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長有

孟長有（1916～1941），革命烈士，乳名對對；出生於寧夏中衞縣黃河北岸柔遠堡鄉孟家莊一户貧苦農民家中。

孟家兄弟姊妹8人，長有排行第二、為長子。父親發現幼小的兒子很有靈氣，剛到五歲時，就抽空教兒子認字，後又教他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儒學啓蒙書，還經常講一些民間神話傳説和古代英雄人物故事，如岳飛精忠報國，梁山好漢替天行道，楊家一門忠義保宋廷和文天祥揚州烈火煉忠膽等，而這些故事卻在兒子幼小的心靈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他萌發了將來要當一個維護正義，為國為民除害，為大眾解難的了不起的人。

大約九歲時，孟長有進入柔遠堡小學堂唸書，這時正值大革命時期，柔遠堡位於甘肅省城蘭州經寧夏通達北京的交通幹線上，經常有在京求學的甘肅學生往返其間，他們還常在沿途各地舉行演講會、報告會，介紹平、津、滬等地學生愛國運動的情況，對於當地青少年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新思想、新文化之風及時吹進中衞地區。尤其是民國十四年（1925年），馮玉祥國民軍入甘前後，曾先後有共產黨員馮靜山、王輔臣、宣俠父、錢清泉等人和軍中各級政治部的大批政工人員（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在中衞各地廣泛深入地宣傳過革命的道理、馬列主義的理論，駐軍還在當地舉行過一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對於長有來説，所有這些強大的社會影響，都與幼小時父親的啓蒙教育一脈相承，對他的健康成長起着決定性的正面影響。1931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縣城應理高級小學堂，小學畢業後，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衞縣初級中學。

在初中學習的短短几年，是他從一個普通青年學生向一名自覺的革命戰士成長的轉折階段。實現這種轉變的指路人是潘鍾林、尚健庵兩位共產黨員教師。潘老師是北京大學體育系畢業的中衞籍青年教師，在學校教體育課兼任軍訓，他經常給學生講讀書救國的故事，教育學生們將來要走抗日救國的光明大道，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尚健庵（原名尚宗武）是來自北平市的一名地下黨員，就是著名的學者、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尚鉞先生。他經常在上國文課時，向學生們講解魯迅先生的《彷徨》《母親》《吶喊》《阿Q正傳》《孔乙己》等小説和雜文。尚老師觀察到長有善良正值，勤於獨立思考，有遠大理想，所以對他特別賞識，課外時常把自己帶來的革命書籍如《大眾生活》、《全民抗戰》等借給他閲讀，還在宿舍裏給他講解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國共第一次合作和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等革命歷史。從此，孟長有胸中點燃了革命的火花，他決心以老師的教誨鞭策自己。長有在學校裏常為窮苦學生打報不平，為正義擔當風險。當時學校有幾個省黨部派來為防止師生“赤化”的軍訓官，這些傢伙提着軍棍、皮鞭，在校園裏橫行霸道，殺氣騰騰，師生都恨之入骨，背後罵他們“黃鼠狼”。長有帶領一些學生專跟這夥“黃鼠狼”作對，還在夜間痛打一個最壞的軍官，為師生們出了一口氣。在他的帶領下，同學們還掀起幾次學潮，以小報、傳單形式揭發校長、會計相互勾結剋扣學生伙食津貼的行為，迫使校長當眾認錯，並解除那個會計。

1937年抗戰爆發以後，他在學校積極參加抗日宣傳進步組織的“讀書會”、歌詠隊，並利用課外時間，秘密閲讀了《中國的西北角》《野草》和《共產黨宣言》等大量進步與革命書刊，增長了革命理論修養。在行動上帶頭投身到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的救亡宣傳活動中去，寧夏少年戰地服務團的宣傳活動，處處都有他的身影。很快就引起了寧夏反動當局和馬鴻逵便衣特務們的注意，由於中共寧夏地下工委書記李仰南的幫助和親自安排，使他免遭迫害，平安離開寧夏，投奔到延安，實現他自己多年的願望。

1938年7月，孟長有由組織包送到抗日軍政大學，被編入洛川一大隊二支隊學習。學習期間，他首先參觀了革命根據地軍民團結大生產的動人情景和豐碩成就，還幸福地聆聽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等黨中央領導的親切教誨。他如飢似渴地學習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的理論，進步很快，入學當年底就被光榮批准成為一名正式黨員，由一個追求正義，要求進步的愛國青年，成長為一位名符其實的共產主義先鋒戰士。後抗大洛川大隊和慶陽大隊奉命改建為抗大一、二分校，校址遷到抗日前線的太行山區。長有隨一分校來到晉中南抗日革命根據地，繼續學習。這時他已擔任分隊長，並榮立一次戰功。在抗大這座革命大熔爐中的冶煉，使孟長有迅速成長為一名既有高度革命覺悟，又有一定的馬列主義水平，並具有較強組織能力和獨立工作本領的革命幹部。

1939年底，黨為了充實寧夏的工作力量，派孟長有回寧夏，以特派員的身份協助寧夏地下黨組織開展工作。他先在中寧縣地政局設在石空堡的土地站充當一名錄事，這裏是寧夏交通線上的黃河渡口，是通往蘭州、西安和綏蒙的重要碼頭，消息靈通，過往人多，身份複雜，便於建立聯絡點；同時，馬家軍的河防司令部也設在這裏，便於對其佈防、兵營和崗哨等進行偵察，這對黨在寧夏下一步的工作都極有價值。不久因受到懷疑而被解職。這時正遇到新成立的海如小學缺少教員，就應聘去該校執教。海如小學是寧夏省政府參議員周閣臣和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堂兄、十七集團軍副總司令馬鴻賓倡捐而興辦的一所回民學校，校址設在同心縣的回民聚居區喊叫水鄉，以伊斯蘭教虎夫忍也教派洪門門宦教主洪海如的名字命校名。紅軍在長征時期就曾受到洪教主與當地穆斯林的歡迎和幫助，黨在這裏有一定影響，羣眾基礎較好，加上這裏偏遠、荒涼，很適合進一步開闢革命據點，也便於他暫時隱蔽，等待與寧夏黨組織取得聯繫後再作安排，海如小學校長是本地的青年知識分子李士林，他為人誠實，思想開明進步，對孟長有才學人品十分尊重，而孟長有的工作也就從校長做起，經常與他談心，向他介紹全國抗日運動的形勢，建議在學校改革舊的教育制度，建立新校規、新措施，以讀書救國和教書育人為辦學目的。李校長對長有的建議表示贊同，經全校老師的商議，由孟長有起草了一個《五不五提倡》的新校規，主要內容是：不成立黨團組織（國民黨、三青團），不要纏足女生入學，不用日貨，不體罰學生，不做亡國奴；提倡讀書救國，提倡教學相長，提倡循循善誘，提倡重視體力勞動，提倡文化、娛樂、體育活動相結合。孟長有還利用給高年級班講文史課的講台，向學生講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罪行，講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蹟，教育學生做一個愛國者，誓死不當亡國奴。講外時間，他又組織學生開展健康的文化活動，教唱進步歌曲，如《東北流亡曲》《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和岳飛的《滿江紅》等。他還自編一首《將為國事亡歌》給全校師生們唱。他還帶領學生到十多個村莊進行文藝演出，向農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

就在這時，由於叛徒的出賣，寧夏工委機關被破壞，工委書記崔景嶽被捕，孟長有等許多黨員的身份都暴露了。1940年4月18日，孟長有在海如小學遭逮捕，押送到省城軍警聯合督察處監獄內，無論敵人以軟化誘騙的手法，還是施用酷刑逼供，全不能征服這個鋼鐵漢子。

敵人無計可施，只好把已經摺磨得遍體鱗傷的孟長有以“重犯”、“要犯”之名，砸上16斤重的腳鐐，打入省城第一監獄大牢。但又怕他鼓勵其他同監犯人，只好把他與崔景嶽、白玉光（寧夏工委組織部長）、王搏（寧夏工委宣傳部長）等“政治要犯”同押於一間牢房，以防止“紅水水外流”。然而卻給黨組織繼續領導獄中鬥爭提供了機會。 ^[1] 

經崔景嶽提議，很快成立了以崔景嶽為書記的監獄黨支部。支部決定了三項工作任務：一是與敵人進行堅決鬥爭；二是保護好身體，多關心、幫助他人，團結更多黨內外難友共同鬥爭；三是設法與上級黨組織取得聯繫，獲得黨的支持。長有按照支部決定，提議輪流到洞口進行日光浴，做自由操，增加活動量，提高體能。他還給崔景嶽補習英語、數學，使地獄般的牢房又充滿了同志的情誼和活躍的生機。獄中黨支部領導的對敵鬥爭，首先從反飢餓鬥爭開始，堅決要求改善伙食，他還發揮自己的特長，教難友們唱革命歌曲，自制泥塊與人下方。入秋以後，獄中潮濕陰冷，他按照支部提議，要求人人獻出財物，買回羊毛，發動大家捻線、織毛衣褲和毛襪子，爭取平安過冬。對於被折磨和感染了“監獄熱”傳染病的難友，他説自己年青，抵抗力強主動去細心照料病人，並給他們打水擦身，端水餵飯，攙扶活動。崔景嶽、白玉光、王搏也先後病倒過，都在長有精心照料下闖過死亡關。孟長有還主動接近一名叫俞桂林的中衞籍看守，對他進地幫助教育，使這名獄卒覺悟提高很快，能大膽給這些政治犯通風報信，傳送物品。後來這名青年在長有的指點下投奔到邊區，成長為一名優秀的人民戰士。另一名犯逃兵罪被判刑15年的陝北籍青年杜天福，也在長有的幫助下，利用犯人到河東鹼湖打鹼的機會，也脱身投奔到邊區。孟長有在獄中還痛打過兇殘的獄卒劉三兒，為被欺凌的難友們出了一口氣。

1941年4月17日晚，寧夏反動當局決定對崔景嶽和孟長有下毒手。在與革命戰友和全獄難友告別時，孟長有在監房門口高聲對難友們説：“要很好地活下去，堅持鬥爭到底！”説着又和老崔一起脱下身上的毛衣送給難友，並説：“我們只冷這一會兒了，衣服留給你們有用處。”然後他們昂首闊步向監獄大門走去。敵人乘黑夜把崔景嶽、孟長有和馬文良（軍人被俘）三人押到北城牆內城隍廟後，在一個大坑前站下，當敵人問孟長有還有什麼話要説時，長有大聲説：“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命對我只有一次，今日為抗日救國，為推翻你們這邦禍國殃民的反動統治者，死而無怨。我們血不會白流的，我的死更會喚醒勞苦大眾奮鬥不息，換來明天的抗戰勝利和全中國的解放。你們這些害人精記住，血債要用血來還，寧夏人民是不會饒恕你們的，你們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

劊子手們被罵得惱羞成怒，殘忍地用鐵鍬、洋鎬把三人打倒在坑中。但夜空中又響起了“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反動派！”“打敗侵略者”慷慨激昂的口號聲，反動派用活埋這種罪惡的手段殺害了三位英雄。

1964年，銀川市人民政府為寧夏三英烈孟長有、崔景嶽、馬文良修建了八里橋革命公墓。

孟長有（1916～1941），寧夏中衞縣柔遠堡孟家莊人。

1916年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9歲到柔遠文昌閣讀私塾。1936年，在中衞中學讀書時，學校來了一位語文教師尚建庵（尚鉞），為中共黨員。在學校秘密組織學生團體，讓學生接觸《大眾生活》《全民抗戰》《中國的西北角》等進步書刊，還以學生讀書會的名義，自己墊錢從平津一帶郵購《吶喊》《彷徨》《野草》等書籍供學生閲讀，啓發學生的思想覺悟。

在講作文課時，經常給學生講魯迅的《阿Q正傳》《孔乙己》等小説和一些雜文；在課餘時間，經常向孟長有等學生講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講述國共第一次合作和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等。尚建庵老師通過觀察，發現孟長有是個有正義感、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便常對他進行教育，推薦進步書籍給他看。在學習的過程中，孟長有心中逐漸點燃了革命火種，暗下決心要走上一條光明之路。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從我國東北、華北又伸向了西北。當時，在中衞中學有一批像孟長有這樣的學生，對馬鴻逵在寧夏的統治極為不滿。以尚建庵為首的進步教師，針對學生的思想狀況，因勢利導，啓發學生的思想覺悟，帶領孟長有等學生鬧學潮，同封建落後勢力進行鬥爭，這引起了寧夏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尚建庵老師被迫於1937年正月離開中衞。在離開中衞前，尚建庵老師給孟長有等同學留下了一封信，介紹他們到延安去。

1937年7月，孟長有等6位同學經過精心準備，以“出門到外地求學”為由，各自給家裏寫了一封信，然後悄悄地離開學校，徒步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到延安後，孟長有被編入洛川一大隊二支隊。新的生活、新的天地、新的人，使孟長有這個追求光明、嚮往美好生活的熱血青年大開眼界，對革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看到了紀律嚴明、威武雄壯的八路軍；看到了軍民魚水情、官兵親如兄弟的動人場面；深深感到只有依靠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中國才有希望，中國人民才能獲得解放。在抗日軍政大學的日子裏，他還親耳聆聽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朱德總司令的親切教誨，受到了馬列主義思想的薰陶。1938年底，孟長有由於刻苦學習，努力上進，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後，黨組織又派他到中組部在瓦窯堡舉辦的政治、黨務短訓班學習。學習結業後，孟長有回到洛川。當時，黨中央決定把洛川、慶陽兩個大隊遷到太行山，成立抗大一、二分校。孟長有隨一分校來到晉中南地區，擔任分隊長。在一次訓練中，分隊被敵人發現，受到圍攻，孟長有沉着應戰，利用有利地形，分兵阻擊，擊潰了敵人的進攻，把學員安全帶回駐地，受到上級表彰，並榮立一次戰功。

1940年初，孟長有受黨組織派遣，離開延安，回到寧夏中衞縣，先在縣城郵電局當書寫職員，後又經中衞縣應理學校任子裕老師介紹，到豫旺縣（今同心縣）喊叫水鄉海如學校任教，利用公開職業作掩護，積極開展革命活動。

海如學校是寧夏省政府參議員周閣臣和馬鴻賓出面集資興辦的一所回民小學，學校借用當地有名望的伊斯蘭教虎夫耶教派教主洪海如的名字命名，校長由當地人士李士林擔任。孟長有到校後，主動與李校長接近，和他吃住在一起，經常談心，向他介紹全國抗日形勢。由於孟長有謙遜好學，樂於助人，又善於以理服人，很快得到了李校長的信任和敬重。在一次談話中，孟長有得知李校長對當局在學校發展國民黨、三青團極為反感，就一面啓發李校長的政治覺悟，一面積極協助校長搞好教學。在授課時，孟長有充分利用講台，寓革命道理於課文之中，深入淺出，向學生們宣傳抗日救國道理。在講歷史課時，巧妙地結合日本侵略中國、中華民族處於危亡之中的現實，大講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蹟，借古喻今，引導學生不當亡國奴，誓作抗日救國的先鋒。

在搞好教學的同時，孟長有還積極建議改革山區學校的教育制度，破除陳規陋習，提出制定新校規。他的建議、想法得到李校長的大力支持。不久，孟長有制定了“四不五提倡”新校規，即不要纏足婦女，不用日貨，不體罰學生，不做亡國奴；提倡讀書救國，提倡循循善誘，提倡教學相長，提倡重視體力勞動，提倡文化娛樂、體育相結合。新校規推行後，深受學生的擁護。當時，海如學校與其他學校不同，學校沒有國民黨、三青團組織活動，學校重視體力勞動，重視文化娛樂、體育活動。在孟長有的積極推動下，學校開展了武術、跳高、跳遠等活動，使校園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景象。

為了喚醒窮苦人民，揭露地主、豪紳、貪官污吏對窮苦人民的殘酷剝削壓迫，孟長有以犀利的文筆寫了快板書《醒俗箴》等文藝節目，以動員回民子弟入學為名，組織學生到喊叫水、白圈子、馬家壙等10餘個村莊演出，向當地羣眾宣傳抗日救國，揭露控訴馬鴻逵的罪行；宣傳勞苦人民只有團結起來，同地主、豪紳、貪官污吏進行鬥爭，才能過上好日子的道理。

孟長有時刻牢記自己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在學校的牆壁上，他書寫下“讀書救國”等大幅標語，教育學生不忘國難國恥。平時，孟長有白天忙教學工作，晚上又深入到學生中間，給大家講“蘇武牧羊”和“卧薪嚐膽”的故事，啓發教育學生。學生們經常被孟長有慷慨激昂的演講所吸引，被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所感動。每當上音樂課時，他的教室裏就傳出《東北流亡曲》《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氣壯山河的抗日歌聲。

在海如學校短短的時間裏，孟長有培養了許多回族進步青年，在當地羣眾和學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人們十分敬佩這位青年教師，就連當地豪門紳士和董事會也認為孟長有是一位有才有識的青年。

1940年4月，正當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海如學校燃起時，豫旺縣第二區保長賀永保帶着幾名軍警出現在海如學校，找到孟長有説：“我們張縣長有令，特請孟長有老師到縣政府去，有事商量。”孟長有面對這種情況，意識到自己在海如學校的活動已經引起了敵人的注意，此去是凶多吉少。

原來中共寧夏工委遭破壞，江生玉叛變，孟長有遭敵逮捕。入獄後，敵人看孟長有年輕，打算從他身上得到有關地下黨組織的情況。對此，孟長有早有準備。在敵人面前，他緊閉雙唇，沉着地去接受敵人的審訊。

“孟長有，你考慮好了嗎？”寧夏軍法處處長程福剛親自審問。

“早考慮好了。”

“你願意悔過自新？”

“辦不到。”孟長有把頭往後一甩。

“那你連個名字也不願往上籤？”

“我不自新，還籤什麼字？”

“把他給我吊起來打！”程福剛暴怒了。

幾個警軍把碗口粗的木槓子壓在孟長有的身上，時間1分、3分、10分、20分鐘過去了，孟長有咬緊牙關，只發出輕微的呻吟聲……

寧夏軍警聯合督察處主任高中第又問：“你自首不自首？”

“老子就是不自首。”孟長有眼裏迸發出憤怒的目光。

“給我用皮鞭狠狠抽！”

幾個獄卒，從刑具架上拿下皮鞭，狠命地抽打孟長有。一會兒，孟長有遍身血跡，昏死過去，敵人再用冰冷的水潑醒。此後，敵人又多次動用酷刑，一次次折磨孟長有，企圖從他口中得到他們所需要的秘密，但孟長有始終堅貞不屈，敵人一無所獲。

1940年5月中旬，敵軍法處決定把所有政治犯都集中在一個監獄裏，孟長有和崔景嶽等要犯被關在一起。崔景嶽提出要給黨中央寫信。孟長有積極配合，看見有巡警來了，就開始唱歌，崔景嶽馬上把紙筆藏在麥草裏，佯裝在一塊閒聊，等巡警人走了，又開始寫。沒過兩天，信就被帶走了。孟長有在獄中，還經常對看守俞桂林做宣傳工作，進行教育。俞桂林後來投奔瞭解放區，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

敵人對抓捕的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採取威脅、利誘等卑劣手法，強迫他們寫“悔過書”，在寫好的“反共宣言”上簽字。為了同敵人進行鬥爭，由崔景嶽發起，組織成立了獄中黨支部，孟長有是支部成員之一。他們團結難友，爭取自首分子，拒絕在“反共宣言”上簽名，同敵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一天晚上，憲兵審孟長有，特務頭子馬孝賢問：“你為什麼不填表？”孟長有義正詞嚴地回答：“我認為共產黨好，沒有悔過必要。”氣得馬孝賢暴跳起來，又令憲兵把孟長有押回牢房。第二天，敵軍法處長程福剛把此事報告了馬鴻逵，馬鴻逵下令立即殺害孟長有。

1941年4月17日午夜，監獄的警衞科長帶着兩個獄卒到牢房，用冰冷的聲音吼道：“孟長有！”

這時，難友白玉光問孟長有還有什麼交代的。他很平靜地搖搖頭，低聲叮囑道：“該講的我們在支部會上早講了，最重要的是防止叛徒破壞，要堅持下去！”

敵人早在省城城隍廟後挖了一個活埋崔景嶽、馬文良、孟長有的深坑——然而面對死亡，他視死如歸，面無懼色，與崔、馬二人共同大聲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年輕的中共黨員孟長有，在人生的道路上僅僅度過了25個春秋。 ^[1] 

1956年12月12日，烈士的遺骨被安葬在寧夏銀川八里橋革命公墓。 ^[1] 

1991年4月17日，在三位烈士英勇就義的銀川市城隍廟原址，修建了崔景嶽、孟長有、馬文良烈士紀念碑，受到寧夏人民、青少年的瞻仰、紀念。 ^[1] 

1995年4月5日，中共中衞縣委、縣人民政府在孟長有烈士的母校中衞中學塑建了孟長有烈士半身銅像。

烈士的英雄形象和革命精神，永遠留在人民心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