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²，霸諸侯，攘夷狄³，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⁴，桓公薨於亂⁵，五公子爭立⁶，其禍蔓延，訖簡公⁷，齊無寧歲。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⁸。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⁹；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¹⁰，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¹¹。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¹²，不可近而已。

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¹³。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¹⁴？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¹⁵。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¹⁶，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伯莫盛於桓、文¹⁷，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¹⁸。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¹⁹，而尚有老成人焉²⁰。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²¹，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

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²²，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²³。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²⁴，故有身後之諫²⁵；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²⁶。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1-2] 

管仲為相輔佐齊桓公的時候，齊桓公稱霸於諸侯，排斥打擊了夷、狄等少數民族。管仲終其一生在齊國，使齊國國富民強，諸侯不敢再叛亂了。管仲死後，豎刁、易牙、開方相繼得到重用。齊桓公最後在宮廷內亂中死去，五位公子開始爭搶君位，禍亂蔓延開來，一直到齊簡公時期，齊國沒有一年安寧的時候。

功業的完成，並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禍亂的發生，不是發作於它產生之時，也一定會有它的根源和預兆。因此，齊國的安定強盛，我不説是由於管仲，而説是由於鮑叔牙；齊國發生禍亂，我不説是由於豎刁、易牙、開方的原因，而説是由於管仲。為什麼呢？豎刁、易牙、開方這三人，固然是導致國家動亂的人，再看看重用他們的人，是齊桓公。有了舜這樣的聖人，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這個聖人，才知道殺掉少正卯。那麼齊桓公是什麼人呢？回頭再看，使齊桓公重用這三個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時，齊桓公詢問可以為相的人選。正當這個時候，我想管仲將推薦天下最賢能的人來作答，但他的話不過是豎刁、易牙、開方這三個人不合人情、不能親近而已。

唉！管仲以為齊桓公果真能夠不用這三個人嗎？管仲和齊桓公相處多年了，也該知道他的為人了吧？齊桓公是個耳朵離不了音樂，眼睛離不開美色的人，如果沒有這三個人，就無法滿足他的慾望。他開始不重用他們，只是因為有管仲在。一旦管仲沒了，這三人就可以彈冠相慶了。管仲以為自己的遺言就可束縛住齊桓公了嗎？齊國不擔心有這三人，而是擔心沒有管仲；有管仲在，那麼這三人只不過是普通人罷了。若不是這樣，天下難道缺少跟這三人一樣的人嗎？即使齊桓公僥倖而聽了管仲的話，誅殺了這三個人，但其餘的這類人，管仲能全部除掉他們嗎？唉！管仲是不懂得從根本上治理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齊桓公詢問之時，推薦天下的賢人來代替自己，那麼即使管仲死了，齊國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這三人又有什麼可讓人擔心的呢？不説也罷！

春秋五霸中沒有比齊桓公、晉文公再強的了。晉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齊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趕不上管仲；而晉文公之子晉靈公暴虐，不如齊孝公待人寬容仁厚。可晉文公死後，諸侯不敢背叛晉國；晉國承襲了晉文公的餘威，在後世還稱霸了一百年之久。為什麼呢？它的君主雖不賢明，但是還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存在。齊桓公死後，齊國一敗塗地，這沒有什麼值得困惑的，因為他僅依靠一個管仲，而管仲卻死了。

天下並非沒有賢能的人，實際上是有賢臣而沒有明君。齊桓公在世時，就説天下再沒有管仲這樣的人才了，我不相信。管仲的書《管子》裏，有記載他將死的時候，談論到了鮑叔牙、賓胥無的為人，並且還列出他們各自的短處。這樣在他的心中認為這幾個人都不能託以國家重任，但他又預料到自己將死，可見這部書實在是荒誕，不值得相信。我看史鰌，因為不能使衞靈公任用賢臣蘧伯玉和斥退寵臣彌子瑕，為此死後進行了尸諫；漢代蕭何臨死前，推薦了曹參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來就應該如此啊！國家因一個人而興盛，因一個人而滅亡；賢能的人不為自己的死而感到悲痛，而憂慮國家的衰敗。因此一定要推選出賢明的人來，然後才可以安心死去。那管仲，怎麼可以沒有薦賢自代就撒手人寰了呢？ ^[4] 

蘇洵生活的北宋中期是宋朝最為繁榮的一段時期，當時宋仁宗在位，對外和邊境國家簽訂一系列的合約，對內發展經濟，激勵文學藝術的傳播，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加上宋仁宗極力激勵發展文學藝術，不但宰相須用讀書人，而且主兵的樞密使等職也多由文人擔任。這些措施使宋代文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參政熱情空前高漲，賢良之臣在位、若干將才和傑出文士都受到恩寵，朝廷一片昇平的景象。但是，北宋王朝由於中央集權以及有關政策而引起的積貧積弱的局面已經逐漸顯現，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所以，不少具有開明進步思想的官僚士大夫紛紛要求改革，文人以國家的棟樑自居，意氣風發地發表政見。“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是當時文人特有的精神面貌。文人們都放言無憚，好發議論，論政、論兵、論史、論道等，成了其時文章的重要內容。這篇文章是作者針對當時的政治現實，針對國家需要有用的人才，給予權柄，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而創作的一篇人物評論，具體創作時間不詳。 ^[5-7] 

全文分為五個自然段。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後齊強之功和齊亂之禍。文章開筆先承舊説，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抗擊戎狄，使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反叛。然後轉言管仲死後齊亂之禍。即豎刁、易牙、開方“三子”被重用，齊桓公死於叛亂之中，五個公子爭奪王位，以至禍延齊簡公，國無寧日，歷時竟達一百五十餘年。本段言功是賓，言禍是主，主賓皆關鎖於管仲身，為下文立論張本。

第二段直陳齊國之亂，禍由管仲。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責管仲，卻先不説管仲，而是把自已參透的哲理以極其精煉的句式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這種帶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為本段起筆，不僅醒豁警拔，輝耀全篇，而且還起着承上啓下的作用。結構上自然流轉，足見舉重若輕之功力。下文以一個“故”字帶出管仲，明確指出齊國之亂，禍由管仲，即所謂“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這裏的上句顯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賓；下句則是承禍“所由兆”而言，是主。主賓仍關鎖於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題旨。接着，作者以“何則”設問，拓開一筆，將題旨又轉深一 步，先責齊桓公，後責管仲。作者認為，齊桓公用“三子”而“亂人國”，齊桓公固然不對，但使齊桓公任用“三子”者卻是管仲，因為管仲臨終前，齊桓公詢問他相國的人選，他卻不能“舉天下之賢者以對”，只是以“三子”做事違反人情，不可親近之語搪塞而已。結果管仲既歿，齊國即亂。上文，作者先責齊桓公，再責管仲，最後又引證齊桓公“問相”的史實，這不僅用筆開合變而有序，而且借賓顯主，還進一步説明了齊國之亂皆由管仲臨終不能薦賢之所致。以下幾段，便緊緊扣住此意，反覆暢發，開合承轉，愈轉愈深。

第三段指責管仲不懂治國之本。這一段緊承上文齊桓公用“三子”和“問相”事展開論述，論證分三層，先開後合，先務虛後務實。第一層以“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設問引起下文。作者認為，管仲與齊桓公相處日久，深知齊桓公貪戀聲色。而且管仲還知道，如果沒有豎刁、易牙、開方這“三子”，那麼也就沒有人能夠滿足齊桓公的聲色慾望。因此日後齊桓公用“三子”，勢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臨歿而不舉賢自代，這應該説是他的責任。第二層深人步發問：“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為齊國不擔心有“三子”而擔心沒有管仲。有了管仲，這“三子”只不過是三個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説，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國無賢者，國既無賢，君自昏瞶。所以管仲想以“將死之言”“縶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後作者又退一步説，即使齊桓公僥倖能夠聽進管仲的話而誅滅“三子”，但天下類似“三子”之徒豈能“悉數而去之邪？”在這一警策有力的反問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臨歿而不能舉賢自代的錯誤。以上兩層都是放開一步，從齊桓公用“三子”的原因這個角度反覆論述，説明選賢舉能防止奸佞當國的重要。第三層則是合，作者在盤旋蓄勢之後，一筆點出“管仲不懂治國之本”，並暗承第二段齊桓公“問相”事，設身置地，代管仲為謀，反跌出舉賢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晉文公來比照齊桓公，進一步説明齊國敗亂，管仲無可逃責。這一段也是先開後合，由賓入主。先言晉國因有賢而強，後説齊國因無賢而敗。援徵史實，二相比照，更可見出賢者當國的重要。然後又合歸於管仲，説管仲雖賢，齊桓公“獨恃”，可是管仲卻已經死了，齊國焉能不“一亂塗地”？因此，齊國敗亂，管仲之責是無所逃脱的。

第五段總結管仲臨終不能薦賢自代的教訓，垂戒後人。本段先説“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即認為，天下不是沒有賢臣，而是有賢臣卻不被國君所用。根據這個前提，作者接着推論説，“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為天下並非無賢，而是有賢不用。其中微旨，雖明責齊桓公不能用賢，實暗責管仲不能薦賢。以上為本段第一層。第二層批評《管子》以為國中無賢，再責管仲不能薦賢。據專門記載管仲言論的《管子》一書説， 管仲臨終前，曾評論過鮑叔牙、賓胥無、甯戚、孫在等大臣的為人，一一分析他們的缺點，認為皆不足以託付國事。唯獨薦舉“好上識而下問”（《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將隨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齊政，因此自己死後，齊國將無賢可代。《管子》的這些認識顯然是違背客觀事實的，所以蘇洵認為《管子》一書“誕謾不足信”。第三層援引春秋衞國大夫史鰍和漢丞相蕭何臨歿進賢為切證，説明大臣能否薦賢，全在其“用心”。而管仲臨終之言和《管子》一書皆以為無賢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蘇洵“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劉勰《文心雕龍·事類》），於此可見。第四層，總結教訓，收束全文。“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這個教訓可謂高出俗見，它不僅重申了大臣臨終舉賢自代的重要性，而且還用此冷雋之筆點醒全文，迴應全篇。最後又承“而後可以死”句結穴於“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問，再次關鎖於管仲，使全篇“能發異光，而且長留餘味”（林紓《春覺齋論文·用收筆》）。

全文章句騰挪多變，奇詭莫測，起伏照應，極富雄辯恣肆的特點，是一篇以意取勝的文章。作者論管仲其人，能夠“擴前人所未發”（劉熙載《藝概·文概》），自出機杼，別開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順勢運斤，意貫始終；並善於運用豐富的史料多方類比，反覆對照，縱擒開合，借賓論主，使立論一層深似一層。 ^[2] 

南宋呂祖謙：老蘇文率多是權書，惟此文句句的當，前亦可學，後不可到。此篇義理的當，抑揚反覆，及警策處多。（《古文關鍵·卷下》） ^[2] 

南宋真德秀：韓非子言，管仲將死，薦隰朋，而桓公不能用也，似亦未可深罪仲矣。又此文，桓公舊皆改威公，蓋避欽宗諱也。老泉生在靖康之前，不應預知廟諱，必傳寫者追改之耳，今正之。（《文章正宗·卷四》） ^[2] 

南宋謝枋得：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侯王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文章軌範·卷三》） ^[2] 

明代茅坤：通篇只罪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起伏伏，光景不窮。（《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十二》） ^[2] 

清代儲欣：議論正而行陣甚堅。非常之才不恆有，仲薦一二老成人維持調護，以冀幸三子之不為變則可矣。如曰管仲之後復有管仲，則異日狐趙之徒，猶且莫與仲比肩，而況他人乎？（《評註蘇老泉集·卷三》） ^[2] 

清代徐乾學：正意全責仲不能舉賢自代，獨見其大，而行文極有法度。迂齋樓眆曰：老泉諸論中，惟此論純正，開闔抑揚之妙，責管仲最深切，意在言外。聞脩王志堅曰：《餘冬序錄》雲：吾觀《管子》、《列子》、《呂氏春秋》諸書，載仲臨死之言，所以薦隰朋者不一而足，然則仲曷嘗不舉賢以自代哉？明允稱仲書論鮑叔、賓胥無之短，而不及隰朋之長，何也？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仲有以知桓公之不能用其言矣。（《古文淵鑑正集·卷四十七》） ^[2] 

清代吳楚材、吳調侯：通篇總是責管仲不能臨歿薦賢，起伏照應，開闔抑揚，立論一層深一層，引證一段緊一段，似此卓識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古文觀止·卷十》） ^[2] 

清代王應鯨：中段代管仲為謀，文章最高處。（謝疊山語）遠遠説起，逐節轉換，逐層襯貼，逐段翻駁，千呼萬喚，而後出之，遂使意無不盡，最可為學文楷範。（呂石門語）“不知本”一句，是前後關鍵。前以鮑叔陪起，鮑見管子，知本者也。後以史、蕭二人襯結，史、蕭薦賢，知本者也。兩頭夾出一管仲之不知本，亦是從《春秋》澄本清源之法生來。（《唐宋八大家公暇錄·卷四》） ^[2] 

明末清初林雲銘：責管仲臨死不舉賢自代，以致威公用三子以亂國，持論似正。若論管子，天下才。施伯決其得志於未用之先，諸葛武侯以古今有數人物，亦取以自比，乃欲其臨死再舉一仲，談何容易？且仲治齊時，嚴蔽明蔽賢之戒，故曰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何嘗不以舉賢為心？但未得有如仲者出耳！況威公末年，政事怠荒，仲既言三子不可近，而竟用之，即薦有賢如仲者以自代，亦未必用也！開元天寶，總一明皇，用姚、宋而治，用李、楊而亂。宰相豈甘受不舉賢之罪乎？蘇家立論，多自騁筆力，未必切當事情。惟文字高妙，層層翻駁不窮，確是難得。（《古文析義·卷十四》） ^[2] 

清代謝有煇：極是深文，卻説得管仲無可置辯。看其開口喝破正旨，後用逐層推駁，筆之遒緊非常。（《古文賞音·卷九》） ^[2] 

清代沈德潛：以齊亂坐實管仲，固是深文；然咎其不能薦賢，自是正論。此老泉文之醇者。仲勸公勿用三子，後卒致亂。人皆服其先見，此獨責其不能舉賢自代，翻進一層。筆如老吏斷獄，一字不可移易。（《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8] 

清代汪基輯：仲將死，勸公勿用豎刁三子，不聽，卒致亂。人服仲之先見。老泉以其不能舉賢自代論之。管仲天下才，固難多得，誠薦鮑叔、賓隰等自代，亦不致三人之亂着此。如此論，固雲翻案，亦非深文。（《古文喈鳳新編·卷七》） ^[2] 

清代劉大櫆：只不能舉賢自代耳，而文特嫋娜百折，情態不窮。（《古文辭類纂評註》） ^[9] 

近代林紓：説三子之所以不能去，即去三子，尚有繼三子而進之人；流弊在威公多欲而狎羣小。語語皆切中威公之病。至謂“天下不復有管仲，而吾不信”，則説得太容易矣。然非此亦不能自圓其説。妙在收處“管仲何以死哉”一語，奇極，耐人尋味不盡。（《古文辭類纂選本》） ^[8] 

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祐初年與蘇軾、蘇轍同到京師，為歐陽修、韓琦所稱重，薦之於朝廷，任秘書省校書郎、文安縣主簿等職，留京參與編撰《太常因革禮》，書成而卒。蘇洵的文章深受《孟子》《戰國策》的影響。長於策論，其政論、史論辭風穎鋭，行文簡潔而有情致。“唐宋八大家”之一，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有《嘉祐集》。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