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

格奧爾基·迪米特羅夫·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Mikhailov/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 Михайлов, also known as Георг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имитров，Georgiy Mikhailovich Dimitrov）於1882年6月18日誕生在保加利亞拉多米爾縣科瓦切夫齊村一個小手工業者家庭，有八個兄弟姐妹，12歲就被迫離開學校到索非亞一家很小的印刷廠當學徒工。1902年，季米特洛夫加入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

1913年，季米特洛夫被選為國民議會議員。1919年5月，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緊密派）改名為保加利亞共產黨（緊密派社會主義者）。季米特洛夫再次被選為黨的領導成員，成為一名共產國際領導人。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國會縱火案”。3月9日，納粹警察局以“參與縱火”的罪名逮捕了在柏林從事革命活動的季米特洛夫。9月21日，德國在萊比錫開庭審訊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嚴厲駁斥了法西斯對共產黨的誣衊，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了“國會縱火案”是法西斯精心策劃的陰謀。在世界各國反法西斯力量的營救下，德國法西斯政府被迫將季米特洛夫釋放。

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以後，季米特洛夫正式成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

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亞君主制被推翻，保加利亞工人黨和祖國陣線成立了祖國陣線政府。

1945年11月4日，季米特洛夫回到了闊別22年之久的祖國。

1946年9月，保加利亞舉行全民投票，廢除了君主制，成立人民共和國，11月，季米特洛夫出任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

1948年12月，保加利亞工人黨改名為保加利亞共產黨，季米特洛夫當選為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1949年7月2日，季米特洛夫因病醫治不愈，在莫斯科不幸逝世，終年67歲。

1882年6月18日誕生在保加利亞拉多米爾縣科瓦切夫齊村一個小手工業者家庭。季米特洛夫的父母吃苦耐勞，為人正直。季米特洛夫兄弟姐妹共八人，他們多數都先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於家境貧寒，季米特洛夫剛滿12週歲，就被迫離開學校到索非亞一家很小的印刷廠當學徒工。他酷愛讀書，不僅攻讀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和文學等各方面的書籍，而且認真閲讀了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創始人布拉戈耶夫等人的著作和其他進步書刊。他經常在勞累了一天後又到社會民主黨俱樂部工人夜校聽課。

季米特洛夫很早就投身於工人階級的戰鬥行列。還在1894年底（12歲），他就積極參加了印刷工人的首次罷工。1897年季米特洛夫已經是索非亞印刷工人聯合會的活動分子。當時，儘管季米特洛夫還非常年輕，但為捍衞工人階級的利益，他表現出無所畏懼的革命精神。1900年，季米特洛夫當選為索非亞印刷工會的書記。

1902年，季米特洛夫加入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在入黨時季米特洛夫表示：“我希望做個黨員，是因為我深信工人階級不能靠階級調和的辦法，而只有靠革命的辦法才能從剝削下解放出來”。

1903年，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的兩派，即“緊密派”和“廣泛派”在組織上分裂。季米特洛夫堅定地站在“緊密派”一邊。

1904年7月，季米特洛夫出席社會民主工黨（緊密派）召開的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出版委員會委員。8月，在全國工會同盟成立大會上，季米特洛夫被選為中央工人理事會理事。同月23日，他被選為索非亞地方工人理事會書記。

1905年8月，季米特洛夫被選為索非亞黨組織書記和全國工會同盟中央書記。從此，他毫無間斷地擔任全國工會同盟中央書記一職，直到1923年該同盟被法西斯分子解散時為止。

1909年7月，在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季米特洛夫當選為中央委員。以後直到逝世，他一直是黨的中央委員。季米特洛夫除積極從事黨的組織和工會工作外，還十分活躍地從事政論工作。他寫了許多小冊子、文章和工人指南，發表在黨和工會的幾乎所有報刊上。季米特洛夫多年擔任《印刷工人報》和《礦工報》的編輯，一度還擔任過《郵電工人報》的編輯。黨的機關報《工人報》的工會版，主要由他參與編輯。在他的領導下，工會傳播報刊別具一格，意趣盎然，思想堅定。

在領導本國工人運動的同時，季米特洛夫還密切關注着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1909年12月，季米特洛夫出席了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第一次巴爾幹社會民主黨代表會議。季米特洛夫根據代表會議精神倡議把巴爾幹各工會組織的活動統一起來。這直接促成了保加利亞全國工會同盟和塞爾維亞工會的1911年協議。1910年，季米特洛夫被選進國際礦工聯合會執行局。1911年，季米特洛夫代表保加利亞工會同盟出席第七次國際工會代表會議。在會上，他反對國際工會運動中的改良主義路線，頂住了工會國際的壓力，抵制了與改良主義者領導下的工會進行無條件合併的要求。

1913年，季米特洛夫被選為國民議會議員。曾被選為緊密派社會黨議會黨團的書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保加利亞倒向同盟國。季米特洛夫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上，投入了黨發動的所有反戰行動。1914年11月，在為表決補充軍事貸款而召開的國民議會會議上，季米特洛夫代表議會黨團發表講演。他説："我們不願意為那種非但不能保障保加利亞的自由和獨立，反而會喪失這種自由和獨立，會失去整個保加利亞的政策花一分錢，流一滴血。"

1915年7月，季米特洛夫出席了第二次巴爾幹社會民主黨代表會議。會上，根據他的建議，成立了巴爾幹社會民主黨聯盟。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季米特洛夫立即撰文和發表講演歡慶這一勝利。他指出：“這是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第一次勝利，是世界革命的開端。”1918年9月，保加利亞出現革命形勢。在獄中的季米特洛夫建議黨中央發動武裝起義，但未被採納。

1919年5月，作為共產國際領導人的季米特洛夫開始刻苦鑽研列寧的著作，並號召保加利亞全體工人和其他勞動者“聽從列寧的有力召喚，深刻領會列寧的思想”。

1921年，季米特洛夫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和紅色工會國際成立大會。他被選為巴爾幹工會財務委員會委員、紅色工會國際宣傳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理事會理事。在莫斯科期間，他會見了列寧。這次會晤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1922年，季米特洛夫出席了紅色工會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紅色工會國際執行局委員。

1923年6月，保加利亞發生法西斯軍事政變。季米特洛夫起初贊同“中立”立場，但不久就認識到錯誤，並同科拉羅夫一起糾正黨中央的錯誤方針。以後，季米特洛夫受黨的委託參加了由共產黨和農民聯盟代表組成的軍事革命總委員會，領導了保加利亞人民的反法西斯九月起義。九月起義失敗後，由於被法西斯當局缺席判處死刑，季米特洛夫被迫流亡國外。

1923年10月，季米特洛夫同科拉羅夫在維也納成立了保共國外委員會，擔負起黨在國外的領導工作。保共國外委員會出版了黨的機關報《工人報》。季米特洛夫任該報紙編輯，他寫了大量文章闡明黨和反法西斯運動面臨的各種迫切問題。同年12月，季米特洛夫當選為巴爾幹共產主義聯盟主席團書記。他努力使書記處正確發揮作用，促進巴爾幹各國共產黨的鞏固和發展。

1924年，季米特洛夫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和紅色工會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候補委員和工會國際執行局委員。1925年春，季米特洛夫出席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五次擴大全會。會後，季米特洛夫留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機構中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全會後，在政治書記處下設立了若干地區書記處。季米特洛夫受託負責波蘭一波羅的海地區書記處。

從1927年1月起，季米特洛夫直接在保共中央工作。他負責保共中央書記處和巴爾幹共產主義聯盟的工作，以及黨的理論刊物《共產主義旗幟報》的編輯出版。

1929年，季米特洛夫被指定為共產國際執委會西歐局的領導人。30年代初，季米特洛夫積極參與組織了反對戰爭的世界代表大會和羣眾性的反戰運動。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法西斯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國會縱火案”。3月9日，納粹警察局以“參與縱火”的罪名逮捕了當時正在柏林從事革命活動的季米特洛夫。

1933年9月21日，德國法西斯在六個月的精心策劃後，在萊比錫開庭審訊。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嚴厲駁斥了法西斯對共產黨的誣衊，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了"國會縱火案"是法西斯精心策劃的陰謀。法西斯頭子戈林以“證人”資格出庭時，被季米特洛夫質問得連自己在法庭的身份都忘了，衝着季米特洛夫吼道：“只要你離開法庭，我就會把你抓起來。”素來被法西斯稱為“最幹練的宣傳家”的戈培爾，不但同樣被季米特洛夫駁得啞口無言，而且還承認了納粹黨是“許多恐怖活動的組織者”。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反駁中最後説，“歷史的車輪在轉動……它現在和將來都在轉動，直到共產主義的徹底勝利！”

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法庭上的英勇表現，為全世界共產黨人樹立了同法西斯頑強鬥爭的光輝榜樣。他揭穿了“國會縱火案”的大騙局，捍衞了保加利亞人民的尊嚴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人民中引起了廣泛的反響，當時曾有人説，"如果世界上有什麼英雄的話，季米特洛夫就是英雄"。在世界各國反法西斯力量的強大壓力下，德國法西斯政府被迫將季米特洛夫釋放。

1934年2月27日，季米特洛夫來到莫斯科。4月29日，他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委員和中歐地區局領導。5月23日，他被吸收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這時，季米特洛夫作為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深孚眾望的成員，實際上領導着共產國際。

1935年7、8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季米特洛夫在會上做了題為《法西斯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的反法西斯統一而鬥爭的任務》的著名報告，並就大會的討論做了題為《為工人階級的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總結髮言：他在報告和發言中強調，法西斯主義不是“超然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上的一種國家政權形式”，而是“最反動、最主張民族沙文主義、最抱帝國主義野心的財政資本的公開的恐怖專政”。他指出，在法西斯進攻面前，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羣眾當前的主要任務並不是選擇“無產階級專政或資產階級專政，而是資產階級民主制或法西斯主義”。他反覆指出，要反對資本的進攻和反對法西斯，必須以“保衞工人階級經濟和政治的當前利益”為出發點，正確處理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的關係，實現工會的統一，建立起工人統一戰線。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和總結髮言，及時有效地指導了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實行策略上的轉變，極大地推動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季米特洛夫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

季米特洛夫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後，大力改進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解散了地區局，取消了向各黨派全權代表和教導員的制度，精簡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機構；加強了同各國黨中央的聯繫。

1936年7月，西班牙發生佛朗哥反革命叛亂。佛朗哥得到納粹德國、意大利法西斯的武器、軍事專家和軍隊的支持。在季米特洛夫的倡議和組織下，三萬五千名來自蘇聯、法國、德國、英國、中國等54個國家的共產黨員和志願人員來到西班牙，組成“國際縱隊”和西班牙人民並肩戰鬥，抗擊法西斯叛亂分子和納粹德國、意大利武器干涉者。

季米特洛夫也十分關心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他稱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在當時條件下團結中國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最好辦法”；讚揚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共產國際最好的支部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季米特洛夫曾經片面強調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而忽視了反法西斯的一面。但是，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1941年6月希特勒德國入侵蘇聯後，季米特洛夫就克服了原先的片面評價，重視戰爭的反法西斯性質，號召各國共產黨組織大規模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鬥爭和抵抗運動。

1943年6月，共產國際在完成其歷史使命後自行解散。季米特洛夫直接領導了共產國際自行解散的全部工作和解散後的善後工作。

在共產國際解散後，季米特洛夫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領導保加利亞人民的抵抗運動上。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亞工人黨和祖國陣線在首都索非亞等中心城市組織了勝利的武裝起義，推翻了君主法西斯專政，成立了祖國陣線政府。1945年11月4日，季米特洛夫回到了闊別22年之久的祖國。他先後主持召開了保加利亞工人黨的九中和十中全會；他親自領導改組了軍隊；根據他的提議，對部長會議和各部的結構及工作做了變動；在他的直接參與下，制定了一系列對於鞏固人民民主政權的經濟和政治基礎起決定作用的重要法律；他提出了消滅君主政體和選舉大國民議會的任務。

1946年9月，保加利亞舉行全民投票，廢除了君主制，宣佈人民共和國的誕生。11月，季米特洛夫出任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1947年12月，大國民議會通過了季米特洛夫親自主持制定的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憲法。

1948年12月，季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亞工人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代表黨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在報告中，季米特洛夫總結了黨走過的英勇道路及取得的成績；闡述了保加利亞人民民主制度的性質，認為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規劃了保加利亞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在"五大"上黨改名為保加利亞共產黨，大會一致選舉季米特洛夫為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二戰之後斯大林的計劃是，派出像季米特洛夫這樣的代理人，把他在雅爾塔會議上分得的地盤——整個東歐納入蘇聯體系。但他萬萬沒想到，受自己庇護多年的季米特洛夫並沒按照莫斯科的意旨行事，而是想要在東歐建立一個與蘇聯分庭抗禮的社會主義國家聯盟。季米特洛夫的這個想法由來已久，他也找到了一個堅定的盟友—斯大林討厭的南斯拉夫領袖鐵托，當然，他們的密謀一直瞞着斯大林。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發表講話，陳述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巴爾幹聯邦”的重要性。

這一講話令西方感到振奮，他們期望東歐在將來能夠相對獨立於斯大林的蘇聯。但與此同時，斯大林卻勃然大怒，他把季米特洛夫召到莫斯科，大罵他像個“誇口的婆娘”，説這位曾擔任共產國際總書記的老黨員根本還是個“幼稚的共青團員”，季米特洛夫辯解説，這並不是一個脱離蘇聯領導的國家集團，但斯大林並不相信。不久之後，從南斯拉夫傳來的消息更證實了斯大林的懷疑，一個潛伏在南共高層的蘇聯特務向莫斯特提供了季米特洛夫和鐵托密謀的全部內容：“巴爾幹聯邦”不僅將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在未來還會加入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波蘭甚至匈牙利等國家。斯大林在1948年可以確定，季米特洛夫和鐵托在搞的這個“巴爾幹聯邦”一旦成立，聯合起來的東歐各國將讓蘇聯喪失在這裏的宗主國權力。

這時候，已經打算與蘇聯分道揚鑣的南斯拉夫領袖鐵托早就對斯大林懷有戒心，而季米特洛夫還仍然相信斯大林不會對自己怎樣，他仍然像以前一樣定期前往蘇聯療養，在去蘇聯之前，也像以前一樣繞道到南斯拉夫去拜訪鐵托，商定兩國要在“巴爾幹聯邦”的問題上同進退。鐵托是否告誡季米特洛夫要當心蘇聯人，但他肯定沒想到，這一次自己的盟友居然真的一去不回。

1949年7月2日，蘇聯對外宣佈，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因病逝世於莫斯科近郊的巴爾維哈療養院，享年67歲。季米特洛夫躺在蘇聯療養院病牀上的時候，他留在保加利亞國內的副手，在他赴蘇期間代理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的特洛喬伊·柯斯托夫（Traicho Kostov）突然被免職，而後又被捕。在巴爾幹聯邦計劃上，柯斯托夫堅定支持季米特洛夫，當時年僅52歲、年富力強的他甚至被看作是季米特洛夫的接班人，但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叛徒”和“特務”。

季米特洛夫在蘇聯去世之後，保加利亞最高法院公審柯斯托夫，指控他瞞着季米特洛夫和鐵托密謀，出賣國家利益，企圖把保加利亞變成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因此將他判處死刑。這一審判很難站住腳，身為副手的柯斯托夫，完全沒有可能在季米特洛夫不知曉的情況下，單獨與鐵托密謀國家合併.而且，審判並不提“巴爾幹聯邦”，很顯然，斯大林不想讓人們聯想到，其實是季米特洛夫在和鐵托搞連橫，所以他才殺死（按照當時西方報紙的推測，可能是慢性毒殺）了季米特洛夫。畢竟，當年身為反納粹鬥士的季米特洛夫在世界範圍內都享有崇高聲望，斯大林不可能像審判柯斯托夫一樣審判他。柯斯托夫被處決後，經過幾個月的短暫過渡，忠誠於莫斯科的切爾文科夫（Chervenkov）繼任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鐵托和季米特洛夫謀劃的“巴爾幹聯邦”成為泡影。

米特洛夫死後不久，遺體就由蘇聯專家匆匆做了初步防腐處理，這也是一個疑點，一向對遺體保存技術保密的蘇聯人，為何突然對季米特洛夫開了先例呢？總之，保加利亞人最後得到的，就是一個裝在密封水晶棺裏，據説可以永久保留的屍體——它被放入只花了3天時間就建好的季米特洛夫陵墓，所有進一步防腐處理工作，也都是蘇聯專家完成的。1990年東歐劇變後，季米特洛夫的遺體被火化，季米特洛夫之死也便永遠成謎。

根據《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記載，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以後，他正式成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從這時起，他開始與中國黨打交道。直到共產國際解散之後，他還在相當一段時間裏負責協調莫斯科與毛澤東、中共中央的關係。季米特洛夫一上任，就為中國革命辦了兩件好事：一件是推動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形成；一件是大力組織了對中國紅軍的援助。

共產國際七大之後，特別是季米特洛夫開始負責中國問題之後，對中國的革命問題提出很大的疑問。在紅軍處於絕對劣勢，短期內根本沒有推翻蔣介石政權的可能，而民族危亡又迫在眉睫之際，把蔣介石國民黨與日本帝國主義相提並論，是否有利呢？1936年4月，他終於正式表明了他的看法，主張廢止公開反蔣的口號，以南京政府而不要以各地的反蔣派作為黨的主要統戰對象。7月，莫斯科與陝北中共中央恢復電訊聯繫，共產國際得到了中共瓦窯堡會議決議後，季米特洛夫立即召集執委會書記處會議，研究了決議中突出強調的“抗日反蔣”方針，隨後更進一步會同中共代表團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明確表示了不同意見。這一意見迅速為中共中央所接受，中國共產黨爭取南京國民黨的統戰工作由此全面展開，使得黨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和口號有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

兩黨關係的關鍵，其實主要是一個實力對比的問題。當時紅軍的力量處於絕對劣勢，所處陝北甘北的自然條件又極端惡劣，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即使改變對蔣態度，蔣介石也未必真願意坐到談判桌前來。因此，鞏固並壯大紅軍的力量就成了當務之急。對此，無論中共中央，還是季米特洛夫，都十分清楚。

1936年8月下旬，毛澤東正式向莫斯科求援。季米特洛夫當即會同蘇聯有關方面，研究確定了通過中國西北邊境援助紅軍的具體辦法。儘管此舉意味着紅軍與國民黨軍隊的戰爭一時將無法停止，甚至可能給蘇聯外交帶來困擾，但季米特洛夫相信這是不得已之舉。隨後，他一面盡心竭力為中國紅軍組織援助物資和籌集援款，另一方面則多次電示中共中央：與國民黨的談判要保持高度警惕，對方不停止進攻如何顯示有誠意?他強調，有關紅軍問題的談判，“關鍵在於保證我們的絕對領導、組織系統和軍官成份，並且絕對不允許國民黨干涉紅軍內部的任何事情。只是在對日武裝鬥爭的條件下，可以同意成立統一的、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指揮部。紅軍服從其指揮，但亦只是在一定戰線上為完成總的對日作戰計劃這個範圍內服從統一指揮。”

圍繞着蘇聯援助的問題，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秋冬親自主持了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絡工作，雙方電報往來不斷。但十分可惜，由於紅軍西渡黃河作戰失利，接運援助的戰略行動被迫中斷。得知有兩萬西路軍踏上西征道路，季米特洛夫即不斷來電詢問部隊位置和行動部署，積極組織接應。西路軍兵敗甘西走廊，季米特洛夫非常遺憾，但還是盡力組織接應被打散的西路軍，並積極與蘇聯軍方聯繫，安排他們學習現代化的軍事技術，為中共貯備軍事技術人材。在直接的軍事援助失去可能之後，季米特洛夫還立即與蘇共領導人協商，為紅軍募集到了更多的援款，通過秘密通道陸續送來，以解紅軍燃眉之急。

西安事變的發生，嚴格説來不僅出乎共產國際的意外，也出乎中共中央的意外。由於事態緊急，形勢嚴峻，如何處置，關係重大。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幾乎是一天幾封電報給莫斯科，説明事變的經過和意義，急於求得共產國際的明確意見和指示。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似乎也為此頗傷腦筋。直到1936年12月16日，也就是事變發生後第四天，季米特洛夫才發來一封電報指示。而電報第一句話就是：“張學良的發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客觀上只會有害於中國人民的各種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只會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這個評價，與毛澤東當時的評價確有很大不同。

由於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之初一度動搖過聯蔣立場，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對形勢的估計又過於樂觀，必欲堅持西北半獨立局面，並公開了蔣介石秘密承諾的條件，這使莫斯科頗感不安。為此，共產國際書記處於1937年1月19日發出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批評中國黨仍未完全擺脱過去反蔣的錯誤方針，把同蔣達成的協議看作是蔣介石的投降，把同張、楊軍隊的合作搞成了反對南京的聯盟，弄不好會葬送好不容易才得來的和平局面。1月20日，也就是發出上述批評電報的第二天，共產國際書記處又發來一封電報，試探性地提出：“鑑於中國國內形勢和國際形勢，特別是在日本侵略影響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你們是否認為在你們的地區從蘇維埃制度過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適宜和適時的?”

1937年1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無條件地肯定了國際書記處的提議。考慮到國民黨即將召開五屆三中全會，為昭示共產黨真心抗日、團結禦侮的決心，堅定蔣介石的和共意願，毛澤東在會上力主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説明共產黨準備實行蘇區改制、紅軍改編，並準備根本放棄蘇維埃革命政策。

談到季米特洛夫與毛澤東的關係，不能不提到共產國際派王明等回國“幫助”中共中央這件事。作為歐洲國家的黨的領導人，繼承俄國革命的經驗，季米特洛夫和幾乎所有蘇聯黨的領導人一樣，對中國黨長期脱離中心城市的工人階級一直憂心忡忡。也正因為如此，季米特洛夫相信，必須選派熟悉莫斯科意圖，懂得依靠工人階級重要性的幹部，回去監督黨、幫助黨，以免國共合作後黨會出現迷失政治方向，最終被蔣介石欺騙、瓦解的嚴重情況。

1937年10月10日，在確定了王明等人回國的問題之後，共產國際還通過一個專門的決議，進一步規定了王明等人在這方面的使命。決議對中國黨提出了八點要求，加強統一戰線問題只佔八分之一，其餘各點大都是告誡中國黨要依靠工人階級，擴大影響，鞏固戰鬥力的。決議特別強調，務必設法保持紅軍的戰鬥力、它的團結和它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絕對忠誠，要設法擴充軍隊，必須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敵人不能通過瓦解、挑撥和特務活動等手段來破壞黨和紅軍的組織。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陳雲等乘蘇聯飛機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對於王明等人的到來，毛澤東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説這“是一件大喜事”，是“喜從天降”，甚至把王明他們比喻為從崑崙山上下來的“神仙”。據當時在延安的人回憶，在隨後舉行的歡迎大會上，毛澤東也“講得很熱烈、很興奮”。可以肯定，毛這時所表現出來的激動心情，絕不是裝出來的。因為在這時，作為世界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中共領導人的心目中是很神聖的。被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派回來的領導人，自然要被另眼看待。但是，僅僅十天之後，毛與王明之間就開始出現了意見分歧。按照有的書上的寫法，十天以後，毛澤東就開始“抵制”王明的右傾錯誤路線了。毛澤東自己的話説：十二月會議時“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是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王明與毛澤東這個時候的分歧，主要還只是發生在如何兼顧黨的利益和統一戰線的需要這個具體的策略問題上。人的正確認識總是要經過反覆的實踐才可能真正形成的。第一次面對這種以四萬紅軍與國民黨二百萬軍隊“合作”，共同反對強大民族敵人的新局面，採取何種策略方能利國利己，很難説抗戰伊始毛澤東就有了十分的把握。因此，當得知王明帶來的是受人尊敬的莫斯科方面的意見，毛澤東自然不會採取“抵制”的態度。更何況，與國民黨的合作，當初就是以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地位為前提的，如果真能像季米特洛夫所建議的那樣，實現國共兩黨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又何嘗不是件好事呢？

任弼時根據會議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大綱裏，也清楚地寫着：“十二月會議，王明同志等帶回季米特洛夫同志關於鞏固發展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後，對於統一戰線問題有着更詳細的討論，認定……統一戰線的基本條件是抗日，‘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過去“我黨對國民黨和兩黨合作長期性認識不充分，過分強調獨立自主、民主，與改善民生的要求，此外一些工作方式也有嚴重缺點”。大家認識到，“在民族統一戰線當中，各黨派在共同綱領下，是互相幫助、互相發展、共同領導、共同負責，不應有誰投降誰，誰推翻誰的企圖。”根據這一認識，“我們認為國民黨內開始產生改進自己組織的要求和趨勢，而對國民黨的改進與復興採取贊助的方針，使國民黨內能增加新的進步的成分。”不僅要共同抗日，還要爭取共同建國。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季米特洛夫仍舊強調“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共同發展”，主張在“抗日高於一切”的條件下“繼續擁護蔣，擁護國民政府”，但當他得知蔣介石否認國共合作，竭力取消共產黨的種種企圖之後，卻又開始突出強調共產黨的獨立性問題，強調擁蔣並不等於不反對國民黨內的親日派。他十分欣賞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能夠在國民黨擠壓和日本人大舉進攻這種“複雜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議還特別告誡中共中央，不僅要努力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敵後根據地，大力發展自己的軍隊，而且可以適當地提出民主的要求。

王明的為人和作風，未必是季米特洛夫所喜歡的。他曾提醒王明説：“你回去並不代表（共產）國際，而且你長期離開中國，脱離中國革命實際，所以回去以後要以謙遜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國黨已經有自己的領袖，就是朱德、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

從1937年12月王明赴武漢工作，與延安中央書記處之間屢次發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看法：這個時候由王明引起的矛盾，並不僅僅是他與毛澤東個人之間的矛盾，而更多地表現為王明與中央書記處的矛盾。這種矛盾也不僅僅在於雙方對統一戰線方針和策略問題的看法不同，而很重要的還是如周恩來、博古後來所概括的問題，即王明“目無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

好在因王明引起的黨內矛盾，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去了。1938年3月，還是根據王明自己的提議，延安的中央書記處決定派任弼時前往莫斯科彙報工作。據任弼時後來介紹，當他在莫斯科彙報黨內情況時，關於王明的問題並非是他提起的，倒是共產國際領導人主動向他提出詢問。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關王明的三個問題：一是問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意見的傾向；二是問王明是否總習慣於拉攏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圍；三是問王明與毛澤東是否處不好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自然不能不介紹了王明向延安中央爭權力及鬧意見分歧的種種表現。據任説，當時季米特洛夫聽了之後明確講，他對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説“這個人總有些滑頭的樣子”。據共產國際幹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誠實，在蘇聯時就總是好出風頭，喜歡別人把他説成是中共領袖。季米特洛夫早在派王明回國前就告誡過王明：他缺乏實際工作的經驗，應該向國內的同志很好地學習，不要去爭當領袖。

季米特洛夫等人這時對王明表現得如此反感，有一個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那個扶植王明上台的有猶太血統的俄國人米夫，在斯大林發起的肅反運動中被懷疑為反革命，這時已遭到整肅。米夫的倒台和被懷疑有敵對背景，不僅使王明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保護傘，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領導人對米夫一手扶植起來的幹部表示出嚴重的不信任態度。此後中共領導人到莫斯科時，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幾次談到王明，除了對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別提出過王明與米夫之間的關係值得懷疑的問題。

隨着任弼時在1938年春赴蘇彙報談及王明與延安中央書記處之間的分歧，莫斯科已經不能不就中共領袖的人選問題發表明確的意見了。在這一年的7月，王稼祥回國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見了他，就中共領導核心的團結，以及中共領袖的人選問題談了幾點意見。其中特別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國取得公開存在的條件，在羣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要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要“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才能鞏固發展統一戰線。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據季米特洛夫講，斯大林也主張要宣傳各國黨自己的領袖，並樹立他們的權威。

1938年9月中下旬 ^[3]  ，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由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這一指示。緊接着，在10月份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在黨中央的會議上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會上，康生、陳雲等明確提議應當推舉毛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在這次全會上，中共領導人中已迅速形成推舉毛為黨的正式領袖的熱烈氣氛。就連王明也意識到自己大勢已去，不得不急忙再使順風舵，在會上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後要像眾星拱月那樣拱衞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 ^[1] 

1943年12月22日

毛澤東（親啓）

一、關於令郎（毛岸英）。我已安排他在軍政學院學習，他畢業後當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現代軍事方面獲得紮實的學識。這個小夥子很能幹，我相信您會把他培養成一個可靠的好幫手。他向您致以熱烈的敬意。

一、關於政治問題。不言而喻，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後，它過去的任何領導人都不得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從私人友情考慮，我又不能不告訴您我對中國共產黨黨內狀況的擔憂。您知道，從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經常密切過問中國的事務。我認為，從反抗外國侵略者的鬥爭中退縮的方針，以及明顯偏離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錯誤的，在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戰爭期間，採取這樣的方針，有把黨孤立於人民羣眾之外的危險，有導致內戰加劇的危險。這隻能有利外國侵略者及其在國民黨內的代理人。

我認為，發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控他們執行了共產國際推薦的民族統一戰線，説他們把黨引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不應該把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排除在黨之外，而應該把他們保留在黨內，千方百計協助他們為黨工作。

另外一件使我擔心的事是，一部分黨的幹部對蘇聯抱有不健康的情緒。我對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慮。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把黨團結起來的黨內正確措施，被康生及其機構扭曲得面目全非，這樣做只能散佈互相猜疑的情緒，引起普通黨員羣眾的無比憤怒，幫助敵人瓦解黨。早在1943年8月，我們就從重慶獲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説，國民黨決定派遣奸細混入延安挑動您同王明和黨內其它活動家爭吵，挑起敵對情緒以反對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學習過的人。關於國民黨的這一詭計，我已及時預先通知了您。國民黨秘而不宣的打算是，從內部瓦解共產黨，從而輕易把它摧毀。我毫不懷疑，康生的所作所為正在為這些奸細助長聲勢。請原諒我這種同志式的坦率。

我對您懷有深深的敬意，堅信您作為全黨公認的領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僅僅由於這一點，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談問題。請按我給您發送這封信的方式給我一封回信。緊緊與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