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雪林

由於祖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見，蘇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樣讀書，她七歲開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們“名不正、言不順”地在祖父衙署所設的私塾裏跟讀，只是不解其意，囫圇吞棗地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女四書》《幼學瓊林》等。在私塾裏只跟讀一二年，男孩子們都紛紛去學校讀書了，她不得不輟學。跟讀輟學後，閒着無聊，便利用在私塾裏學得的一二千漢字，從叔叔和哥哥那裏借一些通俗小説當作課本自讀。久而久之，蘇雪林不僅能讀懂《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封神榜》等，也能粗讀文言的《聊齋志異》《閲微草堂筆記》之類的書，整日埋頭於書海，自得其樂。從此，一顆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託。後來，蘇雪林的叔叔、哥哥們都先後進入上海新式中學或大學，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帶回一些新舊圖書和當時流行的報刊，蘇雪林便藉機有挑選地閲讀起來。《史記》《漢書》，蘇雪林讀過一些選本；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傳奇，以及歷代名家的專集也都涉獵個大概，連當時流行的譯作《天演論》《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十字軍英雄記》等，也都讀得着迷。這一段童年和少女時代的苦讀史，為她後來的創作及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4年，父親為工作方便而遷居安慶。一位叔叔曾留學日本，思想比較開明，對他父親進行勸説，蘇雪林才得以進入當地一個基督教辦的小學讀書。其間模仿寫作古典詩詞，僅半年，蘇雪林便又隨母親遷回嶺下村，停止學業。不久，安慶省立初級女子師範登報恢復招生，蘇雪林得知消息後，“費了無數眼淚、哭泣、哀求、吵鬧”，終於説服了祖母和鄉里頑固長輩。蘇雪林回憶説：愈遭壓抑，我求學的熱心更熾盛燃燒起來。當燃燒到白熱點時，竟弄得不茶不飯，如醉如痴，獨自跑到一個離家半里，名為“水上”的樹林裏徘徊來去，幾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澗自殺，若非母親因對女兒的慈愛，戰勝了對尊長的服從，攜帶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則我這一條小命也許早已結束於水中了。 ^[8] 

2(5張)

1915年，蘇雪林考入安慶省立初級女子師範。在校期間能詩善畫，很引人注目。

1919年，蘇雪林畢業後即留在母校附小教書。在這段極短的教書生涯中與廬隱女士相識。蘇雪林不甘於做一輩子小學教師。於是，再一次向家長提出繼續升學的要求，祖母以婚嫁為由進行阻撓，後因蘇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還滿足了她的升學願望。這一年，蘇雪林與廬隱結伴同行，離開安慶，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在系主任陳鍾凡先生的幫助下，很快從旁聽生轉為正科生。 蘇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師範讀書期間，正值“五四”運動發生不久。新文化運動帶來的一股蓬勃、新鮮的空氣，瀰漫北京；加之蘇雪林受教於胡適、李大釗、周作人、陳衡哲等知名教授、學者，同學中又有廬隱、馮沅君、石評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師友的影響下。蘇雪林的思想也深受震動，發生了很大變化。正如她在《己酉自述--從兒時到現在》（1969年4月15日《國語日報》）中所説：“……我便全盤接受了這個新文化，而變成一個新人了。”同時，蘇雪林對寫作產生濃厚興趣，並開始用白話文寫作，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和《國風日報》副刊“學匯”及《晨報》“副鐫”等處發表政論性文章，參加社會問題的論爭。 ^[8] 

1921年秋，蘇雪林前往法國留學，為了順利成行，她瞞着家庭，直到臨行當天的晚上，才告知母親。她考入吳稚暉、李石曾在法國里昂創辦的海外中法學院，先學西方文學，後學繪畫藝術。蘇雪林赴法三年，由於水土不服，經常生病。加之不斷收到家中來信，父親病故，母親生病，婚姻問題也困擾、煎熬着她，只好輟學。

1925年，提前回國，蘇雪林在法期間患了一次很嚴重的病，躺在醫院裏，醫院裏一些天主教修女細心照顧，使她的病逐漸好轉並恢復健康，蘇雪林深受感動。在一位外國好友的勸説下，皈依了天主教。 回國後，蘇雪林遵照母命，與從未謀面的五金商人的兒子張寶齡完婚。張寶齡原籍江西南昌，肄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赴美留學，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理工課程。婚後不久，母親病故，蘇雪林便隨丈夫去蘇州安家。其夫在蘇州東吳大學執教，蘇雪林則應蘇州基督會所創辦的景海女師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並由陳鍾凡先生介紹在東吳大學兼授古典詩詞課。蘇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問題上受傳統思想約束，不能自主。在法國期間，她曾和未婚夫通過幾次信，已發覺性情不合，便寫信給父親要求解除婚約，但父親在回信中對她大加申斥，母親在病榻上也託人寫信勸説，甚至哀求女兒，為了父母雙親，她只好“認”了這門親。在法國讀書期間，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蘇雪林，其中有一位曾大膽向她求婚，蘇雪林也為之動情，甚至傾倒，但為了父母親的面子，只好拒絕一切愛與不愛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國封建傳統女性的道德。

1927年，蘇雪林隨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經人介紹在滬江大學教書，後又和丈夫一起重返東吳大學。蘇雪林婚後不過幾年，兩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劇結束。

1928年，離開滬江大學、自傳體小説《棘心》出版。又到安徽大學任教，認識同事朱湘。

1931年，獲袁蘭子推薦，離開安徽大學，到武漢大學任教。認識同事陳源。

1936年，魯迅逝世，蘇雪林力勸蔡元培、馬相伯不要參加魯迅的治喪委員會。信件遭武昌的《奔濤》雜誌披露，引來口誅筆伐。

1937年，短暫回滬，遭遇淞滬會戰。

1938年，隨武漢大學遷往四川樂山。

1939年，樂山遭日軍轟炸，武漢大學教職員家屬七人死亡、學生五人死亡。

1943年，開始研究屈賦。

1945年，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蘇雪林也沉浸在無比歡樂之中，當消息傳到嘉定時，她與袁昌英、凌叔華等人抑制不住激動和興奮，舉着小旗，高呼口號，加入了遊行隊伍的行列。 ^[9]  戰爭結束，隨武漢大學回到武漢。 ^[1] 

1948年，武漢大學發生“六一慘案”，多名師生遭軍警逮捕，蘇雪林也差點被捕。

1949年，為躲避戰火，遷往上海。蘇雪林在武漢大學執教歷時十八年 ^[9]  。

1949年在上海又獲高樂康神父介紹，到香港真理學會任職。香港真理學會有《公教報》《時代學生》兩種刊物。學會主事者為師人傑神父、副手為倪化東神父。蘇雪林與吳燕為《公教報》編輯，中文部主任為劉鴻遜；《時代學生》主編則為程野聲。

1950年，獲錢穆邀請前往新亞書院任教、獲李儒勉、蔣師道邀請回武漢大學任教，兩者皆遭到蘇雪林婉拒。

1950年，以要到羅馬朝聖為理由離開香港，再度赴法，研究屈賦。

1950年，因生活不能維持，向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的王世傑請求救濟。王世傑向蔣中正求情，蔣中正便資助蘇雪林美金五百元。

1952年，因擔心在台姐姐的健康，離開法國前往台灣。抵達台灣後，在王世傑的協助下，與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校長劉真見面，並在師範任職。

1956年，台灣省立工學院改製為成功大學，蘇雪林獲邀到中文系擔任系主任，蘇雪林不願擔任系主任，只做教授，主任則由施之勉擔任。

1961年，蘇雪林聽聞張寶齡在北京逝世。

1962年，胡適逝世。蘇雪林將與胡適之死相關的報導、散文集結成書，題名《眼淚的海》。

1964年，因為在成大教滿七年有一年休假，便到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與沙學俊、陳致平、陳鐵帆、徐佩琨、鄭約資、楊光德、孟瑤共事。

1965年，回到成大。

1972年，姐姐蘇淑孟過世。蘇雪林退休。

1987年，成功大學、武漢大學以要為蘇雪林慶祝 95 歲生日，請蘇雪林寫回憶錄。

1991年，《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出版。成功大學頒發第一張榮譽教授證書給蘇雪林。

1998年5月22日，參加安徽大學70週年校慶。

1999年4月11日，《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出版。

1999年4月21日，病逝於成大醫院，享年102歲。

1999年8月21日，歸葬安徽黃山母親墳旁。 ^[1] 

2011年6月，蘇州蘇雪林故居拆除被制止。 ^[10] 

《始惡行》，十九歲的蘇雪林寫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詩，繼又將其寫成短篇小説，小説用文言寫出，當她念給家裏人聽時，嬸嬸、姐姐等女人竟為之流下了無數的眼淚。這篇小説1919年刊於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年刊後得到同班好友馮沅君的讚賞，並寄給在美國讀書的哥哥馮友蘭，亦受到好評。

二十年代初期，蘇雪林還不時地發表用白話文寫的《人口問題研究》《再論人口問題研究》《新生活裏的婦女問題》《沉淪中的婦女》《生育制限運動聲中的感想》《男盜女娼的世界》《相對性原理和哲學史的問題》《時髦男子擇妻之條件》《相對性易解》《世界語者之宣言》《家庭》《民眾藝術論》《對於“五一”的兩大希望》《自由文愛論》《説內外》《説美惡》等五六十篇政論雜文，刊於《民鐸》《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國民日報·學匯》等報刊上。此時她對國家政治、社會諸問題，表現了極大的熱情，以寓言的形式發表對時局、人生的看法，還抽時間翻譯法國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

三幕話劇《鳩那羅的眼睛》 ^[11] 

《蠹魚集》（1938年，長沙商務印書館）

《青鳥集》（1938年，長沙商務印書館）

《屠龍集》（194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蟬蜕集》（1945年，重慶商務印書館）由幾個短篇歷史小説合集而成，其中多數故事取材於作家的《南明忠烈傳》，成書於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之時，作家以歷史故事，借古寓今，對抗戰中種種醜惡現象，進行無情鞭撻，態度鮮明，筆鋒鋭利。

《試看紅樓夢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書店）

蘇雪林在自己寫作的同時還不斷關注同時代作家的創作情況：

《論李金髮的詩》《論聞一多的詩》《論朱湘的詩》《沈從文論》《郁達夫論》《王魯彥與許欽文》《多角戀愛小説家張資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俞平伯和他幾個朋友的散文》《關於廬隱的回憶》《記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華》《胡適的詩》《我論魯迅》《我所認識的女詩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結集為《文壇話舊》（1969年，傳記文學出版）。從中不難看出，活躍在“五四”前後文壇上的許多作家及其作品，蘇雪林都一一進行論述。由於歷史的原因，或褒或貶，不免失之偏頗，一些過火的言辭也時而流露於筆端。

1925年，蘇雪林從法國歸來後，創作慾望更加強烈，速度驚人，出版的文藝創作有：

散文集《綠天》（1928年，北新書局出版）收錄散文《綠天》《鴿兒的通信》《小小銀翅蝴蝶的故事》《我們的秋天》《收穫》《小貓》六篇，該書出版後，於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書中描寫了女主人公的婚後生活，熱烈而甜蜜，表現手法細膩，猶如一幅柔美的工筆畫。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鴿兒的通信》，作家以書簡的形式，描寫並抒發了主人公對旅居海外丈夫的懷念之情，富有詩意。在描寫手法上，既不同於冰心寫意的柔婉，也有別於丁玲火山爆發式的濃烈。

自傳體小説《棘心》（1929年，北新書局出版）

這兩部書是蘇雪林文藝創作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綠漪”署名。書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

《李義山戀愛事蹟考》（1927年，北新書局），後改名為《玉溪詩謎》。

屈賦研究是蘇雪林半生的事業，從1943年應朋友衞聚賢之約為《紀念吳稚暉先生八十誕辰學術論文集》寫稿《天問整理的初步》開始，到1973年出版《屈賦新探》（台北廣東出版社），歷時三十餘年，寫作六七十篇文章，成為蘇雪林“屈賦研究”系列。蘇雪林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鑑前人研究方法，從東漢的楚辭研究家王逸到現代的陸侃如、遊國恩、聞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論著，她都作為一家之言，細細地讀。蘇雪林對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計劃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第一步從研究《天問》中的神話及與舊約創世紀的關係開始；接着研究《九歌》中十神問題；在此基礎上對世界有關文化與屈原作品的關係進行了更為廣泛的研究。蘇雪林在《我研究屈賦的經過》（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談到她研究屈賦的特點時説：第一，我發現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國文化是世界的一支。第二，我研究屈賦竟得到一個“一以貫之”的方法。用這個方法不但能把中國許多雜亂無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種秩然有序的系統，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個頭緒來。第三，我主張經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決屈賦問題，竟可藉以貫穿我國古書的脈絡。第四，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揉合一處，始可窺見中國文化的全貌。從中，不難看出蘇雪林的屈賦研究方法有其獨特之處，正如糜文開在《屈原研究的新發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國週刊》90號）一文中所説：“蘇女士的屈賦研究，竟從發現一些礦苗，挖出‘先秦時代外來文化考’的大礦藏來，而這大礦藏竟又連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説’的更龐大的世界礦藏的。這不可不説是一個驚人的大發掘。” ^[12] 

蘇雪林的學術研究，大量的時間花在考據上，多年來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據中，得到了比寫作還大的滿足。她説：“這是一種發現的滿足。”蘇雪林的第一本學術考據著作為《李義山戀愛事蹟考》（1927年，北新書局），後改名為《玉溪詩謎》。她考據李義山戀愛事蹟的初衷和過程是“我對李義山的詩，素來沒有大研究過。偶然讀到《聖女詞擬意》等篇，疑惑義山有和女道士宮嬪戀愛的事蹟，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詩集的興味。陸續考證，不意競積成了一本四萬餘字的小冊子。”

蘇雪林創作的第一部作品是《綠天》，1928年3月由北新書局出版。《綠天》一出版，蘇雪林很快就送給了魯迅。在扉頁上用黑色鋼筆寫了：“魯迅先生校正學生蘇雪林謹贈七、四、一九二八”。版權頁的留印處還加蓋了“綠漪”硃紅印章，現在魯迅博物館的“魯迅藏書”中收藏有這部書。“魯迅藏書”中還有蘇雪林另外兩部專著：1927年由北新書局初版的《李義山戀愛事蹟考》，和1934年2月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的《唐詩概論》。

蘇雪林在魯迅面前謙稱為“學生”，可見其對魯迅先生是敬重的。1934年，蘇雪林曾在《國聞週報》上發表《<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一文，對魯迅的《阿Q正傳》等小説創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蘇雪林説：“魯迅是中國最早、最成功的鄉土文藝家，能與世界名著分庭抗禮”。還説：“誰都知道魯迅是新文學界的老資格，過去十年內曾執過文壇牛耳……”蘇雪林認為：“魯迅的小説創作並不多，《吶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時代到於今的收穫。兩本，僅僅的兩本，但已經使他在將來的中國文學史上佔到永久的地位了。”

但在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去世後，蘇雪林對魯迅先生的態度卻忽然轉變。

1936年11月12日，蘇雪林拉開了她“半生‘反魯’的序幕”。她寫了長達四千言的《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公開祭出反魯大旗，破口大罵魯迅是“褊狹陰險，多疑善妒”，“色厲內荏，無廉無恥”，“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在文壇“興風作浪”，“含血噴人”，其雜文“一無足取”，“禍國殃民”。並影射、攻擊魯迅勾結日本特務機關內山書店，“行動詭秘”等等。

蘇雪林還稱，“魯迅病態心理將於青年心靈發生不良之影響也，”“魯迅矛盾之人格不足為國人法也”，“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陰險，多疑，善妒”，“是一個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恥的小人”，“不近人情，睚眥必報”。她還攻擊魯迅的雜文“文筆尖酸刻薄，無以倫比”，“含血噴人，無所不用其極”。

蘇雪林寫了《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的第二天，她又寫了《理水和出關》，對魯迅進行冷嘲熱諷。又過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寫了《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發表於1937年《奔濤》創刊號)。蘇雪林在該文的《自跋》中寫道：“以魯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傳不會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學傳，像這類小人確也不容易尋出”。

從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蘇雪林連續寫了多篇文章《説妒》《富貴神仙》《論偶像》《論誣衊》《論是非》《過去文壇病態的檢討》《對（武漢日報）副刊的建議》《論魯迅的雜感文》等，無論從內容及語言上看都十分激烈，對魯迅極盡口誅筆伐之能事。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蘇雪林不停地撰文，繼續她的“‘反魯‘事業”，寫了《對戰鬥文藝的我見》《琵琶鮑魚之成神者--魯迅》《新文壇四十年》等。

1966年11月，正值魯迅逝世三十週年，台灣《傳記文學》刊出蘇雪林的一篇兩萬七千字的長文《魯迅傳論》（後收入《我論魯迅》一書），大罵魯迅。魯迅對貧困青年作家肖軍、肖紅、葉紫等的經濟援助，也被其罵為小恩小惠，籠絡人心。蘇雪林刻薄之極，無出其右的罵魯言論，正迎合了蔣介石當時的政治需要。

蘇雪林的這篇長文從魯迅的家世説起，其語輕蔑而簡約。她説到魯迅自二十九歲從日本“束裝返國”後，先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後在紹興中學堂當教務長，之後又出走，想到一家書店當編譯員，結果被拒。蘇雪林由此判斷：“魯迅讀書老是讀一個時期便換學校，當教員也愛跳槽，想必是歡喜同學校當局摩擦，或與同事鬧脾氣，亦可見他與人相處之難。”

在蘇雪林眼中，魯迅還是一個喜歡別人對他吹捧的人。她説：“人家奉獻給他的頭銜不可勝數：‘東方的尼采’、‘中國的羅曼·羅蘭’、‘中國的蕭伯納’、‘中國的高爾基’，喊得洋洋乎其盈耳，魯迅聽了並非不笑，不過不是聽人頌揚他敵人的恥笑，而是點頭得意含着嘉許的微笑。我以為世上癖好阿諛的人，魯迅可算第一”。

1967年，蘇雪林將自己“反魯”的大部分文章結集出版《我論魯迅》(愛眉出版社)。該書出版時，蘇雪林稱“半生的‘反魯’事業，……以後我不高興再理會了”。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