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爾扈特部東歸

土爾扈特部早期名為客列亦惕部。他們的祖先從13世紀到14世紀時期，居住在額爾齊斯河流域，並在隨後數百年裏向伊希姆河上游不斷地擴張。明正統二年（1437年），客列亦惕部改名為土爾扈特，成為衞拉特蒙古四部之一。 ^[9]  明末因受準噶爾部的嚴重威脅，土爾扈特部首領和鄂爾勒克率領大部分部眾離開塔爾巴哈台（今新疆塔城）的遊牧故土，向西遷徙至尚未被沙俄控制的額濟勒河（今俄羅斯伏爾加河）下游、裏海之濱，並在此開拓建置，隨後創立起遊牧民族的封建汗庭——土爾扈特汗國。 ^{[5]  [7]  [21]}  經由土爾扈特四代汗王的不斷努力，到第四任阿玉奇汗執政時期（約1670年—1724年），汗國內部實現統一，汗國勢力不斷擴大，控制了伏爾加河下游一帶所有的衞拉特諸部的兀魯思（人口和封地）。 ^[49] 

《皇清職貢圖》中土爾扈特人畫像(3張)

土爾扈特汗國建國之初，沙俄勢力就擴張而來，雙方武裝衝突不斷，在外交上也進行了複雜的交涉與鬥爭。17世紀中葉，沙俄通過武力脅迫、貿易限制和外交訛詐，迫使土爾扈特汗國名義上暫時臣服。此後，沙俄勢力又趁阿玉奇汗去世後的汗國內亂之際，攫取汗王冊封權，直接插手汗國內政。到了敦羅布喇什（渥巴錫之父）繼承汗位後，沙俄政府進一步要求此後歷代汗王送出質子，加強對汗國高層的控制，這使土爾扈特部在伏爾加流域的政治地位進一步惡化。渥巴錫的兄長薩賴作為第一個人質最終死於沙俄囚禁生活之中，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土爾扈特最高決策層對俄態度由忍讓向對抗轉化。 ^[43]  渥巴錫執政時期，沙俄再次利用汗位交替時的不穩定局面，通過改組汗國政權機構——札爾固（貴族議事會），來限制汗王的權力，還試圖扶植已經東正教化了的土爾扈特貴族敦杜克夫家族發動政變，妄圖徹底征服和控制整個汗國。 ^[48]  此外，由於沙俄積極推行擴張政策，驍勇善戰的土爾扈特人是沙俄徵兵的重要對象。僅渥巴錫執政期間，有記錄的徵兵達32次，總數達十幾萬人，出征的土爾扈特士兵十不存一，這極大消耗了部落的青壯年，使得土爾扈特汗國逐步淪為戰爭工具和犧牲品，土爾扈特族面臨亡族的危機。 ^[10] 

土爾扈特西遷後的近一個半世紀裏，土爾扈特的上層一直保持着與中原王朝和蒙古各部的聯繫。清順治三年（1646年），土爾扈特第二任汗王書庫爾岱青就派其弟前往北京，向大清進表貢“附名以達”，並於順治七年（1650年）與清政府建立了直接聯繫，此後土爾扈特首領們又多次遣使入貢。阿玉奇汗執政時期，除了遣使入貢外，還積極參加了清政府平定準葛爾割據勢力的鬥爭。 ^[50]  康熙、雍正兩朝在與土爾扈特建立朝貢關係的同時，為了表達對寄居異域的土爾扈特部的關切和對西北準噶爾部用兵的政治需要，還先後兩次派遣使團至伏爾加河下游，進行聯絡和探望。乾隆一朝，準噶爾部的平定為土爾扈特部東歸提供了有利契機。準噶爾部被清政府平定後，蒙古諸部相繼重返故地，出現了一股迴歸浪潮，這股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爾扈特部東歸。 ^[18]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敦羅布喇什汗派出的吹扎布使團抵達北京，這是衝破沙俄政府力圖切斷土爾扈特部與祖國政治、經濟聯繫的一個勇敢的舉動，同時向清政府申明，土爾扈特與俄國關係只是“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為人臣僕”。 ^[43]  土爾扈特汗國通過向清廷納貢來表達對中原王朝的認同，而清朝對土爾扈特人的國家向心力的吸引和接納，例如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相同的滿蒙兩族、滿蒙通婚的民族政策，也強化了土爾扈特人對中原王朝的認同。 ^{[10]  [22]} 

（圖冊來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館藏 ^[20]  ）

18世紀上半葉，沙俄推行的農奴制改革，使部分農民不堪政策之苦相繼逃離到伏爾加河開墾耕田。隨後沙俄政府為避免農民流失建立了察裏津防線，並鼓勵頓河流域的哥薩克人東遷至伏爾加河流域建立軍隊，此後，沙俄政府不斷遷來移民，佔據了大量伏爾加河左岸的地區作為農場和定居點，人口激增和草場大量侵佔，土爾扈特部族的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土爾扈特廣大牧民生活日趨困難。沙俄的移民政策不僅嚴重威脅土爾扈特民族的生存，而且也加深了汗國的經濟危機。此外，沙俄政府對土爾扈汗國內推行了“徵兵減税”的經濟政策，其本質是強制徵兵和賦税強加，這些舉措既控制了土爾扈特人的經濟發展，又變相控制了土爾扈特人口，最終導致賦税逐年增加，人口逐年鋭減。僅渥巴錫執政時期，徵兵就達32次，戰死的土爾扈特人達8萬餘人，徵畜56次，超四十萬頭。青壯年的流失、牧場的缺乏，加之沙俄政府肆意的掠奪和徵用牧畜，使土爾扈特人的基本生活無法得到保證，也給經濟往來和商品交換帶來了巨大沖擊，最終導致了土爾扈特人生活困難、經濟落後，部落的經濟到達崩潰的邊緣。 ^{[10]  [19]} 

土爾扈特人崇信藏傳佛教格魯派，他們熬茶敬佛，這種文化和宗教傳承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認同，既維護了土爾扈特汗國內部的團結，也是其與衞拉特蒙古各部的聯繫的天然紐帶。土爾扈特的貴族們不斷派使團到西藏去禮佛，都要先通過清朝政府的安排，所以與清朝政府關係十分密切。沙俄政府卻強迫他們改信東正教，強行通過宗教分化瓦解土爾扈特人，斷絕其與衞拉特蒙古各部之間的宗教聯繫，並製造了大量的宗教矛盾和糾紛，企圖以暴力手段去除土爾扈特的文化與信仰，引起了土爾扈特人強烈的不滿與反抗。此舉直接將土爾扈特人與沙俄的矛盾推向頂峯。 ^{[10]  [50]} 

乾隆二十六（1761年），渥巴錫繼承汗位，沙俄正值好戰喜功的葉卡捷琳娜二世執政，她窮兵黷武，擴軍備戰，對土爾扈特汗國的盤剝加劇。沙俄政府對土爾扈特汗國無休止的徵兵，也給土爾扈特民族帶來巨大災難，汗國民怨沸騰，以至民間都哀嘆“土爾扈特人的末日到了”。1768年，第五次俄土戰爭爆發，為加強對土爾扈特汗國上層的控制，沙俄政府蠻橫地要求渥巴錫交出獨子和三百個貴族子弟作為人質。沙俄政府的這一決定，不能不引起渥巴錫對往事的回憶，他的仲兄薩賴正是作為沙俄的人質，於23年前死於阿斯特拉罕的幽禁之中。沙俄的壓迫與祖邦的友好形成鮮明對比，新仇舊恨使渥巴錫無法再忍受沙俄政府的“徵兵求質之煩”，促使渥巴錫下定決心，大膽而果敢地為本民族指出了正確出路：武裝反抗沙俄統治，“挈全部歸順中國”。 ^{[14]  [28]  [51]  [52]} 

18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土爾扈特人從汗庭到普通老百姓，都覺得在俄國生活的日子越來越艱難。土爾扈特貴族們面對沙俄日益增強的壓迫，面臨生死存亡的選擇，汗國與沙俄武裝力量懸殊，公開對抗必遭來滅國之患，全盤接受，則有族滅的危機。最終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在汗王渥巴錫的和部分貴族就在討論求生之道，最終確定了“逃離沙俄，回到‘祖先曾經生活過’、‘同宗同教’的地方”這一策略。然而汗國內以土爾扈特部為主體的衞拉特蒙古王公貴族（包括和碩特、杜爾伯特的一些家族），在沙俄的日益加緊的控制下，其內部早已發生分化。和碩特部的扎木揚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初，就向沙俄政府密告渥巴錫準備東返，並在此後兩年內，四次寫信密告“渥巴錫和策伯克多爾濟等領主已決定儘快渡過伏爾加河去中國”。渥巴錫利用他和扎木揚之間人所共知的矛盾，巧妙地與主管土爾扈特事務的基申斯科夫上校周旋，此外，渥巴錫於乾隆三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五年（1769年—1770年）應沙俄政府之命，親率士兵兩萬人，參加沙俄與土耳其的戰爭，藉以麻痹沙俄當局。正由於渥巴錫巧妙地運用這些計謀，致使俄國政府對渥巴錫“死心塌地效忠”的政治態度深信不疑。 ^{[51]  [54]} 

起義領導核心人物(2張)

在渥巴錫的領導下，土爾扈特人民武裝起義、東返故土的計劃，經過近四年的醖釀與準備，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時機已趨成熟。同年秋，渥巴錫在沙俄對土耳其的戰爭中勝利歸來，年輕的領袖藉助此次戰爭勝利，積累了一定聲望，得到了土爾扈特部眾和王公的大力支持。隨後，渥巴錫與親信王公在伏爾加河東岸維特梁卡（阿斯特拉罕省葉諾塔耶夫斯克以北）白樺樹林裏，主持召開了事關土爾扈特部前途命運的絕密會議。出於保密的考慮，參加此次會議的僅有六名上層貴族，其他五人分別是策伯克多爾濟（渥巴錫堂侄）、舍楞（準葛爾戰敗後逃入土爾扈特汗國）、巴木巴爾（渥巴錫族弟）、達什敦杜克和大喇嘛羅卜藏丹增。會上，經過莊嚴的宣誓，六人通過明確決議，離開俄國，東歸祖邦，並決定在下一年開始行動。以渥巴錫為首的六名上層貴族，形成了實際的領導核心，在以後領導起義與東返的鬥爭中起着巨大作用。 ^{[26]  [51]} 

十一月，為進一步作好起義前的軍事部署，渥巴錫以“回擊哈薩克蓄謀已久的侵襲”為藉口，命令土爾扈特人在黑雅爾和阿斯特拉罕之間的伏爾加河東岸集結，此舉亦造成了與哈薩克人的矛盾，在之後東返過程中遭致哈薩克人多次追擊與堵截。儘管在起義的前一週，渥巴錫寫信給沙俄主管基申斯科夫上校，聲明是對哈薩克人的回擊，但異常的軍事聚集還是引起部分沙俄官員的警覺。 ^[51] 

十一月三十日（俄歷1771年1月4日，西曆1771年1月15日），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等人又在雷恩沙漠附近別爾圖地區集結了汗國的軍民羣眾，進行起義動員，向他們宣佈了起義東返的計劃。經過渥巴錫的動員與號召，土爾扈特軍民堅定了他們武裝起義和重返祖國的決心，高呼：“我們的子孫永遠不當奴隸，讓我們到太陽昇起的地方去！” ^[53] 

十二月初一日（俄歷1771年1月5日，西曆1771年1月16日）清晨，渥巴錫命宰桑桑傑策凌率領的一支精鋭部隊突襲沙俄派駐渥巴錫牙帳的杜丁大尉兵營，這是公開起義的信號。桑傑策凌殲滅杜丁大尉駐軍之後，宰桑馬爾哈什哈在離雷恩沙漠二十俄裏處，又殲滅了基申斯科夫上校派出增援杜丁大尉的援軍，接着便分兵襲擊了附近的一些俄國城鎮——維特利亞寧斯克、米京斯基、尼古拉耶夫卡等城鎮。 ^{[6]  [15]  [53]} 

西岸部眾多屬與渥巴錫政見不同的貴族，無法提前透露起義詳情，加之當年是暖冬，河水遲遲不結冰，西岸的一萬餘户族人無法過河。渥巴錫遂決定，右岸的三萬三千三百六十餘户，十六萬八千餘人，立即行動。渥巴錫帶頭點燃了自己木製的宮殿，隨行的土爾扈特人拋棄了所有不方便攜帶的物品，以破釜沉舟的悲壯義舉，展現出他們一去不復返，從此同沙俄徹底決裂的決心。 ^{[15]  [53]}  渥巴錫將隊伍分成三路迅速東走，精鋭部隊為開路先鋒；兩側由其餘領主隊伍率領行走；首領渥巴錫和他的堂侄策伯爾多爾濟，在軍隊中地位相近，率領兩萬戰士殿後。 ^[6] 

由於武裝起義事發突然，沙俄當局未及調動兵力進行鎮壓和阻截。十二月下旬，葉卡捷琳娜二世才得知土爾扈特人東歸的消息，下令抓捕掌管土爾扈特事務的軍官基申斯科夫，並派人對留在西岸的土爾扈特人進行更嚴格的監管。葉卡捷琳娜二世一邊強制要求土爾扈特人返回伏爾加河流域，一邊命奧倫堡省長萊英斯多爾普立即採取行動追擊和堵截土爾扈特的東返隊伍，隨後又命臣服沙俄的哈薩克人參與堵截。然而早在十二月中旬，土爾扈特先鋒部隊已迅速摧毀沿途沙俄哨所，趕走了烏拉爾河西的哥薩克騎兵，掩護大部隊從冰上渡過雅依克河進入哈薩克草原，冒着隆冬的嚴寒，向恩巴河（位於哈薩克斯坦阿克託貝州）挺進。此時，土爾扈特人早已跳出沙俄設置好的雅依克防線，萊英斯多爾普的軍事行動未收到任何實效。 ^{[15]  [53]} 

十二月底，土爾扈特人東行至哈薩克草原的恩巴河一帶後，由於天氣寒冷以及飼料缺乏，不得不滯留以避風雪，待來年春暖後繼續東進。近三個月的嚴寒、饑荒和疾病使東行隊伍大量減員。由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春，渥巴錫為儲備東返所需食糧曾搶掠過哈薩克小帳的性畜，因而使雙方關係更加敵對與惡化。 ^[55]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初（1771年4月），沙俄官員萊英斯多爾普不甘心於追擊的失敗，遂致函挑撥哈薩克小帳首領努爾阿里汗與土爾扈特人關係，命其帶騎兵沿途堵截土爾扈特部。土爾扈特人東返隊伍甫一起行，就在恩巴河畔連續兩次遭遇雅曼·卡拉率領的哈薩克騎兵的襲擊，土爾扈特部因戰線分佈太長，只得與之展開白刃格鬥，傷亡9000餘人，但也給予雅曼·卡拉所率部眾以沉重打擊。 ^[6] 

渥巴錫在打退哈薩克小帳的連續進攻之後，為了減少歸途中的阻力，儘速使隊伍東進，於三月十二日（俄歷4月15日，西曆4月26日）寫信給努爾阿里汗爭取和平解決兩族衝突。然而，努爾阿里汗自恃有俄國政府的支持，拒絕和談放行，在催促俄國西伯利亞邊區的什普林格爾中將出兵的同時，繼續追擊渥巴錫的部隊。 ^[55] 

努爾阿里汗和俄國將軍計劃在捷爾薩康河會合，打擊土爾扈特軍民。俄國的西伯利亞邊區將軍派出特魯本堡少將率領的一支由哥薩克和巴什基爾人組成的騎兵團，追擊土爾扈特軍民。四月初四日（俄歷5月6日，西曆5月17日），才在土爾蓋河與努爾阿里汗會師。但這時，渥巴錫早已率部渡過土爾蓋河東進。隨後，聯軍行動遲緩，六日後才到達捷爾薩尼卡河，但沙俄軍隊“糧草不足”為由，拒絕追擊，返回奧倫堡，沒有達到堵截目的。特魯本堡的撤軍，説明俄國追擊、堵截土爾扈特東返的軍事行動已告失敗。但是，被攫取財物和復仇心理迷住了心竅的努爾阿里汗，並不甘心就此罷休，仍率領軍隊繼續向對早已疲憊不堪的土爾扈特東返隊伍窮追不捨，不時地發動小股襲擊，搶走了無數的人畜和財物。 ^[14] 

土爾扈特人東歸的消息，事前清政府一點也不知道。土爾扈特人無法和清政府溝通，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任何援助。乾隆三十六年三月（1771年4月），定邊左副將軍車布登札布向朝廷奏報説俄方派人來通報土爾扈特舉部東返。清政府才得知這一消息。土爾扈特人歸來的消息在清朝朝廷中引起了爭論，是把他們擋回去，還是把他們接回來意見不一致。最後乾隆做出了判斷：既然土爾扈特部前來歸順，就該接納，而不能因為害怕發生事端而拒絕他們。所以決定對土爾扈特部接納安置。 ^[3] 

為了擺脱努爾阿里汗軍隊的尾追，渥巴錫決定折向東南，向巴 爾喀什湖西南沿岸前進。但這時，努爾阿里汗的軍隊已與哈薩克中帳阿布賚汗的軍隊在努拉河會合，勢力大增，在希林-希利克河附近與土爾扈特人遭遇，發生了激戰。但在土爾扈特人的浴血奮戰下，擊潰了哈薩克小帳與中帳的聯軍，而土爾扈特人也受到慘重的傷亡。 ^[57] 

被哈薩克追擊的東返隊伍因屢經戰鬥，已疲憊不堪， 再加上缺少食物和飲水，更造成他們難以忍受的煎熬。因此，當土爾扈特抵達莫尼泰河（又譯姆英塔湖）後，只得暫時停了下來，稍事休整。可是就在這時，他們又陷入了努爾阿里汗與阿布賚5萬哈薩克聯軍的包圍，敵軍已切斷了他們通往準噶爾的道路。 ^[6] 

在這萬分緊急 的危難關頭，渥巴錫顯示出他的大智大勇，他分析了當前形勢，當機立斷，立即派出使者與對手談判，並同意送還在押的1000名俘虜，從而得到停戰3天的休整機會。渥巴錫利用這一寶貴時機，積極部署，調整兵力，就在第3天的傍晚渥巴錫率軍突然猛攻哈薩克聯軍，成功地突出了重圍，繼續向巴爾喀什湖西南方向挺進。為了避開再遭襲擊，土爾扈特人“選擇了一條通過沙石地區的道路”，南繞巴爾喀什湖西南的戈壁道路，沿楚河（吹河）、塔拉斯河，由沙喇伯勒（在伊犁河西、伊塞克湖北）抵伊犁河流域。在此途中又遭布魯特人襲擊。 ^[6]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771年7月8日）策伯克多爾濟率領前鋒部隊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與前來相迎的清軍相遇。六月初五日（7月16日）清軍總管伊昌阿、碩通在伊犁河畔會見了剛剛抵達的渥巴錫、舍楞，以及土爾扈特的主力部隊和家屬。六月初六日（7月17日），即起程奔赴伊犁。六月十三日（7月24日），抵達伊犁。 ^[6] 

渥巴錫隨伊昌阿到伊犁會見參贊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向渥巴錫轉達了乾隆帝的旨意，讓渥巴錫等人在秋高氣爽時節前往避暑山莊面見乾隆皇帝，渥巴錫等人向乾隆進獻“七寶刀”、“銀鞘刀”外，還有弓箭、腰刀、手槍，鐘錶等物多件並轉交了乾隆皇帝頒給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舍楞的敕書。 ^[15]  在土爾扈特部剛剛到達伊犁時，俄羅斯就通過外交手段交涉清政府，要求其不能接受土爾扈特部進入國境，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後命人回覆沙皇：“此等厄魯特因在爾處不得安居，欲蒙大皇帝恩澤，投奔大清實屬誠心歸附，大皇帝施恩，將其户口、屬眾分別指地而居，各自獲得安生之所”。誰知俄國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又提出了交涉，威脅乾隆若是不將土爾扈特部交出來就不惜發動戰爭，乾隆皇帝聽到俄羅斯的這種話語勃然大怒，立即回覆：“爾等若要追索伊等，可於俄羅斯境內追索之，我等絕不干預，然其已入我界，則爾等不得任意於我界內追逐，若爾等不從我言，決然不成，必與爾等交戰”。 ^{[4]  [6]  [23]}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10月，恰好承德普陀宗乘之廟落成，舉行盛大的法會。乾隆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廟豎起兩塊巨大的石碑，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銘刻他親自撰寫的《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用來紀念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記述了土爾扈特部如何衝破沙俄軍隊的追擊和重重艱險，以人和畜均減少半數的代價重返故國之史實；《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記述了清廷對於東歸的土爾扈特部的優恤和安置情況。 ^[7] 

根據清宮檔案《滿文錄副奏摺》的記載，離開伏爾加草原的十七萬土爾扈特人，經過一路的惡戰，加上疾病和飢餓的困擾，“其至伊犁者，僅以半計”。就是説，約有八、九萬人犧牲了生命。在五月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土爾扈特人終於到達了祖國西陲邊境伊犁河畔。當時任伊犁將軍的伊勒圖，派錫伯營總管伊昌阿等官員在伊犁河畔迎接剛剛抵達的渥巴錫、舍楞等人。不久，渥巴錫隨伊昌阿到伊犁會見參贊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向渥巴錫轉達了乾隆帝的旨意，讓渥巴錫等人在秋高氣爽時節前往避暑山莊面見乾隆皇帝，並轉交了乾隆皇帝頒給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舍楞的敕書。 ^[15] 

乾隆的敕書是用滿文和一種古老的蒙古文字託忒文寫成的。這份敕書充分表達了乾隆對土爾扈特人的讚揚與歡迎。不久，渥巴錫等十三人及其隨從四十四人，在清朝官員的陪同下，自察哈爾旗來到避暑山莊。 ^[17] 

1771年10月，恰好承德普陀宗乘之廟落成，舉行盛大的法會。乾隆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廟豎起兩塊巨大的石碑，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銘刻他親自撰寫的《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用來紀念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 ^[7] 

然而作為東歸壯舉的領袖渥巴錫卻因為積勞成疾，返回祖國不久就身染瘧疾，於公元1775年病逝，年僅33歲。臨終叮囑部族民眾勤於生產，安守本分，毋生事端。

土爾扈特全族東歸的壯舉，深深感動了中華各族人民，各地紛紛捐獻物品，供應土爾扈特人。清政府也撥專款採辦牲畜、皮衣、茶葉糧米，接濟貧困中的土爾扈特牧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及《滿文錄副奏摺》都有詳細記錄。為了妥善安置歸來的土爾扈特部眾，清政府指派官員勘查水草豐美之地，將巴音布魯克、烏蘇、等地劃給土爾扈特人作牧場，讓他們能夠安居樂業。 ^[13] 

最後確定的遊牧地為“渥巴錫所領之地”，也稱舊土爾扈特，分東西南北四路，設四個盟，各任命了盟長，舍楞所領之地，稱新土爾扈特，舍楞為盟長；還有和碩特恭格部，下設四個旗，恭格為盟長。 ^{[13]  [14]  [15]} 

土爾扈特部東歸是世界歷史上最後一次民族大遷徙，以其雄偉悲壯震驚世界。 ^{[25]  [30]}  土爾扈特部迴歸的英雄壯舉，創造了舉世聞名的民族大遷徙的奇蹟，震動了當時的中國與西方世界。時間雖然過去了二百多年，然而，人們沒有忘記東歸的英雄，他們的事蹟成為經久不衰的學術研究課題。中外很多學者，都讚頌土爾扈特人民，重返祖國的英雄壯舉。東歸英雄們的史詩將永遠被傳唱下去。 ^[10]  土爾扈特部反抗沙俄的壓迫奴役、不畏艱險迴歸祖國，不僅是我國曆史上一樁可歌可泣的重大事件，也創造了舉世聞名的奇蹟。土爾扈特部雖然離開故土一個半世紀之久，但始終在情感上和文化上保持着與祖國的血肉聯繫，後來萬里長途毅然東歸，更是彰顯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是各民族對祖國的強烈認同，推動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不斷鞏固和發展。 ^{[27]  [46]} 

乾隆皇帝（清朝皇帝）：①“若今之土爾扈特，攜全部，舍異域，投誠向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為我僕屬哉？而茲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為天與人歸”。 ^[13] 

魏源（清朝思想家）：“正當王師定伊犁之後。土爾扈特方苦於徵役，而其族台吉舍楞者又新叛中國，自伊犁竄往投之，盛言伊犁空虛可據狀，其四衞拉新投之人同詞附和，勸還故土。烏錫巴（即渥巴錫）惑其言，與其台吉、刺麻集議，傳諭大小宰桑，各戒嚴，約北岸部落於河冰合時同渡東徒。適冬暖，河久未凍，烏錫巴不能待，遂率南岸十六萬口啓行。沿途破俄羅斯邊城四，俄羅斯興兵追之，已出境，將假道哈薩克。哈薩克傾國力戰拒之，改道布魯特。布魯特千百為羣，環攻其輻重牲畜，如阹網之待獸。土爾扈特進退無路，不得已改道各國邊界戈壁之地，絕水草旬日，皆飲牛馬血而行，人畜死亡大半，自十一月至六月始及伊型卡倫，僅存七萬餘口，尪羸無人形。伊梨將軍舒赫德嚴兵備邊，遣人迎詰之。烏錫巴與其台吉等計議數日，始以慕化歸附為詞，言俄羅斯持教衣冠俱不同，願依中國興黃教之地，以安部眾。 ^[16] 

托馬斯·德昆賽（Thomas De Quincey，英國作家）：“從有最早的歷史記錄以來，沒有一樁偉大的事業能像上個世紀後半期一個主要韃靼民族跨越亞洲草原向東遷逃那樣轟動於世，那樣令人激動的了。”《韃靼人的反叛》 ^[10] 

W.L.芮弗（美國作家）：土爾扈特人的悲壯之舉不是消失在歷史上的傳奇交界地區的一個孤立事件，而是人類永恆地追求自由與和平的一個真實範例，是值得我們傳誦的一篇偉大的敍事史詩。 ^[37-38] 

習近平（國家主席）：“土爾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終還是義無反顧要回到祖國，這真正體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影響力和向心力。” ^[12] 

土爾扈特部武裝起義、東返祖邦始於何時，中外史載頗不一致。起義始於何時的記述，按公曆言，大體上有兩種説法：乾隆三十五年十月（1770年12月）説，以及是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1771年1月）説。 ^[44] 

第一種説法首創於椿園七十一的《西域聞見錄》。該書卷六《土爾扈特投誠紀略》載：“時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中旬，河水不凍，烏（渥）巴錫不能待河北人户……攜所部之土爾扈特……四十六萬餘户，於十月二十三日起程。”按十月二十三日，即公曆1770年12月9日。何秋濤的《朔方備乘》和王大樞的《西征錄》支持此説法。 ^[44] 

第二種説法以乾隆皇帝為代表。他在《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碑文中述：“自去歲十一月啓行由額濟勒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祁韻士《西陲要略》和魏源《聖武記》支持此説法。關於具體起義的日子有三種記述，即俄國學者諾伏列托夫的《卡爾梅克人》的俄歷1771年1月5日（按卡爾梅克曆法為1月1日—兔月）；託忒文資料《卡爾梅克諸汗簡史》“鐵兔年一月十一”，即1月11日；清代檔案載“去年，渥巴錫在額濟爾度夏……於十二月初二，從額濟爾起兵”，即1月17日。 ^[44] 

學者馬大正結合俄國檔案對於土爾扈特起義前後的公文的一致性以及清政府的相關奏報記錄基於傳述，給出了土爾扈特部首義的日期應為俄歷的1771年1月5日，而18世紀俄歷日期換算成公曆要加11個晝夜，即為公曆1771年1月16日，而渥巴錫等人所記與俄方檔案所記相差一天可能是時差所致 ^[45]  。土爾扈特蒙古東返首義的日期應是公元1771年1月16日，農曆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甲戌。 ^[44] 

關於土爾扈特部東歸的動機，自清朝起就有不同的看法。聽聞土爾扈特東歸，魏源、等人認為是，由於舍楞“盛言伊犁空虛可據狀……渥巴錫惑其言”，甚至説：“來歸之由，實由舍楞唆搶伊犁，既至而知其不可逞也，舍歸順更無他法。”按照這種説法，土爾扈特的歸來，既不是為了擺脱俄國的民族壓迫，也不是嚮往故土的愛國主義行動，而是為了偷襲邊疆、割據叛亂，這就完全抹煞了土爾扈特人民反抗俄國壓迫和熱愛祖國的重大意義。而當時清朝乾隆帝在決定接納土爾扈特來歸的當時，就已批駁了廷臣中的這種論調，他指出：“舍稜（楞）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往?”因此，他認為“明知人以向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至寇，甚無謂也。” ^[59] 

現代學者綜合史料研究認為，在18世紀後半期俄國政府對土爾扈特汗國不斷加強控制的形勢下，富有反抗傳統的土爾扈特人民既不願屈從於俄國政府的臣屬地位而任其宰割，又難以抵制俄國政治控制而維持其原有的獨立地位。他們只有拿起武器發動武裝起義，然後返歸自己的祖國故土，這是當時徹底擺脱俄國奴役的最為可行的道路，而這條道路也是他們世代嚮往的共同願望。因此反抗俄國的民族壓迫和奴役，對祖邦故土的文化認同，才是土爾扈特東返的真實原因。 ^{[56]  [59]}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秋，乾隆皇帝在熱河木蘭圍場的伊綿峪接見了渥巴錫等人，隨後親自撰寫了《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並命人命在普陀宗乘之廟前豎立“御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石碑”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石碑”，以示紀念和表彰。 ^[7]  兩座石碑制式均為四面，分刻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它們都是中國各民族維護和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見證。 ^[7] 

2004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將渥巴錫率領部眾到達巴音布魯克草原的日子—6月23日定為“東歸節”，並舉辦相關紀念活動。 ^{[34]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