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佛國

東南佛國可以指代多個地域，有多種解釋。“東南佛國”一般指代五代十國中的吳越國。吳越國地處東亞大陸東南，建國七十餘年間，寶剎眾多，故被稱為“東南佛國”。同時，杭州、寧波天童寺也被稱作“東南佛國”。

寺院是杭州“東南佛國”最具象徵意義的人文符號。杭州佛教在長期發展中，與西湖自然景觀相呼應，形成了以靈竺為中心的北山寺院羣和以淨慈為中心的南山寺廟羣。在北山，有唐代書法家鍾權為靈隱題“佛國”，宋代書法家張即之為天竺題“佛國也”；在南山，慧日峯下，以慧日永明院（淨慈寺）為中心，寺院林立，梵唄相聞,向被稱為“佛國山”。

杭州最早的寺院始於東晉咸和初年。公元326年印度僧人慧理在杭州建靈鷲寺，三年後建成翻經院（今下天竺法鏡寺），此為杭州佛教傳佈之始。《靈隱寺志開山卷》載，“慧理連建五剎，靈鷲、靈山、靈峯等，或廢或更，而靈隱獨存，歷代以來，永為禪窟”。南朝時佛教盛行，梁武帝蕭衍更是奉之為“國教”。當時杭州主要佛寺有：南齊僧人曇超在玉泉所建淨空寺，普正大師所建下天真寺；梁天監年間錢塘人朱異舍宅為寺，在江漲橋建眾安寺；陳天嘉初年有僧人在孤山建永福寺，即宋時的廣化寺等。隋文帝統一中國後曾下令修復毀廢寺院，隋煬帝也篤信佛教，為佛教的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當時除中印高僧千歲和尚寶掌在中天竺建道場外，聖達貞觀法師曾至天台山參謁求法，擴建下天竺翻經院，成為在杭州傳佈天台教規第一人。唐時杭州新建寺院無數，著名的有圓覺天台寺、鳳林寺、招賢寺、真如寺、虎跑寺、龍興千佛寺、聖果寺、真際院等。及至五代時期，更是寺院遍佈，僅杭州擴建寺院可查的就有二百餘所。其中靈隱寺重建和中天竺寺擴建，梵壽院、昭慶寺，以及靈隱青林洞摩崖石刻、南屏山下慧日永明院（今淨慈寺）就建於此時。

“東南佛國”之緣起，當歸之於五代十國的吳越國。吳越王錢鏐本系杭州臨安人，又以杭州立國，推廣佛教，從而開啓杭州佛教新的輝煌期。錢鏐除重建靈隱寺，擴大規模並改建下天竺五百羅漢院，擴建中天竺寺，改名崇壽院外，還於唐天祐元年（904年）在受封吳王時，首建南塔，後建成塔院名梵壽院。錢鏐以下凡四代吳越王興建了大批寺廟，其中著名的有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南高峯的榮國寺、月輪山的開化寺以及海會寺、雲棲寺、瑪瑙寺、清蓮寺等。現在杭城有名的六和塔、保俶塔、白塔以及已倒坍的雷峯塔均為吳越時所建，靈隱寺經幢也系吳越遺物。淨慈寺得吳越王創建後，因四代錢王代代崇佛，故淨慈寺前後左右佛剎林立，成為杭城最大的寺院羣。在雷峯塔下有塔院小昭慶寺，塔西有惠昭寺，峯北有瑞相院（即寶相寺），寺西有善慶寺（即興教寺），並有顯應寺、天王寺、安吳寺、法性寺、廣教寺、空律寺等環列。晨鐘暮鼓，梵唄相聞，故時人稱南屏山為“佛國山”。宋代是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史上的輝煌一頁，也是杭州佛教發展的高峯階段。宋朝建國後，吳越王聽從高僧延壽大師勸諭“納土歸宋”，杭州佛教受宋王朝的青睞，並在蔡襄、蘇軾等州管的支持下，佛寺增至三百六十所。靈隱寺在吳越擴建的基礎上，又獲宋皇室賜田13,000餘畝，再次擴建殿宇、僧舍。南宋建都臨安（杭州），一面盛行佛事家廟化，眾多佛寺成為皇親國戚、后妃內侍、官僚顯貴的香火院、功德院，一面新建大小寺宇、梵宮佛剎，隨處皆是，寺廟聚增至四百八十所，杭州佛教由此進入全盛時期。

元代由於皇帝信奉藏傳佛教（喇嘛教），杭州佛教雖然經過波折動盪，但還是間接有所發展。出於鎮住南宋王氣想法，“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伽在杭州大造佛像，最突出的成就是在飛來峯、吳山寶成寺等處留下了一批有蒙藏技法特色的摩崖石刻佛像。飛來峯造像始於唐代，迄今可計數的有470多尊，雖以兩宋雕像最為精緻，但總體卻以元代造像數量最多規模最大，它也是漢族地區最多的喇嘛教造像羣。元末明初的戰亂對杭州僧廟有所毀壞，明初曾為僧人的洪武帝朱元璋曾短期倡導佛教，朝廷支持修建了上天竺觀音殿，並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香市。但有總體上明代杭州佛教有所衰落，寺院因火災和倭寇之亂也常被毀壞，昭慶寺就多次被火。靈隱寺前溪德明據寺拒倭，賊不敢來犯，但寺院也數建數毀。據《武林梵志》載，“杭州佛教寺廟，南宋極盛，至元代減了一半，到明代則只剩十之二三了”，城區寺院僅存360所。

清代皇帝大都支持佛教，杭州佛教也因此有了中興的氣象。清康熙、乾隆兩朝頗為崇信杭州佛教，康熙、乾隆都曾六次南巡，康熙五到杭州並上靈竺；乾隆更是六到杭州，十上靈竺，都在寺院留下了御題匾額。直到清道光後，國勢衰落，佛教也逐漸不振。而太平天國起義，又使杭州佛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太平軍攻入杭城後砸孔廟、搗佛像，導致寺毀僧散，後因官紳資助各大寺院方得重修，而靈隱寺大雄寶殿，直到宣統二年才由住持昔徵在盛宣懷的支持下，把修頤和園的美國紅松用作維修才得以恢復。民國前期按照弘一大師傳記中記載，杭州寺院多達2000多所。隨後抗戰爆發杭州淪陷，日軍進城，昭慶寺、龍井寺、六和塔等淪為兵營，理安寺前楠木被砍伐殆盡。1949年後中國政府推行宗教信仰自由，至1956年杭州佛教協會正式成立時，全市共有寺庵569所，僧尼800多人。在經受“文革”衝擊和毀壞後，改革開放以來杭州佛教伴隨經濟社會發展，宛然涅槃重生，觀照東南佛國熠熠生輝。

杭州之所以能成為“東南佛國”，不僅寺廟眾多，而且高僧輩出，寺僧相互映襯，共推佛教的興盛。唐代曾有不少高僧雲集杭城，如著名詩僧韜光、被譽為“僧中十哲”的道際、圓修、寰中、道峯、法詵以及徑山開山祖師法欽等。圓修於長慶年間（821—824年）居鳳林寺，他在寺前大樹上巢居修行四十年，人稱鳥窠禪師，該寺也被稱為“喜鵲寺”。寰中禪師於唐元和十四年（819年）在大慈山下建廣福院，由唐憲宗賜院額，現為虎跑寺。法欽於唐天寶初，自崑山經丹徒從玄素受法後雲遊來浙，在餘杭徑山立寺傳、法，唐代宗賜號國一大師。吳越歷代錢王對高僧更是崇敬，並延請高僧住持杭城名剎。

淨寺開山祖師道潛禪師，深受佛教信眾尊敬。吳越王於南屏山下建慧日永明院（淨寺）後，即迎道潛禪師入寺，由他首先開壇説菩薩戒，署號為“慈化定慧禪師”，並由吳越王賜紫伽黎。他曾到錢王府授菩薩戒，一次就有幾千人，連吳越王錢弘俶也同時受戒。吳越王迎道潛住慧日永明院前後七年，有五百弟子上堂。道潛圓寂後，吳越王又從靈隱寺請延壽禪師主慧日永明院，為淨慈寺第一代住持。延壽於北宋建隆元年（960年），由封吳越王之詔來杭主靈隱寺，翌年移錫慧日永明院，住持該寺十五年，有弟子一千七百人，凡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主張“禪教一致”。延壽本是法眼宗巨匠，繼而倡導“禪淨合行”之説，一意專修淨業，以一百八事為每日常課，晚間上南屏山頂行道唸佛，其所撰《宗鏡錄》100卷，迄今仍是佛教界極具影響的鉅著；而《萬善同歸集》、《神棲安養賦》等最終都是迴向“極樂淨土”，是弘揚淨土教義的力作，對江南佛教的發展影響甚大，故後人又奉為淨土（蓮社）六祖。北宋開寶三年（970年），延壽奉吳越王錢弘俶之命督建六和塔。開寶七年（974年），他再度到天台傳法授菩薩戒，據説當時受其度戒的達一萬餘人。延壽是杭州佛教發展史上世代傳誦的傑出人物，他圓寂後北宋皇帝諡為“智覺禪師”、“宗照師”，後人以寺名稱其為“永明禪師”，稱其塔為“永明祖塔”。

宋室南渡後，杭州是南宋的京都，由於佛教興盛，來杭參學遊方的僧人日益增多。宋代為禪院劃分等級，有“五山十剎”之説，以五山位在所有禪院之上，十剎之寺格次於五山，其住持皆由官方派任。杭州徑山、靈隱、淨慈三寺列位居前，五山之中獨享其三。淳祐九年（1249年），名僧無準師範住持淨慈寺，宋理宗於修政殿召對。無準師範奏對詳情明瞭，宋理宗深為感動，賜予金襴衣；次日又宣他在慈明殿垂簾問政，無準師範直言奏稱：“法要示陳，參政貴誼，奏雲簡明直截。才有補聖治”。宋理宗十分讚賞，封號為“佛鑑大師”，翌年命淨慈寺建千佛閣，並親書“華嚴法界正遍知閣”八字。當時淨慈規模與靈隱寺相仿，“北有靈隱，南有淨慈”由此而出。南宋後期靈隱寺、淨慈寺、徑山寺等掛單僧人多時達1700餘人，成批日本僧人也紛紛渡海來杭求法。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如淨曾兩度來杭州，他是杭州高僧歇清再傳弟子，曾浪跡江湖二十餘年，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受法。如淨參學臨濟，得法於曹洞，終成為一代宗匠。日本僧人永平道元也是得如淨授法，回國後創曹洞宗，因此奉如淨為日本曹洞宗祖師。如淨圓寂後歸葬南屏，至今淨慈寺仍保留有如淨墓塔，被日僧奉為祖塔。

佛門興衰與國家相依，杭州僧人於民族危難之際，也彰顯其正義之氣。由於不甘心異族統治，元代一批名僧大多采取消極抵制。元代王室對淨慈寺第六十代住持千瀨善慶大加封賞，授以金襴衣並封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辨禪師”，而千瀨置之度外毫不動容。住持本源善達還和住寺名僧及庵法師等相約“誓不歷職”，在當時佛門弟子中形成很大影響。靈隱名僧竹泉法林在元惠宗賜其金讕衣時，避至會稽山雲遊，經一再催請才勉強回杭，但不久就退居幻庵閉門修行。當時淨慈寺不少僧人遠避朝廷離寺轉往西天目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峯”：雲峯妙高、高峯原妙、中峯明本、孤峯明德。海內外僧眾紛紛“登天目，謁中峯”，時人尊高峯為“高峯古佛”、中峯為“江南古佛”，受他們影響，靈隱等寺的千巖元長等也紛紛上東西天目。明末清初，中國佛教界有四大高僧中，被尊為淨土宗第八祖的蓮池大師居杭州雲棲寺，他對華嚴圓融學説和禪悟都有極深的造詣，力主佛教內部的融合並歸向淨土；蕅益智旭大師是淨土宗第九代祖師，晚居靈峯建寺、創社、著書，故世稱靈峯蕅益大師；紫柏真可禪師也在杭州留下佛跡，他的遺骸最後也移龕至徑山寂照庵。清初在朝廷支持下，杭州佛教頗有一些“中興”之勢。清初具德弘禮在靈隱弘法，歷18年重建靈隱，計有七殿、十二堂、四閣、三軒、三樓，飯僧千餘人，“為諸剎所無”，稱為“東南之冠”，被推為“具德中興”，成為臨濟宗第32代祖。省庵實賢世也兩度來杭，先後住龍興寺、仙林寺，最後受請住持梵天講寺，結蓮社修淨業，著《勸發菩提心文》，至今廣為傳誦，被尊為淨土宗第十一祖。

近代以來杭州佛教處於一個大變革的時代，許多知識階層把佛教覺悟的體認與國家人民的覺醒相一致。如太虛大師在上海主編的《覺社從書》遷至杭州潮音寺後改名《海潮音》，其主旨是宣傳佛學思想，化導民眾，普覺迷悟，獨求解脱。以“長亭外古道邊”一曲享譽的著名的教育家、戲曲家、詩人李叔同，於民國七年(1918)在杭州虎跑出家，號弘一，在靈隱寺受具足戒。他發願弘揚南山律宗，並與太虛大師合譜《三寶歌》傳唱千古，幾成佛教教歌。抗戰時期，弘一法師常哭着告誡弟子“身為佛子，不能共紓國難於萬一，也要為釋迦如來張點體面”，並提出“唸佛不忘救國”，號召佛教徒“誓捨身命，救護國家”。抗戰期間杭州佛教界投身國難，靈隱寺巨贊法師到湖南南嶽開展救亡運動，他組織並率領“僧侶救護團”到前線救護傷兵，並先後和共產黨高級領導人葉劍英、周恩來等人取得聯繫，獲得了大力支持和幫助。1949年巨贊法師作為佛教界代表，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並參加了開國大典。

東南佛國獨特的佛教文化，是歷史人文與環境社會的融合，是佛教靜觀宇宙眾生的現世折射。歷史上的杭州佛教文化之所以聞名遐邇，不僅因高僧大德們留名史冊，更因為在他們佛學交往中，留下了無數令人神往的故事，從而積澱成東南佛國的文化傳説。與此同時這種佛教文化的基因，也瀰漫成為整個杭州的一種環境氛圍。在杭州靈隱飛來峯和蓮花峯腳下，三天竺法鏡寺後的密林深處，有幾塊靜卧於歷史穿越中的大石，其中一塊刻有“唐圓澤和尚三生石”的碑文。佛教傳説中的“三生石”指的是人的前生，今生和來生。宋代大文豪蘇軾曾經寫過《僧圓澤傳》，講述了這段生死之交感人至深的故事，而三生石也就是人生因緣福報的印證。

禪茶也是東南佛國的文化標誌。杭州最早的茶由僧人栽植在天竺和靈隱一帶，這也是現在龍井茶的原型。上天竺白雲峯下種植的茶稱“白雲茶”，為朝廷貢茶；三天竺後香林洞旁的茶稱作“香林茶”，也同為貢茶。茶聖陸羽《茶經》記載，唐開寶元年（742年），徑山寺開山祖師建寺之時就親手種植茶樹供佛待客，而徑山即是陸羽著《茶經》之地。在徑山學習的日本僧人們，從徑山將茶種、茶具、茶式帶回日本，所以徑山也成為日本茶道之源。僧人們把“清靜”之思溶入茶中，通過飲茶把自己與山水、自然融為一體，飲茶“悟”道獲得精神寄託。在唐宋之際佛寺興辦的大型茶宴上，通常都要談佛論茶、吟詩作賦。杭州中天竺法淨寺的禪茶活動歷史悠久，僧人每年採茶前有開茶節，舉行隆重的灑淨儀式，從採、制、泡、飲到品，無不體現佛的文化和禪的意境。禪茶崇尚簡素，啓迪學人禪悟，探尋清簡淡泊的心靈之路。

相傳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候，深感靈隱一帶的佛緣。他與韜光禪師一見如故，常有詩文往來，併為韜光禪師題寫“法堂”。有一次白居易特設素宴請韜光禪師，韜光禪師辭不赴宴，並以詩作答：“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枕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唯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堪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雖然是莫逆之交的朋友，但是欲行那套官場世俗之事，只能辭不奉詔。白居易在寫給韜光禪師的詩中，不但表達了對禪師的仰慕，而且巧妙地描述了靈隱天竺一帶的風景：“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台花發後台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詩中通透東西南北前後上下八方空間，生出十方無界的超然感覺。傳説中白居易之後的宋代大文豪蘇軾的前身是個僧人，他一生曾兩次為官杭州，不僅留下政績也留下許多佛緣佳話與名篇佳作。蘇軾詩文中曾110次提及一位叫參寥子的僧人，即北宋著名詩僧道潛。道潛原本是杭州於潛人，與蘇軾交往多年，曾住持西湖邊的智果院。蘇軾奉詔赴京離任杭州太守時，曾寫詞表達與參寥子的友誼：“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八聲甘州》）。他與上天竺辯才和尚的交往，與徑山寺常悟、惠澄、維琳的交往，都是傳誦一時的東南佛國文化軼事。

佛教文化的沁潤如春雨隨風潛入，成為東南佛國的民俗，起源於唐宋年間西湖香市就很有代表性。當時西湖天竺寺、靈隱寺、昭慶寺、淨慈寺等寺院都已有“香會”。南宋建都杭州後，歷代皇帝都要御駕親臨各寺燒香禮佛，文武百官也要親自拈香，四鄉蠶農亦以杭州為天堂佛地，為祈蠶桑豐收，也都來“朝山進香”，世世代代，相沿成俗。每年的西湖香市，開始於花朝（農曆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結束於五月端午。據《杭俗遺風》記載，西湖香市可分“天竺香市”、“下鄉香市”和“三山香市”三種，香客也各不相同。進杭州燒香者，大多來自江浙一帶，也有不少北方的香客，大多為中老年婦女結伴而行。他們視杭州為天堂佛地，祈求五穀蠶桑豐收，也祈求菩薩保佑得於蔭福、牲畜興旺、造屋吉祥、四季平安。這種民俗反映了眾生期望社會和諧、國泰民安的普遍心願。

佛教原本就是自然萬機與人生順化的交融。而杭州寺院覓幽居靜，大多依山就勢，得山水之獨勝，寺廟建築往往深山古剎，高低錯落，飛檐銅鐘，梵音繚繞，迴廊曲折，由下而上，肅穆神秘，恍入天宮；而且古塔經幢，摩崖造像散處叢林之間，點綴湖山，融入園林名勝，構成東南佛國獨特的自然文化景觀。

白居易文章裏曾贊稱：“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冷泉亭記》）。以靈隱寺為代表的靈隱景區的寺院景觀，不僅飛來峯奇石嵯峨，鍾靈毓秀，而且巖壁上雕刻的歷代佛教造像，也是彌足珍貴的藝術瑰寶。世界休閒組織秘書長傑拉德考察靈隱時曾説道：“沒有哪一個地方能像靈隱寺一樣將千年古剎的氣度與雲林山水的風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如今的靈隱景區林幽溪清，集佛教文化、石刻藝術、人文歷史於一體，彰顯“東南佛國”文化符號，大步邁向世界知名寺廟羣的行列。靈隱景區內的七座寺廟，座座都是千年古剎。永福寺掩映在翠竹綠柏之中，依靈隱寺而棲，傍法雲古村而建。在永福寺的第二個院落內有一個殿堂取名為梵籟堂，兼做法堂和音樂廳兩用，既為佛法宣流之地，也是將心越禪師的古琴藝術發揚光大之處。出永福寺沿道向北取道北高峯，山泉清流拾級而上，在山腰處有樓閣梵宇若隱若現，綠樹掩映之中琉璃舒瓦錯落有致，這就是韜光寺。唐代詩人駱賓王的“樓觀滄海日，門對錢江潮”，寫的就是韜光寺最觀海樓景象。在韜光寺頂有一丹巖寶洞，這就是民間傳説的呂洞賓煉丹之地。靈隱景區的南面是著名的“天竺三寺”法喜寺、法淨寺和法鏡寺。下天竺法鏡寺是杭城唯一的女眾道場，歷史上原為靈隱寺的翻經院，是僧人們講經弘法之所。中天竺法淨寺，羣山環抱，景色優美，歷史上曾有“七星潭月”、“稽留旭日”、“赤城霞起”等“中竺十二景”的美稱。天竺路頭的上天竺法喜寺在白雲峯麓依山而建，其“觀音看經院”成為遠近聞名的觀音道場。南宋改名為“天竺教寺”，並被朝廷評定為教寺“五山”之首，清乾隆皇帝巡遊時賜名為“法喜寺”。

淨慈寺則位於西湖南岸的南屏山上，背靠翠巒，面對碧波，梵宇層疊，宏偉莊嚴。民間家喻户曉的濟公活佛就曾在淨慈寺修行，寺中有一口古井，傳説就是當年淨慈寺火災重建時，濟公從井底運出建寺木材的運木古井。寺後有蓮花洞無頂，片片石芽從坡地升起，蔚成巨型石蓮。相傳因永明大師在此吟誦佛經，上天仙女來此散花，故名蓮花洞。在淨慈寺門右邊有一座“南屏晚鐘”碑亭，杭州著名西湖十景之一的“南屏晚鐘”就是這裏叩響的。淨慈寺的鐘聲久負盛名，每日傍晚，夕陽西下，暝色蒼茫，鐘聲在羣山碧空中迴盪，響徹雲霄。寺前有雷峯古塔，建於南屏支脈夕照山，每當夕陽西墜，塔影橫空，自成一景。由此“雷峯夕照”與“南屏晚鐘”相伴為名剎增輝，成為淨慈寺兩大勝景。

杭州的佛教景觀極為豐富，如坐落在錢塘江北岸月輪峯上的六和塔，原本是北宋初年為鎮江潮而創建，現存的塔身重建於南宋，塔名取之於佛教“六和敬”之義。六和塔外形雍容大度，氣宇不凡，由塔上俯瞰錢塘江，風光無限，別有一種壯闊，這裏歷來是著名的錢塘江觀潮勝地。又如曾是江南五大禪院之首的徑山寺原本唐代古剎，古木疊翠修竹，雲霧隱約流泉。寺中尚存宋孝宗所書的寺碑、“三聖”鐵佛和明代永樂年間鑄造的大鐘以及鐘樓等文物。起於唐朝的徑山茶宴原本是古代的茶宴禮俗，也是中國禪茶文化的傑出代表，如今這種文化儀式得到延續，是徑山寺接待賓客時的一種大堂茶會。另如香積寺是通過運河進入杭州的第一座和離開杭州的最後一座寺廟，寺中供奉有“監齋菩薩”，而“素齋”如今也是香積寺的一大特色，遊人可從香積寺巷與運河交界處的“香積古埠”登岸禮佛、品齋，或由這裏登船巡遊一覽運河景色。其他像葛嶺下依山傍水的瑪瑙寺、玉皇山山麓八卦田邊深具懷古意味的天龍寺、白雲庵等。幾乎每一處寺廟，都飽含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融入自然與人文景觀，似乎在默默向世人訴説着佛陀對人世間的關切。

“東南佛國”既是中國佛教的文化遺產，也是杭州城市品牌人文底藴豐富的資源寶藏。傳承和弘揚佛教文化，挖掘佛教文化中的精華，有利於推動和諧社會和生活品質之城共建共享。為此近年來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個振興東南佛國文化品牌的宏偉規劃正在逐次展開，這項計劃首先涉及到杭州旅遊文化的建設。作為國際旅遊城市，以靈隱寺佛教文化為核心的靈隱景區在海內外具有極高知名度和對遊客的獨特吸引力，自然也是杭州遊客最多的旅遊景點。通過靈隱景區佛教文化建設，不僅擦亮這張金名片直接提升“東南佛國”佛國文化品牌，而且有利於示範性地引導整個杭州佛教文化建設。按照杭州市規劃啓動的佛教文化建設和靈隱景區的環境整治工程，無論是硬件建設還是軟件建設都取得了矚目的成就。

硬件建設方面，提出以靈隱寺為核心的“1+6”新靈隱景區建設新理念，重新規劃淨慈寺，擴建徑山萬壽禪寺，復建香積寺，江乾區龍居寺、下沙潮音禪院、上城區海潮寺也在正籌建中，形成了新的“東南佛國”品牌，對挖掘佛教文化內涵，提升杭州佛教文化品位，起到了重要的現實意義。經過多年的努力，寺院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新的成效。2006年基本完成了靈隱寺內環境整治工程，2011年完成了濟公殿壁畫工程，雲中軒也於2014年完工，大雄寶殿的修繕正在進行中。恢弘齊整、軒閣幽深有序的靈隱寺，日顯其得天獨厚的佛教文化藴涵。新建成的永福寺定位於“文化寺院”，被譽為“東南第一福地”。與此同時“天竺三寺”也修繕建構彰顯其精華，法喜講寺以大氣莊重為主基調，新建了山門、齋堂、白雲堂、藏經樓、毗盧殿、方丈樓等；法淨禪寺恢復了圓通寶殿，殿中塑有四十八臂大悲觀音菩薩像，大雄寶殿為靈隱景區第一座巴西花梨木全木結構殿堂，而2008年開工建設的北廂房、圓融樓和“七星潭月”景點也成為寺院的新看點。下天竺法鏡講寺在保留原來風格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的修葺，重建唸佛堂和僧寮。2008年以來新建地藏殿、方丈樓、僧寮、三生堂、香林茶苑和鐘鼓樓等，以及重建的“三生石景點”，突出體現了禪意人生相諧的佛教人文景觀。紫氣東來，佛光普照。如今杭州“東南佛國”的寺院建設正處於全面復興之中。2005年處於杭州最高峯的靈順寺“天下第一財神廟”重建開光，2008年10月韜光寺又以其非凡氣勢，展現在遊人的面前。2009年開始復建的香積寺，按照“21世紀都市新寺廟”設計，總建築面積為14000平方米，突現“天廚妙供”的素食文化特色，這在全國也獨一無二。2010年8月啓動的徑山萬壽禪寺復建工程，禪堂、觀音殿、僧寮已建成，凌霄閣、大慧院、上客房等正在建設中，圍繞禪寺將進一步構建集禪意體驗、文化交流、國際交往為一體的高層次自然風景和佛教禪修區。而久負盛名的淨慈寺也重新調整規劃方案，舍利殿於2011年底完工，濟公殿等工程正在續建中。位於皋亭山景區的龍居寺2013年也列為重點建設項目，規劃實施以寺院的中心禮佛場及安養院和禪修中心為主的整個項目。

軟件建設方面，結合“東南佛國”寺廟建設與生態景觀建設，大力推動佛教傳承、佛教典章和佛教文化交流等多元結合的系統工程。2006年國宗局正式批准同意成立“杭州佛學院” 及佛教藝術專業，2007年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關心下，杭州佛學院開始規劃建設佔地170餘畝的法雲校區，這無疑是“東南佛國”品牌“點睛之筆”。杭州佛學院採用江南寺廟和園林建築相結合的建築風格，確保了與景區內林幽溪清的生態環境相協調，使研修苑成為竹林裏的藝術中心，茶地邊的僧寮之所。2010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目前設有教理院、藝術院、外語學院、研究所、禪修中心、中印文化交流中心、女眾部等機構，如今不但硬件進一步完善，而且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辦學模式，培養了一批佛教管理、教學和研究人才，現已成為漢傳佛教講經交流基地，是一所集僧伽培養、藝術教育、講經説法、學術研究和對外交流等為一體的綜合性佛教院校，也是靈隱景區佛教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多年來杭州佛學院連續舉辦了12屆吳越佛教文化學術研討會，就吳越佛教文化進行深入探討和交流。自2009年以來，杭州市佛協連續五年成功承辦漢傳佛教講經交流會。尤其是2011年，經國宗局批准，將漢傳佛教講經交流基地落户杭州。為充分發揮基地的示範、研討、交流、培訓作用，每年都召開一次講經座談會，總結承辦經驗，探索開展講經交流活動的新途徑和新方法。2010年秋天杭州市佛協舉辦的“佛教文化節”，開展講經交流會、佛學研討會、佛教音樂會、雲林茶會、佛教圍棋文化交流、佛教攝影藝術展等系列活動，以提升杭州佛教品位，推進東南佛國建設，促進杭州佛教事業的發展。

普濟眾生、知恩報恩是佛家的傳統。每年農曆四月初八佛誕日，杭州市佛協都在靈隱景區舉行“東南佛國·杭州”福慧行託缽行腳大型公益慈善活動。並將募集的善款全部用於佛教慈善事業。靈隱寺也連續幾年舉行“雲林孝親”感恩活動，並正式掛牌成立了“杭州雲林公益基金會”和“靈隱寺慈善互助會”，支持宗教組織公益慈善，慰問困難羣眾，以喚起社會的愛心，推動人心向善，促進社會和諧。佛教的彼岸是一個澄淨和諧充滿歡樂的世界，它承載了眾生對生命追求的終極夢想，而“東南佛國”文化品牌的建設，不僅造福於杭州經濟社會，也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為我們的生存凝聚更多共識，自然也是推動整個社會發展的一種正能量。

吳越地區佛教發展較早。漢末沸亂,名僧支謙奔吳,安世高避亂南下,江南佛教逐步興起。南朝時,在形式上,達到了中國佛教史上的最高峯。隋唐時期,政治中心北移,佛學重心迴轉長安、洛陽。唐末五代戰亂,北方破壞嚴重。唐武宗、周世宗先後實行毀佛、限佛政策,北方佛教勢力受到嚴重打擊,與經濟重心的南移相一致,佛教重心日漸轉向南方。

吳越歷代國王無不尊崇佛教,杭州作為其都城,佛教發展迅速,呈現全面繁榮之勢。

吳越時期,杭州佛教禪學最興。初期,溈仰宗、曹洞宗、臨濟宗均有僧人活躍於此。溈仰宗慧寂禪師弟子文喜,錢鏐請住杭州龍泉廨署;靈祐禪師弟子洪諲法嗣令達,“於兩浙大行道化”。曹洞宗道膺禪師弟子自新,錢鏐“造應瑞院居之”;本空禪師,住杭州佛日寺。臨濟宗黃蘗山希運禪師弟子楚南,被錢鏐延請下山供施。

吳越國中期,雪峯禪師弟子在杭日漸活躍。釋道怤,“崇論閎議,莫臻其極”,錢鏐“欽慕,命居天龍寺”,錢元瓘“創龍冊寺,請怤居之,吳越禪學自此而興”。釋靈照,高麗國人,“得心於雪峯”,錢弘佐造龍華寺,命其住持。悟真大師,“自得雪峯心印”,居杭州西興鎮化度院,法席大興,“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師號”。

吳越中期以後,法眼宗日漸興盛,呈一統吳越之勢。文益弟子道潛,錢弘俶“造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以居之”,頗加優禮。文益弟子慧明,弘俶“造大報恩寺,請以住持”。延壽禪師,“錢氏最所欽尚”,時“重創靈隱寺”,命主其事。 ^[1] 

釋老之教,“其盛衰,每系乎時君之好惡。”吳越杭州佛教發展迅速,與吳越國王的崇佛政策密不可分。吳越國王尊崇佛教,禮遇僧人,廣建寺院經幢,支持佛教儀軌。在其帶動之下,“芸閣勳臣,香閨貴戚,府郭君子,闤闠信人,發心無難捨之財,集事有易成之力”,大量建造佛教儀軌。《鹹淳臨安志·寺觀》所載杭州城內外寺院創建於吳越時期的230所中,明確標明為吳越國王及錢氏家族建立的便達173所,吳越王室對杭州佛教發展的作用顯而易見。

錢塘門外昭慶寺 龍井延恩衍慶院

雷峯下顯嚴寺　寶蓮山寶仁寺

月輪山開化寺　鳳山梵天寺

南高峯榮國寺　孤山瑪瑙寺

赤山埠六通寺　赤山埠高麗寺

吳山海會寺　南屏山淨慈寺

寶石山崇壽寺　五雲山雲棲寺

九溪理安寺　靈峯靈峯寺

紫陽山寶成寺　天竺法喜寺

水樂洞淨化院 龍山天真寺

六和塔　閘口白塔 保俶塔 雷峯塔

梵天寺兩座經幢 靈隱寺內兩座經幢 ^[1] 

杭州作為吳越國的首都，佛教同樣十分繁盛。因而原本指代吳越國的“東南佛國”，有時可以代指杭州。

“杭之俗,佛於錢氏結廬遍人境。”“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於九國。”據《鹹淳臨安志·寺觀》載,南宋末年杭州城內外寺院總計496所,能夠確定創建時期的有398所,其中錢鏐統治之前20所,錢氏統治期間230所,北宋9所,南宋139所。南宋臨安府下轄七縣,寺院總計281所,能夠確定創建年代的有255所,其中錢鏐統治之前81所,錢氏統治期間141所,北宋4所,南宋29所。據此可見,杭州寺院“創於錢氏者十(有)五六”。《鹹淳臨安志》成書於南宋末年,創建於吳越時期的寺院,經三百餘年變遷,有的已經圮廢湮滅,所載情況或有缺失,但吳越時期杭州佛教的發展速度和繁榮程度仍可由此窺見一斑。

天童寺，位於浙江省寧波市鄞縣天童鄉太白山麓，有“東南佛國”之美譽，為我國“五大叢林”之一，始建於西晉永康元年（300年），它從義興結廬至今近1700年。天童寺建築面積約4.5萬平方米，建成殿屋999間，規模宏偉，建築華麗，佛像高大，為國內罕見。

相傳，西晉僧人義興和尚雲遊到此，開山搭廬，潛心苦修。渺無人煙的山中有一小孩每天給他送齋送水，最後寺院建成。一天，小孩向義興和尚告辭：“我是太白金星，玉皇大帝見你精進虔誠，派我變作童子照顧你，現大功告成，我去了。”説完騰雲而去，後人便以太白名山，以天童名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