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異

朱異（483—549年），字彥和，吳郡錢唐（今浙江杭州市）人。年少時好聚眾博戲，頗為鄉里所患。成年後折節從師，好學上進，遍治《五經》，尤精《禮》、《易》。同時，廣涉文史百家，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為外祖顧歡所賞。

20歲時，到都城建康（今南京），尚書令沈約當面試之，稱道其才，勉勵他清廉自律。次年，特敕提拔為揚州議曹從事史。不久，朝廷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上表推薦，稱他“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器宇弘深，神表峯峻”。梁武帝召他解説《孝經》和《周易》，聽後非常高興，讚歎道：“朱異實異！”於是梁武帝詔朱異入直西省，不久又兼太學博士。後累遷中書郎、散騎常侍、右衞將軍，加侍中。當時方鎮換置、朝儀國典、詔誥敕書等政務軍機十分繁重，而朱異屬辭落筆，機敏練達，應對自如。大同六年（540年），朱異在儀賢堂奉敕講述梁武帝《老子義》，朝士及道俗聽眾達千餘人，成為一時盛事，朱異因此深得朝野道俗的寵信。

太清二年（548年），河南王侯景以朱異貪財受賄、欺罔視聽為由，起兵包圍建康台城（宮城）。皇太子蕭綱乘機上《圍城賦》，斥責朱異“高冠厚履，鼎食乘肥”，是禍國之豺狼，害民之虺蜴。朱異恐憤交加，得疾而卒，贈尚書右僕射。撰有《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已佚。

始為揚州議曹從事。武帝時召直西省，兼太學博士，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衞率，尋加員外常侍。中大通初，遷散騎常侍。大同中，遷右衞將軍。改加侍中。太清初，遷左衞將軍、中領軍。病卒。詔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朱異（公元483—549年），字彥和，吳郡錢唐（今浙江杭州市）人。其父朱選之在南齊做過吳平縣令。朱異少時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經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聚在一塊，玩一種類似後代擲色子的遊戲進行賭博，成了地方上的一個危險人物。成年後的朱異才改變志向，立意進取，發奮讀書。他遍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他對名儒明山賓衷心信服。二十一歲那年，梁武帝下令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推薦了他，因而受到梁武帝的召見。梁武帝聽他講述了《孝經》和《周易》後，很高興，對左右説：“朱異實異”。後來見到明山賓，還説：“你所推薦的朱異確實是個異能之士”。

梁武帝對《五經》也很愛好，而且相當精通。共同的興趣愛好，使這對君臣很快就建立起了相當密切的關係。不久，梁武帝任命朱異擔任中書通事舍人，成為皇帝的高級秘書。以後朱異的官職雖有多次升遷，但直到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朱異死，他一直擔任中書通事舍人這一職務。梁武帝對朱異的寵信，幾十年絲毫不衰，到後來，甚至惟朱異之言是聽，把朝政也交給他處理了。史書上説：“自周舍卒後，異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南史·朱異傳》 ^[2]  ，《梁書》同。以下未註明出處者皆見《南史》及《梁書》）。

南北朝時期，尤其在南朝，中書通事舍人雖然大都是皇帝器重信用的人，但像梁武帝對朱異那樣，幾十年恩寵不衰，還是少見的。這當然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朱異這個人的能力確實不錯。他很精明，博聞多識而又辦事幹練：“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異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傾刻之間，諸事便了。”這和那些身居高職，只清談不做事的所謂世家大族比起來，確實完全不一樣。梁武帝春秋已高，怠於政事，正需要朱異這樣精明強幹的人來做他的幫手。其次，梁武帝這個人“好人佞己，末年尤甚”（《魏書·島夷蕭衍傳》 ^[3]  ），而且越到晚年越喜歡聽別人的花言巧語，聽不得半點逆耳之言。朱異深知他這一弱點，於是對他一味阿諛奉承，凡事都看他的臉色辦理，甚至明知不對，也少説為佳，只要是皇帝決定了的事，錯誤的他也百分之百地執行。有些正直的大臣批評朱異説：“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傾者外聞殊有異論。”他回答説：“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幹忤天聽”。由於他精通溜鬚拍馬之術，因此深得梁武帝的寵信。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這對君臣才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關係；也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在梁武帝執政的第四十七個年頭，終於招致了侯景之亂。

侯景原是北朝東魏的大將，因和東魏統治者高澄不和，便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於西魏。西魏深知侯景機詐多變，於是一面接受他的投降，一面受降如臨敵，分派大軍對其嚴加防範，並示意他把軍權交出來。

東魏在侯景叛變後，派遣大軍對他進行討伐。侯景在東西夾擊的不利形勢下，乃派使者到江南向梁武帝接洽投降。已做了四十七年皇帝的梁武帝蕭衍，認為統一全國的機會到了，就派出五萬人的軍隊去接應侯景，結果被東魏軍打得大敗，主將蕭淵明（梁武帝親侄子）也成了東魏的俘虜。東魏軍隊接着又把侯景打敗，最後侯景只率步騎八百人投奔梁朝。

東魏在軍事上取得勝利之後，又採取外交攻勢，叫蕭淵明寫信給梁武帝，表示只要梁朝消滅侯景，東魏就可以釋放包括蕭淵明在內的所有梁軍戰俘。其用意很明顯：不是消滅侯景就是逼侯景起來造反，東魏以便坐收漁利。梁武帝覆信説：“貞陽（蕭淵明封貞陽侯）旦至，侯景夕返”（《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 ^[5]  ）。並派出使者去東魏和談。在梁和東魏的接觸過程中，侯景一再表示反對。過了將近兩個月，侯景看到形勢對自己越來越不利，便於八月初十日舉兵亂梁，從而造成了這場駭人聽聞的大破壞、大災難。

對於侯景亂梁事件的發生，有些歷史家責怪梁武帝不該接受侯景的投奔，並對梁武帝沒有識破東魏的反間計，同意與東魏和談，從而激起侯景的叛亂而感到不可思議。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接納侯景的投奔和派使者去東魏和談，與其説是梁武帝本人的決定，不如説是朱異阿諛奉承的結果。

接受侯景的投奔，是因為梁武帝這個八十五歲的老翁做了一個夢：“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這當然是值得高興的。他把這個夢告訴了朱異，並喜滋滋地説：“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當時梁朝日益衰弱，百姓難以自存的狀況，朱異是十分清楚的，梁武帝在此時做統一中原的美夢，本來是可笑的，但朱異是一個阿諛奉承的老手，也就溜鬚拍馬道：“這是國家統一的徵兆。”梁武帝當然聽得樂乎乎、暈乎乎！事情就有這麼怪，不久侯景果然來接洽投降了，真是“夢必有實”！因此梁武帝在心裏首先就接納了侯景的投奔。但此事畢竟非同小可，為慎重起見，他還是要羣臣商議一下。商議的結果是不能接納侯景。理由是：一、侯景是個“翻覆叛臣”，接受他投奔“終當亂國”（《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5]  ）。二、梁朝和東魏是冤家對頭，現在關係剛剛有所改善，侯景割地帶兵投奔過來，東魏豈會善罷甘休？與其為此大動干戈，不如拒侯景於國門之外。梁武帝聽了大臣們的意見，也動搖起來。不過他的心裏，還是十分矛盾，因此很難下最後的決心。

這天清早，天尚未亮，梁武帝起來散步，來到武德閤口（小門口），一個人自言自語：“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脱至紛紜，悔無所及。”大意是：我梁朝十分強大，疆土完固，國家太平無事，接受侯景的投奔，此事有什麼不可？倘若被朝臣的意見誤了事，豈不是後悔無及？朱異“探帝微旨”後，馬上獻媚道：“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仰慕？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梁武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接受侯景投奔這樣重大的事件，就在這對君臣的一唱一和中決定了。

如果説，接受侯景投奔的決定是錯誤的。那麼，同意派使者去東魏和談，同樣顯得不可思議。侯景先是背叛東魏，後又與西魏反目，對他來講，再無退路可走。梁朝同意與東魏和談，明顯是把侯景往絕路上逼。侯景是“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5]  ），遭到他的反對和抗議是理所當然的。他於是急忙給梁武帝寫信：“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又寫信並送金三百兩給朱異，求朱異在武帝面前説話，不要把他往死路上逼。但朱異“納金而不通其啓”，執意勸梁武帝派使者去東魏和談，從而中了東魏的反間計。

對東魏的反間計，梁朝的司農卿傅岐是識破了的。他説：“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高澄為什麼要講和？一定是設計，所以讓貞陽侯蕭淵明派使者，想讓侯景自己懷疑；侯景內心不安，一定要圖謀禍亂，如果允許和好，正落入他們的圈套中。)”然而“異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異言”（（朱異等人堅持應該和，皇上也厭倦了戰爭）《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5]  ）。因為傅岐“名位常亞於朱異”再加上眾大臣固執，所以梁武帝同意與東魏言和。

朱異本不是一個頭腦糊塗的人，他會識不破東魏的反間計？他本人即使沒有識破，聽了傅岐的意見後也應該認真考慮一下事情的嚴重後果，然而讓人不解的是：在與東魏和談這件事上，朱異的態度一開始就十分堅定，似乎任何人的意見都不能使他改變主意。這是為什麼？是朱異一時糊塗，還是他另有考慮？顯然是後者。

原來，梁武帝這個人，對自己的“骨肉”，一向是十分“恩愛”的。為了“骨肉恩愛”，他可以放任他的兄弟子侄對老百姓吸膏吮血、巧取豪奪。只要是梁武帝的“骨肉”，就是臨陣脱逃，甚至投敵，也是不辦罪的。比如他的兄弟蕭宏臨陣脱逃，就沒有辦罪；侄子蕭正德投敵後又逃回來，梁武帝也只是哭着教訓了一番，就給他恢復了爵位。還有他的兒子蕭綜在前線指揮作戰，臨陣向魏軍投降，冒稱自己是齊東昏侯蕭寶卷的親生子，梁武帝在一陣驚駭之後，絕了他的屬籍。但不久，這個逆子還是被饒恕了。梁武帝“溺愛”自己的兄弟子侄，朱異是十分清楚的。和東魏言和，蕭淵明就可以被放回來，他固執己見、堅持同意和談，顯然是為了討好梁武帝。只要能博得皇帝的好感，朱異是會把皇帝的家事放在國事之上來考慮和處理的。梁武帝果然採納了他的意見，朱異的馬屁又一次拍成功了。

當然，朱異堅持和談，和他在判斷上犯了一個輕敵的錯誤也是有關的。他一直認為侯景的八百降卒是造不起反來的。因此，當合州刺史鄱陽王蕭範派人送來密信，説侯景要造反，朱異便認為必無此理。鄱陽王再三告知朱異，説侯景一定會造反，朱異還對鄱陽王的信使説：“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5]  ）。言下之意，好像鄱陽王是在無事生非和誣陷誹謗侯景。從此以後，鄱陽王再有信來，朱異甚至都不送給梁武帝看了。朱異的這個錯誤是致命的，它使朝廷對侯景幾乎沒有採取什麼防範措施，結果侯景的叛軍很快就打到了建康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侯景造反，打出的旗號，竟是以誅殺朱異為名！這真是阿諛取寵，害國害己！不久，朱異就在羞愧交加中發病而死。梁武帝還多活了幾個月，當侯景的叛軍打進台城（宮城）後，也病餓死了。

朱異的缺點，當然不止阿諛奉承這一點，而是多方面的。

據史書記載，他“貪財冒賄，廣受饋遺”；“四方餉饋，曾無推拒，財貨充積，產與羊侃相埒（等同）” ^[2]  。他生活奢侈，窮奢極欲，起宅東陂，窮乎美麗；“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他“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炰鰍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隨車帶上飴糖糕餅等食物）”。然而“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廚下珍羞（同‘饈’）恆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也不分贍”。

而且他還好擺威風，極講排場。他和賓客好友在城外的家中喝酒取樂至黃昏，要回台城又怕城門關了，“乃引其鹵簿（儀仗隊）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龠（吹奏的樂器），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南史·朱異傳 ^[2]  》）。

他為人十分驕踞，連世家大族王公貴戚都不放在眼裏。有人勸他不要採取這種態度，他説：“我是寒士，好不容易達到現在的地位，我如果不輕視他們，他們反會看不起我。”他為了固寵，對那些競爭對手，則採取排擠打擊、玩弄陰謀的手段逼其離位。如中大通年間，有一個叫徐摛的人，很得梁武帝歡心，“帝甚加歡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朱異便不高興了，覺得徐摛對自己的威脅很大，是一個潛在競爭對手，不把他趕走，自己的地位就難以保住。他對自己的親信説：“徐叟出入兩宮（徐摛為皇太子家令兼管記，所以朱異説他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他於是找準一個機會，對梁武帝説：“徐摛年紀大了，又生性愛好山水，他想到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去做郡守，以怡養天年。”梁武帝以為徐摛真是這樣想的，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南史·徐摛傳 ^[2]  》）。把徐摛弄到地方上做官去了，朱異才心安。

他居權要三十多年，威震內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他不但在生前官運亨通，“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帽子上插貂尾為飾）；自右衞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外出有儀仗隊開路），近代未之有也”。他死後，在梁武帝已覺察到了他的為人的情況下，梁武帝乃悼惜不已，“詔贈尚書右僕射”。本來尚書僕射（宰相）是不能作為贈品送人的，但因梁武帝聽説朱異平生的抱負就是想做宰相，為了滿足朱異這一願望，梁武帝於是破例詔贈他尚書右僕射。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梁武帝被朱異吹拍迷惑的程度有多深！他們之間的感情有多厚！

南朝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之亂事件，使“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的繁華都城建康被焚掠一空，東晉以來江南所積累的財富毀滅殆盡，出現了千里煙絕、人跡罕見、白骨成堆的慘象。造成這場大災難、大破壞，年邁昏庸的梁武帝當然逃脱不了歷史的責任，而深受梁武帝寵信的中書通事舍人朱異，罪責也是十分深重的。如果説，在我國古代眾多的秘書人員中，確實有許多傑出的人物，那麼，在他們當中，同樣也有不少奸佞小人。朱異便是這樣一個不光彩的角色。

代表作品：《還東田宅贈朋離》、《田飲引》

《還東田宅贈朋離》

應生背芒説，石子河陽文。加有遨遊美，終非沮溺羣。

曰餘今卜築，兼以隔囂紛。池入東陂水，窗引北巖雲。

槿籬集田鷺，茅檐帶野分。原顯何邐迤，山澤共氛氲。

蒼蒼松樹合，耿耿樵路分。朝興候崖晚，暮坐極林曛。

憑高眺虹蜺，臨下瞰耕耘。豈直娛衰暮，兼得慰殷勤。

懷勞猶未弭，獨有望夫君。

《田飲引》

卜田宇兮京之陽，面清洛兮背修邙。

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

鵬紛紛而聚散，鴻冥冥而遠翔。

酒沈兮俱發，雲沸兮波揚。

豈味薄於東魯，鄙密甜於南湘。

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

臨清池而滌器，闢山牖而飛觴。

促膝兮道故，久要不兮忘。

間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祖父：朱昭之，以學解稱於鄉。 ^[1] 

父親：朱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南齊江夏王參軍、吳平令。

叔父：朱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

長子：朱肅，國子博士

次子：朱閏，司徒掾屬。

在封建社會的一些史學家看來，南朝一些朝代的興亡，其關鍵就在於君主所委任的中書通事舍人是否賢佞。比如陳朝，史稱陳宣帝陳頊因委政毛喜，“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陳書·毛喜傳》）。及後主陳叔寶用施文慶、沈客卿等為中書通事舍人典掌機要，文慶等“斂無厭，以刻削百姓為能事”（《南史·恩幸·施文慶傳》），而陳遂以亡。這種看法雖然只是就表象而論，並不深入到事物的本質，但看一下樑朝的興亡史，又不得不承認，當皇帝信用的中書通事舍人賢能時，也是國事興盛，反之則衰敗甚至覆亡。如梁武帝早先用周舍、裴子野等人為中書通事舍人典掌機要，敵國的東魏丞相高歡就曾説：“江東有一吳兒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北齊書·杜弼傳》 ^[6]  ）。後來，完全信用朱異這種人時，國事便一日不如一日，到最後連他自己也只能發出這樣的哀嘆：“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5]  》）！這説明，中書通事舍人在南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皇帝任用什麼樣的人做秘書，的確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這雖然是舊時代的特有現象，但作為歷史經驗和教訓，還是有汲取的必要，以引起後人的深思和鑑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