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尚鉞

鎖定
尚鉞(1902年3月23日—1982年1月6日),原名宗武,字健庵,河南省羅山縣城關人。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 [2] 
1921年入北京大學預科,後入本科英國文學系肄業。1927年南下投身革命。同年9月在開封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後,尚鉞開始研究歷史。1942年到雲南大學任講師、副教授。1946年由上海入山東解放區,任山東大學教授。後執教於山西北方大學華北大學 [2]  1950年尚鉞歷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主任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等職。1972年,尚鉞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小組副組長,1978年任歷史系主任。
尚鉞主張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歷史。中國古代史的分期是尚鉞重點研究的一個領域,史學界以尚鉞為代表的“魏晉封建論”,與郭沫若戰國封建論、范文瀾西周封建論三足鼎立。同時,20世紀50年代尚鉞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進行了全面的、開創性的研究。他考察了唐宋以至明清的社會經濟,認為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封建社會已處於解體的過程。 [3] 
1982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中國歷史綱要》《中國通史講義》 [2] 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等。 [3] 
全    名
尚鉞
別    名
尚宗武、謝仲五
健庵
所處時代
近現代
民族族羣
漢族
出生日期
1902年3月23日
逝世日期
1982年1月6日
主要作品
論著《中國歷史綱要》《中國通史講義》小説《病》《斧背》等
本    名
尚宗武
國    籍
中國
籍    貫
河南省羅山縣
畢業院校
北京大學

尚鉞人物生平

尚鉞少年時代

尚鉞出身於破落的地主家庭。1917年,尚鉞入開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學讀書。1919年投身於“五四”運動,是河南省國貨維持會的活躍分子和學生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1919年暑假,他與同學組織青年學社,創辦《三日報》。
1921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後轉入本科。當時,在魯迅的指導下,參加進步文學活動,編輯刊物,創作小説。其代表作《斧背》與《病》,後來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二集。魯迅對他的評語是:“尚鉞的創作也是意在諷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説‘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他創作的態度比(黃)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着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人民。”

尚鉞參與革命

青年時期的尚鉞 青年時期的尚鉞
1926年冬,在李大釗的激勵下,尚鉞未及畢業,便脱下了學生裝,回到家鄉羅山組織農民自衞軍,準備迎接北伐軍的到來。但北伐軍暫時停留武漢,便遵循李大釗的指導,南下上海、武漢參加革命,經郭沫若介紹在北伐軍政治部編審科任上尉科員。
1927年4月,蔣介石汪精衞相繼叛變革命,白色恐怖籠罩全國。9月6日經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汪後之介紹,尚鉞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主辦省委機關刊物《猛進》。10月受組織派遣到豫南,任中共豫南特委宣傳鼓動部部長、工農革命軍第四大隊第六支隊黨代表兼當地蘇維埃主席。12月受命赴羅山、光山一帶發動農民武裝起義,公開身份是信陽市獅濱中學英語教員。
1928年,被任應歧的雜牌土匪軍逮捕入獄,經多方營救獲釋。其間,中共豫南特委遭敵破壞,經武漢赴上海尋找黨組織時再次被捕,被押解至杭州陸軍監獄關押受審。在獄中,受盡酷刑,但始終嚴守黨的機密。後經黨組織營救,被保釋出獄。
1929年春,尚鉞經楚圖南介紹,被派往吉林省毓文中學任教。在學校秘密組織讀書會,與楚圖南共同創辦了《燦星》週刊。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授列寧英文版《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宣傳革命思想,發動師生與學校的反動分子作鬥爭。這期間,他的學生包括後來成為東北抗日戰爭的骨幹,也包括成為朝鮮革命領導人的金日成。金日成説尚鉞是他“馬列主義的啓蒙老師”。後來,因教育當局無故開除學生,尚鉞為之鳴不平,據理力爭,而被校方解聘。隨後,來到哈爾濱第五中學任教。不久,又因發起組織“反帝同盟”,被當局撤職,勒令離境。
1930年,赴上海尋找黨組織,先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組織部工作,後調黨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任採訪部主任。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對尚鉞以往的經歷進行了政審,恢復了其黨組織關係。這裏還要特別強調的是,就在這一年,他的妻子陳幼清帶着3個孩子隨紅軍到鄂豫皖蘇區,1932年被張國燾當作反革命殺掉,第3子尚海倫失蹤,這是尚鉞第一次喪妻失子。

尚鉞輾轉多地

晚年時期的尚鉞(攝於中國人民大學) 晚年時期的尚鉞(攝於中國人民大學)
1932年4月,尚鉞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滿洲省委秘書長。當時,中共滿洲省委要搞飛行集會、示威遊行,尚鉞認為在日本佔領東北的情況下,首先應武裝人民進行抗日鬥爭,由於與省委意見不一致,而被開除黨籍。後到蘇聯找共產國際為自己申訴,沒有結果,於1934年回國,與中共北平市委取得聯繫,繼續辦《北方紅旗》刊物。不久,北平市委遭敵破壞,黨的關係完全中斷,便以尚健庵之名,顛沛流離。
1936年,來到寧夏中衞縣中學教書,任國文兼英語教員。在學校,尚鉞一面繼續寫小説,一面在學生中秘密組織團體,讓學生接觸《大眾生活》《全民抗戰》《中國的西北角》等進步書刊,還以學生讀書會名義,自己墊款從平、津、滬一帶設法郵購了《吶喊》《彷徨》《野草》《大地》《母親》等書籍供學生閲讀,啓發學生的思想覺悟。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培養,介紹學生到陝北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1937年3月,在離開中衞中學前,與孟長有、姚懷廉、左璉、劉應春等12位學生合影留念,並在照片頂端題字:“青年的弟兄們,我們的道路只有審思、明辨而不撓地前進!”這體現了一個偉大革命者上下求索的心境與足跡,也體現了一個前輩長者與其後訣別的砥礪與期待。幾十年後,年近八旬的尚鉞,在自己的《經歷自述》中寫道:(當時)我的處境十分危險,又找不到黨組織,就決定到延安去找黨。有十二個同學聽説我要走,他們也表示要跟我一同走,但我不能告訴他們我去什麼地方。他們送我走了六七十里路還不肯回去。半路上我們下馬車去吃飯,我才拿出自己事先寫好的一封信,讓他們拿着到陝北延安去找黨。我的信是寫給延安黨組織的。信中作了自我介紹,並把我在寧夏對這十二個人做過黨的宣傳和教育一事向黨作了彙報,希望黨繼續培養他們做寧夏建黨的骨幹。我帶着孩子、家眷,不能過黃河,只能繞道去陝北。後來我在武漢還收到這十二個人的來信,説他們到延安後不久,黨就分配他們到洛川學習去了,他們很高興……直到“文化大革命”,學校去寧夏調查我以後,我才知道黨真的派這些同志回寧夏去搞建黨工作了。他們當中有的人已成為寧夏的第一批烈士……告別了中衞中學,尚鉞又來到省城寧夏中學(今銀川一中)任教。一段時間後,為了尋找黨組織,於1937年回到北平,沒有與黨組織聯繫上,便又去了陝北,途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時,董必武指示他,先去武漢工作,再解決組織關係。

尚鉞西南工作

1938年到武漢,由郭沫若介紹,到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工作,任中校圖書資料室主任。1939年武漢失守前,又隨第三廳遷往重慶。
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第三廳被迫解散。他遵照黨的指示,離渝赴滇,先後在昆明瑞雲中學、雲南大學任教,講授國文和中國通史。同時,繼續培養學生走向進步。
1943年,中共中央派原南方局宣傳部長華崗來昆明,做龍雲的統戰工作,同時組織西南文化研究會,幫助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的高級知識分子學習,瞭解華北八路軍的戰鬥情況和中共的政策。參加文化研究會的有聞一多吳晗潘光旦、曹昭掄、李公樸等人。他們後來參加了民盟,對推動雲南的愛國民主運動起到重要作用。當時,尚鉞協助華崗、楚圖南工作,成為西南文化研究會的骨幹。
1945年,尚鉞重新入黨。1946年8月,根據黨的指示,先後到上海、山東、華北解放區,在山東大學、山西北方大學、河北正定華北大學任教。1949年秋,隨黨政大軍進京,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尚鉞建國初期

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尚鉞任歷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並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學部委員。這期間,他除了講授中國歷史等課程外,還編寫了100餘萬字《中國通史講義》,寫了許多學術論文和專著。1954年,主編《中國歷史綱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內容豐富、結構清晰、語言簡練,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深受廣大幹部和歷史教學界的歡迎,多年暢銷(累計至今已發行40餘萬冊),國外還先後出版了日、俄、波蘭文幾種譯本。
1959年,繼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後,尚鉞、孫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人也成為史學界、經濟學界和文學界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國性的批判,不準尚鉞講課,不準發表文章,黨內醖釀黨籍處分,個別人試圖將他全家下放農村。由於許多同志的抵制,他才免於更大的災難。
1960年,受到黨政雙重處分,1962年,組織上對其所謂的問題予以甄別。

尚鉞學術低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尚鉞不僅受到學術上、思想上的批判,而且受到肉體上的折磨,罰繁重勞役,蹲牛棚。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兒子尚嘉齊分別自殺。這是尚鉞第二次喪妻失子。就是在這種處境下,他對自己觀點堅持不變,認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領導人的意見,也只是一家之言,應允許平等討論,不應以勢壓人。
1976年,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撤銷了對尚鉞的所有錯誤處分。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覆校,他復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1979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恢復他1926年入黨的黨齡。
1980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決定在全國性報刊發表文章為他恢復名譽。恢復工作後,他不顧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在最後一篇論文中寫道:“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應該能辨別歷史發展的方向,他所爭的不是一時之是非,而是萬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時的榮顯,而是客觀的真理。”
1982年1月6日,這位為了追求萬世之是非、追求客觀真理而奮鬥一生的史學家、教育家在受盡苦難之後,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80歲。

尚鉞主要影響

尚鉞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在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上,提出不同於“西周封建説”和“戰國封建説”的“魏晉封建説”,成為與前兩説鼎足而峙的第三學派。他深入系統地研究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生﹑演變﹑停滯的歷史。
他認為中國的奴隸社會魏晉時期才過渡到封建社會;尚鉞還認為明清之際,中國已有資本主義萌芽,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有一句説,中國的封建制度“從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也就是説,這之間的中國都停滯在封建社會制度中。
尚鉞的觀點與毛澤東的上述説法不相符,因此受到大批判,《人民日報》《歷史研究》等中央級的報刊都發表包括一些歷史學權威在內的大量批判文章,把尚鉞的學術觀點説成是“託派觀點”“修正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等。
他提出中國歷史發展有其自身的線索,不應以鴉片戰爭為界限人為地將其割斷。由於獨特的史學見解,他曾長期受到批判,但仍堅持自己的觀點,主張治史要有光明磊落﹑實事求是的史德。 [1] 

尚鉞歷史評價

魯迅評論他的短篇小説創作態度嚴肅,取材廣泛:“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

尚鉞主要著作

中國歷史綱要(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 中國歷史綱要(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
尚鉞的主要史學著作有《中國歷史綱要》(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本簡明的中國歷史著作,先後出版有日、俄、波蘭等幾種文字譯本)、《中國通史講義》、《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問題的探索》及《尚鉞史學論文選集》等。
尚鉞的文學著作主要有短篇小説集《病》﹑《斧背》﹐長篇小説《預謀》等。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