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

1953年4月27日，胡鞍鋼生於遼寧省鞍山市，祖籍浙江省嘉善縣，出身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是上海交通大學的畢業生，當過全國勞動模範。

1969年胡鞍鋼同千千萬萬的知識青年一樣被下放到北大荒，成為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員。

1976年10月，胡鞍鋼轉到華北冶金地質勘探隊，從此開始在環境惡劣的鄉村進行艱苦的勘探工作，鄉村的艱苦生活也給了胡鞍鋼日後進行國情研究提供了真實的體驗。 ^[15] 

1977年，恢復高考，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胡鞍鋼參加了高考，經過刻苦的努力後被唐山工學院錄取。從此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早年研習工學，在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獲博士學位。 ^[15] 

1991年至1992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從事博士後研究。

1993年在美國Murray state University經濟系做訪問學者；1997年在美國MIT人文學院做客座研究員。

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做客座研究員。

2000年任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訪問教授。

2001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訪問教授。

2003年初在法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研究員。

2004年，在世界銀行發展研究院做合作項目研究。 ^[16] 

從1985年起，胡鞍鋼參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並作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員，系統地從事中國國情研究。胡鞍鋼是國情研究這一新領域的主要開拓者之一。2000年初，胡鞍鋼被中國科學院和清華大學聯合聘為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該中心旨在建成國內國家決策思想庫。經過多年的努力鑽研，胡鞍鋼教授在中國國情分析和經濟發展等領域已經發展出較為系統的理論和觀點，並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學術研究特點。他所撰寫的報告多次受到黨中央、國務院領導批示，多次應國家部委邀請參與國家長遠規劃制定和部門諮詢。

2013年1月28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北京舉行“國家未來與學者責任”暨胡鞍鋼教授系列著作學術研討會。來自國防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領導和著名學者高度評價了胡鞍鋼教授20多年來以孜孜不倦的學術研究奉獻國家與社會的精神和成就，探討了中國學者如何更有效地為國家提供學術正能量，並圍繞十八大之後中國的走向與學者應有的擔當，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助理、出版社總編輯賀耀敏教授主持會議。胡鞍鋼教授就如何為黨的十八大做出知識貢獻，談了自己的體會。胡鞍鋼表示，作為中國學者，應當成為國家未來的“瞭望者”、國家戰略的“謀劃者”、國家智庫的“擔當者”、國家治理的“監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看得更準。中國學者應秉持“急國家之所急，想國家之所想，還要想國家之所未想”的理念，在關鍵的時候、為關鍵的人物提供關鍵性的信息和知識。胡鞍鋼還講到：“在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前，中國出現前所未有的思想之爭、學術之爭、道路之爭、路線之爭，各方都想影響十八大報告，這激發了我們的歷史責任感，近年來，我和我的研究團隊將研究的重點集中在為黨的十八大提供背景性研究。《人間正道》《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中國：創新綠色發展》等著作就是這類研究的標誌性成果，書中的一些思想觀點已經吸收並反映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 ^[11] 

1988年，《生存與發展》問世。在這部成名作中，胡鞍鋼系統地把人口、資源、環境、糧食等重大問題納入中國中長期發展體系中加以研究。針對當時經濟發展“急於求成”的指導思想，他指出，中國國情中的限制因素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將是一個不斷量變的積累進而部分質變的長期歷史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只能是也必須是堅持持久戰。胡鞍鋼還富有遠見地提出，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選擇西方的傳統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只能獨闢蹊徑，根據中國國情，尋求一種新的長期發展模式，探索一種中國獨特的生產力發展方式。

1993年6月中旬，胡鞍鋼與王紹光合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摘要在新華社內部發表後,再一次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關注,為1994年之後的中國財政税制體制改革提供重要背景和參考依據，報告內容所建議的7項建議有多項先後被採納和實施。該項研究奠定了胡鞍鋼在學術界，特別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裏無可爭議的地位。

1994年，胡鞍鋼等發表了《中國地區差距報告》，提出中國地區經濟差距過大，解決這一問題已是當務之急；中央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不是擴大而是縮小地區收入差距；縮小貧富地區差距的思路，是通過國際通行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投資重點分配製度等。1998年2月胡鞍鋼發表了題為《為人民創造工作：中國的失業問題與就業戰略》的國情報告，朱鎔基總理、吳邦國副總理作了重要的批示。之後，胡鞍鋼繼續在1999年3月，提出了中國應當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的戰略性觀點。

2003年4月13日，胡鞍鋼執筆撰寫了《全面積極應對全球SARS危機》一文，上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這是較早向中央和國務院領導遞交的有關如何處理SARS危機的報告，提出9點建議，後來也陸續被採納。到6月底胡鞍鋼領導國情研究中心連續編髮了32份關於“非典”的研究報告，密集性地向決策者提供決策信息、決策知識、決策建議。

2011年12月，胡鞍鋼、胡聯合發表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一文。

2014年6月，胡鞍鋼發表了《怎樣寫好文章》一文 ^[5]  。

2013年07月，發表文章《人民社會為何優於公民社會》 ^[14]  。

2016年6月，胡鞍鋼發表了《我的時間都去哪兒了？》一文 ^[6]  。

2016年8月，胡鞍鋼發表了《人才是怎樣成長的》 ^[7]  。

胡鞍鋼認為在一個民主化程度愈來愈大的社會里，人人都可以成為建言獻策的智者。這取決於否獲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識，取決於對人類已有的最好知識的瞭解、吸收、體會和積累，取決於對這些知識的本土化。這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研究中國問題，胡鞍鋼從不僅僅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而是同時考慮社會、政治的角度。他認為，中國的很多問題不從政治上着手是解決不了的。只有使得決策者產生共鳴，形成政治共識，制定符合中國實際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最終形成社會共識，推動中國發展與變革。

胡鞍鋼認為，就業問題已成為全球性問題。中國應該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政府應當實行就業優先，而不是增長優先的發展戰略，以就業率作為自己的考核指標，將就業政策作為最為優先的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

胡鞍鋼認為中國不僅要和平崛起，更多的要合作崛起，最重要的是綠色崛起。根據胡鞍鋼的預測，預計2015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比重達17.5%，可以趕上美國；2020年中國將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

從長遠來看，公開承諾減排與中國中央政府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生態文明的理念是一致的，其內涵、目標和過程也與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應對氣候變化和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內涵、目標和過程是一致的。中國是否公開承諾減排並公佈減排路線圖，涉及到中國未來長期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其本質是中國國家利益是否與人類發展的利益相一致。

在承擔減排任務這樣的重大決策面前，中國的領導人應當向鄧小平學習，明確國家發展的戰略方向，相信後代比我們更聰明。在減排承諾問題上，領導人在任至多10年，不可能在任期內完成減排承諾，他也沒必要做到。但是，他提出這個設想卻是需要幾代人不斷的持續努力做到，他只需承諾就夠了。 ^[9] 

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跨國企業或全球企業。與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相比，社會主義跨國企業最大的不同之處體國有企業的文化上。中國的企業文化來源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同時也有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借鑑。但是，它不同於西方的文化，西方企業文化強調個人主義，我國國有企業文化更加強調和諧，強調集體主義，強調奉獻精神。一個好的企業，不僅創造物質財富，還創造精神財富。企業文化就是這種物質財富的一個主觀反映，因而也就形成了對內對外的"軟實力"。 ^[10] 

胡鞍鋼教授1991年被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學者"。

1995年初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1995年經美國華盛頓中國問題研究中心評選，獲福特基金會"中國經濟研究資助"。

1995年以來，連續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等多項獎勵；2000年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評選為"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特優項目。2001年獲第九屆（2000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父親胡兆森 ，1928年出生於浙江嘉興，1951年畢業於上海交大機械系動力學專業，1951年起在鞍鋼、本鋼、首鋼任技術員、工程師，後在冶金部、國家科委任職，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胡兆森四個兒子都有建樹。

胡鞍鋼現任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 

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馮惠玲：在國家的發展戰略、規劃、趨向、走向、政策這一類事情上，我們總能聽到胡鞍鋼的聲音。將自己的研究與國家未來聯繫起來，是學者的本份，是天職。胡鞍鋼的堅持，在當今的學者中，是很難得的。 ^[17] 

國防大學副校長畢京京：胡鞍鋼是知識報國的學術戰士、理論戰士。我們有時説理論是枯燥的，但看了胡鞍鋼的書，感到他已經把理論還原得非常鮮活、生動。他和他的團隊為國家科學決策諮詢提供了專業化的正能量，向社會提供了凝聚發展共識的正能量，向學生提供了長才幹、強信念的正能量，向世界提供了中國道路自信的正能量。 ^[18] 

國防大學國防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姜魯鳴：胡鞍鋼這一代學者的研究生涯開始在中國社會大調整的歷史節點，他們能夠自覺地把研究與國家的未來、學者的擔當很好地結合起來，把國情與國策研究很好地結合起來，作出了一篇大文章。 ^[19]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理事會主席約翰·桑頓評價道：胡鞍鋼教授作為政府智庫經常向中國領導層直接提出建議，還廣泛接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諮詢。政府採納他的五年規劃建議作為調節經濟政策的路線圖。他給人的印象是既善於分析問題，又具有十足的感染力，而且他的思想非常活躍，精力異常旺盛。他不知疲倦地在尋找數據，並從中發現深刻問題，總是在思考未來和預測未來。沒有任何一箇中國思想者像他這樣準確地預測了國家發展的方向和速度。當他確定的時候，他會很勇敢地提出來。他更關注總體上正確，不糾纏於細枝末節的正誤。他很可能是當代中國最全面也是最具務實主義的經濟學家。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