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金·菲爾比

1912年1月1日 ^[1]  ，哈羅德·金·菲爾比在印度的安巴拉降生了，他的父親在印度政府內任文職官員，是英國知名的阿拉伯語言學者。父母對小菲爾比寄予很高的期望，當菲爾比到了上學的年齡時，便被送回到英國的學校學習。

1929年，17歲的菲爾比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在這裏開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轉變。

進校後他加入劍橋大學社會主義者學會,前兩年他只是按時參加他們的活動，並不參加其它活動。

他對政治具有濃厚的興趣，並開始進行自己的探索。經過廣泛的閲讀後，他逐漸明白英國工黨與世界左派的主流並非處於同一立場，菲爾比對工黨的信心由狂熱變為迷惘。令他難以置信的是，在1931年那場混亂和麪臨失敗的危急時刻，工黨對反動勢力所能調動的後備力量竟是那樣束手無策。而且，當時反對黨的明顯帶諷刺挖苦性質的宣傳，竟使一個經驗豐富的選區的選舉一下子出現了一邊倒的現象。結果，工黨失敗，人們對想象中的整個議會民主制的有效性產生了嚴重的懷疑。

這次事件使他第一次不得不認真地考慮自己的信仰。不久，他開始更加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者學會的活動，並擔任了該學會的司庫，這使他接觸到批評工黨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別是共產主義的思想。除了博覽羣書和不斷地汲取歐洲關於社會主義的經典著作外，他還參加學會舉行的生動活潑、氣氛熱烈的討論。

這樣，一個重大但又緩慢的思想轉變過程就發生了。到1933年夏他在劍橋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菲爾比徹底拋棄了他的最後疑慮。當他拿到大學學位離開劍橋時確立了要把他的生命貢獻給共產主義的信念。

當時，奧地利維也納的工人革命運動蓬勃興起，菲爾比欣然隻身前往。在維也納，菲爾比與蘇聯情報機關的成員發生了聯繫並加入了該組織，在他看來，“人人都會不假思索同意加入一支精明強幹的隊伍”。從此，他就為這個強大的共產黨國家而盡力工作。

在中歐搞了大約1年的地下活動後，他回到了英國。他和他的政治朋友們都斷絕了來往，經常去德國大使館。不久，他還加入了英德聯誼會，並在這個納粹陣線組織中擔任不少職務。他想用納粹經費創辦一家旨在促進英德關係的商業刊物。為商談此事，他曾幾次到柏林找德國宣傳部和外交部洽談。儘管他的奇怪的富有冒險性的努力最終沒有成功，但它卻把他早期熱衷於共產主義的跡象掩蓋得天衣無縫。

此間，他的正式職業是自由黨月刊《評論的評論》的副主編，業餘時間則花在追逐女人方面，給人的印象儼然像個才華橫溢的花花公子。

菲爾比對柏林的印象極為糟糕，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暴行慘絕人寰，對共產黨實行極端恐怖的政策。納粹分子一個個都趾高氣揚，令人難以忍受。

一次，正當他訪問柏林期間，西班牙戰爭爆發了。直到返回英國後他才得知，佛朗哥將軍並沒有接近整個國家，一場曠日持久的內戰就在眼前。他的下一個任務是到西班牙法西斯佔領區去，儘可能在接近要害的地方潛伏下來，全面蒐集有關法西斯戰爭準備的第一手資料。蘇聯情報機關在英國和法國給他安排了聯絡人，以便他把搞到的大量情報交給他們。

在西班牙，他遇到了作為蘇聯情報人員以來的第一次危難。

在離開英國之前，他總是將從蘇聯那裏得到的指示用密碼寫在一小張紙片上，並習慣地把它放在褲子的小兜裏。為作緊急聯繫之用，在向他交待任務時，蘇聯人給了他一份密碼和一些在西班牙的秘密通訊地址。在西班牙時，他的口袋裏就有着這麼一張小紙片。正是這張小紙片差點把他帶到行刑隊面前。

當時他的蘇聯情報站總部設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維爾。他的身上揣的是英國護照，公開身份則是英國《泰晤士報》駐佛朗哥將軍部隊隨軍記者。

在塞維爾及其周圍鄉村緊張地工作了幾星期之後，他突然在廣告上看到下星期天將在離塞維爾100多公里的科爾多瓦舉行鬥牛表演的消息。當時，前線正在科爾多瓦以東25公里的蒙託羅和安杜哈爾之間的地帶上。

“能到離我尚未去過的前線如此接近的地方觀看一場鬥牛，看來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好機會。”菲爾比心想。

於是，他決定在科爾多瓦好好地過一個週末，並看看星期天的那場表演。

菲爾比到塞維爾軍事司令部去辦理必要的通行手續。一位態度友好的少校一下子就把他打發走了。他説：“去科爾多瓦不需要通行證，自己坐火車去就行了。”

星期五，菲爾比登上了從塞維爾到科爾多瓦的早班火車，與他同車廂的是一羣意大利陸軍軍官。菲爾比時刻也不忘記他的情報工作，於是他請他們與他一起在科爾多瓦共進晚餐。但是他們很有禮貌地解釋説，他們沒有時間，因為第二天動身去前線之前，他們得忙着去逛妓院。

菲爾比在大首領飯店找了個房間往下。在獨自飽餐一頓後，就在香氣迷人的大街上散步，深夜才回到旅館睡覺。

一陣雷鳴般的砸門聲把他從沉睡中驚醒。門打開後，兩個國民警衞隊員闖了進來，要他收拾好東西和他們一起去指揮部一趟。當他問為什麼時，其中年紀較大的那位下士只是面無表情地回答説：“這是命令！”

在那些日子裏，菲爾比睡得很死。當他穿着睡衣面對這樣兩個腳蹬大皮靴、手持長短武器的人時，他感到處境十分不利。在這種半醒半驚的狀態中，他的大腦反應不如清醒時敏捷。他意識到必須處理掉藏在他褲子口袋裏的那塊小紙片，但是怎樣才能做到呢？

他的腦子模模糊糊地想到洗澡間，但是他住的房間沒有洗澡間。當他穿衣服、收拾東西時，那兩個國民警衞隊員緊緊地盯着他的一舉一動。看來，只有在從飯店到國民警衞隊指揮部的路上想個什麼法子了。

當他們上了大街後，菲爾比才發現那樣做是不容易的。他只有一隻手空着，另一隻手得提着自己的箱子。押送他的人顯然訓練有素，他們簡直像鷹一樣，一路上寸步不離地緊緊盯着他。直到他被帶到一間辦公室時，那塊可以置他於死地的小紙片還在他身上。

辦公室裏有一盞不帶燈罩的耀眼的吊燈，下面放着一張很光滑的大桌子。他對面站着的是一個身材矮孝年邁禿頂、面帶温色的國民警衞隊少校，他盯着桌子，漫不經心地聽着帶菲爾比進來的那個下士的報告。

少校終於要檢查他的通行證了。“是誰批准你來科爾多瓦的。”他問道。

菲爾比重複了塞維爾軍事司令部的人告訴他的話，但少校根本不理。他斷然地説這不可能，人人都知道到科爾多瓦來必須有通行證。緊接着就是一場咄咄逼人的問話：你來科爾多瓦幹什麼？是來看鬥牛？票在哪裏？還沒買到？是剛剛到達的？

準備早晨就去買？如此等等。

隨着每一句顯示充滿懷疑的質問，菲爾比愈來愈不安地感覺到那個正在審問他的人是個死硬的仇英分子。當時，西班牙戰線的兩方都有許多這種人。但到這時，他的大腦已能進行正常思維了，他在那張閃亮的大桌面上看到了一線生機。

少校和那兩個逮捕他的人帶着根本不信任的神情轉向他的箱子。他們帶上手套，以令人驚異的精細動作一道道地打開箱子，用手仔細地搜索每一件東西並拿到燈光下去檢查。在他要換洗的內衣裏沒有找到可疑的東西，他們又接着檢查箱子本身，小心翼翼地敲打，並且裏裏外外量它的尺寸。在證明沒有什麼可疑後，他們失望的嘆了一口氣。

他曾盼望這件事早點結束，他們就會讓他乘頭一班火車離開那個城市，但是這個想法只存在了一剎那。

“喂，”少校粗魯地説，“你身上呢？”

他讓菲爾比把口袋翻出來。他不能再遲疑了。他先把錢包拿出來，向那張光滑的桌子上扔去，在脱手的最後一刻，他的手腕子一抖，使錢包旋轉着滑到了桌子的盡頭。正合他意，他們三個人像老鷹撲食一樣向桌子那邊的錢包衝去。乘三人的屁股朝着他時，他從褲子口袋裏掏出那塊小紙片，連嚼帶咽地一下子就把它消滅了。

於是他輕輕鬆鬆地把口袋裏剩下的東西部掏了出來。很幸運，那位少校再沒有對他進行什麼不正當的、嚴厲的盤查，只是乾巴巴地給他講了一通道理，説什麼共產主義者正在控制着英國政府，並命令他在第二天離開科爾多瓦。

第二天早上，當他正在結賬時，他的那兩位國民警衞隊的“朋友”也出現在休息廳裏，他們還問他是否可以和他一起乘出租車去火車站。登上開往塞維爾的火車後，他送給他們一包英國香煙。列車開動了，他們高興地向他揮手告別。

這是菲爾比早期從事情報活動的一次險遇。在以後的歲月中，他經常感到，其實真正的冒險行動並不總是帶有最大的危險性，因為人們可以事先估計到那些實際存在的危險並採取了恰當的預防措施，以避免其出現。而像上面所寫的這類幾乎沒有什麼意思的小事卻往往會置人於絕境。

菲爾比在西班牙的任務完成得很出色，甚至曾得到佛朗哥這位大元帥親自授予的勳章。

1939年8月，正當戰爭的風雲在波蘭但澤上空迅速聚集時，《泰晤士報》要他撇下西班牙，做好派往西線的英國部隊去的任何準備。這當然是他所希望得到的美差了，因為隨便哪個有鑽研頭腦的戰地記者都可以積累大批新聞檢查部門不準發表的情報。

而且，他在西班牙的經驗已教會他如何提出巧妙的問題。

後來，英軍司令部遷到離巴黎不遠的阿拉斯。菲爾比的大部分週末時間都是消磨在那些出沒于都市的隱姓埋名者中間，而並不象他公開表現出的那樣只是追求女人。儘管他在阿拉斯的職位不錯，但它並非十分理想。這時他的蘇聯聯絡人一再催促他説，他的首要任務是打入英國秘密情報機構。

1940年夏天，他多年渴求的機會終於來了。一天，《泰晤士報》國外新聞編輯把他叫到他的辦公室，説國防部的一位上尉問他是否“可以做些有關國際方面的工作”。菲爾比立即答應了他的要求。

經過與幾位身份不明但顯得很有權威性的人會談後，菲爾比就被叫到英國秘密情報局去報到。他對自己輕易地被錄取感到十分驚訝。後來他才知道，對他歷史的唯一調查是例行公事地問了一下軍情五處，對方查了一番檔案後回答説：“沒有問題。”

菲爾比一開始就被認為是一個前途無量的人。他上的學校、他進的報社、他參加的俱樂部以及他的智慧和才幹；這些都註定他要飛黃騰達。不到一年時間，他就從破壞活動科調到特別行動執行處，最後又調到從事反諜報活動的第五科。

第五科的基本任務是從國外獲取有關針對英國的諜報活動的情報。他之所以選擇第五科，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他認為新的工作可以使他與秘密情報局的其它部門和軍情五處保持個人之間的關係。而且它還可以使他了解英國外交部對什麼感興趣，更不用説其它情報機構的興趣了。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菲爾比發現秘密情報局的檔案就存放在第五科隔壁，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除了竊取無線電通訊情報外，他們還搞了一些其它形勢的竊取活動。他們甚至還使用過相當複雜的技術拆看外交郵袋，獵取對象是波蘭和捷克那樣的中立國和較小的盟國。其方法與拆取一般郵件大致相同，只是手續複雜一些罷了。

首先，必須以某種方式説服信使將郵袋交給英國保管。要做到這點並不像想象的那樣困難，因為許多國家的信使制度並不完善，信使本人也不遵守紀律。在英國與歐洲大陸的聯繫被切斷的那段時期，所有的外交郵袋均需空運。當時，每天都會發生飛機誤點的情況，即使在飛行條件良好時，也可以通過人的因素造成延誤起飛。信使抵達機場後，常會聽到氣候惡劣或者飛機發生技術故障的通知，接着就是無期限的等待。於是，他們只好坐在候機室裏他們的郵袋上，或前往附近城鎮的鄉村旅館去嘗受苦頭。

這時，機場保安官員就會很有禮貌地來照料那個不知所措的信使：“老兄，你看我親自把它鎖起來，在你回來前保準不會出事。”

相當多的信使都接受這種勸誘，如釋重負地出去參觀當地的名勝去了。當然，那些保安官員會樂於滿足他們的各種要求的。

信使剛一走開，保安官員就會通知等候着的第五科的專家們，並把郵袋交給他們處理。在拆開每個郵袋和裏面的東西之前都要進行一番仔細的研究，必要時每個繩結和封條都要經過測量、複製和拍照，有時還要進行化學檢驗。

然後，開始解開郵袋的繩結，啓下封條，取出裏面的東西進行拍照。最後，也是最艱鉅的工作是把郵袋裏的東西一絲不差地放回原處，並且極其精確地照原樣重新系好繩結、貼上封條。

菲爾比從愈來愈多的情報的分析得知，德國人正在西班牙策劃一個代號為“博登”的行動。在這一行動中要使用先進的技術設備，破壞直布羅陀海峽的通航，其措施是在直布羅陀海峽安置一套偵察夜間通航情況的設備。由於這個裝置會給西地中海供給線帶來新的危險、菲爾比認為應通過外交途徑對這事加以解決。

最後柏林對馬德里發出了斷然命令：“博登行動必須完全停止。”

隨着菲爾比的表現越來越好，他的職責範圍也越來越大。二戰後期，他的活動範圍已擴大到北非、意大利等國。

早在對德戰爭結束之前，英國秘密情報局的高級官員們便開始把他們的思想轉向了下一個敵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投入到對蘇聯的滲透以及保護英國不受布爾什維克的影響。眼看軸心國就要失敗，他們的思想又回到了他過去的老路，打算成立一個第九科來從事同樣的工作。

由於第九科的活動開始時過份保密，使菲爾比無法接觸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動。顯然，第九科的情報對於蘇聯人來説是極其重要的。

菲爾比同他的蘇聯聯繫人對第九科的前途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討論，他為此寫了好幾份報告並同聯繫人進行詳盡的分析。他認為，按照事物的一般發展進程，戰爭結束之後，經濟工作將會加強，秘密情報局的力量將會急劇縮減，極不可能讓第九科和第五科兩個反間諜部門同時存在：一個負責處理大量至關重要的蘇聯問題；而另一個則只負責一些可管可不管的諸如新法西斯主義這類瑣碎的事。只要有這種合併的可能，新合併的單位在秘密情報局中將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蘇聯聯繫人問他是否能在他們科裏得到一個較高的職位，他説或許有這種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非爾比感覺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當時在秘密情報局的高級官員中，充斥着人們對戰後會有多大改組的種種揣測，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和平時期的人事安排將會怎樣。

對這個問題討論幾次後，聯繫人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要是讓你擔任現在的第五科科長這個職位，情況將會怎樣？”

菲爾比回答説：“這將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將會有更好的時機決定事情的進程，其中包括我的職務和我的工作。”

聯繫人對這個答覆感到很滿意，他説希望在下次見面時能帶來明確的指示。

指示果然來了。總部通知，他必須盡一切努力保證自己成為第九科的科長，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證自己成為未來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而不管採用什麼方法。這就是説必須搞掉第九科的科長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長考吉爾。誰都知道，居里的任命不過是一個過渡，搞掉他不難，麻煩的是考吉爾。考吉爾在秘密情報局裏可以説是根深蒂固，而作為菲爾比的老上級，他很喜歡他、尊敬他，有許多事情還得感激他。但是他現在是橫擺在菲爾比事業面前的一個障礙物，非得搬掉他不可了。他認為，為了這一重要的職位，暫時犧牲一點名聲是很值得的。

總部還指示他要小心謹慎地行動；儘管大部分的具體作法必須靠他自己的判斷和創造，但還得有一些總的指導原則。為了這個目的，他必須採取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法，萬一以後出了事，也得顯出他的職位是強加給他的。在這場鬥爭中的每一步行動，只要有可能，都必須由別人去幹。

菲爾比明白，為了他的事業，他應該尋求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考吉爾的對頭們。這種人為數還不少。令他信心十足的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考吉爾和他的對手們之間的敵意並沒有減緩，而且，由於考吉爾是一個位居要職而又自高自大的人，如果一旦倒台，就會摔得很重。

他首先選擇維維安上校，儘管他的力量很虛弱。

雖然維維安的頭銜是秘密情報局副局長、考吉爾的頂頭上司，名義上負責秘密情報局的所有反間諜活動，但考吉爾根本瞧不起他的軟弱，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邊，而寧可直接與局長打交道。維維安心裏對此感到十分不滿，他曾幾次因失權而伏在菲爾比的肩上哭泣，使他深深感到為難。但現在他卻歡迎這種小小的傷感場面。

過了不久，維維安就急不可待地問他：“現在，該對考吉爾怎麼辦？”顯然他不能用過多的話去回答維維安那種不合時宜的問話，但他可以讓他去找別的接近權力中心的人去説。當然，要他自己去與局長攤牌是不切實際的，他怕局長就象怕考吉爾一樣。不過還是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是局長的耳目，或許局長還得聽聽他們的意見。

這些人中最合適的是局長的首席參謀官。當菲爾比剛加入秘密情報局時，他在海軍科工作，為海軍部處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報。被局長任命為首席參謀官後，他的辦公室就設在局長的辦公室的對面。首席參謀官頭腦清醒，具有在官場混亂的局面中保持有條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爾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氣、最具責任心的男子漢之一。他經常帶病工作，在他的辦公桌面前總是放着一排裝滿稀奇古怪的藥瓶子。

菲爾比認為，要是首席參謀官把腦子用在反諜報部門的長遠發展上，他就很快會看出，秘密情報局反間諜科科長同軍情五處老是作對這種局面是不行的。在戰爭的壓力下，短時期內還可以容忍，但要讓這種局面無限期地延長到和平時期，那絕對行不通。如果讓首席參謀官知道這一點，毫無疑問他會對這件事施加壓力。所以，當維維安再次談到考吉爾時，菲爾比還是説他沒有什麼可説的，不過他認為最好去問問首席參謀官。

菲爾比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見的面，不過當他再次見到維維安時，事情似乎還進展得很順利。更有意義的是首席參謀官打電話給菲爾比説，讓菲爾比在有空的時候去見他。

他們見面時用很長時間討論了關於秘密情報局的一般情況和它的未來、應改進的程度以及為了適應即將來臨的和平環境條件下而需要加以調整的地方等。首席參謀官顯然是在考察他，而他則儘可能地做出通情達理、襟懷坦蕩的樣子。他們誰也沒有提到考吉爾的名字。

下一步就是到外交部去遊説。菲爾比與他們經常打交道。為了兩個部門能互相取長補短，增進對另一方的意圖和做法的瞭解，戰時採用了一項制度：由外交部派一名官員到秘密情報局工作。菲爾比同這位外交部的官員更是頻頻接觸，他有理由相信外交部官員對他不會有什麼惡意，但不瞭解他與考吉爾之間有什麼分歧，而使他更難判斷的是能否把他算着自己的同盟軍。

恰好這個時候，幸運之神降臨到菲爾比的頭上來了。考吉爾偏偏選擇了這個緊要的關頭想使局長卷入一場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沒有必要的爭吵之中。顯而易見，這種爭吵將影響到兩國之間的關係。

他第一次聽到這一新的情況是在維維安以顫抖的聲音召見他的時候。維維安讓他看了由考吉爾準備為情報局局長起草簽發的一封兩頁長的信，信中措詞激烈，猛烈攻擊胡佛為了華盛頓的政治利益而犧牲情報工作需要的做法。當然，考吉爾説的有許多是事實，但是這類事實是不能寫在公文裏的，更不能寫在兩個情報機構負責人之間的通信中。

信件的後面是外交部官員的簡明批語：“我認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適的，如果寄出去的話，將會使英國秘密情報局局長成為取笑的對象。”外交部官員要求維維安重寫一封，維維安則把這份差事轉給了菲爾比。

菲爾比認真地寫了半頁紙，客氣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問題，然後和維維安一起把信件交給了外交部官員，他沒做任何修改便把菲爾比寫的稿子交給了局長的秘書。然後，菲爾比便離開了他們。第二天，維維安告訴菲爾比説，他跟外交部官員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談話。

大局已定，維維安已下決心要考吉爾的命。由於軍情五處的人敵視考吉爾，首席參謀官也受到了壓力，他斷定局長本人也不會小看這件事。對考吉爾，軍情五處內部是一致的，他們都把他看成是部門之間鬥爭的眾矢之的。同時，另一朵烏雲也向考吉爾襲來。考吉爾一直認為政府密碼研究所的官員要與他爭奪對德國無線電情報通訊的控制權，為此他與政府密碼研究所的兩位高級官員發生了爭吵，雙方的手下心腹還展開了對攻。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政府密碼研究所的官員還知道作暫時的退讓，但考吉爾卻不肯。從這件事起，考吉爾的名聲日漸變壞，政府密碼研究所的人員對他更是恨之入骨。菲爾比並不是希望政府密碼研究所積極參與攆走考吉爾的行動，因為他們離他太遠。但他認為，若局長通過老部下的關係網很清楚地知道密碼專家們對考吉爾的離去將採取泰然處之的態度，這就足夠了。

從維維安召見菲爾比、讓他看他寫給局長的報告那天起，菲爾比就感到這場嚴峻的考驗將要結束了。維維安的報告是用《哈姆雷特》中的台詞作裝飾的，顯得冗長而又雜亂。它追述了自己與考吉爾爭吵的痛苦經過，並主張在過渡到和平時期之前必須對反間諜活動進行根本的改革。維維安要在報告中提名菲爾比為居里的繼承人，考吉爾的候選人資格則被明確地排除了。報告還特別詳細地對菲爾比的才幹和能力進行了一番讚賞，説他如何如何適合擔任這個職務。報告對菲爾比的有利條件的論述面面俱到，就差一項最好的條件——他對共產主義有深刻的瞭解這一點了。

對菲爾比來説，鬥爭已基本結束。一切好像一串解不開的環。若沒有首席參謀官的讚許，維維安是不敢向局長提出這樣有深遠影響的建議的；同時，如果沒有首席參謀官事先準備好的理由使這項建議能夠被接受的話，他也不會去讚許維維安的。

事實上，一份已經打印好而準備送上去的報告已向菲爾比説明，局長準備冒與考吉爾公開攤牌甚至不惜接受他辭職的風險。

毫無疑問，過幾天局長就要召見菲爾比。在召見他時，他還得采取最後的一着。在此之前，他得花一些時間來認真考慮這最後的一着。

他的問題是：在秘密行動部門的前途是變化莫測的，説不定會因什麼小毛病而毀於一旦。他認為，他在前進中也可能會出些小差錯，但如果真有什麼災難發生，他並不想僅僅依靠秘密情報局裏他的同事們的忠誠。秘密特工人員最害怕的事情是被指控為不可靠或有不忠行為，而可靠不可靠或忠與不忠的審核是屬於軍情五處的職權範圍。因此，菲爾比認為，如果軍情五處能夠正式參與對他的任命的話，那麼，萬一他在新的崗位上發生什麼事，情形也許會好一些。他希望能從軍情五處那裏得到一份正式的公文，説明他們同意對他的任命。但是他不可能對局長囉囉嗦嗦地講那麼多。經過冥思苦想之後，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利用局長迷戀於在單位之間耍手腕的嗜好。

局長召見他的時刻終於到來。對菲爾比來説，訪問這個神秘的場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但這一次當他在兩位女秘書的辦公室等候“綠燈”的時候，兩位小姐對他特別和藹可親。“綠燈”一亮，他就走進局長的辦公室。當聽到局長破天荒地叫他“金”時，他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最後的障礙了。局長把維維安的報告拿給他看。出於禮貌，他假裝看了看。局長告訴他説他已決定採納維維安的建議，立即由他接替居里，並問他還有什麼可説的。菲爾比説有。他裝作一本正經地説：“據我所知，讓我擔任這個職務是由於考吉爾同軍情五處裏反對他的人搞得不太容洽的緣故。我希望將來能夠避免類似的糾紛。但是誰又能預測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將與我天天打交道的軍情五處的人對我的任命沒有異議的話，那我在工作上就會愉快得多，這樣還可以增強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軍情五處的正式同意，局裏將來便可以免受他們的非難。”

在聽完菲爾比的説明之前，局長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並露出了明顯讚賞的神情。

他隨即很有信心地要菲爾比徹底消除顧慮，並説他會很快給軍情五處處長寫封信，隨後便熱情地打發菲爾比離開了辦公室。軍情五處處長及時地給了極為友好的答覆。為此局長挺高興，菲爾比則是大功告成，欣喜之情更不必説。

沒過幾天，菲爾比走馬上任；接替了居里的第九科的工作。

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他向局長建議必須自己起草一份章程，由局長來簽發。章程明確提出授權他在局長的領導下負責蒐集和解釋來自英國本土以外所有關於蘇聯和共產黨人的間諜與顛覆活動的情報，同時又責成他自己要同軍情五處保持最密切的聯繫，相互交換有關方面的情報。

菲爾比終於達到他的目的。考吉爾已自行離去，這時已經沒有象考吉爾那樣的人來阻攔他的行動了。在他的指導下，不到一年時間，第五科和第九科便合併了，菲爾比理所當然地成為新合併成的第五科的領導人。這是後話。

負責領導第九科，對菲爾比來説意味着遷到位於百老匯大街的英國秘密情報局總部。從1940年開始，菲爾比就一步比一步更接近秘密情報局的核心，而現在他已位於情報局的正中心了。

由於幾個方面的原因，他對這種變動感到十分高興。這裏是搞清機關內部各種風向的最好位置，而且還很便於瞭解在走廊裏碰到的人們的真實情況。

最初，他陷進了處理幹部、辦公地點、設備配備等日常事務問題之中。

當菲爾比正忙於招兵買馬時，維維安跟他説，簡·阿切爾已經騰出空來了。維維安認為，加上阿切爾，第九科裏就圓滿了。

菲爾比一聽到這話就感到又膩味又吃驚，特別是因為他找不到什麼象樣的理由來加以拒絕時更是如此。

菲爾比清楚地知道，阿切爾是迄今為止軍情五處所使用過的最有才幹的情報官員。她把她精明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到對共產黨在各方面的活動的研究上，她是處理這方面事務的著名專家。

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蘇聯紅軍情報局的官員克里維茨將軍就是她審問的。她從克里維茨那裏得到一個引人注目的情報，説蘇聯情報機關已把一名年輕的英國記者在內戰時期派到了西班牙。毫無疑問，那位年輕的英國記者就是菲爾比。菲爾比避她都唯恐來之不及，而現在正是她來到了他們中間。

幸好，對菲爾比來説阿切爾是個稱心如意的女人。她性格倔強、講話嚴厲、富有幽默感，這使菲爾比大為高興。他感到他們在一起還算不錯，不然的話，她會成為一個很兇惡的敵人。但他對阿切爾從來不敢掉以輕心。

為了使阿切爾整天都把時間花在事務上，他讓她負責處理科裏當時所能搞到的共產黨活動方面最可靠的情報，其中包括大量有關東歐民族解放運動的電報，從中可以看出內容豐富、引人入勝的實情，表明共產黨人及其盟友在反納粹鬥爭中有着何等的幹勁和獻身精神。

在科裏的幹部和房子配備齊全之後，菲爾比就開始做真正的情報工作。經過學習有關共產主義的基本知識，他們通過研究共產黨報刊和監聽共產黨國家廣播所得的公開資料來掌握他們現實活動的情況。同時也通過監視蘇聯和東歐的外交人員以及當地的共產黨員和竊聽大使館的方法來獲取情報。他的情報人員曾用在英國共產黨總部安裝竊聽器的簡單辦法獲取了英共的內部情況，但此事的效果與本意適得其反。竊聽取得的證據一再表明，這個黨正全力以赴地為作戰效力，以致那些仇共透頂的人也找不到合法的理由來鎮壓它。

在菲爾比任職期間，沒有一項針對蘇聯情報機關的預謀行動產生過效果，而這對菲爾比來説並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護蘇聯人的利益，一方面還得在英國人面前進行很好的掩飾，成就太少對這種掩飾是極為不利的。幸運的是有時候會從天上掉下些“餡餅”——蘇聯情報機關的叛逃者來，正是由於對這些“餡餅”的親自審核，使菲爾比感到如坐針氈。

在菲爾比擔任新合併的第五科負責人之後，伏爾科夫案件發生了。這個案件不僅本身很有趣，而且它差點斷送了菲爾比的遠大前程。

這個案子開始於1945年8月，大約1個月以後結束。對菲爾比來説，那是他最難忘的一個夏天，因為它使他有機會第一次到羅馬、雅典、伊斯坦布爾去觀光，而且由於擔心可能受到這個案子的牽聯，又使得他對伊斯坦布爾的興趣受到了影響。為了伏爾科夫案件的問題，他得去土耳其，這件事對他來説將是九死一生的事。

在8月的一個早晨；他還沒在辦公室坐穩，局長就把他叫了去，遞過一紮文件給他看。文件的第一頁是英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給英國外交部的一份簡函，要求部裏注意所附材料並給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國大使館和總領事館內傳閲過的一些記錄稿，裏面所講的是這樣一回事：蘇聯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館有一位名叫康斯坦丁伏爾科夫的副領事曾向英國總領事館副領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許他和他妻子到英國政治避難。他説他名義上是個副領事，實際上則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官員，他的妻子為此感到精神很緊張。佩奇認為伏爾科夫本人並不很堅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伏爾科夫答應詳細揭露他曾為之工作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總部的情況，並詳細提供蘇聯在國外工作的間諜網和情報員的材料。他特別聲稱，他知道在英國工作的三個蘇聯情報人員的真實姓名：兩個在英國外交部工作，另一個是英國倫敦反間諜機構的負責人。

在提出了自己的貨單之後，他強烈要求不能用電報向倫敦報告他的事情，因為蘇聯人已破譯了英國的各種密碼。附件的其它部分則沒有什麼重要性，只不過是大使館裏一些人的隨便評論，有的甚至是無稽之談。對以後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大使館按照伏爾科夫的要求，用郵袋把材料安全而緩慢地寄回了倫敦。因此，在伏爾科夫同佩奇接洽後一個星期，只有能真正評定材料重要性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這份材料。

毫無疑問，菲爾比也在所謂的重要人物之列，但當他看到這份材料時思想上不免一驚：外交部有兩位蘇聯情報人員；另一位是倫敦反間諜機關的負責人！為了使思想平靜下來，他有意目不轉睛地盯着文件。他放棄了指出要當心伏爾科夫是在挑撥離間的提法，因為那種提法在眼前沒什麼用處，日後説不定還會危害他自己。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大膽正視現實。

然後，他對局長説：“我們遇到了極為重要的問題，我希望有點時間來進行一下深入的研究，根據進一步的情況，提出適當的行動措施。”

局長同意了他的意見，要他第二天一早就向他報告，同時還嚴格限制只許他自己保管這些材料。

菲爾比把材料帶回自己的辦公室，並告訴他的秘書除非局長親自召見，否則不許打攪他。他很想一個人獨自呆一會兒，他那“希望有點時間來進行一下深入的研究”的要求實在是另有所指。

菲爾比相當有把握的是，秘密情報局還從來沒有聽到過付爾科夫的事。可能是為了提高他的身價，伏爾科夫才用這種含糊的詞句編造他的貨單，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調查的線索。這使菲爾比信心倍增。當然，他必須要考慮到其它許多情況。對他來説，首先最重要的是時間問題。由於伏爾科夫反對用電報聯繫，案子過了10天才轉到他的手裏，這太慢了。他認為伏爾科夫的擔心太過份了：由於他們的密碼是一次性的，只要使用得法，應該是萬無一失的，何況他們的密碼制度也很嚴。可是如果伏爾科夫希望這樣做的話，他也無可奈何。

還有其他一系列問題需要他立即考慮。局長竟堅持要他本人來辦理這樣棘手的案子，但是一旦外交部做出決定之後，所有的行動都會交給他們在伊斯坦布爾的人去做。他不可能用緩慢的郵袋來指導他們每天、每小時的行動。要是那樣的話，他掌握不住案情，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他越想越覺得有必要親自到伊斯坦布爾去佈置一下他將向局長提出的行動。行動本身很簡單，只是去見見伏爾科夫，讓他和他的妻子住到他們在伊斯坦布爾的一個秘密去處。然後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許可，都要把伏爾科夫偷帶到埃及的英國佔領區去。當他把材料鎖進私人保險櫃而離開百老匯時，他已決定他要向局長提出的主要建議是：讓局長指派他到伊斯坦布爾現場去接着搞這個案子。當天晚上他工作得很晚，好象是緊急應付臨時額外增加的功課一樣。

第二天早上他向局長報告説，他們檔案裏雖然有好幾個叫伏爾科夫的人，但其中沒有一個與伊斯坦布爾的那個人的情況相似。他一再説，據他的看法，這個案子可能很重要。在談到利用郵袋聯繫太耽誤時間時，他有些猶豫不決地説：“應該把案情向一個人詳細交代清楚，派他到現場去負責處理這個案子。”

“我自己也正是這樣想的。”局長回答説。

菲爾比剛產生了一些希望，但這一小點希望隨即又破滅了。

局長説他頭天晚上在俱樂部裏碰見了軍情五處駐開羅負責遠東地區保安情報事務的道格拉斯·羅伯茨准將。羅伯茨説他回國的假期就要滿了。局長對這個人的印象很好，他對菲爾比説他打算要求軍情五處處長直接把羅伯茨派到伊斯坦市爾去負責伏爾科夫案對局長的這項提議，菲爾比是提不出什麼反對意見了。雖然他對羅伯茨的能力評價並不高，但他有一切名義上的資格來擔任這項工作：他是一個有資歷的軍官；他的准將制服無疑會使伏爾科夫敬畏；他了解這個地區的情況，並同土耳其的秘密機構合作過；尤其是他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語，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有利條件。

在失望之餘，菲爾比還同局長全面研究了這個案子的其它方面的情況，特別是他們的行動計劃還要得到外交部同意的問題。

當他告別時，局長要他當天下午等着他，因為上午他還要去找局裏外交部的那位官員和羅伯茨兩人。

在午休期間，菲爾比一直在為昨晚局長同羅伯茨相遇而抱怨自己的壞運氣。沒有辦法，只好靜觀事態的發展了。回到百老匯時，他發現局長正在等着召見他。局長似乎是一籌莫展，剛見面就談起了他的想法。剛聽局長一開口，菲爾比就知道他曾強烈咒罵過的運氣已完全轉而對他有利了：雖然羅伯茨無疑象別人一樣勇敢，但他似乎有克服不了的毛病，就是怕坐飛機，他已經安排好下週初從利物浦乘客輪迴去，甚至局長和外交部的官員都沒辦法使他改變計劃。所以，菲爾比與局長的談話只好又從早上談過的情況談起。

菲爾比原希望慢慢地把局長要談的話題引導到使自己提出讓他乘飛機去伊斯坦布爾上面，但羅伯茨的岔子使他採取了直截了當的行動。他説：“鑑於准將的缺陷，我只好建議由我替代他去。

因為我要向我的副手交代重要的工作並不需要多長的時間，只要把必要的出入境手續辦妥就可以動身。”

局長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見。接着，他們一起到外交部要了一封給伊斯坦布爾的英國大使的介紹信，要他提供一切方便，幫助完成任務。

從在百老匯等待伊斯坦布爾簽發的證件到登上經開羅飛往伊斯坦布爾的飛機，共拖延了整整3天時間，在此期間，菲爾比除準備了一些備用密碼外，更多的精力是用來考慮他未來在伊斯坦布爾的工作。

在飛機上，他身旁坐的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沒有人來打攪他，正便於他思考。他要考慮的問題太多了，有一個令他迷惑不解的問題是：為什麼英國大使館、外交部、局長和軍情五處都對伏爾科夫怕用電報聯繫這件事產生那樣奇怪的反應？他們表現奇怪的地方在於沒有用電報聯繫伏爾科夫的事，理由是事屬絕密，且電報聯繫不可靠，但也有不少算作“絕密”性質的情報通過電報通訊在光天化日之下悠然地進行着！如果相信伏爾科夫的警告，那麼應該得出結論，認為所有的電報聯繫都是有危險的；如果不相信，就應該指示伊斯坦布爾情報站的人立即採取必要的行動。然而結果卻是伏爾科夫提供的秘密耽誤了兩三個星期，對他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外交部已答應由佩奇幫助菲爾比和伏爾科夫重新建立聯繫，並安排見面。同伏爾科夫見面時，將由大使館的一等秘書作陪同和翻譯。這位使館秘書曾在莫斯科工作過多年，俄語水平是絕對沒問題的。對菲爾比來説，關鍵的問題是由於使館秘書在場，如伏爾科夫果真滔滔不絕地講出在英國政府機構中蘇聯情報人員的姓名時，使館秘書將會大吃一驚。菲爾比要做的事是設法使使館秘書不要吃驚。但怎樣才能做到這點呢？

菲爾比認為，顯然沒有什麼有把握的辦法存在。但他確信，如果處理得當，他還是有一線希望的。他決定首先做的是穩住使館秘書相信他的職權範圍受到極嚴格的限制，他沒權同伏爾科夫詳談他的情報；如果在伏爾科夫安全到達英國領土之前過早地揭發那肯走是危險的，而他到伊斯坦布爾的任務就是要用一切辦法阻止伏爾科夫談這方面的情況，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後再由勝任這種工作的人來審問他。如果伏爾科夫真露出什麼驚人情報來，菲爾比則想暗示伏爾科夫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細，並警告如果在他們還沒能對情報真實性作出評價之前就把它散佈出去是極為不幸的，以期這樣能把使館秘書這位門外漢唬祝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了。

由於遇上了雷暴雨，飛機不能正常飛行，菲爾比第三天後才到達他的目的地；又由於英國外交部和秘密情報局互相拆台，又過了三天，菲爾比才開始討論伏爾科夫的事情。

那天晚上，菲爾比同英國秘密情報局伊斯坦布爾情報站負責人麥克雷詳細地討論了進行這次行動的計劃。他們交換了偷偷帶走伏爾科夫的好幾個方案：有的需要土耳其人的配合；有的不需要，最後沒有確定下來。看來很清楚，在同伏爾科夫談話之前，很難決定哪個方案最好，主要還得看他自己的情況和具體條件——他的工作時間和他能自由活動的程度等等。菲爾比決定，第一步是要同伏爾科夫取得聯繫。

顯然，他們最理想的聯繫媒介是總領事館的佩奇，因為伏爾科夫最先是因他聯繫的。於是；第二天清早麥克雷就把佩奇請到他的辦公室，由菲爾比詳細地向他作了必要的説明，希望他當天下午某個時候在絕對秘密的情況下替菲爾比約伏爾科夫會面。菲爾比之所以選擇下午，是因為他還要有些時間給使館秘書作一番“説明”。接着，他們研究了好幾個可以見面的地方，但最後選定的是一個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佩奇的辦公室。因為佩奇同伏爾科夫有日常的領事事務來往，最自然的辦法當然是由他請伏爾科夫到他的辦公室來談談。最後，當佩奇拿起話筒時，開戰的時刻終於到來。

佩奇給蘇聯總領事館打電話找伏爾科夫，回話的是一個男人模模糊糊的聲音。

菲爾比雖搞不清他斷斷續續他説了些什麼，但他從佩奇那迷惑的面部表情知道準是出了什麼事。佩奇掛斷電話，向菲爾比搖了搖頭。

“他不能來嗎？”菲爾比問。

“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佩奇回答説：“我找的是伏爾科夫，來接電話的人説他就是伏爾科夫。但他哪裏是伏爾科夫呀！我對他的聲音很熟悉，我已經同他談過幾十次話了。”

佩奇又試掛了一次，但這次是由接線員來接的。“她説他不在”佩奇氣憤地説，“一分鐘前她還替我給他接過線呢！”

他們面面相覷，三人誰也説不出話來。最後還是菲爾比開了口：“可能是蘇聯總領事館出了什麼事，最好明天我們再試着碰一下運氣。”他開始強烈地感到一定是在什麼地方發生了重大事情。當天下午，他只好自己給局長寫一份簡短的密碼報告來打發時間。”

第二天上午，菲爾比、麥克雷和佩奇再次見面，由佩奇給蘇聯總領事館掛電話。剛聽到電話機裏一個婦女微弱的聲音，隨即使是一聲很尖鋭的咔噠聲，佩奇呆呆地望着手裏沒有聲響的話筒説：“你是怎麼搞的，我要的是伏爾科夫。”“伏爾科夫在莫斯科。”接線女郎説。接着便是一陣混亂和“砰”的一聲，電話掛斷了。佩奇仍不甘心，決心非把此事搞個水落石出不可，他毅然親自去找蘇聯人。不到一個小時，他就從英國領事館回來了，樣子顯得迷惑、氣憤和沮喪。

“真糟糕”，他向菲爾比彙報説，“在那個病人院裏我什麼也沒打聽到。居然沒有人聽説過伏爾科夫！”

聽到這個情況，只有菲爾比清楚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這個案子已徹底了結了。他對此確信無疑。

在回國途中，菲爾比草擬了一份給局長的報告，把這次任務的失敗歸咎於那“該死的郵袋聯繫”。

菲爾比以英國駐伊斯坦布爾大使館一等秘書的身份擔任英國秘密情報局土耳其站站長，兩年後他接到倫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國去任職，擔任英國秘密情報在美國的最高負責人，具體任務是“與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進行聯絡，辦理由截收電報引起的種種案子”。

這項命令對菲爾比充滿極大的誘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細地看情美國情報機構的情況。但是，臨行前反間諜方面的情況介紹和指示也使他深感不安，這是一個難以對付的反間諜老手跟他談的，其中談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消息：英美聯合對蘇聯在美國情報活動進行的調查發現多起美國重要機構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蘇聯人乾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是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1944年和1945年的泄密。菲爾比把外交部的有關名單核查一遍後，對於誰是英國大使館的泄密者已有所知，這使他的不安得到了一些緩和。

到美國後，菲爾比知道，聯邦調查局對這一案件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結果是一大堆廢紙。他們的調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館的一些非外交人員的職工身上，截至當時為止，還沒有發現牽涉到任何一個外交官，更別説職位相當高的外交官了。

菲爾比把與泄密事件有關的外交部人員名單一排列，就知道誰是真正的泄密者了。與此有關的人員有4人，其中最後一人是麥克萊恩。他是菲爾比在30年代結識的，但自那以後一直沒有見過面，而現在他已是英國外交部美國處的處長了。毫無疑問，所謂的泄密者就是他。而與此同時，有關泄密者的幾十份報告仍陸陸續續地給菲爾比送來，其中大量的是查問大使館打雜僕人的沒完沒了的情況報告。種種跡象表明，一場涉及使館官員的調查就要到來。

菲爾比在華盛頓城外接頭時跟他的朋友們商量搭救麥克萊恩的辦法。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在羅網罩上麥克萊恩之前就把他救出去，但是他最好是儘可能長久地留在他的崗位上，不到必要時不採取行動。

正當華盛頓圍繞英國大使館泄密案調查日趨緊張時，蓋伊·伯吉斯從倫敦調到華盛頓任使館二等秘書，這使菲爾比大為吃驚，伯吉斯是他劍橋時的好友，從那時，他們倆人的事業就纏在一起了。菲爾比把伯吉斯作為可徵募對象推薦給了蘇聯情報機關，而伯吉斯後來則以幫助菲爾比順利進入英國秘密情報局作為回報。倆人曾在秘密情報局一起共過事，他們之間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看來，誰要是對他們之間的關係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就會露出一些不利的線索來。菲爾比認為，伯吉斯來得很不是時候。

伯吉斯到華盛頓沒多久，就後悔不該到美國來。不是由於他受到了調查的牽連，而是他的脾氣和性格不適合外交官的工作。

他的暴躁的脾氣和楞頭青似的性格使他在大使館的工作遭到損失，介乎辭職和半辭職的狀態。總之，他急於想回倫敦去。

這倒給菲爾比一個很好的啓示：可以把伯吉斯回倫敦和營救麥克萊恩這兩件事結合起來。菲爾比認為，如果伯吉斯從駐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回到倫敦，他去看望美國處的處長就成了當然的事，他就可以推動營救活動。對伯吉斯來説，被強行送回去而不引起懷疑的可能性一直存在。3天后，伯吉斯在弗吉尼亞連着3次超速開車，州長對有人如此濫用外交特權提出強烈抗議。沒過幾天，伯吉斯就被遺憾地告知他不得不離開美國了。這正合伯吉斯和菲爾比的心意。

菲爾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了營救計劃的每個步驟。他要伯吉斯到倫敦後先要和蘇聯聯繫人接頭，彙報全部情況，然後就帶着一張寫有約會時間和地點的紙條去麥克萊恩的辦公室找他，把紙條遞給他，之後再次碰頭，並把實際情況全部告訴他，……等等。他們還就菲爾比的處境問題進行了討論。菲爾比説：“儘管採取了種種預防措施，在調查麥克萊恩和伯吉斯的活動時勢必要懷疑我。看來此事沒有什麼好辦法了，但我想我可以用主動地幫助解決英國大使館泄密案件的辦法來設法轉移對我的懷疑。”在這之前。菲爾比一直按兵不動，聯邦調查局和軍情五處他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現在營救計劃正在成形，他覺着應該提出調查工作的正確方向了。

伯吉斯啓程回倫敦後，菲爾比給局裏寫了一個備忘錄，建議他們不必對大使館的傭人進行浪費時間的調查。他認為應從蘇聯叛逃者克里維茨基的供詞着手，把他所提供的資料與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間派駐華盛頓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對一下。維維安很快給予回信，他對菲爾比的建議答覆説，他們對案情的這一方面也一直是這樣考慮的，但是檔案裏並沒有任何這種做法的記載。

與此同時，菲爾比對伯吉斯那邊事情的進展速度十分擔心。

在隨後進行的跟蘇聯聯繫人的接頭時，他告訴他們要抓緊。他還得到了一個直接給伯吉斯去信的藉口。大使館的交通官員兩次問他伯吉斯放在停車場的那輛林肯牌大陸型汽車怎麼辦。於是菲爾比就用緊急的言詞給伯吉斯寫信，告訴伯吉斯如果不立即辦就太晚了－－－不然他將把他的汽車送到廢物堆去，因為他別無他法。

接着，軍情五處把克里維茨基的供詞跟大使館泄密問題的材料相互核對後，給菲爾比送來了一份大概有6個人的名單，並説調查工作正在積極進行，名單上就有麥克萊恩，但由於他們對一個代號的迷惑和錯誤理解而把另一個人列為重點嫌疑，麥克萊恩的名字則放在最後。

菲爾比更加擔心了，他希望伯吉斯的行動早點結束，而那個代號再使倫敦的調查延誤幾天。

一天清晨，時間不相當早，軍情五處駐美國代表佩特森給菲爾比打來電話，説剛接到倫敦打來的一份很長的特急電報，如果沒有人幫忙他就得用一整天時間才能譯出密碼，因為他剛給秘書放了一週的假。他問菲爾比能否把秘書借給他。聽到這情況，菲爾比心都快跳出來了：這可能就是那件事！麥克萊恩被捕了嗎？他已經跑了嗎？伯吉斯出什麼事了？菲爾比做了必要的安排之後坐下來鎮靜了一下，他恨不得馬上闖進佩特森的辦公室和他一起把密碼譯出來。但他認為還是應若無其事地按常規的言行處理要好些。

他徑直走進佩特森的辦公室。佩特森臉色陰沉，用幾乎是耳語的聲音説：“金，鳥兒飛掉了。”

菲爾比徹底放心了，但仍表現出吃驚的樣子：“什麼鳥兒？

是麥克萊恩嗎？”

“是的，”佩特森回答説，“但是更糟糕的是……伯吉斯這傢伙也跟他一塊兒走了。”

這一下，菲爾比的震驚就絕不是裝出來的了。

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出走使菲爾比面臨重大抉擇。在最初研究麥克萊恩的逃跑問題時，他的蘇聯同事就考慮到可能會出毛病而使他陷入危險的境地。針對這種可能佐，他們曾精心地為他策劃了一個逃跑計劃，以使他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可以見機行事。

很明顯，伯吉斯的逃跑使情況變得更緊急了。

但菲爾比對此持懷疑態度：“是不是十分緊急了呢？”他認為只有等他拆掉他房裏會連累他的秘密設備，再瞭解聯邦調查局的態度以後，再就此做出決定。

他把房裏的秘密設備埋在鄉村的一片樹林中後，感到輕鬆多了。就物證來説，他現在是乾淨利索了。

現在他可以考慮自己的處境問題了。由於幾天以來沒少想這個問題，所以在當時他就拿定了主意。他決定先不動聲色。他的指導思想是：“除非我滑過去的機會十分有限，否則我一定要闖過這一關。”他也知道，他肯定要蟄伏一段時間，而且這段時間可能會拖得很長並讓人難以忍受，但是他確信肯定是有機會再接着乾的。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估計一下滑過去的機會有多大。菲爾比認為，他現在的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就他來説，他已經在情報部門裏幹了11年，其中7年擔任高級職務，跟軍情五處合作了8年，跟美國情報機關緊密配合了將近2年，斷斷續續的聯繫保持了8年，這就是他最大的優勢。他認為他對敵人的瞭解程度已到了足以預見他們一般將會採取的行動。他了解他們的檔案材料——他們的基本武器。

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法律和慣例對他們工作的種種限制。很明顯，在倫敦肯定有許多身居高位的人非常希望看到他清白無辜，他們將會有助於消除對他的懷疑。

菲爾比還認為，雖然他值得懷疑的地方很多，但他們根本拿不出什麼實際證據來，這一點是最關鍵的。

就這樣，菲爾比決定繼續潛伏下來。事情果真如他所認為的那樣，外交部把他召回倫敦後雖受到質詢和秘密審問，但他們拿不出證據。1956年9月他被外交部開除以後，就以《觀察家》和《經濟學家》週刊特任記者的身份到貝魯特去工作，繼續為蘇聯情報機關活動。

1962年蘇聯情報機關的高級人員喬治·布萊克被捕後，菲爾比才被確認為蘇聯情報人員。

哈羅德·金·菲爾比(2張)

1963年1月23日晚，菲爾比在貝魯特失蹤。不久，蘇聯政府宣佈批准菲爾比在莫斯科政治避難的要求。

1965年，蘇聯授予他最高榮譽勳章之一的“紅旗勳章”。

1988年5月11日，76歲的菲爾比在莫斯科去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