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最應

李最應於嘉慶二十年乙亥（1815年，朝鮮純祖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道光十年（1830年，純祖三十年）被封為興寅君。 ^[1] 

道光十四年（1834年，純祖三十四年）純祖薨，李最應被純元王后金氏任命為守陵官，守護純祖的王陵3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朝鮮憲宗八年）李最應被任命為冬至正使兼謝恩正使，出使中國。朝鮮哲宗年間，李最應主要在宗親府擔任閒職。當時安東金氏把持朝政，飛揚跋扈，李氏宗親遭到空前的壓迫，李最應與其弟興宣君李昰應在那時十分落魄。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十二月哲宗去世，神貞王后趙氏命李昰應之子李命福（李熙）入繼王統，繼承王位，興寅君李最應才重新翻身。同治四年（1865年，高宗二年）四月，李最應被任命為營建都監提調，負責景福宮重建事宜，後又歷任扈衞大將、判義禁府事、判宗正卿等職位。

當時興寅君李最應的弟弟興宣大院君攝政，但是大院君實行獨裁政策，不允許任何人以裙帶關係分享權力，因此李最應始終沒能攀上高官。而李最應的權力慾又非常強，他在大院君執政時得不到重用，又想得到高官厚祿，被形容為“廚下飢狗” ^[2]  ，大院君又一直不給他升官，因此他非常厭惡大院君，“與其弟大院君素不協”。 ^[3]  後來朝鮮王妃閔妃逐漸崛起，準備推翻大院君，李最應立刻投靠了閔妃，與驪興閔氏外戚巨頭閔升鎬、閔謙鎬過從甚密，並時常出入大院君的府邸雲峴宮，為閔家刺探情報。最終，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閔妃借崔益鉉彈劾大院君之上疏而鼓動高宗宣佈“親政”，趕走大院君，李最應和閔家人也不斷慫恿，高宗便在十一月三日宣佈“親政”，大院君垮台。李最應也很快恢復了扈衞大將的官職。 ^[4]  後來李最應又協助閔妃肅清中央到地方的大院君餘黨，冊封閔妃之子李坧為王世子，因此李最應又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十二月拜相，被擢升為左議政，成為了閔妃集團的核心人物。 ^[5]  到光緒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十一月，興寅君李最應被任命為領議政，成為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貴，李最應也成為朝鮮王朝五百年來極少數幾個登上領相寶座的近支宗親。

興寅君李最應雖然善於夤緣，但才能着實平庸，他雖然名義上為領相，實際上卻為閔奎鎬、閔謙鎬等閔姓外戚控制，自己毫無主見。李最應擔任領議政沒多久，就發生了日本軍艦進入江華島、以追究“雲揚號事件”為由強迫朝鮮締約的事件。此時朝鮮國內輿論沸騰，朝中也立即分化為主和派和主戰派兩派，爭論不休。李最應身為領議政，在議政府會議時卻顯得唯唯諾諾，優柔寡斷，有人要求與日本一戰，李最應説“唯”，有人要求主和，李最應又説“唯”，有人説先與日本一戰，不勝則講和，李最應還是説“唯”，因此李最應獲得了“唯唯政丞”的綽號。 ^[6]  但是李最應最終還是秉承閔妃旨意，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條款，與之簽訂《江華條約》，這是朝鮮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李最應早就要求與日本修好，他對於當時與日本的“書契相持”問題（大院君時代拒絕接受日本明治政府帶有“皇”、“敕”的字樣的國書，導致朝日關係緊張）有這樣的論述：“彼書中數個字，不過是渠國臣子自尊之稱，於我乎何損之有哉？交鄰文字之不有謙恭，其曲在於彼，而其妄又在於彼矣。積年相持，阻我懷綏之意則還涉自侮，亦缺誠信”，因此主張“原書契令該府使直為捧納朝廷，其答其斥，明正處分，在我事體，恐為允當”，即接受日本國書。 ^[7]  而他在討論會議上唯唯諾諾的行徑不過是耍左右逢源、苟合取容的把戲罷了。此外，李最應文化水平也比較低下，科舉由他他主考時，無法辨別文章的好壞，只能靠抽籤來錄取，因此沒有學問的人聽到他主考的消息時額手稱慶。 ^[8]  就這樣一個無才無德的人做了領議政，自然讓大院君更加憤怒。就在李最應被任命為領議政之後幾日，他的宅邸就遭人縱火，事後查出“火賊”為大院君的親信申哲均，也是去年在景福宮縱火和送炸彈炸死閔升鎬一家的主謀。 ^[9]  因此兄弟二人的仇隙也就更深了。

李最應最引起眾怒的是鎮壓辛巳斥邪運動。原來光緒六年（1880年，高宗十七年），修信使金宏集從日本帶來清朝駐日參贊黃遵憲所撰的小冊子《朝鮮策略》，主張朝鮮對內接受西方先進科技，實行改革；對外“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以抵制俄國的南下。領議政李最應看了之後深表贊同，稱：“彼人（指黃遵憲）諸條論辨，相符我之心算，不可一見而束閣者也。”對於《朝鮮策略》中之結日、聯美、防俄為“甚有所見而然也”。甚至説“大抵洋船入境，輒以邪學（指天主教等洋教）為藉口之説。則洋人之入住中原，未聞中原之人皆為邪學也。”故要求高宗打定主意（“惟冀聖衷之牢定矣”），採納黃遵憲之説。 ^[10]  但是《朝鮮策略》在朝鮮披露以後，卻引起了廣大儒生的強烈反對，以李晚孫為首的300多名慶尚道儒生上“萬人疏”，堅決反對接受西方文物以及同美國修好，對《朝鮮策略》逐條駁斥，並且於次年（1881年，按干支紀年為辛巳年）在漢城伏闕上疏。各地儒生也高舉“衞正斥邪”的旗幟，羣起上疏，史稱“辛巳斥邪運動”。其中有影射李最應的內容，所以李最應及其他閔妃集團骨幹對於這些憂國憂民的上疏儒生採取嚴厲鎮壓的措施，下令逮捕無數儒生並親自嚴刑拷打。最後處決了洪在鶴，又將十多人流放邊地或荒島。這一事件激起了眾怒，使李最應成為眾矢之的。

光緒七年（1881年），朝鮮組建第一個近代機構——統理機務衙門，李最應兼任該衙門的首任總理大臣。 ^[11]  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初，李最應卸下了擔任六年的領議政職位，被任命為領敦寧府事。 ^[12]  在此期間主導了《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締結。

同年六月四日，李最應被任命為廣州留守兼南漢守禦使。 ^[13]  他還沒有赴任，就趕上了六月九日爆發的“壬午兵變”，這次兵變以反閔排日為目標，並且有大院君的暗中煽動和指揮。高宗急忙向李最應詢問對策，李最應建議調動駐紮廣州的“別破陣”（炮兵）來鎮壓，此語被泄露於起義士兵，因此起義士兵在次日（六月十日）衝進興寅君李最應的府邸，將他亂刀砍死。 ^[14]  關於其死亡的細節，時人記載“最應爬垣而墜，囊破丸出以死，或言槍刺”。 ^[15] 

隨後大院君再次上台執政，李最應的屍體被裹在席子中草草埋葬。七月四日，大院君政權追諡興寅君李最應為“孝憲”，此舉是為了避免大院君揹負殺兄的罵名。大院君倒台後，李最應的諡號改為“忠翼”。大韓帝國光武九年（1905年）改諡“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