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港宣慰司

舊港，一作巨港，位於蘇門答臘島南部的巴鄰旁（Palembang），在當時是商人彙集的區域。三佛齊，當地漢人稱之為“舊港”。前代至洪武間為一國。今為舊港宣慰司地，古幹陀利也。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海中，或曰居真臘、爪哇之間。 ^[3] 

明朝初年，蘇門答臘島這塊地方有一個叫做三佛齊的國家，大約在鄭和下西洋之前，爪哇國出兵滅掉了三佛齊古國，引起了當地的混亂。因為蘇門答臘這地方土地肥沃，所以不少下南洋的華人就在那裏安了家，從事水稻等生產。“有南海人梁道明者，棄鄉里往居之，閩廣之從為商者數千，推道明為酋長，而施進卿副之。”梁道明領兵守衞三佛齊北方疆土，對抗滿者伯夷。十年間有幾萬軍民從廣東、福建渡海投奔梁道明王，雄視一方。當時指揮孫鉉出使海外，正好偶遇其子，挾與俱來。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梁道明國王的同鄉監察御史譚勝受和千户楊信帶敕書前往招安；梁道明國王和臣子鄭伯可一同入朝貢方物，受賜而還。四年，舊港頭目陳祖義遣子陳士良，梁道明遣侄子梁觀政並來朝。 ^{[4]  [30]  [33-34]} 

陳祖義也是廣東人，因為犯事舉家逃到舊港，投渤淋邦國麻那者巫裏手下為將。國王死後，自封酋長，據《瀛涯勝覽舊港記》記載，陳祖義雖朝貢，而為人“甚是豪橫，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轍便劫奪財物”。

永樂三年六月（1405年7月），鄭和舟師首下“西洋”。永樂五年（1407年）返航回國。返途中，鄭和派人招撫陳祖義。陳祖義認定鄭和的船隊“有寶物”在船上，於是派人向鄭和表示他想投誠，其實陳祖義是想詐降，然後一舉搶奪鄭和的船隊。雖説陳祖義的人數和船隻數量都不及鄭和，但他鼓動部下説：“明朝的船隊雖眾，但操船者初涉遠洋，大多為河塘之師；明朝的船雖大，但行動遲緩，且不熟地形；明朝的水師雖強，但多年未戰，驕兵，且以馬步兵為主。”更重要的是，陳祖義根本瞧不起鄭和，而且這個太監還是靠陸戰出名的。 ^[5] 

陳祖義沒有料到，鄭和對陳祖義早有提防，因為鄭和船隊經過占城以後，一路上聽到的都是對陳祖義的投訴。更幸運的是，陳祖義的陰謀被舊港的華人領袖施進卿知道了，他把消息告訴了鄭和。鄭和立即作了反偷襲的準備與部署。 ^[5] 

陳祖義率眾海盜來襲時，鄭和指揮戰船從待機點迅速包圍敵船，用火攻燒燬海盜船，經激戰，殺海盜5000餘人，燒燬敵船10艘，繳獲7艘，此後鄭和的海軍又設法將陳祖義等三人生擒，囚於船中回京。皇帝朱棣下令當着各國使者的面殺掉了陳祖義，並斬首示眾，警示他人。施進卿因揭露陳祖義陰謀有功，受到明朝政府嘉獎，被封舊港宣慰史。此次戰後，“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之以安業”。鄭和為東南亞海域剷除了海盜匪患，維護了海上交通安全，為沿海人民帶來福祉，受到各國稱讚。 ^[5] 

鄭和船隊從占城出發，駛往目的地舊港。航行中，鄭和船隊“遇夜泊，船聽中軍船招宗喇叭響，各船依序隨宗安插，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疏虞” ^[6]  。所經地區， “番人皆張目結舌，悉皆稱讚天兵之力、之神，蛟龍走兔虎奔” ^[7]  ，國外民眾看到中國氣勢磅礴的大型戰船羣和船上精良的武器裝備，都不禁慨嘆： 其“威武之振，前代罕見” ^[8]  。跟隨鄭和多次下西洋的這支水上親兵部隊，也是跟隨他在明初多次戰爭和 “靖難之役” 硝煙中鍛造出來的精鋭之師。

船隊到達舊港，進行了物資補養、船質檢查和修補的工作。 《三寶壟華人編年史》 記載 ： “中國明朝皇帝的艦隊在三寶壟停泊了一個月，以休整船舶。 ”

1424年，舊港宣慰使施進卿去世後，舊港宣慰使繼承權發生爭執。其子施濟孫請求承襲父職，朱棣派鄭和去舊港宣旨任命施濟孫為新一任舊港宣慰使。 ^[9-11] 

施二姐根據施進卿“本人死，位不傳子” 的遺囑，實際控制着舊港宣慰使的行政權限。施濟孫為了搶奪權利，派丘彥成到朝廷請封。鄭和船隊到達舊港後，瞭解了事情真相，沒有封施濟孫為舊港宣慰使，而是改封施二姐為舊港宣慰使， “是其女施二姐為王，一切賞罪黜陟皆從其制” 。

明朝宣慰使施二姐在舊港的統治一直到正統五年（1440年），其轄制地區被滿者伯夷接管。正統八年，明英宗命郭琰督造下西洋海船，欲遣下西洋和番都指揮馬雲再下西洋，下番海船造好後因沿海民變而擱置。明英宗復辟甫數月啓動下西洋計劃，張昭反對，下西洋遂罷。施二姐後移居爪哇的港口華人新村。她把那裏建成了一個商業中心和貿易港口，施二姐因此被滿者伯夷封為蕃舶長，管理此地海上貿易。 ^{[5]  [19]  [23]  [28]  [35]} 

洪武三十年(1397年)，爪哇攻破三佛齊，三佛齊國中大亂。因爪哇國不能對三佛齊國故地進行有效的控制，致使“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梁道明、陳祖義華人頭目等割據三佛齊故地。明成祖永樂五年（1407年），鄭和剿滅陳祖義等頭目，以施進卿為舊港宣慰司，《明史》雲“然進卿雖受朝命，猶服屬爪哇，其地狹小，非故時三佛齊比也。”按《瀛涯勝覽》記載，此時舊港宣慰司“東接爪哇國，西接滿剌加國界，南距大山，北臨大海。”其地人煙稠密，田土沃美。氣候暖，春夏常雨。土沃宜稼。語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收穫盛而貿金多也。 ^[30-31] 

施進卿本人原籍廣東，此前長期住在佔婆，信仰伊斯蘭教。關於施進卿的身世，有一説他本身是回回人，另一説則認為他本是漢人，家族在佔婆首府占城居住期間受占城穆斯林商人影響而皈依伊斯蘭教。 ^[2] 

西漢時期，漢武帝郡縣四至，七次巡海，憑藉海路拓寬海貿規模，“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漢書·地理志》記載，其航線為：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境內）、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境內）出發，經南海進入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這是可見的有關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文字記載。漢朝發達的海上貿易更是催生了臨淮海賊的出現。內地沿海地區經歷孫吳朱應、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至唐朝杜環、楊良瑤、達奚弘通往返西洋，沿海地區逐漸形成重海貿、流行學習諸蕃外語和追逐海外時尚的風俗傳統，所謂“巷南巷北痴兒女，把臂牽衣學蕃語。”即此種海貿風俗的體現。據元人汪大淵《島夷志略·土塔》記載，當時南印度有一座中國人建的土磚塔，“高數丈”。塔上還有漢字“鹹淳三年八月畢工”。鹹淳三年是公元1267年，已經到了南宋末期。這説明，一直到南宋晚期，中國到印度去的商人仍然不少。根據隨鄭和下西洋的明人穆斯林職官馬歡記載，當時在馬來羣島的華人，以爪哇島為例，大多已經接受伊斯蘭教。沿海居民為更好生存，被迫遠走他鄉等因素，有可能這批華人是宋末至明初移居南洋的閩粵移民。在這些海外華人中，施進卿相對是個例外，因為他並不是一開始就在中國生活，而是出身占城的華裔。 ^{[2]  [32]} 

因此，在施進卿受封的1405年，到施進卿次女施二姐1440年被滿者伯夷打敗後移居爪哇，這35年間舊港宣慰司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權。雖然實際上這個“宣慰司”是以公議為執行決策的“共和”政體，且以明朝為宗主國，但由於其時間短，三任宣慰司都是施進卿家族之人，因此有人把這個“宣慰司”視為施進卿家族的“小王國”。 ^[2] 

在施進卿家族執政期間，華人穆斯林得以有短暫的發展期，從而衍生出四個比較活躍的家族：彭、顏、施、陳。他們利用兼容的文化身份——華人與穆斯林，長期協助明朝與馬來羣島諸蘇丹國之間的聯繫，從而讓蘇門答臘成為一個重要的海貿樞紐，使得穆斯林文化在經濟發展中得以進一步的壯大、發展。雖然滿者伯夷之後的入侵使得舊港宣慰司成為歷史，施進卿家族也隨着移居到爪哇島而逐步消弭，但華人穆斯林的移居，逐步形成另外一個不可小視的羣體，進而推動滿者伯夷的轉型。其中“華人有數世不回中華者，遂隔絕聖教，語番語，食番食，衣番衣，讀番書，不屑為爪亞，而自號日息塵（教徒），不食豬犬，其制度與爪亞無異。日久類繁，而和蘭授與甲必丹，使分管其屬焉"。過去中國人都是盤髻的，自清朝以後，清政府強迫他們改變髮式，所以清朝以後來到印尼的華人都留辯子。但也有一些華人來到印尼之後就剪辮子的。因為在海外沒有人能夠強制他們留辮子，而他們剪辮子是為了表示不臣服於清朝。但大部分人以辮子是祖宗留下的傳統為理由，並不剪辮子。根據巴達維亞荷蘭殖民者的觀察，僑居印尼羣島的華僑為了躲避荷蘭東印度公司向非穆斯林居民徵收的人頭税往往以改奉伊斯羊教為避税的手段，這一趨勢在1740年"紅溪慘案"後尤為明顯。而華人宗族社區要得到華人穆斯林社區庇護的條件就是剪辮子。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亦因此不時地提及這些"MohammedaanscheChinees” （華人穆斯林）或 “GeschorenChinees”（剪去辮子之華人）。南洋華人們在此留下眾多銘刻。 ^{[2]  [17-18]  [20-22]  [29]  [36]} 

和漢唐時期西域佛教一樣，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促進了伊斯蘭教在印度尼西亞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的傳播，《三寶壟華人編年史》被認為是這方面的一項證據。 在伊斯蘭教的輸入方面，鄭和船隊的分船隊曾經到達天方國，帶回了該國大清真寺的寫真畫本，加強了中國和伊斯蘭教文化區的聯繫。鄭和船隊也在海外傳播佛教，《佈施錫蘭山佛寺碑》就是這方面的例證。還有推測稱，以天妃信仰為代表的道教也隨鄭和船隊在海外傳播。 ^{[26]  [32]} 

明初是中世紀亞非外交活動最為頻繁的時代。明太祖出使西洋瑣裏、瑣裏、埃及、阿拉伯滿覬（麥加）等國；明成祖派遣鄭和率艦隊七下西洋，不斷派使團沿陸路向中亞、西亞出使，並接待外番的來訪。外交活動既是不同國家之間的官方交往，又是具有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民族間的人們的交流。不管是官方的外交活動還是民間交往都離不開語言的交流。錫蘭山的三種文字碑銘乃明成祖御製之碑。錫蘭山碑是罕見之物不僅僅因為它來自遙遠的中國，還因為此碑銘文中除了漢文以外，還使用波斯文與泰米爾文。它顯示波斯語是鄭和船隊在海外時所使用的主要的外交語言。 ^[24] 

於蘇門答剌和滿刺加都是控制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港，一個控制北方，一個控制南方。葡萄牙人曾説，馬六甲海峽是威尼斯的咽喉。印尼歷史學家説馬六甲海峽是印尼的咽喉。因此， 這條海峽自古以來就是東西貿易航線上的命脈。這是鄭和的地緣慧眼，與後世各家見解其次，鄭和也充分利用了人緣關係。首先，他在蘇門答剌協助王子把篡位的依斯干達趕走，恢復王子的王位。在滿剌加，他更 是無微不至地協助開國君主拜裏米蘇剌把滿刺加從一個小漁村發展為東西貿易中心；消除了滿者伯夷及暹羅對滿刺加的武裝侵略和威脅。這種恩人的關係，奠定了鄭和與以上二國的極友好合作的良好關係。故兩個知名的官廠也在上述地方設立。 ^[27] 

官廠乃鄭和船隊設置的海外基地。從向達整理的 《鄭和航海圖》 看， 鄭和船隊在滿剌加、 蘇門答剌， 設有官廠。《西洋番國志 · 蘇門答剌國》 述及： “其國乃西洋總路頭” 、 “永樂十三年太監正使等到， 為發兵擒獲蘇幹剌送京， 王子位始固， 以此感恩意義， 常貢方物” 、 “此處是總路頭， 所以番舡多經， 物貨皆有。” 正因為如此， 下西洋船隊在二國建有官廠。宣德七年九月初三日， 鄭和發願時， 身心不適，完成調停使命後，留駐在船隊設置於南洋滿剌加或蘇門答剌的官廠，主持工作， 有利於東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 ^[12] 

明朝時蘇門答剌（今印尼巨港）、滿剌加（今馬來西亞馬六甲）是作為與舊港宣慰司相配的御封官廠，在兩地設置官廠。官廠乃鄭和船隊設置的海外基地。從流傳下來的《鄭和航海圖》看，鄭和船隊在滿剌加、蘇門答剌，設有官廠。《西洋番國志·蘇門答剌國》述及：“其國乃西洋總路頭”、“永樂十三年太監正使等到，為發兵擒獲蘇幹剌送京，王子位始固，以此感恩意義，常貢方物”、“此處是總路頭，所以番舡多經，物貨皆有。”正因為如此，下西洋船隊在二國建有官廠。宣德七年九月初三日，鄭和發願時，身心不適，完成調停使命後，留駐在船隊設置於南洋滿剌加或蘇門答剌的官廠，主持工作，有利於東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 ^[5] 

據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鞏珍在《西洋番國志·滿刺加國》中記載：

中國下西洋船以此為外府，立擺柵牆垣，設四門更鼓樓。內又立重城，蓋造庫藏完備。大寶船已往占城、爪哇等國，並先於暹羅等國回還船隻，俱於此國海濱駐泊，一應錢糧皆入庫內存貯。各舡並聚，又分次前後諸番買賣以後，忽魯謨斯等各國事畢回時，其小邦去而回者，先後遲早不過五七日俱各到齊。將各國諸色錢糧通行打點，裝封倉儲，停候五月中風信已順，結宗回還。

鄭和在這裏建立擺柵城垣，立四門更鼓樓，晚上巡邏警戒。城垣裏又設立重柵小城，建造倉庫。下西洋所需的錢糧貨物，都在這些倉庫裏存貯，以備隨時之用。鄭和去各地的船隻，回航時都在這裏聚齊，打整番貨，停泊候風，一旦南風正順，即刻起錨揚帆，開航回中原地區。

滿剌加，位於今譯作馬來半島的西南端，瀕臨馬六甲海峽。現為馬來西亞馬六甲州首府所在地。中國史書稱之為麻喇加、麻六甲、馬拉加等，明代則稱為滿刺加。

滿刺加本是隸屬於暹羅的一個小國，每年要向暹羅繳納金四十兩，否則便遭侵襲。永樂元年（1403年）冬，明成祖派遣中官尹慶出使其國，贈送其酋長拜裏迷蘇刺禮物，並“宣示威德及招徠之意”，拜裏迷蘇剌遣使隨尹慶入朝．並貢方物。永樂三年（1405年）九月，使者至京師，史載：“其國使者言，其王慕義，願同中國屬郡，歲效職貢，請封山為一國之鎮。明王朝遂詔封其酋長為滿刺加國王，其國之西山為鎮國之山。

永樂七年（1409年），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浩浩蕩蕩的船隊特地到達滿刺加，鄭和奉明成祖之命再次對滿刺加進行正式冊封，宣讀中國皇帝詔敕，賜其國王雙台銀印、冠帶袍服。永樂九年（1411年）正月，鄭和一行啓程回國，滿刺加國王拜裏迷蘇剌率妻子及陪臣540餘人，隨鄭和一行前來中國訪問，明成祖給予隆重的接待和特殊的禮遇，並賜予滿剌加使團豐厚的禮物。

鄭和船隊每次出使西洋，人數多在二萬七八千人左右，歷時一年半以上，這麼一支龐大的隊伍，僅日常的生活消費就是一個巨大的數目字。同時，由於鄭和船隊出發和返航都是憑藉海洋季風，在下西洋的途中很需要一個候風停泊地，在那裏住上一段時間，等候季風，以便繼續前行或者啓程歸國。再加上鄭和使團出使的地區很多，除了主力船隊在主航線上到達一些主要地區外，沿途還要分派出一些分支船隊到達其他一些地區。為了回中原地區時間的統一，也需要建立一個返程集中地。由於以上諸種原因，在下西洋的中途建立一個中轉站或者停靠站便成為鄭和的一項重要工作。 ^[13] 

滿刺加中轉站的建立，既是鄭和下西洋的必要，也是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沒有中轉站，勢必要影響到鄭和下西洋的規模、次數和到達地區的數目，也會因此而縮小鄭和下西洋對海外的影響。鄭和下西洋，在滿刺加建立中轉站是明成祖朱棣發展大明海軍的決心和所採取的具體措施的重要體現。滿刺加國的故地馬六甲仍然留有三保山、三保城、三保井、三保廟等古蹟，體現了當地人和中國人對鄭和下西洋的懷念。 ^[14] 

大明水師之規模，在中古史上近乎奇蹟，凡大小艦隻百餘艘，文官將士近3萬人。其行程遍及印度洋沿岸各國，遠至紅海與馬達加斯加。明朝始終以“四海一家”作為與海外各國和平交往的行動宗旨。明太祖建國之初，既為東洋、西洋文化交流遣使埃及，並派欽使到阿拉伯滿覬（麥加）政府聘請精於歷學專家翻譯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的科學著作。明成祖更進一步建立舊港宣慰司、滿剌加外府、蘇門答臘官廠、察地港抽分所、古裏官廠等貿易文化交流中心。”基於明初“四海一家”理念所體現的友愛胸懷及恢宏氣度，這種宗旨也通行於東亞及東南亞世界。晚明士大夫更進一步提出“東海西海”“心同理同”，“不以中西之人地而有別”的交往理念。一系列舉措確立了大明在南洋的地位，令海外貿易大興，並開啓了華人大規模移民南洋的時代，與漢武帝之鑿空兩域意義足可相匹，海外藩王相繼來朝，皆仰慕中華的強盛，竟遺令不肯歸國，請留葬於中華之地，其氣象之偉大，永遠令後人追想。 ^{[15-16]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