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羣效應

同羣效應較多的應用於教育學，在反貧困，消除種族隔離，降低藥物和酒精濫用情況等方面的研究上也有所運用。

對於同羣效應的應用研究，要注意一個人所受到的影響不止來源於他的同羣者們，舉例來説，重點中學的學生更有幾率考上名牌大學，但不一定是因為重點中學的學生都很優秀，有良好的同羣效應，還可能因為重點中學本身的硬件設施較好，老師水平較高，或者因為學生在進入重點中學前要通過考試篩選，學生本人的成績就很好等，只有在排除了這些影響後，依然能發現學生的成績與其同學成績同步上升了，才能證明同羣效應的存在。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Caroline Hoxby於2000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論文，通過以一個地區的河流數量為工具變量進行分析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河流越多——即學區越多，公立學校競爭越激烈的地區，教育質量越高。這一論點的提出在美國引發了廣泛而激烈的爭議，同時，也引起了美國共和黨的強烈興趣，並以此為基礎，提出“需要對美國基礎教育進行重大改革”的政策，作為其競選口號之一。Hoxby本人也受到美國政府的聘請，參與到與美國教育改革相關的經濟政策研究中來。

與Hoxby的理論相關聯的是M．Friedman（1955）提出的“教育券”制度設想，同樣是針對現行的美國基礎教育提出批評，認為這種按照住宅區劃分學區，就近入學的制度過分重視教育資源的均衡分配而抑制了競爭，從而導致公立學校中小學教育的低效性，“教育券”的本質，就是把選擇權交給學生，讓學校為了爭奪生源而開展競爭，從而提高教學質量。“同羣效應”的存在性，正可為是否能用“教育券”等制度加強公立學校間競爭的問題提供理論上的重要依據。　顧名思義，“同羣效應”就是中國古語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它反映了人們在面對市場選擇時，其並非單獨面對一個市場來做出自己的最優化決策，而是會受到周圍同樣地位人羣的影響，從而使自身的行為和行為結果發生變化，它在經濟學上的意義是擴充了經典經濟理論，在考慮個體與市場之間的對應互動關係之外加入了“同羣者”的影響；而在現實層面，這項理論有着更為重要的實踐意義，也因此引起了西方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關注和廣泛爭論。　許多學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不約而同地指出：教育券的發放將使得最好的學生離開公立學校系統，而在同羣效應的作用下，學生的表現是受到其同學的各種特徵、成績和行為影響的，好學生的離去會使得仍然留在學校的學生表現下降，這樣會刺激學校，使它們有留住好學生的激勵，從而有利於加強競爭，並因而提高公立學校的效率。在Epple and Romano（2002）的模型中，由於受教育者之間存在着同學相互影響的同羣效應，若一個地區內同時存在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並且它們之間充分競爭的話，私立學校將有激勵通過獎學金去吸收那些高能力的學生，特別是那些低收入家庭的高能力的學生，以提高本校學生的平均質量，此外，學校對那些教育需求強烈的高收入家庭收取更高的學費，從而形成了一種類似於高收入者補貼低收入者的機制。這樣，就能增加低收入家庭子女獲取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提高教育資源的配置效率。　同羣效應，一般被稱為“peer effects”，所指的是這樣一種現象：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受到價格、收入等個體自身經濟利益的激勵影響，同時也會受到他周圍的與他相同地位的其他人影響。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同羣效應（peer effects）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長期關注，學者們認為，如果這種效應真的存在，那麼它將潛在地影響學校、工作場所、鄰里之間以及其他有人羣在其中發生相互作用的集體的最優組織形態。　Winston and zimmerman（2003）曾給出同羣效應的定義，他們認為：若一個人的行為受到一個或多個其他人與自身相互作用的影響，就可以認定同羣效應是存在的；而這裏的“其他人”必須是“同羣者”（peers），即是説，與這個人處於相同或相似的地位上，所有人處在一種平等關係裏。　以學校為例，在一個班級裏，每一個學生不僅通過知識溢出，即向同學解答問題和在課堂上回答老師提問等來影響他的同學，同時他們的行為也會影響到班級的氛圍：一個不遵守紀律的學生可能直接影響他的同學，也可能使得老師不得不花上更多時間來整頓紀律，從而減少了老師傳授知識的時間，因此間接地使他的同學受到影響。又如在宿舍中，一個學生的不良嗜好，如吸煙、酗酒等，已被證明會影響到他舍友的學業成績，而這種影響，既可能是因為這些行為影響了學習環境，也可能是影響了對方的行為習慣。同樣地，學生能力、性別、種族以及家庭收入等都可以成為同羣效應的影響方式：能力較差的學生將佔用老師更多的時間，不同性別和種族之間的緊張關係會干擾到正常的學習，較高家庭收入的學生父母可能購買更多的教育資源，並擴散到他的同學；此外，同羣效應也可以通過老師或行政管理人員對待學生的方式產生作用。

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將研究目標越來越多地投向了非市場效用領域。“同羣效應”也因此被廣泛地應用於各種社會問題的研究與政策評估當中，如教育券、種族隔離，反貧困問題的等相關研究。儘管國外大量的文獻對於“同羣效應”問題展開過探討，但是國內對於“同羣效應”的研究依然非常有限。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江蘇省姜堰市兩所高中的1106個學生樣本的數據，探明在一個微觀環境中，這種非市場性的互動是不是真的存在？同羣者對於學生的在校表現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如果這種影響存在的話，這種影響因素究竟有多大？

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

第一，“同羣效應”在本研究當中確實是存在的。但“同羣效應”並不存在於每一門學科當中，無論是否控制學校的效應，所有的迴歸結果都表明，學生的高考成績會非常顯著地受到同班其他學生數學學習能力（這裏用中考成績來表示）的正面影響。但是在語文和英語學科中，這一現象卻並不存在。根據作者現有的知識，也很難對這一現象進行解釋，但作者猜想，這可能是與學科的性質相關的。語文和英語的學習，更加強調知識的記憶、積累，而受到外界的影響則相對小的多；但數學的學習則不同，學生會很容易受到同羣者學習習慣和解題思路的影響，高水平的同伴往往能夠通過答疑等多種途徑實現知識的外溢，促進學生數學學習能力的提高。

第二，農村學生的高考成績並沒有顯著地受到同班同學學習能力的影響。同時，他們的成績也沒有顯著地受到所在班級裏其他農村學生對未來期望影響，但卻會顯著地受到班級裏其他農村學生數學成績的正面影響。

第三,無論是否控制學校的效應，女生的高考成績都不會顯著地受到其所在班裏的其他女生的影響。

第四，處於一個具有高志向、高目標的羣體中並不一定就對學生具有正面的促進作用。實際上，本文的很多回歸結果都表明，如果同羣者對於自己的定位過高的話，反而會對該生的學習成績產生負面影響——“近朱者”未必“赤”。筆者猜測，這種負面影響可能是因為同羣者對於自身過高的期望使得該生產生了非常大的心理壓力，反而影響了他的發揮。而在控制了學校影響效應的情況下，本文的迴歸結果還發現，同班同學中期望被三本錄取的比例越高，對於該生的高考成績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大,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近墨者黑”這樣的結論。

同羣效應是指平等個體之間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產生相互作用時，其中某一個體的行為及結果受到的同羣者行為及結果的影響。關於這一效應的研究在教育學、公共經濟學等領域中得到了較多的運用，並對政府的某些決策，如教育資源分配、學生能力跟蹤方式、教育券的發放，以及各種反貧困、反種族隔離政策起到較大的作用。關於同羣效應的存在性以及作用大小還在爭議之中，現有的同羣效應研究裏，已有一些經驗主義的方法運用，但能夠證明同羣效應存在的強有力的證據還不多，此外，有關同羣效應的作用是否存在非線性，以及存在怎樣的非線性，仍然是一個正在爭論中的話題。

以上Hoxby的理論正是以同羣效應為主要依據的，從中我們可看出：人在面對選擇時，會受到周圍同羣人的影響，從而使自己的選擇結果發生改變，這樣我們應該跳出同羣人的範圍，多方面考慮進行最優的選擇。