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順之

明正德二年十月五日（1507年11月9日），唐順之出生在常州青果巷易書堂的一個名門官宦之家。唐順之天生聰明並極具個性，年紀輕輕就遍覽經書， ^[6]  在同齡人中屬佼佼者 ^[7]  。唐順之幼時，父母對他管教甚嚴。除對其嚴加要求外，並不時為他尋覓當代的名師為其輔導，因此學業有成 ^[7]  。

嘉靖八年（1529年），22歲的唐順之因為在鄉試中脱穎而出，便參加了三年一次的會試，榮登第一。 ^[5]  唐順之會試一舉成名，內閣大學士楊一清非常賞識他，準備錄取唐順之作為殿試第一。唐順之斷然拒絕，楊一清所派遣的使者往返五次都沒有結果。楊一清憤怒地對下屬説，“老舉人（指唐順之的父親唐寶）教出來的年輕人就這樣無知嗎？” ^[8]  楊一清剛開始把唐順之放在一甲第三名，後來又把他移到二甲第一名。嘉靖帝親自批閲唐順之的試卷，御批“條論精詳殆盡” ^[9]  。雖然唐順之是二甲，但他是第一個試卷有御批的二甲考生。 ^[10] 

嘉靖八年（1529年），擔任主考官的是當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璁，他喜見自己能收羅到唐順之這樣的人才而十分高興，因此欲利用他的權力提拔唐順之到翰林院為官。可沒有想到初入仕途的唐順之婉言謝絕了張璁的知遇與栽培，按部就班地上任兵部主事。這讓張璁十分掃興。 ^[11-13] 

嘉靖九年（1530年）春，唐順之上疏稱病告歸 ^[14]  。夏六月，唐順之的母親隨唐父出任信陽知州，到天津的時候，因病卒在中途 ^[15]  。唐順之為母親丁憂。嘉靖十一年（1532年），唐順之丁憂解除，改任吏部稽勳主事，不就升遷考功。任內唐順之引薦賢德，劾退不肖之人，正直不阿，廉潔自持，不同於流俗，與吏部同僚格格不入，因此相處困難，多遭排斥，唐順之感到官場的艱辛 ^[10]  。除去母喪丁憂，唐順之在任時間不足三年，結交縉紳數十人，“嘉靖八才子”同會京師，詩酬唱和。唐順之結識王慎中、王畿、羅洪先等人，文學思想與學術思想因之轉變 ^[10]  。

嘉靖十二年（1533年），唐順之被調入翰林院任編修，參校累朝《實錄》。因與賞識他的主考官張璁性格不投，便以生病為由，請假回家。張璁開始擱置不批，這時張璁手下告密促使張璁認為唐順之有意疏離他，張璁心中惱怒，一怒之下便草擬文書讓吏部主事批准他還鄉，並表示永不敍用。 ^[12] 

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唐順之客居宜興，開館授徒 ^[16]  。直到十七年（1538年），唐順之一直都在家中閒居 ^[10]  。家居三年有餘，唐順之詩文創作風格為之一變 ^{[10]  [17]}  。

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世宗批准其官復原職，嘉靖帝長期深居內宮，不受朝賀，不見外臣，唐順之憂慮朝政 ^[10]  ，便和廷官羅洪先、翰林編修趙時春上《東宮朝賀疏》請求朝見太子朱載壡觸怒世宗，被削籍。於是唐順之回到常州 ^[18-19]  。唐順之雖然離開官場，但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他於是決心退下來潛心讀書。 ^[5] 

嘉靖二十年（1541年）至三十六年（1557年），他在家閒居。“罷官”相當於開除公職，這對於唐順之來説可算是人生的一大轉折 ^[20]  。回到家後，唐順之在城裏買了一幢宅院，因為過於喧囂就棄置了 ^[21]  。於是他搬到宜興山中，之後遷居到更僻遠的陳渡莊 ^{[10]  [22]}  ，閉門謝客，把時間和精力都用於鑽研《六經》《百子史氏》《國朝故典律例》，忘寢廢食 ^[23]  。他還學射學、算學、天文律歷、山川地誌、兵法戰陣以及兵家小技 ^[24]  。在三十六歲時，他曾向河南人楊松學習槍法 ^[23]  。與此同時也有許多專家學者聞風前來，與唐順之共同研討學問。唐順之和道士們也常有交往 ^[25]  。唐順之在家裏閒居近二十年，御史趙炳然、江南巡按舒汀、內閣學士徐階、工部侍郎趙文華等相繼薦其復官，被他一一回絕 ^[10]  。

當時他住在陳渡橋附近的一所茅舍裏，晚上則睡在門板上。唐順之穿着極為簡樸，經常是十來年的麻布衣服。他也和一般鄉民坐船出入。同船的人們也不知道他是何許人，有些言語上的衝撞、辱罵，甚至在行動上欺侮他，他皆不與人計較，更不顯露出自己是知識分子或做過官的身份。他嚴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上冬天不生火爐；夏天不搧扇子；出門不坐轎子；牀上不鋪兩層牀墊；一年只做一件布衣裳；一個月只能吃一次肉。他要用這種自苦的辦法使自己擺脱各種物質慾望的引誘，以求平心靜氣地正確對待客觀世界的—切。 ^[20] 

嘉靖中期，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內戰中的敗將潰兵便糾集武士、浪人及奸商，武裝掠奪中國的東南沿海一帶，被稱作“倭寇”。當時中國的鉅商和海盜與倭寇的相互勾結，倭患嚴重。沿海各地的“海商大賈”、“浙閩大姓”們為了牟取厚利，大規模進行走私，成羣結黨，分泊各港，後來竟變為亦商亦盜，兼行劫掠的行為。嘉靖皇帝得知消息後，立即派趙文華前往查探。 ^[26]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朝廷命趙文華前往浙江祭海，同時督察沿海軍務。 時任南京兵部尚書總督和浙、福南畿軍務的張經在王江涇大破倭寇，因他不能忍受趙文華頤指氣使，兩人失和，趙文華就誣奏張經抗戰不力， 順便捎上浙江巡撫李天寵。而朝廷聽信了一面之詞，將張經、李天寵逮捕下獄。趙文華乘機薦舉親信胡宗憲為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後升總督。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趙文華以工部尚書的身份提督江浙軍務。 唐順之與趙文華皆為嘉靖八年（1529年）進士，素知唐順之有經世濟時之才，且熟悉江南海防情況，他深知此人極有才學，不但滿腹經綸，且有治國平天下之大志，且通曉軍事，曾在兵部任職。所以一到江南就去拜訪他，討教御倭之策。 ^[28]  唐順之對江南海防形勢瞭如指掌，根據各地的情況，提出了平時和戰時的兵力部署和禦敵方案。 趙文華聽到唐順之的一番議論，佩服得五體投地，有心網羅唐順之為己所用。 趙文華要出資為唐順之修葺先人墳墓， 遭到唐順之的堅決拒絕。唐順之在《與趙甬江司空》指出趙文華別有用心，“修葺先人墓的舉動才能使我義不容辭相助。可人相識，貴在知心。”趙文華碰了釘子，但仍不死心，又要薦舉唐順之復出，唐順之索性避而不見。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趙文華回京覆命，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薦舉唐順之，於是唐順之被任命為南京兵部主事 ^{[1]  [29]}  。據記載當時舉薦唐順之出山的奏摺亦有50餘件之多 ^[1]  。

唐順之知道危害東南沿海一帶各大城市的倭寇，到處攻城略地、打家劫舍。蘇州、松江、寧波、台州均曾遭其蹂躪。唐順之面對這樣的現實也是極為憤慨，他為此痛心疾首，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倭寇趕盡殺絕 ^[30]  。可是唐順之知道趙文華是嚴嵩的心腹爪牙，久為士流所唾棄，如果在趙文華的推薦下復出，自己就會被認為是嚴嵩同黨，必然會招致非議。 因此，他以服父喪為由，推辭了朝廷的任命 ^[28]  。嚴嵩聽説唐順之屢次拒絕任命，就讓人帶話恐嚇他：“聞唐荊川欲學吳康齋，視吾輩薦用者為石武清。 ”吳康齋指吳與弼，石武清指石亨。吳與弼是明代中期知名的理學家。明英宗復辟時，大將石亨勢焰熏天，想要徵召吳與弼進京為官。吳與弼料知石亨必敗，固辭還鄉。嚴嵩認為唐順之是把自己當作石亨那樣的弄權大將，不願意合作。威逼之下，唐順之壓力巨大。經過一番推託，唐順之最終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再度出山，赴京述職 ^[1]  。他曾就此事商議於羅洪先。羅洪先説：“你從前已隸屬官籍，你的身子並非你自己所有，怎麼能和一般隱士相比？”唐順之於是出任，然而他的聲名亦因此頗受損害。 ^[31] 

唐順之到北京，得到了嚴嵩的賞識和器重，不久又被提升為職方郎中。 此時大海盜汪直被胡宗憲誘捕斬首，東南形勢略有緩和，西北邊境卻形勢吃緊，重鎮薊鎮駐軍缺額很多，平時也缺乏訓練，遇到敵情，全依賴其他地方的援兵，經常處於被動的態勢。嚴嵩就派唐順之巡師薊鎮，核實兵額。唐順之奔波了兩個月，瞭解到駐軍的許多弊病，寫了一篇《條陳薊鎮補兵足食事宜》，提出清弊源以收逃卒， 專責任以嚴勾捕、 定班戌以便人情、責大帥以主練兵、明賞罰以勵士夫等建議 ^[1]  。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唐順之回京覆命，嚴嵩又派他前往江南、浙江視察軍情，與胡宗憲協謀討伐倭寇。唐順之受命後，奮然説道：“一月賊不平，請拿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拿郎中。”

在總督胡宗憲商議討賊禦寇的策略時，唐順之主張在海上截擊倭寇的兵船，不讓倭寇登陸，減少民眾的生命財產損失。而且當時大部分的將校兵卒都懼海戰，因此他們常常假借各種原因拒不出戰，這恰好給倭寇提供搶掠的機會。唐順之見人民遭此難，決定以身作則，下海視察。他從江陰駛向蛟門，一晝夜行六七百里，他處之泰然，並把不盡職守的將官們捉住法辦。嚴懲之下，這些貪圖安逸的將官們都轉變作風，盡職盡責。常因看見風帆就以為唐順之的船來了，連忙整頓軍容，不敢稍有懈怠 ^[30]  。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月，倭寇自詡明軍無力抗衡，便在崇明駐紮大本營，一直盤踞在崇明水域，而唐順之的使命雖然只是巡視軍情，可他身先士卒，戰鬥在抗倭前線。他率領舟師於海上發動進攻，把倭寇驅趕到大海，擊沉賊船十三艘，殲敵一百二十，繳獲無數戰利品，這是一次少有的禦寇大捷。崇明大捷鼓舞了士氣，唐順之升為太僕少卿，進右通政。倭寇又侵犯通州、海門，形勢危急。唐順之率兵馳援江北，唐順之率副總兵劉顯在姚家蕩大破賊寇，餘寇退守廟灣。此時唐順之接到胡宗憲的公文，説倭寇復犯崇明三沙，命其火速領兵增援。唐順之認為廟灣賊寇已被圍困，指日即可攻克，於是回師江南，躍馬布陣，持刀直前，倭寇見軍容嚴整，於是堅壁不出。 ^[29]  官兵攻打賊巢，死傷甚眾，唐順之持刀奮身前往，衝到距離倭營百餘步的地方，逼敵出戰。總兵盧鏜等請求退兵。唐順之不允，親自披掛上陣，持刀直薄敵營 ^[32]  。盧鏜恐有閃失，堅持要唐順之撤退。 ^[1]  此時正當盛暑，唐順之在海上已漂泊了兩三個月，滷侵炎蒸，勞頓顛沛，身心疲憊，舊病發作，前時舊疾亦復發加重，乃回太倉調養。 ^[33]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唐順之因功擢升右僉都御史，並接替李遂為鳳陽巡撫，兼提督軍務。 ^[31]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正月，倭患稍定後，時任淮揚巡撫的唐順之，上書請求復開浙江、福建、廣東三省的市舶司，並請朝廷推舉人才擔任市舶司長官，打破了嘉靖朝長期以來的海禁局面。 ^[34] 

唐順之提出要求廢除漁船出海的禁令。 當初，倭寇曾冒充漁民登岸，或抓獲漁民充作嚮導，當局就下了禁止漁船出海捕撈的命令。唐順之認為不讓漁民出海，就斷了他們的生計，也影響到軍餉的供應。只要管理得法， 加強檢查督察， 完全可以防止倭寇的混入。漁船在官兵的保護下出海，又可以巡邏海域，擊賊於海上，是一舉兩得的好事。胡宗憲十分信任和器重唐順之，對他的建議無不聽從，毅然廢除了出海的禁令 ^[35] 

唐順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連好幾個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撐着病體泛海，度焦山。 ^[36]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唐順之再次泛海巡歷，行至通州，病情嚴重，沒過一會突然病發，唐順之知道自己病危，便下令讓船快行。他把麾下諸將召到帳中，説：“我本來想要與大家通力合作，守護社稷蒼生，但現在恐怕不行了。希望大家共同勉勵。”他託付好了自己的遺願，但沒有一句話涉及家事。

四月初一（4月25日），唐順之乘舟巡視通、泰，巡至通州，他對諸將説：“我生平只希望有這三種死法，要麼死在戰場上，要麼被敵人俘獲，為朝廷盡忠而死，要麼病死在海上。沒想到今時今日能夠保存全身死在這裏，我已經死而無憾了。” ^[37]  下午快三點的時候，他命令軍士取好坐席，在上面躺了一會，便整理好衣服，端坐而逝。年僅五十四歲。 ^{[36]  [12]}  崇禎年間，追諡“襄文” ^[31]  。

唐順之的經略思想幾乎涉及抗倭戰爭的所有方面，據《籌海圖編》卷十一、卷十二載，唐順之在“定廟謨”、 “實軍伍”、“精教練”、“足兵餉”、“清屯種”、“慎募調”、“收圖籍”、“鼓軍氣”、“公賞罰”、“處首級”、“御海洋”、“固海岸”、“散賊黨”、“嚴城守”、 “降宣諭”、“用間諜”、“通貢道”、“開户市”等諸多方面均有獨到的見解，並被用來指導抗倭戰爭，起到重要的作用，得到抗倭統帥胡宗憲的賞識 ^{[1]  [30]}  。

有明一代，倭患不絕，以嘉靖年間最為慘烈，史稱“嘉靖倭難”。倭寇入侵給沿海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閩、浙、蘇所受創傷最為嚴重。蘇、松、常一帶慘遭塗炭，呂希周《慶捷一首》序曰： “蘇、松、常千里奧區，財賦之叢也。寇擾屢月，燼焰彌天，殣骸遍地，蕩柝離居，迄無底寧。”時唐順之辭官居家，親見倭寇劫掠，屠戮鄉里，他憤懣難食，顧憲成《唐順之傳》載： “庚戌虜薄都城，……已而倭入，犯東南，騷動蹂躪特甚，慘不忍言，……唐順之憤懣廢食。”南倭北虜，家國飄搖，唐順之憂心忡忡，終老林巖之志動搖了，嘉靖三十七年春決計出山，秋七月赴薊鎮查勘邊務，秋九月旋奉命前往浙江視師，與胡宗憲協謀抗倭（《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四） ^{[30]  [38]}  。

唐順之並非紙上談兵的書生，他親臨抗倭前線，衝鋒陷陣，浴血奮戰，立下不朽功勳。唐順之到浙江後，即親自下海視察，出沒驚濤駭浪之中，卻意氣風發，談笑自如 ^[39]  。此次海上視察，唐順之將所有險要會哨繪製成圖，以備殲敵之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月，倭寇侵至崇明，賊船停泊在三沙。唐順之率兵誘賊至海外，奮力擊殺，在海上斬敵首一百二十顆，沉敵船三十餘艘，繳獲敵人衣物兵器無數，倭寇無一人登岸，餘敵向江北逃跑。洪朝選《荊川唐公行狀》謂時人稱“自蘇松用兵以來，未有此捷也”。不久，倭寇騷亂江北，鳳陽巡撫李遂告急請援。唐順之命總兵官盧鏜拒守三沙，親率領副總兵劉顯前往增援，在姚家蕩痛擊敵寇。倭寇敗退廟灣，唐順之再率兵擊殺，戰鬥慘烈，敵我傷亡相當。三十八年夏，唐順之率領盧鏜、劉顯進攻盤踞在三沙的倭敵，久攻不克，盧鏜、劉顯進擊失利，勸唐順之退兵。唐順之憤恨異常，親自躍馬布陣，衝至陣前 ^{[30]  [1]}  。

在明代中後期的學術思想界，唐順之是實學思潮的預流者，但唐氏的實學思想卻為學界所忽視。唐順之的學術思想經歷了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唐順之融貫朱、王之學，注重實學；在第二個階段，唐順之的心學思想逐漸成熟。他先是接受王學右派的去欲工夫，捨棄實學。這一次轉向是對實學的背離。其後，由於體認到本心的圓活灑脱，唐氏對王學左、右兩派的思想重新作出整合，吸收左派良知自然的學術觀點，主張純任天機流行，去欲工夫則突破了“閉門厭事”、“閉關獨卧”等刻意求虛寂的修行方式，轉向“應接紛紜”、“觀書學技”等外在的“事上磨鍊”上。由此，完成了對心學思想理論困境的突圍，重返經世之學。陽明心學也因唐順之的理論發展，完成了向實學的丕變。這在實學思想發展史上，有着深刻的理論意義 ^{[3]  [40]}  。

關於唐順之心學的特徵，黃宗羲《明儒學案》雲：“先生之學 ，得之龍溪者為多 ，故言於龍溪只少一拜。以天機為宗 ，以無慾為工夫。” ^[41]  此説揭示了唐順之心學與王畿一派的共性，“無慾”説誠為唐順之心學的核心命題之一。而就內心體驗與外在經典的關係而論 ，即經而心、道器不二可説是其心學的又一重要特徵。此説主張內心體悟與外在經典、本體與末用的合一。唐順之始終堅持這一傾向 ，儘管他在四十以後日益表現出道重於器的趨勢 ，但從未因此捨棄器之一端 ^{[42]  [43]}  。

作為唐順之接受心學初期的思想 ，“即經而心”説在主張經心合一的基礎上 ，多少體現出經重於心的傾向 ，具有糾正陽明心學流弊的意圖。“即經而心”實際上是唐順之早年德藝合一説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唐順之早期因追求博聞強識而受到多位師友的批評，對此，他一方面承認“蓋學病於博雜而量病於不廣，此鄙人膏肓之症”，另一方面 ，他以德藝合一説加以反駁：“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非粗跡，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雲耳，蓋即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練其筋骨，沉潛縝密其心思 ，以類萬物而通神明。” ^[44]  可見，唐順之早年是主張德藝合一且德重於藝的。與此相適應，他在提出“即經而心”時，雖然已經開始接受心學，但仍然相對傾向於經。他認為在割裂經與心的兩種傾向中，離經的弊端更為深微：“滯經之敝淺而著，離經之敝深而微。滯經之敝，惟固陋者而溺於此；離經之敝，雖疏通者或不免溺焉。”可見，“即經而心”更強調經之不可離，其矯正心學弊端的宗旨是頗為顯豁的 ^[42]  。

經學與心學合一的學術特徵在唐順之思想發展的後期仍然存在 ，只不過此時心學已重於經學 ， 外在經典成為輔助內心修持的工具 ，所謂“以我觀書”、“以書博我”反映了此時經學與心學既不可分離、又主次有別的特點。眾所周知 ，唐順之在年近四十時開始了重要的學術轉向 ，將身心性命之學的探究視為最主要的人生追求。這一階段唐順之時時流露出厭棄早年博學多藝的情緒：“始知平日沒於多歧、蕩精搖神之過，是以弈棋賦詩、博聞強記 ，皆昔所甚好，或終歲不對局，或經月不成一韻，或數旬不展卷。雖或為人所強與自強為之，亦竟如嚼蠟，瞭然絕無滋味也。” ^[45]  但他並沒有因此完全廢棄外在的知識與典籍，只是將閲讀範圍相對集中在與心性相關的文獻上。他自述其轉向後的學術志趣曰 ：“固將籍此餘閒，聚精蓄力，洞極本心，洗濯愆過，以冀收功於一原。⋯⋯近來每觀伊洛之書及六經之旨，覺有毫髮悟入，則終日欣然。” ^[46]  閲讀伊洛之書及六經之旨是他洞極本心的重要途徑 ；他還曾指出象數之學在培養精神心術中的意義：“竊以六藝之學 ，皆先王所以寓精神心術之妙，非特以資實用而已。” ^[42] 

唐順之還借用陳白沙的主張 ，來論述他對讀書與心學關係的看法 ：“白沙先生以我觀書、以書博我之説 ， 甚可理會。”神明與六經的結合也説明了這一觀點：“更願兄完養神明 ，以探其本原 ；浸涵六經之言 ，以博其旨趣。”此説是在文道合一的前提下論述如何提高“道”，實際上是經心合一、以心為主的另一種表述。另一方面 ，唐順之曾明確反對盡棄典籍：“若使盡捐書冊 ，盡棄技能 ，兀然槁形灰心 ，此亦非大難事 ，而精神無凝聚處 ，亦自不免暗路漏泄。”概言之，在性命之學與經典依據的關係上 ，唐順之始終保持了道器合一的思維方式 ，只不過在後期他確立了心作為第一性的地位 ，從而主張經典是追求性命之學的重要途徑和工具 ^[42]  。

唐順之一方面多推崇三代、兩漢文學傳統，同時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繼承和發展，提出學習唐、宋文“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但他還沒有完全擺脱復古主義理論的束縛，他師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為法度。在其選輯的《文編》中，既選了《左傳》、《國語》、《史記》等秦漢文，也選了大量唐宋文，並從此逐步確立了“唐宋八大家”的歷史地位，併為後來撼動後七子文壇地位的公安派起了開拓作用。另一方面，唐順之又提出詩文寫作應“直據胸臆，信手寫出”，要師法唐、宋而“卒歸於自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滅之見”。並以“未嘗較聲律、雕文句”的陶淵明與"用心最苦而立説最嚴"的沈約加以比較。説前者的作品為"第一等好詩"，指斥後者之作“不免為下格”。唐順之上述見解在其後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門知縣書》中，其反七子模擬、剽竊傾向異常鮮明、激烈，呼籲文章應“如諺語開口見喉嚨者”。

作為唐宋派理論中堅的唐順之，其本人亦是明中葉最為著名的古文大家。唐順之的古文豐富而厚重，這與他博學廣識、擅治經史有關。唐順之的古文寫作一方面繼承了載道致用的古文正統，另一方面又與明末至清代統性命、經術與辭章於一體的學者之文相契合 ^[47]  。唐順之的文章實踐了自己的主張，文風簡雅清深，間用口語，不受形式束縛。如《信陵君救趙論》，立足於社稷，批駁以私義救人。詞嚴義正、層層深入，環環相扣，如對席論辯，一氣呵成而結構謹嚴。他的記敍散文《任光祿竹溪記》，本應約為園寫記，而着眼於園名的由來，讚揚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諧於俗”的品德。文筆清新流暢，別具一格，立意新穎。唐順之其他記敍散文，大多有敍有議。往往敍中擇其一點，引申開來，情思遐飛而哲理藴其中，自然渾厚而暢達豁然。如《西峪草堂記》、《書秦風蒹葭三章後》，及《永嘉袁君芳洲記》等，皆能看出此種特色。

明代唐宋派領袖唐順之不僅以古文創作享譽文壇，同時也是明代歷史上最有名的時文大家之一。唐順之的外孫孫慎行論其時文創作有云：“如是翁精心理學，沉酣諸子史百氏古文辭業，上接八大家而以其餘發之時義，蓋匠心精謹，律韻衝調，其平若規規帖括，而其高乃材人傑士之所不能措手。” ^[48]  點出了唐順之 “以古文為時文”的創作特色。方苞論明代時文創作有云：“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藴，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 ^[49]  ，又“以古文為時文自唐荊川始”，指出了唐順之“以古文為時文”的創作開啓了明代時文寫作的新理念和潮流。作為嘉靖年間成就最高的古文大家，唐順之從古文創作中借鑑了大量資源，為日益衰頹的時文創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他所開啓的這股“以古文為時文”的新潮流，引領着明代時文創作走出刻板呆滯的格局而逐漸走向繁盛 ^[50]  。

唐順之的八股文中也有嚴格遵循八股體式而出彩的作品，如《一匡天下》。此作主體部分從起講至起比是為起，提出當春秋亂世是管仲輔佐齊桓公一匡天下。中比承接上文，從尊王、攘夷兩個方面對管仲、齊桓公如何一匡天下做正面闡述。後比則換一角度論述，是為轉，文章稱儘管管仲借一匡天下之名成全了桓公稱霸天下的私心，但一匡天下並非虛名，管仲、桓公九合諸侯，抑強扶弱，攘除外夷，匡正天下於一統，的確造福了百姓。束比、收結部分總結上文並照應題面，是為合，提出管仲有正天下之大功，故孔子最終對其做出了肯定的評價。唐順之此作從結構上看完全依照八股體式而作，其主體四比八股以起承轉合之法，將題中義理闡釋得明白透徹。文章體式正大、裁對整齊，邏輯嚴密，堪稱八股典範之作。可見，四比八股之體式亦有其好處，唐順之作為科考會元自然深諳其中門道，在其以古文為時文之後對此也未刻意迴避。其實，文章本無定式，因此，儘管四比八股之體式、起承轉合之法能夠做出好文章，正是由於深知其弊，唐順之方才取道八大家，將古文謀篇佈局的種種方法移植進入八股文。不僅如此，他更由八大家文的有法之法上溯秦漢文的無法之法，所作不拘一格，如其《此之謂絜矩之道合下十六節》文，方苞評曰：“循題以古文之法入於時文———論唐順之的八股文創作腠理，隨手自成剪裁。後人好講串插之法者，此其藥石也。” ^[51]  可見，唐順之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既不為四比八股、起承轉合的體式所拘，亦不為某一法度所拘，注重形式與內容的帖合，追求自然天成之美。由此，唐順之通過自己的八股文創作為後人借鑑古文寫作技法來打破八股體式、豐富八股文體結構指出了具體門徑。 ^[50] 

唐順之通曉元代所傳數學上的“回回術法”，精通於弧矢割圓術，著有《勾股弧矢論略》《勾股六論》等。善珠算，被認為是明代打算盤的能手。 ^[52] 

《明世宗實錄》：起家不二年， 開府淮揚， 然竟靡所建立以卒。 順之本文士，使獲用其所長，直石渠金馬之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觀者。 乃以邊才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忘其為非有，欲以武功自見，盡暴其短，為天下笑雲。 ^[53] 

《明史》：①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為《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為古文，洸洋紆折有大家風。生平苦節自厲，輟扉為牀，不飾裀褥。又聞良知説於王畿，閉户兀坐，匝月忘寢，多所自得。②曹邦輔、任環戰功可紀，李遂、唐順之捍禦得宜。而邦輔之平師尚詔，李遂之靖亂卒，其功尤著。以其始終倭事，故並列焉。 ^[31] 

唐鼎元：唐順之學識淵博，對天文、地理、數學、曆法、兵法及樂律皆有研究。唐順之的文學主張早年曾受前七子影響，標榜秦漢，贊同“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中年以後，受王慎中影響，察覺七子詩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襲、模擬古人，故作詰屈之語。於是拋棄舊見，公開對七子擬古主義表示不滿，提出師法唐宋而要“文從字順”的主張。他是明中葉重要散文家。與王慎中、茅坤、歸有光等同為明代重要文學流派唐宋派代表。 ^[5] 

唐順之在掃蕩倭寇的戰鬥中屢次獲勝，又頗有武藝，深受倭寇首領的忌憚。於是重金聘請刺客謀殺唐順之，一天深夜，唐順之正秉燭揮毫，忽覺桌前燭光一閃，只見一個手執利刀的人已站在眼前了。“唐順之，今天就是來取你的性命！” “既然這樣，好吧，能否容我把這張字寫完再就教你呢？” ^[43] 

刺客同意了，唐順之神色自若，提着鬥筆揮毫如飛，正當刺客入神時，唐順之筆往刺客喉間擲去。刺客往後便倒，利刀墜落在地，原來唐順之把渾身的力氣運到這筆尖上，一擲有千鈞之力，刺客當場斃命。唐順之從容地招呼家人，把刺客抬到後園空地上埋了 ^[43]  。

自刺客行刺後，唐順之一直十分警惕，他知道倭寇對他恨之入骨，因他積勞成疾後更是戒備森嚴。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正在江北討賊，舊病復發，自知要客死異鄉，便把兒子鶴徵召到牀前，囑咐他秘藏靈柩。鶴徵為了保護遺體，便做了四口同樣的棺材，同時在四個地點守靈。放有唐順之屍體的棺木則放在東下塘自家的房子裏，派家將守護，自己守在假棺旁接待賓客。四處同時哀樂齊鳴，準備等服滿後分別出喪下葬。 ^[56] 

一天，有位臉容哀切的書生帶着從人來弔奠唐順之。他稱其連夜準備祭品從丹徒趕來，只為報答唐順之恩情。鶴徵見他情真意切，於是吩咐家將帶這人到東下塘去祭奠。那人一路號淘大哭進去，下跪磕頭祭奠，只聽得棺木咔嚓巨響。書生立起身來，拱手告辭，鶴徵再三挽留不住。書生走後，家人對鶴徵説： “剛才客人磕頭祭奠時，聽得棺木中‘咔嚓’聲，恐怕有些蹊蹺。”兩人走近靈樞一看，只見棺蓋上已裂開一條縫，慌忙抬起一看，只見唐順之的頭和一條手臂已不知去向了。大家紛紛猜測定是倭寇派人前來報復。於是有人提議鑄一個黃金的頭，雕一隻白玉的手臂，裝在唐順之遺體上，讓他全屍安葬。 ^[56] 

唐順之的著作有《荊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詩4卷。輯有《文編》64卷。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體編列，其中選錄了大量唐宋文章。 ^[55]  近代林紓輯有《唐順之集》，為較通行的唐順之選集。 ^[20]  馬美信、黃毅點校《唐順之集》收《文集》十七卷、《外集》三卷，並附錄其《奉使集》二卷、補遺詩文及傳記資料若干，是唐順之著作的首次點校整理本。 ^[55] 

唐順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編》40卷，《史纂左編》124卷，《兩漢解疑》2卷，《武編》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荊川稗編》120卷，《諸儒語要》、《左氏始末》12卷、及舊本題為李攀龍撰唐順之校的《韻學淵海》12卷等。 ^[55] 

唐順之流存詩歌近600首，題材廣泛，眾體兼備。代表詩詞作品《嶽王墳》、《塞下曲贈翁東涯侍郎總制十八首》、《詠夾竹桃》等。 ^[2] 

唐順之墓在江蘇省常州市區南門唐家村。墓佔地9畝，朝西入口處有“一寫橋”，過橋為神道，長80米，寬4米，兩側成對排列石羊、石馬、石虎、石翁仲，神道石坊上刻有“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公神道”，墓碑為清李慶來所書。墓地西南百米處原有“陳渡草堂”，為荊川讀書處，佔地五畝，建有“懶雲閣”、“五言樓”、“春池館”、“壓溪榭”等。 ^[57]  1982年唐荊川先生墓區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荊川公園位於江蘇省常州市永紅鄉荊川村，由常州市人民政府於1990年為紀念唐荊川而建，園內環境優美，景點完善，主要分唐荊川先生讀書處、墓區等。

2019年4月6日，國際天文聯合會及哈佛大學國際小行星中心認證並通過“唐荊川小行星”的命名，它的永久編號為273936，結果發佈在M.P.C 112434 ISSN 0736-6884的通告期刊上 ^[58]  。

唐順之死後，唐氏後世多人以不同形式紀念唐順之：外孫孫慎行為《唐荊川傳稿》（即《四書文》四冊）作序；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其六世孫唐執玉重編《荊川集》正集十八卷、《外集》三卷 ，刊之 ，併為之作序；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世孫唐肯另為唐鼎元撰《唐荊川先生年譜》作序；十四世孫唐鼎元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輯錄《唐氏先世著述目錄》，其中錄有唐順之著述考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撰《唐荊川先生年譜》，自作序兩篇 ，民國三十七年 （1948年）著《唐荊川公著述考》、《唐荊川公弟子考》、《荊川學脈》、《荊川公佚文》、《重撰荊川公傳》，皆收入《毘陵唐氏家譜》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