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能力報告

《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中文提要一國的現代化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動員全社會的人力資源、物力資源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強化國家能力的過程。為了順應現代化的要求，動員各種社會資源，團結各種社會力量，建立穩定的經濟社會秩序，形成全體國民對現代化的共識，維持整個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都迫切需要一個更具權威和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不斷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加速本國的現代化進程。

國家（其代表為中央政府）是經濟發展、政治變革、社會轉型和國際關係的主要指導者和驅動者。提高國家能力，就是提高中央政府控制宏觀經濟的能力，推進改革與開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能力。本報告旨在探討中國國家能力變化，分析中央政府在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的主導作用。這是一項中國國情分析的研究成果，是系統研究中國國家能力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專題研究報告。該項研究受中國科學院資助，作者在美國耶魯大學合作完成。中國經濟改革深刻地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變化。儘管這場改革是以漸進方式推進，但是它對中國社會變化的影響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也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場革命。

本報告所關注的問題是，這場改革對中國國家能力變化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究竟是削弱中央政府作用，還是強化中央政府作用？如果中國市場經濟轉變是以中央政府為主導，那麼，中央政府應當發揮哪些作用，地方政府應具有什麼職能？在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中，如何建立一種穩定的規範的中央和地方關係？如何在市場經濟轉變和現代化趕超過程中，加強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

對上述問題的分析和研究構成了本報告的主要內容。同以往的國情分析報告一樣，本報告的主要觀點和基本結論是依據作者對中國統計數據的計算分析以及國際比較分析而得出的。客觀性與公正性是本報告研究的基本原則。同時，在闡述過程中，本報告力求觀點明確，論證有據。報告中也吸收了國際學術界有關國家能力的研究成果。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能力國家能力是指國家（中央政府）將自己的意志、目標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國家能力包括四種：汲取財政能力、宏觀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強制能力。其中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能力，也是實現其他國家能力的基礎。

國家能力對一國工業化進程產生着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越落後，工業化起步越晚，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就愈大。因此，對於各國來講，提高國家能力特別是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也就成為最重要的國家能力，它是實現其他各項國家能力的基礎。欠發達國家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尤為重要的。它是擺脱貧困落後，實現經濟起飛，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差距的最主要的條件之一。

強化國家能力，就是強化國家動員和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反映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最主要指標：一是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二是中央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前者反映了政府動員汲取的社會資源佔總的社會資源的份額，後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動員汲取的社會資源佔總的社會資源的份額。影響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因素包括髮展因素、制度因素以及政策因素。當該國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經濟國際化程度一定時，財政體制是決定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一個富有增長彈性的財政體制有助於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一個低增長彈性的財政體制將嚴重削弱國家汲取財政能力。

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是不斷強化國家能力的。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的財政收入比重以及中央政府收支比重是不斷上升的，這反映了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發達國家，逐漸從小政府變為大政府，從弱政府變為強政府，不斷提高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幹預經濟的能力，並在穩定經濟、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提供公共物品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主導作用。

國家能力對中國發動工業化具有最主要的影響。國家能力是一個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最主要的條件之一。從1750―1950年的二百年間，在世界性的工業化與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中國經濟走向衰落，由世界經濟最強國變為世界經濟弱國，始終未能出現任何意義上的現代經濟增長，遲遲不能正式發動工業化。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具有明確現代化目標與意志的中央政府以及強大的國家汲取財政能力。在1949年以前，國民黨政府財政收入佔GNP比重從未超過7%，其國家能力十分低下。本世紀50年代以來，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建立了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強化國家能力，發揮財政與税收的現代國家職能，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提高至三分之一，比國民黨政府具有4—5倍的汲取財政能力，經濟增長率在“一五”時期達到高速度增長，標誌着中國進入現代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時代，為中國工業化的成功起步、迅速建設工業化體系創造了前提條件。國家汲取能力由小變大，中央政府由弱變強，是中國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

但是，過分集權的中央政府是不利於現代化建設的。50年代以來，中國財政體制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始終沒有形成穩定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在“集權―分權”或者“收權―放權”循環中反覆變動。50年代基本上屬於高度集中類型，除大躍進之外，這一體制延續到60年代末；70年代屬於以集中為主、適度下放財權的類型。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仍相當強，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央政府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儘管以中央集權為主要特徵的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在動員和集中社會各種資源方面是獲得成功的，為中國工業化起步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是它有個致命弱點，即在使用和分配各種資源方面效率低、效益差。所以改革就是要解決資源配置與資源效益的問題。

80年代國家汲取財政能力迅速下降

1980年以來，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大包乾制引起最重要的變化是，國家汲取財政能力迅速下降，政府財力極度分散，中央控制宏觀經濟能力下降，突出表現為：

一19財政收入增長彈性下降，且處於低彈性範圍。

1986年至1991年期間，GNP每增長1%，財政收入僅增長0.66%。這表明財政包乾制度屬於具有嚴重缺陷的財政體制。與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通用的現代財政體制——分税制和統一税制相比，大包乾制具有非規範性、非科學性、非統一性的缺陷。

——財政收入佔GNP比重不斷下降，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相當低下，尚不及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的一半水平。財政收入比重從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2年的14.7%；預計到2000年將下降至11.3%，在世界上屬於最低水平國家之一。

——中央政府財政能力降至歷史上最低點，已陷於“弱中央”的境地。1989年中國中央政府財政支出佔GNP比重僅比前南斯拉夫高出1.6個百分點，相當於印度等上億人口發展中大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水平。預計到2000年，中央財政收入佔總財政收入比重將由目前的五分之二降至三分之一；中央財政收入佔GNP比重將由目前的十四分之一降至二十分之一，比1989年前南斯拉夫政府財政能力還要低，其發展前景令人十分擔憂。

——預算外資金增長過快，幾乎與“第一財政預算”相等。如果預算外資金計人財政收入之中，中央財政收入僅佔總收入的五分之一，地方財政收入約佔五分之四。世界銀行專家驚歎：“世界上大概沒有什麼國家的財政收支比中國更為分散了。”

與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或者上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相比，中國政府汲取財政能力低下，是名副其實的“弱政府”。與地方財政實力相比，中央政府又是名副其實的“弱中央”。這反映了改革以來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關係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並對中國長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至今決策者尚未深刻認識國家能力迅速下降的危害性，或者已經認識尚無有效辦法制止國家能力繼續下降趨勢。

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改革以來，中國GNP總量成倍增長，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非農產業產值佔GNP比例已居優勢，經濟開放度明顯增大，諸多發展因素變化有利於擴大中國可能獲得財力的基礎，對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做出正貢獻。

但是，中國實行的財政大包乾制具有嚴重缺陷，突出表現為對財政收入增長做出負貢獻，且隨着大包乾制的推廣，其負作用不斷增大。1979—1985年其貢獻率為-52.7%，在1986—1991年貢獻率達到-87.5%，大大抵消了經濟增長對財政收入增長的正貢獻。採用這種不良的非規範的、非現代的財政體制，是中國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這表現為：

——工業增長對財政收入貢獻作用下降。從產業部門看，工業部門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工業部門的財政貢獻又大大高於產值貢獻，工業部門利潤下降，導致較低的增長彈性（1983—1987年僅有0.306），工業部門的財政收人下降將會引起整個財政收入下降。

——國有經濟發展相對衰落，大量國有企業嚴重虧損，影響財政收入增長。從所有制部門看，國有企業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國有企業的經濟角色決定了它的財政角色。50年代初以來，國有企業發展經歷了倒U形曲線，即經歷了一個產生形成—迅速發展－佔據優勢—相對衰落—退居優勢的發展過程。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經濟貢獻下降，企業虧損上升，導致國有企業財政貢獻下降，從而影響整個財政收入。

——非國有經濟迅速發展，但是經濟貢獻與財政貢獻不成比例。到1991年，非國有經濟創造了三分之二的國民收入和近二分之一的工業總產值，但是非國有經濟佔財政收入比重遠遠低於它的經濟貢獻。中國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實行五花八門的税種和税率，特別是對“三資”企業實行減免税，對國有企業實行“歧視性”税率，不僅破壞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且導致理所應得的國税“名正言順”地大量流失。

——各地方擅自競相減免税，中央普施“優惠政策”。為人們廣泛接受的改革思路是：改革=放權讓利=優惠政策=減免税收。優惠政策具有很高的含金量，但它是以減少中央財政收入為代價的。在中央與地方討價還價的談判中，常常是地方得多失少，中央失多得少。

——普遍偷税、漏税，使國税白白流失。中國各類企業偷税、漏税相當驚人。國有企業偷漏税率在五成，集體企業在六成，個體及私營三類企業在八成，個人收入調節税在九成以上，遠遠高於美國、加拿大60年代的水平（13—15%）。

中國是財政收支較為分散的國家，也是財政税收制度較為混亂的國家。目前實行的財政包乾制至少有六種：總額分成包乾；總額分成包乾與增長分成包乾；定額上交包乾；收入遞增包乾；上交額遞增包乾；定額補助包乾。這與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實行的統一的規範的預算體制相沖突，也與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公開競爭、公正競爭的市場競爭規則相沖突。財政包乾制是一項應急性的非規範的、非科學的、非現代的財政體制，它對中國經濟發展僅具有短期正效應，但是這種正效應正在迅速遞減，而負效應卻在迅速擴大，導致國家汲取財政能力迅速下降，併為中國長期發展產生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嚴重後果，也為中國走向市場經濟，建立現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創造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設置了難以克服的制度障礙。

國家財政能力下降的嚴重後果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中央政府控制宏觀經濟能力的基礎。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下降，意味着中央政府控制宏觀經濟能力在下降，它將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產生十分嚴重的短期和長期後果。這包括：

——經濟週期波動。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出現四起三落。經過非經濟因素的干擾，各地方一哄而起，一擁而上，爭投資，上項目，盲目建設，重複建設，形成“投資熱”、“開發區熱”、“公司熱”、“股票熱”、“房地產熱”等等，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總是加劇經濟波動，而不是緩和經濟波動。

——投資急劇膨脹。改革以來，中國出現四次較大規模的投資膨脹高潮，各地方拼命爭上項目，亂鋪攤子，基本建設規模超越國力和資源供給能力。

——消費需求膨脹。改革以來，中國出現四次較大規模的消費需求膨脹高潮。職工工資總額增長過快，社會集團購買力超額增長，奢侈之風愈演愈烈。

——連年財政赤字。中國實際財政赤字巨大，1979—1992年累計額為4168億元，平均每人負擔356元。與此同時，中央財政向中央銀行大量透支，中央銀行超額印製鈔票，導致通貨膨脹。

——中央控制宏觀經濟能力下降。形成各自為政的“諸侯經濟”，層層小而全，大而全，自成體系，地區封鎖，貿易壁壘。經濟是政治的基礎，經濟實力決定政治權力。“諸侯經濟”將會導致政治衰退，中央權威和權力不斷流失，任其發展，其後果是令人十分憂慮的。

令人費解的是，中國是由一個政黨——共產黨高度統一集中控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國家機器不是鐵板一塊，經濟決策權極度分散，中央政府控制各級政府的能力極其有限，而地方政府已經形成獨立於中央的經濟利益主體，與典型的市場工業化大國相比，中國地方政府財力過分膨脹，行政權力過大，經濟干預過多。

在中國大陸，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政治政黨、社會組織敢於向共產黨以及國家權威挑戰，主要威脅是來自於共產黨內部和國家機器內部的更具自我利益、自我意識、自治權力的日益坐大的某些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財力是極其有限的，中央領導人的權威性也相對削弱。在應付地方政府各種挑戰方面（既包括經濟利益，又包括政治權力），中央擁有的惟一手段是頻繁地撤換或調動地方領導人。但是僅僅依靠這一傳統的行政手段，而不是依靠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穩定的財政關係，這是無法阻止和改變國家能力繼續下降態勢的。

龐大的國家機器內部的相互衝突，經濟政治權力的分散化以及多元化，嚴重削弱了國家能力。國家能力迅速下降，反過來又加速中國經濟與政治的多元化，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重要隱患。

中央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

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有效地生產和配置資源的較佳方式。但是，市場經濟並不是萬能的，不應當把它加以神化和完美化。在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前提。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與職能包括提供公共物品；進行公共投資；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穩定宏觀經濟；制定產業政策。除第一項職能是由中央和地方分擔外，其餘四項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擔。市場無法代替和完成上述國家職能。

中央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只能加強，不能削弱。這是因為：

——市場經濟制度的創新與建立是一個非自發的加速過程。中央政府對加快建立新機制和法律框架具有決定性作用。

——向市場經濟轉變是一個觀念衝突和轉變的過程。市場經濟原則與倫理經濟原則互相沖突，危及許多人的生存和利益。這需要以説服為手段，向社會公眾灌輸市場經濟觀念，推行市場經濟原則。

——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是一個利益與權力重新調整的過程，需要政府對某些利益受損的社會成員實行利益補償。

——向市場經濟轉變需要一個穩定的相對寬鬆的宏觀經濟環境，中央政府具有經濟穩定器的作用。

——經濟改革需要花費成本，並隨着改革深化，成本不斷上升。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具有十分特殊的國情。在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還會出現如下難以避免的發展問題：

——人口問題。中國每年新增人口數量大，且在不斷持續增長。與此同時，正在經歷迅速的人口老齡化過程。

——環境問題。人口壓力、生存壓力以及市場壓力，加劇中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產生外部不經濟。

——基礎設施問題。中國自然地理條件決定她必須支付昂貴鉅額的社會經濟基礎成本，資本系數上升難以避免。基礎設施滯後於發展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薄弱環節和增長瓶頸。

——失業問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以及經濟市場化等因素，將造成長期性的大量的失業人口羣。城市公開失業率和鄉村潛在失業率不斷上升。

——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在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過渡，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正進入收入差別不斷擴大的階段。這包括地區收入差別擴大，農民與非農民收入差別擴大，以及城鄉居民內部收入差別擴大。此外還有十分突出的貧困人口問題。上述因素決定了中央政府負有極其重大的和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決定了在市場經濟轉型中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中央政府在改革與現代化過程中，要有意識地加強在新體制基礎上的主導作用，大力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強化國家對市場之外領域的干預。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今後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是：減少經濟建設職能；提高供給公共物品職能；繼續增加社會性公共服務職能；強化社會保障職能。

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基本原則是統一性與多樣性相結合。所謂統一性，體現在中央政府的作用和職能上，包括宏觀經濟管理，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建立統一的、公平的國內市場體系，建立全國統一税制和税率，規定統一的公共服務標準，制定統一貨幣政策。所謂多樣性，體現在地方政府的作用和職能上，各地方有權制定與國家法律不相沖突的地方法律和行政法規。多樣性原則就是保證中央政府不得隨意對地方政府的活動進行干預，保證政府權力在縱向上分權及制衡。應當按現代市場經濟原則重新界定和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事權。

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途徑

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基本途徑，一是提高國家外部整合能力，即提高政府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使相當一部分社會資源通過現代税收或非税收手段轉變為政府資源。二是提高國家內部整合能力，即提高中央政府運用財力的能力，使相當一部分政府資源通過穩定的分税制轉變為中央政府資源。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實質性含義就是提高兩個財政比例，即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比例，中央財政佔國民收入比例。同時應擴大地方參與中央決策的機會，以及對全社會資源分配表達本地區利益的發言權，在中央與地方之間達成協議，以政治權力換取經濟利益。既取之，又予之，或者先予之，後取之。不管大省小省，窮省富省，都有平等參與權與表決權。

主要建議如下：

——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實行縱向分權。按四級政府（中央、省區、市縣、區鎮）運行結構。撤消計劃單列市編制，取消地區行署級。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應依據成文憲法。建立現代的、穩定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事業。

——國家財政收入實行現代分税制。三級財政徵收（中央、省區、市縣），四級財政使用（中央、省區、市縣、區鄉）。國税為全國統一税，省區無權改變或免減；地方税為省區統一税，縣市無權改變。

——統一税制，統一税率。對國內外企業一律實行統一的公司所得税。除自由貿易區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應對外國公司實行“優惠”税率，對本國公司實行“歧視”税率。國有企業一律實行“利税分流”的現代制度。任何公司有權拒絕非成文規定的各種攤派。

——開徵個人收入所得税。重新界定個人收入範圍。建立個人收入申報制度，實行個人所得累進税率，在中國境內外國人一律實行統一的個人所得税制。開徵個人繼承遺產税和個人不動產税。

——實行社會保障計劃。包括失業保險金、職工退休金、醫療保險金、工傷保險費等強制性保險項目，以及其他非強制社會保險項目。

目錄

序言

《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中文提要

《中國國家能力報告》英文提要

引言 兩個比例不斷下降意味着什麼

第一章 國家能力

一、國家能力的概念

二、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能力

三、財政體制是決定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最重要因素

四、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不斷強化國家能力

第二章 中國國家能力變化

一、國家能力低下是中國遲遲不能發動工業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建國以來財政體制的變動與國家能力的變化

三、80年代以來兩個比例不斷下降國家能力嚴重削弱

第三章 國家財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促進國家財政能力增強的有利因素

二、工業增長對財政收入貢獻作用不斷下降

三、國有企業發展相對衰落和嚴重虧損影響財政收入

四、非國有企業的經濟貢獻與財政貢獻不成比例

五、各地方的減免税使中央財力資源大量流失

六、普遍偷税、漏税使國税白白流失

第四章 國家財政能力下降的嚴重後果

一、中央與地方政府行為假設

二、經濟週期波動

三、投資急劇膨脹

四、消費急劇膨脹

五、連年財政赤字

六、中央控制宏觀經濟能力下降

七、形成各自為政的“諸侯經濟”

第五章 中央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

一、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二、國家在市場經濟轉型期的作用

三、中國加強中央政府主導作用的特殊理由

四、政府職能的變化及趨勢

五、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混合體制

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關係和規則

第六章 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途徑和建議

一、基本思路

二、四級政府運行結構

三、三級財政徵收與四級財政使用

四、統一税制和税率

五、開徵個人所得税

六、實行社會保障計劃

七、取消預算外資金

結束語

附錄 國家能力、分税制及中國財政

體制的評價與探析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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