削弱，這種情況下在頻繁的戰爭中也就逐漸失去了取勝的優勢，抵擋不了外敵的入侵，內憂外患，最終良渚文化走向了消亡。 ^[13] 

受到海侵、洪澇災害或是戰爭重創的良渚人，除了大部分遷移外，還有部分殘存的人們，在相當時間之內，只能勉強維持生活。幾百年後氣候轉為乾涼，積水消退，另外一支部族馬橋文化的人們逐漸來此定居。他們的生活也似乎過得一年比一年好，氣温在不知不覺中降低，氣候的涼爽與乾燥使河水也逐漸向下退去，原先被淹沒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來、沼澤也明顯減少。馬橋文化的人們從殘存的良渚人那裏吸收了良渚文化的成份並想把它發揚光大，但是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入侵，先後又兼容幷蓄地吸收了其他的外來文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終沒有在馬橋文化的人們手上得到充分發展，因而馬橋時期陶器製作欠精，造型比較簡樸；而玉器不僅品種少，而且質量差、雕工粗劣簡陋，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不及良渚文化，所以良渚文化並沒有突然神秘失蹤，馬橋文化先民正是她的主要繼承者。

良渚文化與馬橋文化之間差異極大，通過對馬橋地區良渚時期、馬橋時期、戰國、明代及現代居民Y染色體若干SNP位點的檢測，重點考察了M119位點，發現馬橋地區各時期的居民都有較高的M119C和M95T類型，具有典型的百越特徵，而沒有苗瑤的特徵。這説明自古以來馬橋地區居民都是越人，並且一脈傳承至今。 ^[17]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種類數量非常多，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甚至提出了“玉器時代”説，以詮釋玉器在中國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玉器的數量多，説明良渚時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豐富的玉礦來供給。在良渚文化範圍內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發現良渚時期的玉礦，有人就認為良渚玉料是從盛產玉的遼寧或新疆輾轉運來。這個觀點顯然很難站得住腳，想象一下，在史前古社會，人口稀少，生產力低下，運載工具、交通工具簡陋，良渚人如何能夠從那麼遙遠的東北、西北，穿過無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運至東南的良渚文化圈內？

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來，所以有的專家執着地認為，在良渚文化的區域裏尤其是在良渚遺址羣內的天目山餘脈，一定存放着被人們遺忘了的古代玉石礦藏。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開採的古玉礦藏卻應該是永恆存在的。

1982年，在江蘇省溧陽小梅嶺發現透閃石軟玉礦藏，經取樣鑑定，此礦藏的軟太硬度在5.5—6度之間，玉石的質地細膩，色澤呈白色和青綠色，透明度較好，呈蠟狀光澤，與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這一發現興奮了考古學術界，專家們普遍認為，“良渚文化的玉料來源可以確定是就地取材，而非遠地轉運，有關玉料來源這一重要問題已得到初步解決。

但至今還存在的疑點是，位於浙江餘杭境內的良渚文化中心遺址——良渚遺址羣內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遺址出土玉器數量的總和，其所需的玉料也應是良渚文化圈內量最多的，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從江蘇小梅嶺運來的嗎？在良渚遺址羣內至今沒有發現礦藏的同時，不少專家仍堅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來自附近的地區已被遺忘的古礦牀”。這一推測符合現代人的思維，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但願將來的考古發掘能夠證實這一推斷。

良渚玉器(16張)

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發掘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項課題。

良渚的發現讓人更加確信東亞地區舊石器時代人類文化誕生於距今11000年至6500年之前。

良渚古城的發現，改變了良渚文化原有認識，標誌10000年前（前9684–2023年）的良渚舊石器時代人類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化發展階段。分佈於餘杭境內的“良渚遺址羣”，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國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遺址羣將成為實證中國境內的1萬年舊石器時代人類文化史的聖地。 ^[14] 

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也面臨一個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問題：良渚古城遺址為代表的高級政治–文化體的出現與中國文明的形成是什麼關係？這樣的疑惑源於對中國文明形成的錯誤理解，蘇秉琦先生將這種認知稱作大一統“怪圈”。第一個錯誤是：“黃河流域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第二個錯誤認知是中國早期文明重王權和軍權而排斥神權。良渚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良渚早期國家的出現是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重要實證，是“最初的中國”第一個結晶；良渚文化對龍山時代和夏商時期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應以“最初的中國”內各地區多元互動、“撞擊”、“熔合”的視角分析中國文明起源的宏大進程，跳出“大一統”的怪圈和古史的窠臼，建立真正的“中國學派”的文明起源理論體系，領悟中國文明的特質。 ^[16] 

2012年10月27日，良渚遺址遺產闡釋展示專家諮詢會在杭州餘杭良渚舉行。來自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和省市文物考古、文化遺產保護、展示設計等領域的諸多專家學者為良渚遺址遺產保護、展示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把脈出招、建言獻策。

良渚遺址作為中國史前良渚文化，是中國境內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考古遺址之一，1996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和2006年，良渚遺址兩次進入中國政府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目錄》預備清單，2012年被第三次列入預備名單。 ^[15] 

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於6月30日至7月10日在阿塞拜疆首都、世界遺產地巴庫召開。

共有來自135個國家的近2500名代表出席，阿塞拜疆文化部長阿布法斯·加拉耶夫擔任會議主席。

會議共審議各國世界遺產提名項目35項，其中文化遺產28項、自然遺產2項、文化和自然混合遺產5項。

當地時間2019年7月6日10時42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決議：將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提名項目“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4] 

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

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流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傑出貢獻；

此外，城址的格局與功能性分區，以及良渚文化和外城台地上的居住遺址分佈特徵，都高度體現了該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 ^[4] 

有位作家曾經讚美到：“良與渚的組合，即是美好的水中之小洲！如一首優美的詩，似一幅清麗的畫…… 也許是因了她的美好，才逗引史前時代的先民們在這裏落腳；也許是因了先民們的耕耘開拓，才使這兒有這麼美好！”

12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是在這片土地上耕耘勞作，創造了輝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今這片美麗的綠洲上面，仍是青山綠水、紅花金谷。但是這些看 得見的東西，遠遠不及在地層下埋藏着的、良渚先民們遺留下來的無數寶藏更具有價值。 良渚就像一 位身穿綠衣就插紅花的美貌少女，懷抱着許多無價之寶，沉睡了12000多年。直到六十多年前，後人才將這位熟睡的病人喚醒。從此，良渚文化被認為是中國文明發展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而載入史冊。

2022年12月30日，杭州市餘杭區委十五屆七次全體（擴大）會議舉行。此次會議上，良渚文化大走廊正式官宣。 ^[25] 

2023年2月19日，杭州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開幕。這一次，良渚文化大走廊被寫進了杭州市政府工作報告中。報告指出，“謀劃打造良渚文化大走廊，創造更多可親可觀可感的城市文化IP”。 ^[25] 

2023年6月15日，杭州第19屆亞運會火種在餘杭區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大莫角山成功採集。杭州亞運會火種採集儀式的舉行，讓良渚文化大走廊再次迎來國際關注。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