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議

英宗親政僅半個月，宰相韓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議請求有關部門討論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當時仁宗逝世已有14個月，英宗批示，等過了仁宗大祥再議，也就是待到滿24個月再説，這顯然是英宗為了減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態。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韓琦等再次提出這一議題，於是，英宗出詔將議案送至太常禮院，交兩制以上官員討論。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18個月的論戰，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議”。

結果，以王珪為首的兩制認為，濮王於仁宗為兄，英宗應稱其為皇伯，而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宰執們則認為，英宗應稱其為皇考，他們還請求英宗將兩種方案，都提交百官討論。英宗和宰執們原以為，大臣中一定會有人迎合他們的意圖，誰知情況恰恰相反，百官對此反應極其強烈，大多贊同兩制官員的提案。一時間，議論紛紛。就在這時，太后聞訊，親自起草了詔書，嚴厲指責韓琦等人，認為不當稱濮王為皇考。英宗預感到形勢的發展於己不利，不得不決定暫緩討論此事，等太后回心轉意再説。

這樣，經過長時間的爭論，英宗和韓琦等人逐漸意識到，要想取得這場論戰的勝利，曹太后（慈聖光獻皇后）的態度是關鍵，只有爭取太后改變態度，釜底抽薪，才能給兩制和百官以致命一擊。治平三年，中書大臣共同議事於垂拱殿，當時韓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將其召來商議，當時即議定濮王稱皇考，由歐陽修親筆寫了兩份詔書，交給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時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將一份封好的文書送至中書，韓琦、歐陽修等人打開文書，相視而笑。這份文書正是歐陽修起草的詔書，不過是多了太后的簽押。曹太后一直與養子英宗不和，這一次竟不顧朝廷禮儀和羣臣的反對，尊英宗的生父為皇考，確實令人費解。於是，便有了諸多傳言。有人説，這一關鍵性的詔書乃是曹太后前 日酒後誤籤，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詔書內容，但後悔已經晚了。另一傳説則稱，太后手詔的出台，是大臣韓琦、歐陽修等人交結太后身邊的宦官，最終説服了太后。但無論如何，白紙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賴的。

不管曹太后的詔書是否出於情願，卻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詔停止討論。同時又將宰執們召來，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緒，以穩定時局。韓琦對英宗只説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歐陽修更是非常明確地對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觀點，御史既然認為其與臣等難以並立，陛下若認為臣等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為臣等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再三，最後還是同意了歐陽修等人的意見，將呂誨等三名御史貶出京師。英宗明白這三個人無過受罰，心中也很過意不去，特地對左右人道：“不宜責之太重。”同時宣佈，濮安懿王稱親，以塋為園，即園立廟。英宗的這項決定，遭到了朝臣的堅決抵制，包括司馬光在內的台諫官員全部自請同貶，甚至英宗在濮邸時的幕僚王獵、蔡抗均反對稱親之舉，這是英宗萬萬沒想到的。在嚴厲處分呂誨等人的同時，英宗又不得不拉攏反對派主要人物王珪，許以執政職位，可以説是軟硬兼施。為了生父死後的名分，英宗絞盡腦汁，用了各種手段，耗費了18個月的光陰，才最終達到目標，英宗篤孝的品行就以這種奇特的方式體現出來。其實，“濮議”並非單純的禮法之爭。司馬光等臣僚堅持濮王只能稱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維護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而韓琦、歐陽修等掌握實權的宰執們考慮的問題則更現實，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無能為力，他們要一心一意地擁戴英宗，因為畢竟英宗是皇權的現實代表。

曹太后或是被説服，或是迫於無奈，同意英宗對本生父母稱“親”，趙允讓稱“皇”（非“皇帝”），三位夫人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英宗生母）並稱為“後”（非“皇后”），然而英宗在位僅四年就駕崩，未及給父母上諡號，此事也不了了之，趙允讓的諡號仍為“王”。元豐三年（1080年），宋神宗下詔，濮安懿王趙允讓的三位妻妾可並稱“王夫人”。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