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三

1910年9月20日，周立三出生於浙江杭州。

1933年，周立三畢業於中山大學地理系。

1940年4月，周立三轉入重慶北碚，協助黃國璋先生籌建中國第一個地理研究機構，並於9月正式成立中國地理研究所。周立三負責人生地理組資料室工作。

1943年，周立三在侯學燾、陳泗橋等人的配合下，負責《四川經濟地圖集》的編制工作。

周立三(4張)

1944年，周立三參加國父實業計劃“西北科學考察團”，為建國後組織新疆綜合考察打下了良好基礎。

1946年，周立三到美國威斯康辛州大學研究進修。

1947年，周立三回國後，在中國地理研究所晉升為研究員。

1949年5月—1958年，協助竺可楨籌備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1949年11月，周立三與吳傳鈞、高泳源等合作編輯的《蘇聯新圖志》由上海亞光與地學社出版。

1950年6月，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籌委會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決定分為地理、地圖和大地測量三個組，第一組普通地理由周立三主持。同年10月30日，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52年10月12日，竺可楨召開地理學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會議，決定由孫敬之、周立三、施雅風負責籌備工作。

1953年，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周立三擔任副所長、研究員。

1959年6月20日，經國家科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研究所”，7月9日，任命周立三為副所長。

1978年3月，正式恢復周立三的所長、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務。

1980年7月，周立三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1月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83年9月，周立三擔任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科學顧問組副組長。同年主持江蘇省農業區劃（修編），歷時2年，並獲得1985年“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一等獎”。

1984年3月，周立三擔任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名譽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所學位委員會主任等職務。同年主持國家農業地圖集，任編委會副主任，歷時4年，至1988年，主編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地圖集》並於1989年，獲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

1987年，周立三領銜承擔了國情分析研究。

1989年10月，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發表了第1號國情報告《生存與發展》，並獲得了院長基金特別支持項目。

1991年，周立三出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92年12月，周立三主持發表第2號國情報告《開源與節約——中國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的潛力與對策》

1996年1月，周立三參加了地學部由部分院士組成的紅壤地區考察團，這是他最後一次科學考察活動。

1998年5月27日，周立三在南京逝世 ^[2]  。

周立三的主要學術思想可概括為如下四點： ^[4-5] 

周立三堅持在國民經濟的主戰場上進行研究，急國家之所急，根據不同時期的建設需要與問題，開闢和拓展研究領域，承擔了國家與地方的重大研究項目。例如1987年周立三接受國務院農村研究中心的委託，主持中國國情研究，確定“生存求發展，發展求生存”的思路，親自撰寫了兩萬多字的“中國農村國情簡要分析”，科學地論證了中國現代化只能選定持久戰和非傳統模式，強調資源節約和適度消費。這是國情研究的開篇，此後他又提出2－4號國情分析報告的框架與基本思路。

周立三所承擔的其它幾項重大研究項目或是接受國家的任務，針對發展過程出現的問題，組織重大項目的研究，或是站在國家層面上分析與發現問題，組織有關學科共同開展工作，在完成任務的基礎上使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論得到提高。

“文革”後期，他在江蘇省儀徵縣研究高產穩產農田，尋求農業發展的途徑，不辭辛勞在丘陵山區和平原圩區作調查，發現基本農田建設及農業生產佈局的一些問題，提出建議，春節前夕還專程去儀徵向當地領導彙報。

針對太湖平原的問題，周立三在調查的基礎上，發表論文“太湖地區經濟發展面臨人口、土地、和糧食三大問題的挑戰及其對策”並在一次專門會上報告；1983年他參加了上海經濟區領導組織的太湖流域規劃考察，歷時22天，最後的總結會上，他發表了重要意見，認為太湖流域規劃涉及自然與經濟關係、城鄉關係以及工業、農業和交通運輸關係，必須統籌兼顧、合理安排，力圖把自然和人文聯繫起來，對區域發展問題作為整體來研究。他的上述活動都是從國家目標出發，還為後來組織太湖平原水土資源與農業發展遠景“六五”國家科技攻關項目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周立三在完成全國農業區劃的基礎上，考慮到研究農業問題應該有一部全面而直觀的圖集，他抓住機遇，極力促成並親自主持國家農業地圖集的編制，這是中國第一部大型農業地圖集，具有學術和實踐的雙重價值。

地理學是一門區域性和綜合性很強的科學，周立三認為必須面向自然、面向社會、深入實際，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並從中較快地增長自己的知識和才能，逐步發現地理現象的分佈規律和結構演變，做出正確的判斷與結論。周立三的整個學術生涯都是身體力行和實地考察聯繫在一起的，不僅年青時如此，即使年邁也不放棄野外考察的機會，1996年地學部組織紅壤地區考察時，他已八十六歲高齡，仍然主動要求參加。他支持新技術的應用，設法增加經費，添置設備，但是反對不切實際寫空洞文章，針對一些人不重視實地調研，滿足於玩弄數字遊戲，他嚴肅指出用沒有根據的數據只能欺騙計算機，計算機算出來的結果也只能欺騙自己。認為只有深入實際調查取得有價值的數據，才能得出可信的結論。

周立三強調任務帶學科不是僅僅完成任務，他要求在完成任務的基礎上找出規律，形成學術觀點。為了開展農業區劃，他根據多年的研究撰寫了“試論農業區域形成演變、內部結構及其區域體系”，引起了當時地學界、農學界學者的很大關注。他還多次到基層宣講農業區劃的基本理論和方法，指導地方的農業區劃。在他和許多學者的建議下，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從中央到大多數省、市建立了農業區劃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成為黨和政府規劃農業生產佈局的得力部門。也正是有效地組織了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周立三做出許多重要結論。如通過全國農業區劃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他尖鋭指出中國農業生產存在着掠奪式經營，嚴重破壞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問題，又提出了一系列因地制宜調整農業生產佈局的建議，引起中央和地方的重視。 ^[5] 

解放後，國家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為制定規劃迫切要求進行綜合考察和深入研究。周立三深感這種需要，他倡議並組織多學科的新疆綜合考察隊，這項工作得到中國科學院竺可楨副院長的支持。新疆隊成立後，從1956-1960年連續五年對新疆的自然資源、社會經濟條件和農業佈局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考察。周立三先後任副隊長、隊長，他重視以任務帶學科，要求各專業組的活動密切聯繫新疆的經濟建設。每年考察結束後，都要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政領導和生產部門進行彙報，提出對生產發展的建議。為了徵求地方對科學考察的意見，確定若干重大的考察項目並制定好年度計劃，周立三還組織先遣力量對下一年的工作地區進行預察。新疆隊在對新疆全面考察的基礎上，還先後重點組織過額爾齊斯河的開發、吐魯番盆地的綜合利用、開都河改道與其對博斯騰湖的影響、塔里木盆地的鹽土改良等專項考察，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科學成果。

周立三和新疆隊的其他領導和前蘇聯專家以及全體隊員團結合作，綜合研究新疆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農業合理佈局的問題，完成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農業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及農業合理佈局的遠景設想》綜合考察報告和十三個專題研究報告，有針對性地論述了有關農牧業生產發展的重大問題。這套研究報告是新疆隊數年考察的結晶，為新疆的資源開發和發和發展規劃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建議，多年來一直被業務部門作為編制計劃的重要依據。其全部考察成果，包括一系列的學科專著，得到全國科學大會的表彰。

事隔20年後，為貫徹中央將新疆和整個大西北作為中國下一個世紀開發重點的戰略，中國科學院再次組織新疆資源綜合考察，仍請周立三先生主持這項工作。此時他已是70多歲的高齡，再次接受任務。由他主編完成的“關於新疆農業發展的若干建議”，這份報告指出，新疆農業的發展，第一，要重視山地與平原的統一性；第二，生產建設必須重視生態環境變化所引起的後果；第三，調整經濟結構必須重視解決農牧、林牧、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等矛盾；第四，要提高農牧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必須大力提高質量。報告還對新疆的合理用水，挖掘耕地生產潛力、防治沙漠化、改良利用鹽鹼土、挖掘畜牧業的潛力與合理利用天然草場，保護與營造森林，重視糧食生產的小區平衡以及建設棉花基地等問題作了專題分析。

中國有自己獨特的自然環境，農業生產的地區差異懸殊。但是，長期以來存在着不能因地制宜合理佈局農業生產的問題，在農業上“一刀切”的指揮方法相當普遍。周立三認為，農業的地區差異是客觀存在，不同的農業區有大小不同等級的地域系統，農業區劃就是依據客觀的農業地域分佈規律，從發展生產出發，按地區生產條件與生產特點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加以科學地分區劃片，在此基礎上因地制宜合理佈局，並闡明各區的發展方向與增產途徑，為規劃和領導農業生產提供科學依據，這就有助於增強主動性，減少盲目性。因此，周立三把農業區劃的研究作為農業地理結合生產實踐的首要問題，20世紀50年代他在主持完成“中國農業區劃的初步意見”和對新疆綜考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省區農業區劃的理論與方法，初步完成新疆農業區劃。20世紀60年代初，針對中國農業生產發展所受到的嚴重挫折，周立三和許多科學家聯名向國家建議開展農業區劃的研究，並得到周總理的重視，農業區劃被列為當時農業科技發展的第一項任務。

周立三擔任了江蘇省農業區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率先在江蘇省開展農業區劃的試點工作，並在較短時間內就取得一批成果，得到中央有關領導的讚許和地方領導的肯定，江蘇省委把區劃—規劃—樣板作為領導農業生產的方法。1964年5月，國家科委在無錫召開現場會議推廣江蘇的區劃工作經驗。但是十年動亂使這項剛取得成績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斷。

1979年周立三應國家農委的要求，主持了“中國綜合農業區劃”的工作，密切聯繫農業發展的問題，論述了全國10個一級區和34個二級區的農業發展方向，並分別就土地資源、農業生產佈局、農業技術改造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專題分析，提出建議。這一研究報告被中央許多部門應用和參考，獲得了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周立三作為中國農業區劃研究的主要開創者，不僅注意理論和方法的探索，更加註意服務於生產實踐，在這個基礎上總結出的理論與方法，還要儘可能為生產計劃部門的實際工作者所掌握，從而發揮更大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初，周立三已80高齡，主編完成《中國農業區劃的理論和實踐》專著，對中國農業區劃工作作了全面和系統的理論總結。並獲1995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二等獎。

自1987年以來，先受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的委託，後得到院長基金特別支持項目的資助，周立三領銜的國情分析小組共發表了8份國情報告，以“認清國情、分析危機、消除錯覺、尋找對策”為旨義，對中國國情進行系統的分析研究。報告中的許多觀點，很快為中央領導接受和採納，成為制定中國經濟發展方針政策的重要科學依據，並引起學術界的重視與關注。

在1989年10月發表第1號國情報告《生存與發展》國情研究報告中，周立三用“掠奪資源的經營方式”這個詞形容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耕地重用輕養，林地重採輕造，草地超載過牧，水域酷漁濫捕，礦產採富棄貧，採主棄副；提出了變粗放經營為集約經營的理念，同時提出走非傳統的現代化道路，即要實行低度消耗資源的生產方式和適度消費的生活方式，以犧牲本國有限的資源和生態環境，求得超高速度的經濟增長是難以為繼、不可持久的。

在1992年發表第2號國情報告《開源與節約——中國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的潛力與對策》中，周立三更明確提出要根據中國的國情國力，“建立資源節約型國民經濟體系”的觀點。包括建立以節地、節水為中心的集約化農業生產體系，以重效益、節能、節材為中心的工業生產體系，以節省動力為中心的綜合運輸體系，以適度消費、勤儉節約為特徵的生活服務體系，以及分配合理、注重效益的社會保障體系等。

1994年發表第3號國情報告《城市與鄉村——中國城鄉矛盾與協調發展》。中國長期存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矛盾造成多種不利影響或危害。首先，阻礙了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其次，國有資源配置不合理程度加劇，造成資源浪費和效率下降；第三，城鄉人民經濟差距日益擴大。針對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本報告提出城鄉一體化與協調發展戰略，根本出路在於加速城市進程以及提出相關對策。

1995年發表第4號國情報告《機遇與挑戰——中國走向21世紀的經濟發展目標和基本發展戰略研究》。周立三首先提出，當今世界經濟競爭，實質上已轉入以經濟與科技為主要對象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落後意味着失敗。所以，振興科技已直接關係到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之林的自信心與凝聚力。其次，還應居安思危，要有危機感和責任感，按照中國基本國情，事實求是，解放思想，同時因地制宜，做到政策對頭，措施得力，相信一定能夠克服前進中的困難，邁向新世紀的光明前程。報告對中國發展持“審慎的樂觀”態度，提出包括穩定和漸進、持久戰、適度高速發展、高度開放和科教興國等五大基本戰略及相關對策。 ^[6] 

周立三告誡年青學者不要大題小作，主張從一點一滴作起，深入分析，應該“小題大做”，重大的研究項目更應認真籌劃，花大力氣去完成。針對不切實際的結論，周立三一語指出其謬誤，要求文章至少“自圓其説”。他帶隊考察告一段落之後,雖然已有看法，但不忙於下結論，常要求大家整理原始筆記，經過充分討論再動手寫報告。同樣，他對於項目的評審實事求是，從不誇大。

周立三認為凡是國家的重大科研項目都應該多方協作，老中青結合，發揮不同專業人員的作用和集體智慧。他也是這樣做的，所以各方面的學者都願意和他共事。 ^[5] 

周立三注重中青年科技人員的培養，凡中青年科技人員撰寫的論文著作，他都認真幫助審閲、修改，他把多次出國的機會讓給年輕人，並説，“年輕人精力充沛，可以多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他邀一部分年輕人蔘加他的專著《中國農業區劃的理論與實踐》的編寫，實際上他從擬訂編寫提綱、補充資料到成稿，都逐字逐句修改，定稿，用他的話來説，讓年輕同志參與是為了給他們鍛鍊機會 ^[7]  。

1949年，解放前夕，中國地理研究所部分人員搬遷廣州，留下一批科研骨幹成立由周立三負責的南京留守工作站，周立三與當時地下黨員施雅風領導了“反搬遷搞應變”鬥爭，成功地抵抗了國民黨當局欲將該所全部遷往廣州和台灣的圖謀，為保存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理研究機構和骨幹力量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11]  。

洞察國情、民情，立德、立言、立功；關愛人才、英才，三顧，三省，三思。周立三院士是中國地理學界的一代宗師，創辦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元老。他為現代地理科學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為地學界做出了光輝的榜樣 ^[12]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述彭評）

他（周立三）長期一貫地勤懇負責，秉公辦事，任勞任怨，謙虛謹慎，氣量寬宏，團結同志，不爭名利，是地理學家中很難得的一位學者。他長期嚴格自律，克己奉公，成為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他是一位超地理學的帥才，是我們科學工作者學習的楷模 ^[11]  。（中國科學院院士施雅風評）

周立三先生是著名的地理學家，以他嚴謹的科學態度，敏鋭的分析判斷能力，不避風險敢於諫言以及生活上淡泊名利大公無私的精神，受到大家的尊敬和推崇。在他領導下取得的科學成果及其對國家制定政策所起的重大影響，將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3]  。（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原所長虞孝感評）

他（周立三）不僅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更是一位優秀的戰略科學家。他總是從大局着眼，關注國家的前途命運，前瞻性思考國家未來發展需求，精心選擇重大專題開展科學研究。他最反對“炒冷飯”，總是鼓勵我們要大膽創新，善於創新；他最反對自我封閉，總是提倡要突破前人，更要突破自己；他最反對理論脱離實際、學術脱離社會，總是提倡要將國情研究成果轉化為戰略決策和社會效益。正是基於幾十年對中國農業資源和地理實地調查研究基礎之上，在他晚年開創了“國情研究”新領域，並做出了開拓性研究成果，為制定中國基本國策做出重要可貴的貢獻 ^[14]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評）

1997年，周立三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後捐贈10萬港元及其研究所配套獎勵經費，在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設立“周立三科研獎勵基金”，旨在獎勵為研究所科研作出突出貢獻的35歲以下優秀青年科技人員，“周立三科研獎勵基金”每兩年評選一次，是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對青年科技人員的最高獎勵 ^[15]  。

2006年12月12日上午，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在京召開了“周立三學術思想研討會”，緬懷周立三先生，繼承和發揚周立三開創的決策諮詢方法論，研討新時期中國科學院諮詢工作如何進一步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前瞻性和戰略性的貢獻，探索中國未來10年到20年經濟社會可持續和諧發展可能出現的新情況、面臨的新問題以及應採取的對策。研討會由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主任、中國氣象局局長秦大河主持 ^[16]  。

2010年10月18日上午，為紀念週立三院士百年誕辰，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舉行了周立三院士銅像揭幕儀式。國家科技部、江蘇省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及中國科學院相關單位的領導和專家，以及南京地理所的老領導、離退休老同志、周立三院士生前好友、學生和家屬等共50餘人參加了儀式。

2018年5月27日是周立三院士逝世20週年，為了紀念和緬懷周立三先生的科學貢獻和崇高品質，5月28日下午，南京地理所舉行了“一代宗師，科技楷模——紀念週立三先生座談會”。南京地理所相關負責人以及部分退休老領導、老專家和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出席座談會，會議由南京地理所黨委書記谷孝鴻主持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