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姆斯伯裏團體

有《印度之行》（A Passageto India）和《看得見風景的房間》（A Room with a View）的作者E·M·福斯特，寫《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的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她美麗的畫家姐姐Vanessa Bell，英國曆史學家和傳記家裏頓·斯特拉奇，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據説詩人T·S·艾略特也是座上賓客。

Bloomsbury文化，類似於中國的五四文化，上世紀初葉，包括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內的眾多才子文人，聚集在了鄰近大英博物館附近的地區，每週在自家的花園裏會談，這個小團體以其自成體系的審美，在當時的英國獨樹一幟，因此被人稱作“Bloomsbury Group”。而在這個小集團裏，女人們常見的穿着，便是一條連衣裙，搭配上一件針織開衫。BLOOMSBURY以其貴族的品性，高尚的生活藝術品位，時髦的美之感覺及知性的氣氛使BLOOMSBURY成為一種時尚品牌，高級女裝設計師們秉承這一風格，融入時裝精緻考究的傳統，將時尚設計與精良材質相結合，打造出經典優雅時尚。

英國“布魯姆斯伯裏文化圈”和中國“新月社”，在不同社會、不同政局下，中西方兩個文化圈，曾有過世界性的邂逅

弗吉尼亞·伍爾夫，著名“意識流作家”，與她相關的話題有很多：她的同性戀傾向，她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崩潰。當然，還少不了那個“無限的才華，無限的傲慢，無限的激情”的布魯姆斯伯裏文化圈（Bloomsbury）。

那個圈子，是英國一個鬆散的、經常聚會的知識分子羣體，畫家與美學家特別多，也有作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任何熟稔西方藝術、經濟或文學的人，都能在那裏找到幾個讓他們心跳加速的名字：羅傑·弗萊、鄧肯·格蘭特、克萊爾·貝爾、倫納德·伍爾夫、梅納德·凱恩斯、G.L.狄更斯、E.M.福斯特。而這個團體的核心，正是伍爾夫和她的姐姐、畫家範奈莎·貝爾。

當年，布魯姆斯伯裏的影響，已遠遠超出英國。20世紀的中國，以徐志摩、陳源、凌叔華等為代表的“新月社”，就是以它為模板建立：詩人、作家、科學家、政治家等，常以沙龍形式聚會，出雜誌，辦書店。有意思的是，兩個團體，雖遠隔重洋，卻互相滲透，產生了聯繫。美國作家、學者帕特里夏·勞倫斯，新近出版的《麗莉·布瑞斯珂的中國眼睛》，便再現了當年這兩個中西方文化圈的“世界性邂逅”。

帕特里夏·勞倫斯不是第一個把“新月派”和“布魯姆斯伯裏”放在一起討論的人。8年前，作家虹影的小説《K》，影射的也是那段中西交流的往事。書中提到了徐志摩、梁啓超、胡適、林徽因、陸小曼等中國文人，但是她更看中那些緣起緣滅和愛慾情仇。她大膽的情色描寫，讓整部小説看起來好像中國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時間，甚至為此惹上了官司。

作為研究比較文學的專家，勞倫斯的態度謹慎很多。為寫此書，10年中，她不斷往返於英國、中國和美國的大小圖書館、檔案館。並前往中國採訪當年的親歷者葉君健、蕭乾、文潔若等人。書中所有細節，都援引了當事人的信件。以流言始，以文化終。“在布魯姆斯伯裏，流言也有着閃光的價值”。

在研究中，勞倫斯發現，把“布魯姆斯伯裏理念”帶入中國的第一人，是徐志摩。1920年代初，徐志摩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但是，美國式的政治並不對他的胃口，而英國自由而不激烈、保守而不頑固的學術氛圍，卻讓他非常向往。當時的劍橋，可謂“思想與智慧的寶庫”，醉心於哲學與文學、仰慕伯蘭特·羅素的徐志摩，決心放棄美國學業，到劍橋拜羅素為師。那是1921年的9月。到達劍橋後，他宛如走進桃花源。日日與他敬仰的狄更斯、羅傑·弗萊、羅素等人同窗共讀，漫步康橋河畔。正是他們，把他帶進了“布魯姆斯伯裏”。沙龍的氛圍，讓他如魚得水。作為後輩，他謙卑，但充滿智慧，無論何時都侃侃而談。

很多人知道，伍爾夫和範奈莎選擇成員時有個標準——“不能忍受呆瓜一樣的人”。一旦她們覺得某人“沒勁”，就毫不客氣地拒絕再邀。但是，徐志摩在劍橋期間，一直和這個圈子走得很近。雖不能説他是其中成員，但至少不被排斥，或者説，他贏得了他們的心。

徐志摩在布魯姆斯伯裏，有兩個人最談得來，其中之一是羅傑·弗萊。這個痴愛範奈莎一生，卻只能作為她摯友的男人，是畫家，更是美學家。他對中國文物相當痴迷。於是，當徐志摩和他談起中國青銅藝術時，弗萊頓覺相見恨晚。他説，在他心中對周代青銅器有宗教般的敬畏。於是，兩人一起討論青銅傳説——“鑄匠與他的妻子，在關鍵時刻，不惜雙雙跳進熔爐，取得完美的陰陽配合。”之後，徐志摩贈弗萊中文名字“傅來義”。而弗萊，則寫出一篇論文，成了西方討論中國青銅藝術最早的文字。

徐志摩另外一位好友，當算狄更斯。早年，他曾兩次遊歷中國，之後便成了有名的“愛中國者”，常在家中穿一身不知哪裏弄來的品戴花翎滿清官服，開口便是：“你們有所不知，前世我是地道中國人。”徐志摩離開劍橋時，曾送狄更斯一頂黑色絲綢中國帽，狄更斯常在劍橋的庭院裏散步，有風時，他都會戴上這頂帽子。

作為最早接觸布魯姆斯伯裏的中國人，徐志摩回國後，便和友人創立了“新月社”。同樣以文會友，同樣試圖超越政治。在完全不同的兩個社會，完全不同的政治局勢下，出現了組成方式、審美立場都非常相似的兩個團體。不能不説，徐志摩是受了英國人的影響。

此後，布魯姆斯伯裏與中國的關係，轉到中國：布魯姆斯伯裏的第一個後代，範奈莎的長子朱利安·貝爾，1935年秋，應聘到武漢大學做英國文學教授。那時的朱利安血氣方剛，以天下為己任，熱衷辯論世界大事。在伍爾夫和她的政治學家丈夫倫納德·伍爾夫鼓勵下，他認為“中國將發生影響世界的大事”。於是，他懷着“革命理想”，向那裏出發。走時，倫敦文藝界幾乎全體出動，為他送別。

朱利安一心一意要到中國參加革命，他甚至備好了氰化鉀，因為此前關於中國反革命的殘酷報道頗多。然而一到武漢大學，其薪水之高，待遇之舒適，都令他大吃一驚。連他自己都沒想到，不久之後，他便把革命理想棄於一邊，愛上了文學院院長陳源的妻子、小説家凌叔華。

凌叔華，“新月派”才女，也是徐志摩的密友。他一生最機密的文件，包括日記，不放在妻子陸小曼處，卻放在凌叔華處。以至他墜機身亡後，無數人向凌叔華索要。由於凌叔華與徐志摩甚為親近，朱利安還從英國要來徐志摩寫給弗萊的英文信，讀後説“不過爾爾”，頗有醋意。

關於凌叔華的樣貌，曾有人説她是“珞珈山美人”。而素以狂放、刻薄出名的女作家蘇雪林，也對她大加誇獎，説她容貌清秀，眼光常帶着一點“迷離”，一點兒“恍惚”，好似生活於夢幻的詩人。

凌叔華的小説，典雅秀麗，被稱為“閨閣派”。她與當時文壇的冰心、蕭紅、廬隱、馮沅君、陳蘅哲等，並稱幾大才女。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在其著作《中國現代小説史》裏，甚至認為，在創造才能上，其他幾位都比不上她。“和冰心一樣，她寫的，也是婦女和兒童的故事。所不同的，凌叔華一開始就顯示出一種較成熟的感性和敏鋭，潛力比冰心大。”

凌叔華之所以吸引朱利安，是她對美學的熱情，包括文學與繪畫。從她身上，他找到布魯姆斯伯裏的感覺。他甚至認為，凌叔華在很多方面，都酷似自己的姨媽伍爾夫。於是，在給母親的信中，他熱烈地寫道：“她是唯一可做你兒媳的人。”眾所周知，布魯姆斯伯裏的情愛關係一向混亂：才子們聚在一起，實踐着他們的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和羣戀。因而，從朱利安的道德觀看來，他與凌叔華的愛情無可厚非。愛情就是愛情。若因有夫之婦就不敢愛，反而是道德上的懦弱。

但最後的結果卻是他沒有預料的，東窗事發後，朱利安作為“丟盡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從武大辭職，1937年回到英國。之後，他曾在寫給凌叔華的信中説，他們必會在英國重逢。只是上天再沒給他機會。不久後，西班牙內戰大火點燃。朱利安不顧母親和姨媽的反對，赴西班牙參戰。在馬德里守衞戰中，德國飛機擊中了他開的救護車，彈片切入胸腔，朱利安重傷身亡。

當年，朱利安不僅試圖把布魯姆斯伯裏的道德觀帶到中國。同時他也是一個熱情介紹西方文學的教師。他的父親克萊夫·貝爾是普魯斯特研究專家，因此他的英語文學課，竟然也教《追憶逝水年華》的英譯文。他甚至建議把伍爾夫的系列作品，當作武大的指定教材。後來以翻譯安徒生童話出名的葉君健，曾是朱利安最得意的門生。兩人當時無話不談。只是，晚年後的葉君健，對於過往，避而不談。

朱利安與凌叔華交往期間，也一步步影響她的寫作方式。他對她説，“可以清晰、準確、如實地描寫男女性事，而不是神秘的或者隱秘的，要對所有體驗直言不諱。”他還在凌叔華的手稿上，一遍遍進行修改。幫助她將小説譯成英文，並推薦到英國。

朱利安去世後，布魯姆斯伯裏與“新月派”之間並沒有斷了聯繫。他的母親範奈莎與凌叔華的通信往來，一直持續了16年。

凌叔華雖為小説家，但同樣熱愛繪畫和書法。因此，也就和範奈莎有了更多話題。1946年10月，凌叔華帶着女兒離開中國去了倫敦。到英國後，在範奈莎的鞭策下，凌叔華畫了很多中西合璧的作品——中國人眼中的英國風景。並多次在歐洲舉行畫展。

除了與範奈莎保持聯繫，凌叔華和伍爾夫也在朱利安去世後，開始通信。伍爾夫給凌叔華寄去了自己的著作《自己的一間屋》、《歲月》和《海浪》。她們探討其中細節，凌叔華稱伍爾夫為老師。之後，凌叔華把自己寫的文章也陸續寄了過去，伍爾夫看後，稱它們“與眾不同，美麗非凡”。

伍爾夫告訴她：“孩子，保持那種神秘的異國感吧。無論何時，身在何處，都請用你熟悉的漢語思考，之後再譯成英文。這是你難得的中國特色。”在伍爾夫的鼓勵下，凌叔華一直寫了下去，即便身處戰亂。她把自己的作品，一章章寄給伍爾夫，陸陸續續十幾篇。伍爾夫對每個章節一一評點。後來，凌叔華在戰爭中不幸弄丟了自己的手稿。伍爾夫手裏，卻有一份寫滿批註的完整版。之後，在伍爾夫的丈夫倫納德的幫助下，凌叔華在英國推出自傳《古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