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館

上海周公館圖集(11張)

周公館確切的建築時間已不知，一般認為，建於1912至1936年之間，磚木結構，為法式（也有説是西班牙式）花園住宅，原為法國在華商人所有。

1946年5月，根據“雙十”協定，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前往南京，與國民黨進行談判。6月，代表團決定在滬設立辦事處，為此租下該幢房屋，但國民黨當局不允許掛“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的牌子。6月18日，從南京來滬的董必武果斷決定：“不讓設辦事處，就稱‘周公館’。”至今，門口掛的中英文門牌寫着“周公館，Residence of General——ChouEnlai”。

1946年11月19日，周恩來返回延安，董必武全權負責“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的全部工作。

1946年11月30日，中共代表團上海聯絡處和《新華日報》上海辦事處聯合在周公館設宴慶祝朱德六旬壽辰。應邀赴宴的有：章伯鈞、史良、柳亞子、王紹鏊等。

1947年3月1日，國民黨當局封鎖周公館，董必武冷靜地主持了最後一次黨支部大會，佈置好各項任務後才撤離。1947年3月5日，中共駐滬人員被迫離開上海前往南京，3月7日，在董必武率領下同駐南京人員一起返回延安。3月19日，沈鈞儒代表民盟前往上海周公館，與國民黨當局辦理代管中共代表團房產手續。10月25日，民盟代管的上海周公館等處均由警官查視。10月30日，上海警察局派員接受民盟代管的中共在滬房產。

1981年6月5日 ，鄧穎超等中共中央領導來舊址參觀踏勘，根據鄧穎超的回憶，將原復原在三樓東間的周恩來辦公室兼卧室，移置到一樓東間。

1982年3月5日，紀念館實行內部開放。1986年9月1日起，正式對外開放。

2011年6月24日上午，民盟上海市委在上海周公館舉行“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傳統教育基地”掛牌儀式。 ^[3] 

周公館，位於上海思南路73號，是一幢建於19 世紀二十年代初的西班牙式花園樓房，共有一底三層。在思南路其它各色洋房中，其他建築都是三層，只有周公館是四層。

毗鄰的思南路71號建築是紀念館的業務辦公用房。73號、71號兩幢樓房全部佔地面積2345平方米，建築面積1049平方米。

周公館的外牆上鑲嵌着光滑的鵝卵石，夏天整幢樓房掩映在濃綠的爬山虎的葉叢中。樓房的南面，有一個佔地一畝多的花園，花園的中間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草坪的中央聳立着一棵與樓房一般高的百年大雪松，三面環繞着女楨、臘梅、黃楊、冬青、玉蘭、海棠、茶花等樹木花卉，還有一個小的噴水池，環境幽靜，當年周恩來曾在花園裏會見客人。

一樓朝南的一間面積約四十平方米是會客室，牆上掛着召開記者招待會使用的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形勢圖，當年周恩來多次在這裏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朝東的一間面積約14平方米，這是周恩來的工作室兼卧室。室內陳設非常簡單，牀上被子是辦事處成立時發的，辦公桌上是周恩來為上海各界人士於1946年10月4日為舉行李公樸、聞一多公祭時，在追悼大會上親筆寫的悼詞和他閲讀的一些書刊。周恩來經常在這裏工作到深夜。中間的一間是飯廳，面積約20平方米，這是辦事處工作人員吃飯的地方，周恩來、董必武在這裏與大家一起用餐。

二樓整層樓面，是辦事處外事人員的工作室兼卧室。陳列着收音機、英文打字機、油印機和編輯出版的《新華週刊》等物品。

三樓正中一間面積約40平方米，是辦事處集體宿舍。朝北的一間面積約12平方米，是董必武的工作室兼卧室。

另外，底層還有傳達室、汽車間。汽車間裏停放着周恩來使用過的“別克”轎車（今為複製件）。

周公館展廳面積約50平方米，共展出照片70餘張，概括反映了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周恩來、董必武等在上海領導“辦事處”積極宣傳中共堅持和平、民主、堅持政協決議，廣泛開展愛國主義統一戰線的鬥爭史蹟。內容分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紹辦事處設立的歷史背景。陳列有周恩來致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函；有宋子文給上海市市長吳國楨的密電；內容是阻撓中共代表團在滬設立辦事處和監視辦事處而設立的特務監視點外景照等。

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紹周恩來在滬領導辦事處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等形式，揭露美蔣勾結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宣傳中共和平、民主的主張，擴大中共在國統區的影響。陳列有周恩來出席中外記者招待會；周恩來在上海紀念魯迅逝世十週年大會上的演説等珍貴歷史照片。

第三部分主要介紹周恩來在滬開展統戰工作的情況。陳列有周恩來與宋慶齡在一起晤談；有鄧穎超等與外國朋友在一起合影；有周恩來等與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沈鈞儒、馬敍倫、盛丕華、許廣平、黃炎培等人的活動照片。

第四部分主要陳列周恩來、董必武和國民黨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進行黃河堵口及救濟物資方面的談判鬥爭的有關歷史照片。

第五部分主要介紹辦事處的撤離。陳列有刊載國民黨當局逼迫中共人員撤離南京、上海、重慶的報刊文照；有辦事處最後一批成員，董必武、華崗、潘梓年、錢之光等撤離時的合影等。

1959年5月26日，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舊址被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公佈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1979年2月，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紀念館經中共中央批准籌建。

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紀念館籌建初，屬上海博物館領導。1985年3月，改由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領導，成為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一個部門，對外仍相對獨立。1988年5月，根據市文化局黨委指示，紀念館除黨的關係仍屬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黨支部領導外，行政、業務等工作完全獨立，成為一個獨立建制的單位。1988 年10月，紀念館改屬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領導。

1994年，思南路73號舊址毗鄰的71號內8户居民遷出後，成為紀念館的業務辦公用房。

1998年4月，根據上海市文管委的指示，紀念館取消獨立建制，與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合併，劃歸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領導，原紀念館機構撤消，成為“一大”紀念館的一個部門。紀念館的文物藏品、資料和照片等歸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保管部統一管理；有關人員也調入“一大”紀念館統一安排使用。紀念館對外仍相對獨立，主要承擔舊址保護和開放接待工作。 ^[4] 

抗戰勝利後，國共談判隨即展開。1946年，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託，率領代表團由重慶至南京進行針鋒相對的談判鬥爭。中共中央決定，代表團在南京設立辦事處的同時，也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周恩來致函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要求“在南京撥予房屋兩幢，在上海撥予房屋一幢”，以便“籌備辦事處”。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收了大量敵偽房產，撥予房產一事其實並不難辦，國民黨表面假惺惺地説：“所需房屋，請先自物色，侯覓定後，如系敵產，尚未指定用途，可由院飭上海蘇浙皖敵偽產業處理局撥租。”然而，實際上卻一拖再拖，直至周恩來到南京的前幾天，才匆匆撥了梅園新村30號作為中共代表團南京辦事處，而上海的房屋則始終沒有下落。

其實，周恩來對此並未抱太大希望，在與國民黨交涉前就已經派人到上海辦理房屋租借。根據周恩來的指示，1946年3、4月間先期到上海的喬冠華、龔澎，通過關係用6根金條租下了馬斯南路107號（今思南路73號）的房屋。然而，國民黨當局卻以談判地點不在上海為藉口，不讓中共代表團在滬設立辦事處。6月18日，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在瞭解了這一情況後，説：“不讓設立辦事處，就稱周公館。”四天以後，即6月22日，馬斯南路107號的門牌旁邊就掛上了“周公館”的户名牌，下有一行英文“GEN.CHOUEN—LAI’SRESIDENCE”。

在國共和談期間，周恩來往返奔波於京滬兩地，與上海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文教、工商界愛國人士，及國民黨上層進步人士廣泛接觸。每逢周恩來抵滬，周公館便賓客盈門，高朋滿座。宋慶齡曾親臨周公館訪問，張瀾、沈鈞儒、馬敍倫、馬寅初、譚平山、柳亞子、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許廣平、沙千里、史良、包達三等愛國民主人士，也經常或有時在周公館裏看到。

周恩來也很重視文化界的工作。許多作家、藝術家和電影戲劇演員也經常應邀來座談，其中有田漢、陽翰笙、胡風、夏衍、於伶、黃佐臨、劉厚生等，還有電影明星白楊、秦怡、張瑞芳、丹尼等。

此外，加拿大和平人士文幼章是周公館的老朋友。他在周公館裏，他像在家裏一樣，和周恩來談論形勢，和家康等人談論事務，還幫助年輕同志潤飾英文稿。美國女記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前往延安之前，周恩來也曾在上海周公館裏會見她。

周公館一樓大客廳舉辦過中外記者招待會，但因到會的記者經常太多，大客廳裏坐不下，還有許多人要坐到一樓平常用來吃飯的廊廳裏。因此周恩來總是站在大客廳通廊廳的門中間，一半身子在客廳，一半身子在廊廳。大門敞着，以便讓儘量多的記者來參加。1946年7月17日召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到會的100多人把一間不大的客廳擠得水泄不通，許多晚到的記者不得不在門窗外、陽台上站着聽講。

2022年1月8日是周恩來總理逝世46週年紀念日。8日，在上海周公館的周恩來銅像前，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副書記鄔斌，中共一大紀念館黨委書記、館長薛峯，副館長阮竣以及周恩來在滬親屬代表舉行了肅穆的紀念儀式。 ^[5] 

周公館，位於上海思南路73號。

09:00~16:30。

公交17、24、36、41、42、96、104、128、146、575、780、781、786、835、864、869、933、911、920、932、945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