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緒爾語言學

十八世紀，結構主義開始萌芽。1725年，意大利法學家詹巴斯塔·維柯的《新科學》（New Science）就體現了結構主義的早期智慧，他的“詩性的智慧”揭示了這樣的事實：人類社會的各項原則不僅可以在我們人類自身心靈的變化中發現，而且這些制度最後也制約了人。維柯似乎力圖讓人們認識到這個由人創造的社會結構正麻醉着人的心靈。他認為沒有預先存在的“既定的”人的本質，沒有預先確定的“人類共性”，人性的具體形式是由特定的社會關係和人類制度的體系決定的。他的觀點激發了學者們對“共性”和“制約”性的思考。

後來，現代社會學創始人德克海姆創建了一套新的理論，他把“社會事實”看作是物質的東西。這種人們自覺不自覺地遵守的行為規範使人們的行為成為社會事實，這些行為規範就是對人的行為的外部制約。例如：人吃飯、穿衣、説話等都要符合社會規範。這種“集體心智”似乎是一種網狀的、結構狀的，是無形的。人在其中對此無意識，但又無處不受其限制。“集體心智”啓發學者們對整體性、結構性的認識。

儘管如此，人們公認的結構主義的開山鼻祖是瑞士的語言學家斐迪南·德·索緒爾（Fardinand de Saussure）。1878年，索緒爾在他的《關於印歐語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統報告》中，提出語言是集體的習俗，反映在語法、語源、語音等方面，認為各種語言具有普遍性，即人類語言具有某種共同的結構。

值得注意的是，索緒爾在文中未用“結構”，而用“習俗”。但“習俗”實質上就是結構主義後來指的結構，索緒爾的這些觀點在近代語言史上具有革新的意義。

索緒爾的思想對結構主義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人類社會在表達和傳遞有關周圍環境和自身的認識成果時，有意識和無意識地使用了眾多相對自足的形式系統。這些形式系統的共性在於他們不同程度的代替、代表、反映所要表達的主客體對象，如語言、手勢等。如果將這些形式系統納入一個範圍，找出其規律，將是非常有意義的。出於這種考慮，索緒爾提出了符號學。

索緒爾明確了語言符號與非語言符號的本質差別，他認為語言符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具有整體性。但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之間具有轉換性。如：我們的想法可以用口頭語言的形式表達出來，也可以通過體態語言表達，也可以藉助道具等不同的符號形式表達。這説明不同的符號系統之間有着相互轉換的可能性。

及至後來，列維·斯特勞斯將人類文化作為符號系統來對待，這其實就是索緒爾提出的“將語言學與結構主義相結合”的範例。

索緒爾把言語活動分成“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兩部分。語言是言語活動中的社會部分，它不受個人意志的支配，是社會成員共有的，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言語是言語活動中受個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帶有個人發音、用詞、造句的特點。但是不管個人的特點如何不同，同一社團中的個人都可以互通，這是因為有語言的統一作用的緣故。索緒爾進而指出，語言有內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因此語言研究又可以分為內部語言學和外部語言學。內部語言學研究語言本身的結構系統，外部語言學研究語言與民族、文化、地理、歷史等方面的關係。索緒爾主張，研究語言學，首先是研究語言的系統（結構），開結構主義的先河。

他認為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符號由“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兩部分組成。所指的就是概念。能指是聲音的心理印跡，或音響形象。索緒爾又指出，語言符號有兩個特性：①符號的任意性；②符號構成的線性序列，話只能一詞一句地説，不能幾句話同時説。同時，索緒爾又有兩點補充：①語言始終是社會成員每人每時都在使用的系統，説話者只是現成地接受，因此具有很大的持續性。②語言符號所代表的事物和符號本身的形式，可以隨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改變，因此語言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

語言的單位都是一定系統裏的成員，本身是什麼，要由它在系統裏所處的地位決定，也即由與其他要素的關係來決定。這地位或關係就是它在系統中的“價值”。

索緒爾指出，語言中的關係有“句段關係”和“聯想關係”兩類。句段關係指語言的橫向組合。聯想關係由心理的聯想而產生，指語詞的縱合聚合。索緒爾揭示的兩類關係，代表縱橫兩條軸線，成為每個語言單位在系統中的座標。

索緒爾創造了“共時”和“歷時”這兩個術語，分別説明兩種不同的語言研究。他特別強調共時研究，因為語言單位的價值取決於它所在系統中的地位而不是它的歷史。語言學家必須排除歷史，才能把語言的系統描寫清楚。

索緒爾的理論在西方已經越出語言學的範圍而影響到人類學、社會學等鄰近學科，直接導致這些學科中的“結構主義”。索緒爾不但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者，也是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的創始人。 ^[2] 

結構主義的思潮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開始風靡全球，這主要得益於當時正處於全世界範圍內的一個矛盾衝突激化期。

當時，東西方陣營都籠罩在冷戰的陰霾之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風起雲湧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運動也讓人們感受着戰爭的夢魘；另一方面，即使在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各國的內部，社會政治、經濟、種族矛盾所引發的激烈衝突也是彼伏此起，一浪高過一浪。

如今的不少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趨向於把1960年代看成是對1950年代的一種反動或斷裂，其“標識”就是所謂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激進主義”。

這重激進思潮同時滲透進可人文和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使得當時整個歐美思想理論界出現大分化、大整合的局面。而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現象，則是隨着以索緒爾、列維·斯特勞斯、羅曼·雅各布森等一批結構主義思想理論家的崛起，原來的那種受實證論影響而注重務實的思維方式，逐步轉向一種相對的思維方式；“歷時”的觀察角度被“共時”的觀察角度所代替。

其實，雖然當時的西方政治和社會動亂環境為結構主義的成功造成了有利的“思想解放”土壤（結構主義運動的學術社會學問題是一個尚有待深入研究的大問題），但其直接原因是學術性的，是西方學術思想史內部結構變遷的產物。

法國結構主義大體來説是現代西方人文學術成果在戰後全面進入法國和法國對其加以特殊運作的雙重因果的產物。沒有德國哲學、心理學，英美社會人類學和語言學，瑞士、丹麥語言學，東歐形式主義文學理論和現代派文藝實驗等等，就不會出現法國結構主義。但是另一方面，偏偏是法國人，而不是其他國家學者，集中地、不約而同地在同一方向上創造性地運作了現代西方學術思想的整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